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校笺 - 书评

角落有故事

　　本书是杨勇先生一九六一年至六八年花了八年时间，搜集了二百四十余种有关《世说新语》数据，对《世说新语》所作的系统整理，一九六九年九月由香港大众书局出版。一九九八年九月，杨勇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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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小$

　　       这是很久以前看过的一本古代笔记小说，是南朝刘义庆所著，记载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奇闻轶事。上至官宦名士，下达市井小民。所言所行，尽在一纸之中。不过那时候是因为一个典故才对它产生兴趣的，就是胡使来访，魏武帝把近旁的崔琰拉到帐内假扮他，自己则捉刀立于帐侧。胡人使者拜迄归去后，告诉魏国官员：帐中所坐之人毫无人中龙之相，而帐侧捉刀之人倒是威气逼人。好笑之余，不免想要见识一下这本书。那时候图书馆中是仅有民国时期的线装本，文不加”点“看起来很是吃力。幸好这类书接触甚多，总算是稀里糊涂地看完。不免佩服作者用笔之深，短短的三言两语就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十分清楚。
　　    《世》书中，德行是排第一的。古人的眼中，才德兼备者方为至上之人。而在二者之间，德是公认地凌驾于才能之上。在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周纪》里面：三家分晋，赵襄子灭智伯的时候，司马光有如下的感叹：“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故“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史记》《商本纪》中司马迁所描述的商纣王，力大过人，有治国之才却不是平世之君，暴政当道是为无“德”；秦国白起可谓一代战神，但是长平之战活埋赵国三军，从此不得人心。究其原因，还是无“德”。所以古代圣贤，当推有德者，盛世之君，也是有德者居之。《世说新语》中所描述的“盛德之人”大都是那个时代至善至忠至孝之人，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孔融年纪虽小，语惊四座。谢安公正廉明，有宰相之风。王祥卧冰求鲤…………而作者记载他们的一言一行，就已经让他人略知一二。不必再附加什么大的道理，所以《世说新语》如此之短，但是意味深长，留给人的是无尽的思考。
　　      如今世上依然还是有人谈治国谈修身，但是偶然中看到一些西化的人物，在电视上谈如何做人，其中居然还包含着许多令人费解的专业术语，做人居然有如此之专业，感叹之余，不免佩服。我想如果有一天他们坐在我正对面说教，他们一定会觉得是对牛弹琴，而我也会觉得是牛对琴弹！批判谈不上，感慨而已。
　　      其实修身之道，无须千言。就如《世说新语》中所述，端正言行，便是有德。虽然我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但是我赞同其中的道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陈蕃有想到他人会记载他的言行举止吗？他的言为士则是出自其本意，而不是刻意的。大道理也许是很必要，但是大到无边无际反而物极必反，令人生厌，浓缩未尝不是精华。《世说新语》是一本不错的书，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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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意如$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王子猷（徽之）是王羲之儿子，魏晋名士代表人物。山阴美景，到大雪之时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美景与凄凉。徽之夜半眠觉，或许是内心的不安与焦灼，内心难以排遣的苦闷，开室，看见四合皎然，感慨由之而生，于是因起彷徨，想起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但这种生命的状态却不是悠然而然，不是放诞与大笑，不是面对自然美景的漠不关心或者仅仅停留在欣赏的层面，他的赏景往往与个体整个生命联系在一起，他是冷静与感伤的，人生的苦乐悲欢在那一瞬间全涌而出，可能泪下。“咏左思招隐诗”。《招隐诗》希慕隐逸，远离尘世纷争，远离人界喧嚣，可是这在当时情境，或许中国文人都会追忆一些归隐的诗句，仅仅作为是一种温暖但远不可及的梦，聊作在厌倦之时遣怀的幻梦。“忽忆戴安道。”戴安道何许人也？或许是他一位知己，能在这个夜半大雪之时第一时间想到，必定志趣相投，必然情深意重，这是一位温暖的知己。但知己戴奎远在剡州，常人必定作罢，但徽之却做到了，可以说毫不犹豫，命小舟就之，兴致所发，不可遏止，这便是魏晋风流的最为真实的表达，出人意料但也必然而然，魏晋人就是把人原本最为真实的愿望付诸于行动。人生短暂，不能留下遗憾，不能留下一丝的叹息。经宿方至，这一路，该是怎样一种如画如诗的境界，徽之观赏到了多少沿途美景，回忆起多少美好温暖而亲切的诗句，忘却多少现实的悲哀与苦涩，沿途必然兴致大发。然而让常人更不可思议的，造门不前而返，说道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出自王口，一代风神情跃然纸上，让人回味不已。这一切仅仅一个人，一个原本存在的人，一个或许在心底已经不存在的人，这个人仅仅是作为兴致的生发剂，此人仅仅是一种原本可及的理想追求，此人在可无之间，在远近之间，在兴致之中，或许如此而已，或许这个世界的所有都在可无远近兴致之中，兴致所尽，生命已经没有遗憾，那么生死又何必介意呢？死生便退缩到兴致的背后。这是最诗意的，最天真的，最完美的，最诚挚的，也最热烈，也必然会冷却，会逝去，会无可奈何，或许，这对魏晋人来说，最终没有摆脱这种生命悲凉的悲剧意味。
　　
　　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徽之“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这种兴致的层层激发的原因，我们看到了酒的存在与作用。魏晋名士不仅饮酒而且服药，对此鲁迅先生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几成定论。魏晋名士多饮酒服药，此多催兴或乘兴之事，酒醒药散，终无所得。他们真正活在自我真的世界，这种自我的世界相对于现实而言无所谓真实与虚空，名士们在自欺欺人也罢，自我陶醉也罢，畅饮高歌，服石散发，他们活得不可不为自由潇洒，而这样的人生对于绝大数人正常人来说都是不可理解不能原谅的，而他们活出了人作为人心理与形体自由的极致，故而极容易受伤透支，也由此成为一种精神美好的范式，让更多的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他们精神的深层是痛苦的。千古逸文《兰亭集序》，我认为就是魏晋名士风流最深刻的说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幽情之趣，人生之快，让人欣羡不已。而羲之却写下了极为沉痛的文字，羲之无法避开那些人作为人终极的问题，人生悲欢的实质将会是什么：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燥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于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兰亭集序》）
　　
　　羲之最后这段文字，我们读到了属于魏晋人的精神的悲凉。人生的一切价值意义的表达，以之于兴怀而已。“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人生正如徽之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过程，没有遗憾但充满了生命的悲凉意味。兴尽而返的故事便深寓着魏晋人人生根底的悲凉。秉烛夜游便可以说明不仅是昔时惜生，更表达的是一种难以排遣的恐惧与无可奈何，这种恐惧与无可奈何让魏晋人更珍视自我真性情的外在表达，更可贵的是敢于毫不掩饰毫不犹豫畏惧地行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内心呼唤的层面，魏晋时代是发现发现自然，发觉自我的时代，由此发现人作为群体生命悲剧的一致性。宇宙人生的真价值，自我的真性情，便表现为对人生对天地万物的兴致，不断地追问反顾发现投入，人生真意不过如此而已。得意且欢笑，失意便恸哭，有兴致而已，不必掩饰，或在表现表演，又有何不可？所以枭雄桓温北征过故乡，见从前所种柳树皆已十围，才慨然叹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泫然落泪。如此真实，人生的苦乐悲欢，一切都如此真实可爱，感发人心。
　　
　　陶渊明又是另外一种名士风流的类型。陶渊明的风流与真性情都写进了他的诗集。翻开《陶渊明集》发现，陶渊明并不静穆悠然，有者，与羲之《兰亭集序》一样，兴致所致，极力抒写人生感慨，极力写生死的不易，力尽而至。陶渊明把这种感慨写得太美好，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生命终极的幸福，这个世界任何一种情感都不如这种情感来得真实而亲切。陶渊明自己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这种生活背后的所有悲哀所有无奈所有惆怅与壮志难酬，更有对生命不间断的苦苦的追问与反思，对人生所有价值的怀疑与矛盾，对现实与理想的深刻悲哀与痛苦，很难相信，这是怎么样的陶诗，这又是怎样一位五柳先生陶渊明……
　　
　　豁达与自然，潇洒与陶然，这或许是陶渊明，或许真的是陶渊明，但我读到的却是这个真实背后的陶渊明的背影：南山下正采着菊花，悠然之间，他皱起了眉头，他的内心突然惆怅与痛伤起来，他想着自己的曾经与现在，想着自己的百年之后，生命就要逝去，他留给这个世界什么，他追问着这个世界永恒的价值与意义，却永远没有答案，也不可能会有什么答案，他想着自己的挽诗，写着自己的祭文，这挽诗与自祭文是多么洒脱又是何等的沉痛！想着自己这一生的遗憾，太多了太多了，可是最遗憾的是什么，最遗憾的是自己太穷了买不起酒，“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自挽诗》）
　　
　　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
　　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呜呼哀哉！（《自祭文》）
　　
　　这是陶渊明内心最为真实的声音，内心挣扎的声音，其中已经不仅是人作为人生存的悲哀，还有人作为人命运的不幸。“万族皆有托，孤云独无依。”他孤独，他也太需要人懂，他太寂寞，他甚至觉得整个宇宙只剩下自己在无声地呐喊。
　　
　　陶渊明竭力写着死亡，竭力写着这个世界的荒凉与美景，竭力写着难以言传的悲慨。“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已悠然之意传无可奈何之意，笔下的孤云、孤鸟、南山、废墟等等悲凉的意象，都在传达着陶渊明心中难以言传的悲凉心境。陶渊明诗不朽与巨大精神魅力的原因，是由于这种孤独刻骨铭心的孤独，而且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有这种孤独，或者人都有这样一种孤独。自己在挣扎，在用尽心力去呐喊，太需要人懂，却不是，整个宇宙只剩下自己在无声地呐喊，自己不能对人言，或许只有天知道。
　　
　　陶渊明与魏晋很多名士一样，所有的诗文都在努力阐发着对生命的追问，对自我生存价值的疑问与复归，对人间世功名的渴望与无望。他们觉得在这样的人间世自我已经被无情剥离，最后只留下对世界剥离后一片虚空的解释。在这里，孤独成为高雅，风流成为忘情，放达便为简傲，生命最后只剩下兴致，名士们其实一无所有，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说到底，虽然魏晋风神毕见，其实一无所得而已。
　　
　　我一直在思考萧统为何说陶诗“有助于风教”。原来，陶渊明这种性情与儒教温柔敦厚有一定相同之处，但陶渊明多了对这个世界更为深沉的悲慨与无奈，不过这种悲慨与无奈被这种貌似悠然的情趣消解掉了。面对频发的乱世，面对时时的政治高压，面对人生的严重失落，面对中国社会从古到今无处不在的思想统治，文士与所谓的名士们在在制度之下是多么软弱渺小与痛苦，被无他法，别无选择，现实已无理想的所在，剩下抽象的故乡与精神家园，心隐从此真正成为追求，陶渊明在有宋之后声名日盛，与中国的专制在元明清的步步升级是多么一致！于是，标准的文人趣味便是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这种作为寄托的兴致，让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得到巨大的解脱。庄子逍遥游的背后，是对世界莫大的讽刺与抨击。到了陶渊明的望南山，成为一种傲骨与愤懑，然而到了后来，倒成为纯粹的趣味，与生命的本质与对现实的干预越来越远了，从一定程度上说，的确有助于风教了。
　　
　　虽然这样说，这些却最终对后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最终塑造了我们中国人一种极为重要可贵的精神状态与理想追求，一种永远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精神范式。魏晋人钟情重情，重内心，重个性，重气质，这几乎渗透到魏晋文学作为生命文学的根脉中去，兴致便是最直接的表达，考察文学史便会发现，这一点也渗透到中国文学作为生命文学的根脉中去了。魏晋这种兴致表达的深层意蕴是对生命的大悲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关于生命的命题，如魏晋人的雅量、简傲、容止、伤逝、栖逸、任诞，兴尽而返的故事记载在《世说新语任诞》一篇，便是一种暗示。这些人格性情可以说是魏晋人非常独特的群体标记，放浪形骸轻死重生不拘小节陶然有趣，不管真假实在与否，都表现为这种追求，这是魏晋式的，有属于中国文人所有的时代，更属于中国人独特的美好的又深具悲剧意味的性格，一种中国的美学范式。后世企慕学习，往往得其皮毛，多不足道，但也正因如此，中国人的群体性情才如此丰富与多层。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成为现实中的理想与浪漫主义者，而西方，除去歌德，很难再找到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相近的文人学士。
　　
　　翻开文学史，魏晋之前，文学的含义多是文章之学，魏晋之后则更偏向于人生之学，人的真性情真追求真悲欢真得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肯定与尊重。而且，兴尽而返联系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联系着生死名利以及人的价值，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式的终极价值。历代文人诗文所探讨的问题并没有超出魏晋人所深深思考又躬身践行的范畴。人生充满诗意，充满趣味，人生的背后却永远是难以排遣的悲剧命运，不管是身处庙堂还是身在江湖。这种人生是中国式的，真正艺术化的，真正悲剧式的。我们应该庆幸在那个天下大乱沧海横流的时代，我们的先人发现了作为我们中国人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东西，这种真性情，这种充满兴致的人生态度，以及由此生发的达观与豁达，风流与放诞，一种中国式的自由，这是对生命最为深沉的爱，对生活最为天真可爱的表达对世界人生的最为诚挚的追问与问答，对历史对理想最为崇高的敬意。
　　
　　而且纵观中国历史，很难找到几个作为真正的人惬意生活生存的时代，魏晋当然也不是，但魏晋时代的人却创造了作为人追求自由生命的奇迹。魏晋时代思想的解放，人的解放，魏晋人比起任何一个时代人都要大胆，都要执着，都要不顾生前身后事，但这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多数是生命的代价。这是不能不给以深深的敬意的。他们以自己的真的生命换回最为中国人最为可贵的人格尊严性情，人应该如此为人，拥有兴致的人生，如此不枉活一生一世。
　　
　　魏晋人这样诗意的栖居也不能不让我们反思现代人的生存。诗意的栖居自古以来都视为美好人生人性追求的目标，可惜，随着人类科技与工具理性的越来越发达，诗意栖居的人生反而越来越遥远，虽然无法求证，但却是不争的事实。人类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人类留下了太多的参考答案，魏晋时代与西方古希腊时代的参考答案可以说最接近人性真理，这是人类几千年来留下的不断反顾自省的参考答案，但首先一点，人必须还具有这种反顾自省的自觉，若不，人便仅仅成为一个被历史遗弃也同时遗弃历史的孤儿，后果不言自明。
　　
　　兴尽而返，一切都过去了，徽之要回家了，或许他归途中的一切诗意的美景都将黯然失色。我们也不妨设想，兴尽之后，魏晋名士们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们什么也没有带走，没有功业万世名，没有将军国辅身，只留下一声悲凉的长息，一个无法解决的苦闷的矛盾一个兴尽之后的身心疲惫。而千百年间，多少人企慕他们如此这般的人生，如此这般的人的自由，并称之为：魏晋风流。殊不知，古今根本没有谁能够逃脱作为人兴尽而必死的悲凉。
　　
　　或许，文学所有的命题最终都要不可避免不知不觉地回到这个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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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正$

　　南朝宋人刘义庆写过个《世说新语》，有名。鲁迅高誉为“名士教科书”。中有《黜免》篇，是专讲那些倒霉官员的。一则有趣。说到“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疑衍字？）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殷中军，就是东晋时曾被恒温赏识，却又屡被弃用的殷浩。善谈玄理，颇负盛名。估计走慌后郁闷，整日拿个秃笔，在空中挥来舞去。时人好奇，“寻义逐之”，竟然从“虚空”的大写意里，识得了四个大字，而已为“咄咄怪事”也。
　　
　　怪事好解，咄咄个什么？
　　
　　《说文》解“咄”为相谓。就是一种打招呼的意思。汉书《李陵传》里有个出处。“立政曰：咄，少卿良苦。”　看来是个引起他人注意的招呼语，有抚慰的意思？《韵会》中给了一个带有情绪色彩的解释：咄咄，惊怪声也。
　　
　　难怪难怪！汉时那个辅佐过武帝的大白话蛋东方朔，也曾坏笑着说：咄！
　　
　　宋人乐和在他的《太平寰宇记》里提过一个咄泉。“人至泉旁，大叫大涌，小叫小涌，咄之则涌弥甚。”这个好玩，趣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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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路夜$

　　世说新语，不可常读，亦不可久读。
　　               
　　宜偶读，适闲览。
　　                        
　　无事时，乱翻一二章，清风即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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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學齋$

　　杨本和徐本一样都着重于字义的解释，大意的贯通，可说是入门的工夫。
　　
　　杨融合多家观点，不能说集大成，但对于更好地读懂这本书却有莫大的好处，特别是世说是本很容易读错的书，其很多语言习惯，按今人的读法是读的通的，但意思上却往往是南辕北辙。
　　　　
　　余本着重意理，并从中推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文化，这是提高的工夫，两本最好都应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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