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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师江曾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从他写出《福寿春》之后,我开始对小说家李师江有了期待。《中文系》没有让这种期待落空。《福寿春》和《中文系》显示了一个杰出的小说家的潜质。李师江是所谓“70后”作家的一员,《福寿春》和《中文系》,证明了当初的青年先锋作家,已开始走出青春激情式的写作(尽管这已来得不早),真正开始了“文学劳作”。把文学当做一种劳作而非游戏,当做持续的事业而非一时的情绪喷涌,无疑意味着文学创作者的成熟。从李师江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了劳作者的身影,看到了劳作者的手艺,甚至让人感受到劳作之后的疲倦(郑敏有诗句“伟大的疲倦”,《金黄的稻穗》)。
我对李师江的创作还算熟悉,数年前就读过他的《逍遥游》。这部小说没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那种描写粗粝的青春的小说太多了,叛逆、恣肆、荒诞、欲望、暴力,这些关键词足以形容那些小说,《逍遥游》在其中并不突出,自恋的叙述也显得造作。有人把《中文系》与《逍遥游》相提并论,称李师江经由《福寿春》那种古拙的叙述,写作风格上又回归到了“粗暴、颓废、反讽、自省”。可在我看来,如果说《中文系》是青春小说,那么《逍遥游》只是“青春期小说”。前者指向叙述的对象,而后者指向叙述者的状态。《中文系》讲了主人公的大学生活,主要讲了“我”对左堤的单相思、追求和两人的情感纠葛。尽管两部小说都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但在《中文系》中,叙述者在故事发生一段时间后的位置叙述(文中称十年后),而《逍遥游》的叙述者则是和主人公在同一时间点上,是重合的。《中文系》的这种回顾式的叙述视角,使叙述更有一种“痛定思痛”的从容和淡定,对人物的描摹也更客观、更体贴入微,甚至有对青春的善意的嘲弄和反讽。第一人称的叙述,最怕叙述者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膨胀,处处显露出自恋的情绪,那既是对读者(我更指叙述学中所谓“理想读者”)的一种冒犯,也是对叙述本身的不尊重。自恋式的叙述往往在自我神话中遮蔽了叙述,封闭了叙述所能构建的敞开的空间。而《中文系》,全然没有“青春期”的自恋,叙述者真诚地、充满善意地解剖和展示自我给读者看。应该说,自嘲或自剖,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在这种真诚的甚或谦卑的叙述中,处处可见深刻的体察和智性的光芒。比如说,书中记述“我”和兀凯歌的友谊,描绘的“我”对兀凯歌既爱又恨、既想逃避又离不开的心态,可谓入木三分。“我”借给兀凯歌600元钱让他去三峡作“文化之旅”,他却拿着这钱和“我”心仪的女生左堤约会。兀凯歌后来把钱还给“我”时:
我犹豫了一下,坚决地接过来,道:“这笔钱给你的时候,我没当它是钱,也没指着你还我,那是一种知遇之情;但我没想到你用这笔钱来泡我的妞,你是够可以了。现在你还我,仅仅是一堆钞票,一些珍贵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我把钱整齐地撕成两半,再撕成两半,放进口袋。
然后“我”回到宿舍后,“小心地把撕破的钱重新粘起来。”这种叙述让人莞尔,也让人佩服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中文系》中,这样的精彩而深刻的细节还有很多。
同《福寿春》一样,《中文系》的叙述语言朴素简单,没有故意炫技的语言表演和故作挑战的语言暴力,这种朴素自见叙述的魅力,恰恰可见叙述者对控制语言的自信。诗人李师江在小说中也水到渠成地展示了一些极为夺目的句子,让人难忘。“我”和左堤在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约会时,对她说:“阳光透进叶缝,像不像溶化的黄金?”两人淋雨,“我”又说雨水就是父亲的鞭打。两人一次夜间在一起,“我”托着左堤,让她越过栏杆回寝室,“看见她裙子里面圆圆的臀部,像个月亮。”这样的句子让人心驰神往,显示了作者极好的写作状态。
小说中“我”给左堤写的信也很精彩。而正是这些信,让我对《中文系》有了种熟悉之感。我努力回忆这熟悉感的线头,终于抓到了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再次翻阅《中文系》,我发现它和《挪威的森林》有许多气味相通之处。左堤身上自然有直子的影子,“我”给左堤的信让我想起了渡边给直子的信。直子若即若离,似真似幻,总让渡边不能完全把握。这也像“我”与左堤的关系。而兀凯歌,这个很强大的、自在地游弋于社会漩涡中的朋友,很像《挪威的森林》中的永泽,他们都是把“我”由单纯天真引向“成熟的恶”的教导者。永泽、渡边和初美的三人约会,也可与兀凯歌、我、左堤去香山的三人约会对照着看。《挪威的森林》中渡边有个可笑的室友“敢死队”,《中文系》中我的室友“大师”“阳痿”等,也是怪诞可爱之人。渡边和直子约会时向她讲室友的事迹,“我”和左堤约会时也以室友为谈资。当然,两部小说不可简单拿来比对,只是其中语调相似处让人自然联想。这两部小说有共同的主题,即“青春时触摸到而又消失的爱”。这或许是两部小说在氛围上有相似之处的原因。我绝不愿以这种相似,来稍加诋毁《中文系》带给人的阅读快乐,只是有些好奇李师江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嗅到一点《挪威的森林》的气息并不自觉循迹而来。
《中文系》的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李亚伟的诗歌名作《中文系》。但这部小说并不是一部讲述中文系人物和故事的小说,而是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去掉中文系的背景,这部小说依然成立。“爱情小说”的命名容易让人误解,想到言情小说之类。王小波曾多次强调,他从事的是“严肃文学”的范畴。联想到当代文学的背景和王小波小说中被人误解的“不正经”元素,不能不让人对王小波的话肃然起敬,感佩其姿态和立场。我想说,如《中文系》这样的小说,同样应以“严肃文学”来强调。近年来,深入探讨男女关系的小说,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两部,一部是韩东的《我和你》,一部就是《中文系》。此种爱情小说,不专事描写爱之深、情之切,不编造曲折跌宕、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不以感动读者为目的,而是在细节中探究男女关系的形态,描绘人在男女关系中的冲动、惶惑、激情、沉沦、迷茫、自欺,这种叙述建构着爱的真相又消解着爱的本质,贴肉地细节地描摹逼问着男女关系中人的真实状态。就《中文系》来说,文中大量细节对自我地剖析,展示了“我”的爱情心理状态。左堤是一个影子、一个女神,又是一具肉体。小说中写到“我”用炭笔练习画左堤的头像。“有一天,我将左堤的头像与一个裸模的身体结合起来,并且在瞬间灵光一闪,手淫起来,达到从所未有的巅峰。”之后“做人的崇高感在脑海中升起,形成鄙视的力量。瞬间我后悔极了,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亵渎神灵的事。”小说中“我”与左堤的对话,并没有展示出二人的灵魂相通,也没有展示出左堤的不同寻找的动人之处,实际上“我”像一个滔滔不绝的倾诉狂,左堤只是一个普通的听众,不时发些平庸的见解。小说中对左堤美好之处的描摹,皆是虚指。这不由让人想到,左堤的形象大概只是小说中的“我”自己建构的,“我”幻想了一个神秘的、超拔不群的、美好的人,去迷恋她,爱慕她,不能自拔。或许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爱就是误解。人总是幻想爱的人是多么美好,实际上或许只有爱本身是美好的,美好的那么不真实。如《我和你》和《中文系》这样的小说,就像是一部只解释一个词的词典,这个词就是“爱”,或者是“爱的关系一种”。它并不准备满足一些读者想要在小说中获得情感补偿的期待——像那些言情小说做的那样,它只是努力地呈现出一种未被虚文套词定义过的爱的关系,甚至是在研究、探讨、分析这种关系。这样的小说让人感动,却又不止于感动,它自然会在另一些读者那里得到回应。
小说是一种极为迷人的文体,李师江正用他的创作向我们展示这一点。我们越来越需要把他从“下半身诗人”“70后作家”这样的限定性描述中解放出来,还原出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动的写作者的面目。而所有的那些曾被冠以群体性描述的写作者,都需要经过自己的努力,用个人的书写,证明那些描述是多么大而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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