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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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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三部,着力描述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之间各色人物的面目与选择,以此来对应和诠释被意识形态长期遮蔽的真实历史,触及与国共内战相关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并通过亲身体验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行为方式之差异,揭示一方败退一方胜利背后的谜局。
  “战争给作家一种丰富,写作的材料像山一样坍下来,作家搬石头盖自己的房,搬不完,用不完。内战、抗战永远有人写,一代一代写不完,也永远不嫌晚。”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第三部,记录作者在国共内战时期奔波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作者身在国民党军,历经辽沈、平津两大战役;1949年 ,他在天津被解放军俘虏,经历俘虏营训练,穿着解放军服,徒步胶济铁路全线至青岛到上海,最终远走台湾……一路上,对照、危机、冲突各自延长,互相纠缠,滚动前进,惊心动魄。作者将这四年的愤怒、伤心、悔恨蒸馏、升华为一部超越政治、阶级、个人得失恩怨的独特回忆:“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彩的人生。”
  作为历史学者,我对文学家写的回忆录素来比较警觉甚至排拒,而《关山夺路》却让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王鼎钧先生以回忆录的形式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触及灵魂。
  ——王奇生
  丛书介绍
  用等待一辈子的自由
  写尽20世纪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齐邦媛、朱西宁、杨照、高华、王奇生推荐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
  “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
  ——王鼎钧
  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当时天下已乱,但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作者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
  难得的是作者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血泪控诉的文章,而是借一己之受想行识,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以呈现一代众生的存在,试图唤起今人对那个时代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的关注和了解。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
  《关山夺路》获联合报读书人2005最佳书奖,“回忆录四部曲”获《中国时报》2009开卷十大好书,《文学江湖》获第三届2010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作者简介
  王鼎钧   山东省兰陵人,1925 年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1949 年到台湾,服务于(台湾)中国广播公司,还曾担任过多家报社副刊主编;1979 年应聘至美国的大学任教,之后定居纽约至今。
  王鼎钧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著作近四十种。从六十年代早期的作品到1975 年《开放的人生》,再到八十年代初期《作文七巧》,其“人生四书”、“作文四书”等作品在台湾销行极广,至今不衰。
  自七十年代末期起,王鼎钧开始了《碎琉璃》等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1988 年《左心房旋涡》出版之后,更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师”。
  从1992 年至2009 年,王鼎钧历时十七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这四卷书融人生经历、审美观照与深刻哲思于一体,显示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最新书评    共 3 条

骑扫把    这几年,“民国”一词被某些“公知”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大谈民国精神之复兴,现今文化之堕落,仿佛扣上一个“民国未完”的帽子才是他们钟爱的结局,在这个意识形态乱草丛生的时代,我们又不可避免的陷入了长久以来的怪圈——非黑即白,非左即右。      我这一批生长于80年代末的年轻人距离战争年代久矣,就连道听途说都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儿时从课本上学到的洗脑知识在成年之后成为笑谈,部分人迫不及待的将自己划为认清历史真相的那拨人,而历史的烟尘背后究竟孰是孰非?      龙应台所著《大江大海1949》成为禁书并令我大开眼界,我迫不及待的在网上寻找残篇断章载下来看,企图窥探两岸秘辛,岂知龙应台女士通篇的滥煽情给了此书的读者一个强烈的感情共鸣,却在史料方面被李敖捉住各种痛处,可以说《大江大海1949》是一个索引,却并非全貌,你可以看,却不能全然相信。      接着,齐邦媛的《巨流河》成为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作者出生于诗书门第,结交的多是民国知识分子,故事文学感强,高龄作者娓娓道来令人不禁泣然,可终究只是残垣断章,历史的长河一隅站着那些光辉的名字,而烟尘滚滚的战场背后是无数黎民百姓空洞的眼神。      你们要的民国,你们想知道的民国,难道只是既得利益者的天堂?      还好有鼎公,还好这个流亡学生在七十岁高龄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      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却触及灵魂      写文的人容易犯个毛病就是放大个体苦痛,进行毫无节制的煽情,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一旦这种煽情被点燃,你很可能就失去了所有事情的真相。苦不苦?谁不苦?谁不是死过一轮的人?被王鼎钧的《关山夺路》深深吸引就是在于作者感情上的节制——他,一个流亡学生,曾经当过战俘,八百里山河他狼狈走过,吃得苦头不可谓不多矣,可是他仍能苦中作乐,并且一直坚持着单纯的文学梦想。   他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被任何话语给煽动,不因任何既得利益而动摇,这个单纯的山东少年始终爱的是一个单纯的世界,他对学潮的见解让人倍觉新鲜,豁然开朗,他在文中说——“学潮使学生立刻获得权利,与校长分庭抗礼,恍如白昼飞升的神话人物。学生以小博大,在如醉的昂扬中,也模糊觉得难以善了,索性豁了出去,说句漂亮话,就是宁为玉碎,于是行动步步升高,故意走绝路。”   这就不难解释后来的文革,乃至六月那一场至今都不敢公开的灾难,乌合之众最易煽动,而学生正是最热血的乌合之众,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却在临死的那一刻都没搞明白是给谁献了祭。      左还是右?      在长期的教科书思维浇灌下,一旦有一天能冲破桎梏,大多数人很容易将蒋公封为神邸,一会儿成神,一会儿成坟,国军在正面抗日战场上所做的牺牲与努力不该被抹黑与掩埋,而当时国民政府的腐朽入骨亦不可视而不见,这世间,成王败寇,成的不一定就是对的,败的自然也不会真是渣滓。   鼎公在书中的记载,详实而又公平,其褒贬随行为走,不随党派划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实在太混淆人民的概念,仿佛资本家与某些知识分子就不是人,只有工人农民是人,地主也不是人,共军抓住了广大的农村这根救命稻草,并以此席卷整个国统区,农村包围城市,令国军节节败退。   战无不胜的孙立人为何会栽在自己人手上?盖因国民党内部政治派系斗争太过严重,无人可力挽狂澜,蒋公以儒家思想与毛的马克思主义做抵抗,胜负显而易见,这个社会已经讲不了君子协议,儒家思想了,毛的思维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才是更为高明、煽动人心的政治家。   时至今日,我也不会偏袒两方中的任何一方,功过之事,本就无大小,两方都有功有过,可想起大学的经历,依旧不寒而栗,我不过是在宿舍之中随意闲聊了为国民党说了一些话,即刻便有室友大肆叫嚣——“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那这句话后面我是否可以补充一句,没有国民党,也许连中国都没了,尽管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日军忽然的投降换来的,但谁都不能无视国军在正面抗日战场上的牺牲,谁是汉奸?谁是卖国贼?难道伙同苏联侵占东北的行为就叫共产主义的胜利么?可笑矣。亲美亲苏都是政治斗争,苦的是普通的黎民百姓。   鼎公在书中写沦陷区与解放区,说村长时常要准备两幅肖像,一面是蒋,一面是毛,哪方的队伍来了换哪方,在此,不想细谈国共之争,唯有一句话让我铭记心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好勇斗狠请留给日本兵,不要把打败自己人这种事拿出来秀优越感。      你们还记得长春围城吗?      长春围城      这四字,字字泣血,写下来都觉得背后的累累白骨在望着我,第一次听说长春围城是看《大江大海1949》,东北是战争年代最为苦难的土地,为了更清晰的了解那段历史,我搞到了一本叫做《雪白血红》的禁书,这本书较为详细的描述了那段历史,不想又在鼎公的《关山夺路》中被提及,书中的一句话令我喟叹良久——“一九四九年初,共军包围北平,傅作义恐惧长春围城重演,接受‘局部和平’,二十万大军放下武器。世人都说北京是古都,必须保护文物遗产,以免毁于炮火。毛和傅都心里明白,文物遗产一定无恙,只是饿死几十万人。”   只是饿死几十万人,这句话力透纸背,让我恐惧,当时毛泽东要林彪包围长春,严密封锁,不许一根柴一粒米入城,这一招战术真是刺激——我想问如今的长春人,你们还有谁记得这段可怕的历史?不必怀疑,万事不会空穴来风。比起后来的河南饥荒,“长春围城”是人为制造的灾难,更让人深感人心难测,世界可怕。      左派文学      即是读书人,也是写文人,鼎公关于文学与写作的部分尤其令我感同身受,在教科书里的巴金、老舍、矛盾,我实在是没兴趣,甚至是教科书里的鲁迅先生我也毫无好感,我喜欢的是那个写《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从小的教科书里都是宣传这些左派作家的作品,我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张爱玲的书,时至今日,张爱玲传奇未完,海内外的华人都还在不断研究这个奇女子,甚至后世产生无数被其影响的作者,在文学高度而言,张爱玲的地位毋庸置疑,可是呢?她缺席了,缺席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之中,仿佛世界上从来不存在这样一个人。   我们的文学审美身不由己,太过败坏,我们不断吟诵的文字都服从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当然,我亦侥幸,我侥幸未生存于大斗争与文革年代,没有亲眼所见知识与文化的灾难性毁灭,我得以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不断检索真正的心中所爱。      我生于八零年代末,成长在民国重镇——武汉,外婆的父亲曾位至国民党高级文官,而爷爷则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我从小看着两边打架,互相说对方的坏话,仿佛就看是在看一场小小的国共内战,当然,这些话都影响不了我的家庭和睦,可意识形态的纠葛却深深分裂了一个民族,那么多写国共内战的书,你若让我推荐一本,如今则首推鼎公的《关山夺路》了。读罢掩卷沉思,良久不能平复激动心绪,这一个流亡学生的告白,更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      我走过武汉,看江汉路上斑驳的民国建筑,仿佛看见缩影的十里洋场与资本滥觞;我走过南京,法国梧桐下的六朝烟华,拾级而上,拜谒中山陵;我走过北京,想北平那些年的文人墨客……      这是一个无需流亡的时代,可我们的心似乎还在流亡,《关山夺路》中亦不乏哲学批判,我想,二十岁时你若要读一本书,那不应该是饱暖思淫欲的青春文学,而是这本饱含热泪却从不流露的回忆录——白发苍苍的年纪为何还要笔耕不辍?因为历史把你留下来,就是要你写出来。     详情 发表于 2013-7-24 20:31
陈寅恪    鼎公写作此书的艰辛,真可谓是“人前半页纸,人后十年功”。以下文字摘自鼎公新著《度有涯日記:「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域外篇》(台北:爾雅,2012),转载于此,希望众位读者看到作者对待此书用力之深,另我辈后人钦佩不已。      (一九九六)四月三十日 星期二 阴     仔细思考回忆录第三册怎么写。     叙写国共内战的书可谓汗牛充栋,我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应该可以写出一本独特的书,要紧的是如何忠于自己的经验,与别人「不敢苟同,不得不异」。     我必须能超出本身的利害看自己的遭遇,如果不能,我等候自己进步。     为了唤起回忆,核对人名地名时间,查出有关数字,我买了大约五百本书,约一百本与内战有关,另外每周至少一天去「坐」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并且向中国大陆搜寻幸存的关系人,与他们通信。找资料像酒瘾烟瘾,总要超过「必要」才愉快,想象学人治学大抵如是。     我好像置身内战之中,重新经历大势和细节,但是此时无利害,无恩怨,无是非,无祸福,也就没有苦乐。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写下去,而且跳出俗套。我已撤除一切障蔽,也不树立新的障蔽,不受前人欺,也不欺后人。     四册之中,我相信这一册最精彩,我也相信来日研究国共内战的人都不会忽略我写的这一本,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迟早为他们采用,他们终有一天也需要撤除一切障蔽,不受古人欺,不欺后人。    写作只需要一沓纸一支笔,最适合独立、孤立、自立的文人,若说还得有其他条件,那是「健康地活着」。     详情 发表于 2013-8-2 14:04
梅大姑       从《昨天的云》到《怒目少年》、《关山夺路》直至《文学江湖》——这几天沉迷于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王先生1925年生人,四本书从家乡写到异乡,从少年写到白头。中国现代史上最风云突变最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全都赶了个正着。摧枯拉朽的季节,惊雀别枝,花叶摇落,他就像一片叶子,叶子的命运其实就是树的命运。所以,当他写下自己几十年的受想行识,便真实地呈现了一个时代、一个政权的成住坏空,看起来好生的惊心。        “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经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        四部曲中,我最喜欢第一部《昨天的云》和第三部《关山夺路》。        尽管异族已经侵陵,但枪声炮声里,少年王鼎钧仍然跟着家族里的前辈学作诗,学书法。那些乡绅贤达是精神家园的守护者,安稳如大地。但大地裂变,成了浮冰。              千叮万嘱,看着我喝了稀饭,逼着我吃了包子,母亲为我作了祷告。        父亲说:“你走吧,不要回头看。”        我一口气奔了五里路才回头,已经看不见兰陵。        回想起来,离家这一幕还是草率了。这等事,该有仪式,例如手持放大镜,匍匐在地,一寸一寸看。        这是《昨天的云》最后一段,少年就这样离开了家乡,从此再没有见过亲娘!        投奔大后方的少年们要经过日本人盘踞的车站,检查哨所的伪军早已识破他们的行藏,百般盘查,几个男男女女的心早缩成了一团。这时,一位勇敢的姑娘附耳上去,老实交代实话实说,立即被爽快放行。“他这样做,为的是证明他也支持抗战,身在曹营心在汉。”        后来也出现伪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学生过境的情节,正所谓“瞒日不瞒伪”。我从来没在任何文艺作品中看过这样的细节,不知道在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判词下也会有这般复杂的心曲。        到《关山夺路》时,一腔少年血已经渐渐冷却。王先生用自己路过的人经过的事,细致真实地展示了国民党当权者怎样一步步远离了人民一点点失去了民心。        在国共双方较量的尖峰时刻,他在天津被俘、他拿着解放军的路条回老家、他和父亲搭上不知开往何方的大船,直到在基隆港靠岸,才知亡命孤岛,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就在人马杂沓的码头与失散很久的妹妹重逢!        《关山夺路》简而言之:大崩溃。历史突然降临又急停急转,城头变幻改朝换代既合乎逻辑又突兀如宿命。而在这不可违逆的宿命面前,如惊弓之鸟如漏网之鱼的人们只有靠千钧一发的奇迹才能获救。        崩溃时的惶恐以及对何以崩溃的思考像两股温差极大的热流冷流砰然对激,声色俱厉,震荡刺激,一声叹息尚有余音,另一个惊叹就紧急追尾,感慨前呼后拥又让人不知从何说起。        仓皇辞庙彼黍离离终至一片神鸦社鼓。        这是一支受伤的芦苇写就的国风。        王先生不只一次在行文中用“受伤的芦苇”来形容他和他那一代人的命运:“压伤的芦苇自己不肯折断,将残的灯火那是自己熄灭。”        芦苇是《诗经》中最美的植物之一,蒹葭苍苍在水一方。疾风劲吹,它只能不由自主随之俯仰。但芦苇有自己的倔强与坚韧,正如那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我向朋友猛烈推荐四部曲的时候,特别寻找了一个参照物:它比《大江大海》好。《大江大海》也是为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立传,但作者过于饱满的情感却令人屡屡出戏,令我总想起“以文害义”这个词。历史学者王奇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对文学家写回忆录素来比较警觉甚至排拒,而《关山夺路》却让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王鼎钧先生以回忆录的形式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触及灵魂。”是的,他的笔触饱含着深情但又特别沉静。作为一个散文大家,他不仅克制了“抒情冲动”,更难得的是,他用一种近乎修史的认真多方印证与修正记忆,大量取阅不同立场的陈述,力争使自己的描述更接近真实与客观。到底是资深的新闻从业者,知道事实的力量非文字的华彩所能逾越。        为了不被情绪带着走,第二部与第三部之间,王先生间隔了十三年。“愤怒出诗人,但是诗人未必一定要写出愤怒,他要把愤怒、伤心、悔恨蒸馏了,升华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现出来”。        冰心先生晚年多次想动笔写父辈北洋水师的故事,然次次提笔次次悲不能已,最后总是以大哭一场结束。        苦难不断累加,记忆不断覆盖。中国人百年来经历太多巨变与跌宕,既能直面历史细心爬梳,又能隐忍克制徐徐下笔,非有超强的心灵不能为也。是不是只有亲历者才能保持这种历尽劫波后的平淡?而作为聆听者的下一代人反不易自持?        所以,当刘震云问起家里的长辈,关于1942年饿死人的旧事记得吗?        老人答曰:饿死人的年头多了,你说的是哪一年?               详情 发表于 2013-8-3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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