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你们好吗？ - 书评

小书虫

　　1948年4月1日，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揭晓，81人当选，其中人文组的28人中，有兄弟两人同列榜上。四十五年后的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中，他们的一位弟弟又名列其中，当选院士。
　　一门三院士，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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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ke

　　.中微子.
　　http://blog.sina.com.cn/invokey
　　
　　可以说，梁启超实现了传统上一个中国父亲可以有的全部幻想：儿孙满堂，各个都有出息，光宗耀祖——除了一点，在弥留之季不是所有的儿孙们跪在病榻前——而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把任公从他之前千年来顶着“孝”字大旗的父亲们中分离出来。我们不能说是任公开启了现代更为平等的父子家庭关系，但今天的确是由任公以及任公那个时代一系列的文化先行者们开启的中国近代化，及后来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现在读这些书信，如果不是那些文言，那些文字背后的历史事件，你很难鉴别这是近百年前的文字。一个父亲和自己的孩子们商量家里的经济开支，孩子的教育，未来的规划，人情的长短，有时候开开玩笑，充满孩子气的娇嗔。作为对照，曾文正的家书中说教成分就大多了，而在八十年代人手一本的人生导师“傅雷家书”，透过那些鼓励和抱怨，我读到的就缺少了他本该有的历史纵深，而过多的纠结于一己的得失。这样的比较必然是不公平的：梁可以在家信里面惺惺然的写“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家”，也可以精确的记录XXX股份今年获利几许，XXX的保险更有投资价值，即便是在饿殍遍野二零年代，梁任公依旧可以为亡妻筑豪墓；而傅雷只能在家书中写“又有许久没有吃到油了”。饿着肚子决然不会有什么可笑的历史纵深，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对梁任公洞穿历史，领先时代的情操报以赞叹。
　　
　　任公的家书早期是文言写就，后来渐用白话，甚至也有中英（音译）夹杂的爱好。回想起之前读孔庆东的《国文国史三十年》中重笔墨写的文字改革运动，的确颇有几分趣味。只是如若任公地下有知现在中文的文化退变之严重，莫说华丽的姘文，就是文辞达意的豆腐块可以写的清楚的大学生都寥寥无几的话，他老人家会作何感想。
　　
　　父子关系大抵是不太容易弄好的吧？而父女则因着前世情人的关系可以无话不谈，任公和他的娴儿之间的友谊应该是我读完全书之后最艳羡的部分了。不过也许是因为任公的两任太太都是旧式妇女，而女儿则是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现代女性，亦女亦徒亦友亦知己。由是观之，婚姻未必需要有相同的文化水平世界观体系的一致，但男人似乎是很需要这样的知己夥伴的。任公那个时代娶了旧式妇女而幸福一生的不在少数（比如胡适之，虽则真正“幸福”与否我们不是那双鞋子里面的脚而不得确知），如果能得他们的家书对比的研读兴许是一件有意思的体验。
　　
　　最后来说说成功学吧，现在的公知们喜欢追忆天宝年间的幻象，民国多大师。这本书的出版商也用任公一门三院士，大有杨家一门全是忠烈的架势作为噱头叫卖，但是当你读完你就会发现梁家的成功是多么的不能复制。我们也许可以复制任公的那份爱，那份开明豁达，甚至他的学识，他的远见，或者更奢侈一点，他的聪明基因，但是他成为梁启超的这个历史，以及由此上溯这个历史的历史是不能复制的。任公作为一个伟大父亲的伟大，就在于不仅仅为下一代开启了一扇扇的门，而且把他们的赶到这一扇扇门的外面，并远远的一直看着。对于一个会欢笑，会流泪，会得肾病死去的父亲，在短暂的生命面前，去他的什么历史，他真正关心的其实就仅仅是简单的一个问候：
　　
　　宝贝，你们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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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阳

　　文 / 李冬君
　　
　　最近，有一本新出的书，收集了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书名为《宝贝，你们好吗》。
　　
　　  梁一生写过多少封信？未有统计，这里就有400多封，看来分量不轻，它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父亲。
　　
　　  鲁迅曾问：我们应该如何做父亲？这一问，问得不轻。
　　
　　  有多少父亲能经得起这一问？我们不妨以梁来应问。
　　
　　  一个写了《少年中国说》的父亲，应该充满了“美少年”的心情。不是所有民族都能产生“美少年”，历史上，古希腊民族产生过，从史诗里产生的“美少年”是阿喀琉斯，在哲学上产生的“美少年”是亚历山大；中国汉唐盛世，也产生过霍去病和李白那样的“美少年”，而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少年”，梁启超应该算一个。
　　
　　  《宝贝，你们好吗》，这书名就抓住了“美少年”的口吻，编者穆卓在书的“前言”，引用梁容若之言，说梁“有些寄给子女的信，看出似乎是模仿谢婉莹女士《寄小读者》的笔调”，作为思想领袖、文坛名宿的一代大师，怎么可能去学一个青春少女的笔调？这不是“虚心”能解释的，要有“美少年”的心情才能做到。
　　
　　  《宝贝，你们好吗》，这样的书名，竟然出自梁的口吻——“宝贝思顺”，还称五子梁思礼为“白鼻”，“白鼻”是“宝贝”的谐音，编者拿“宝贝”的口吻来命名梁给子女的书信，抓得很准。
　　
　　  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全二册，其中就有家书，但编辑的角度，还在梁与时局的关系，以梁致时下人物函为主，手迹可赏，却不太适合阅读。2000年和2009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先后出版了《梁启超家书》。
　　
　　  从书信到家书，到《宝贝，你们好吗》，编者的眼光越来越聚焦，从万花筒般旋转的有关社会关系总和的政治、历史、文化诸方面的书信，聚焦到社会细胞内部的家书，由此深入到对子女教育这一点上，聚焦出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少年”的父亲形象。
　　
　　  从戊戌变法期间办《时务报》和时务学堂，到反袁称帝、反张复辟两次再造共和国，再到投入新文化运动发表《少年中国说》，梁无不思想飞扬，在通往立宪之路上，跳动着他青春的心脏。
　　
　　  “美少年”不是圣人，也不求为圣人，更不代圣人立言，因此，梁在言论自由的追求中，不妨“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显然，这样的“否定之否定”，是“自由之思想”的游戏，只有美少年才玩得起，他的老师康有为玩不起，康圣人要“一言而为天下式”。
　　
　　  他这样做，犹如西哲波普尔说的“试错”，不断的“试错”，这在美少年已为必然，不仅他个人在“试错”中成长，一部中国近代史又何尝不是？
　　
　　  所以，他给孩子们的信，从没有训诫，亦少有诲人不倦的该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的教导，而是向孩子们汇报，一个父亲他在干些什么，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坦白在孩子们眼前，一个父亲生命的意义过程的展示，传递给每一个年轻的心灵。无论是他流亡海外，还是孩子们长大到出外求学，他都没有停止过给他们写信，以交流的方式表达父爱。
　　
　　  大女儿思顺，定居加拿大，其他孩子多在欧美留学。娴儿是思顺的乳名，梁每以“给娴儿书”给思顺写信，思顺看完，再转给弟妹们传阅。1913年的一封信，梁先生给女儿谈政党选举：“吾党选举尚非全然绝望，吾此数日内之心境乃如作秀才时之听榜，焦灼不可名状。”随后他告诉女儿，心绪不宁，我便读书养花。信已经结尾，他还不忘讲一则笑话，我有一件极可笑之事告诉你，以博一粲，前日农林部欲请荷丈（对某人的尊称）为参事，荷丈三次力辞，该部总长不理，呈请大总统任命，弄得荷丈不得不仓皇发电总统，哀求他不要下发此令，“秉丈（对某人的尊称）在座大笑，谓荷丈被人强贩入奴栏。”此信，表达了他对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以及竞选活动的追求与对官僚政治的鄙夷，还表达了他在新的民主政治中勇于“试错”而又不为政治所囿的“美少年”心情。
　　
　　  1916年，他“给娴儿书”写道：每日读书甚多，拟著一书，名曰“泰西近代思想史论”，觉此于中国前途甚有关系。“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犹然，况于汝辈。今复还我忧患生涯，而心境之愉快，视前此乃不啻天壤，此亦天之所以玉成汝辈也。”
　　
　　  1926年，他住进医院，写了一封“与孩子们书”，开始“安排”孩子们。他说“我的计画，本来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长子思成婚后必须迎养岳母林徽因母亲，必须自立门户，生计问题，刻不容缓。他担心思成学的都市设计，怕缓不济急，他让“思成可细细审度，回我一信”。同时希望思永、思庄将来能作他的助手，因为“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他二人还可以“把我的工作结果译成外国文。”同年另一封“与孩子们”书里，充满了他的欢声笑语，他住在协和医院304号病房，把吃饭用的餐盘当桌子使用，将他的快乐情绪传达给孩子们。可三年后的一天——1929年1月19日，他因协和医院值班护士误标了手术位置，鬼使神差般地死于手术医生之手。
　　
　　  “美少年”都这样死去，亚历山大、霍去病无不死于突如其来的偶然性，用三千年文明造就的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位“美少年”，他也这样如梦幻泡影般死去，可他临死前已留下《少年中国说》，如今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少年”的心情哪儿会有《少年中国说》的觉醒？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留给孩子们的遗音：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我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我国雄于地球。
　　
　　  他为青春中国礼赞，为民主少年祝福。
　　
　　来源：中国经营报

昆虫荷

　　来自《经济观察报》
　　章诗依
　　　　400多封给孩子们的信中，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梁任公用以形容自己心境与状态的话，让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兴会淋漓”一语。
　　　　1926年，梁启超出现便血症状，此后时好时坏，三年后，终于不治。期间，为了保护他的身体，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一幕：梁任公正在上课时，张君劢冲到讲台上，哭着将其强行拉走，理由是，任公必须为国家爱惜身体。
　　　　当然，最牵挂他的，是那些“宝贝们”——任公深爱的九个孩子。
　　　　为了安慰孩子们，“兴会淋漓”成了任公信中的高频语汇。每周五次演讲，兴会淋漓！党争酷烈，天下行将大乱，在“黑暗和艰难的境遇”中，还在本着“得做且做”的精神谋划《中国史》的写作，擘画理财事宜，兴会淋漓！
　　　　其实，由于经年高强度的运转与燃烧，此时，任公那天赋的充沛体力，已然大厦将倾。进入1928年，更每况愈下，并在转年的1月19日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孩子们。
　　　　斯人虽去，遗爱人间。任公留下的精神财富嘉惠孩子们的一生。九个孩子中，出了三个院士（其中两个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一个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余六子也各有成就。环顾民国思想文化界巨人，像任公这样，既倾情投入政治、思想及学术领域，光彩照人，又能把家庭的生计、孩子的教育照顾得滴水不漏的人，屈指可数。作为父亲，任公同样功德圆满。
　　　　新近出版的《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一手记录了这位精神界巨人舐犊情深的一面。通读全书，不难发现，终其一生，扮演父亲这一角色，在任公，都是兴会淋漓，其乐无穷。
　　　　做父亲，是任公一生的事业。
　　　　因为是事业，就不是抽身宦海后的含饴弄孙，不是名利场上争逐之后的余事，而是时刻萦怀的牵挂与投入。1911年，武昌起义意外成功，流亡日本十三年的任公乘日轮天草丸从东京出发，踏上祖国土地，投身民国初年跌宕起伏、波诡云谲的政治漩涡之中。回国之后的任公，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其盛况，任公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先后有“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等语描述。随后，他先后出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重要职务，然而，尽管位高权重，尽管身处被其厌称为“五浊恶世”的民初政坛而日日为国家走上轨道折冲奔走，对于远方的孩子们，任公未曾稍有疏忽，相反，仍是关怀备至，细致入微。
　　　　给孩子们寄礼物、压岁钱，是任公乐此不疲的事情。任公的礼物，丰富多彩。从金镯、银镯、衣料，到毛笔、墨盒、书画、古籍珍本，细水长流，不一而足。至于压岁钱，不但给得及时，还谆谆叮嘱分配及用途。“今属汝叔寄上九百元，内八百充家费，其一百充压岁钱。汝兄弟七人，人十元，廷献及诸外戚，人五元，若有余则归汝，仍由汝请群仲吃一顿，若不足则在汝所得之份垫出，吾将来别以他物酬汝。”1913年春节将临，任公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如是娓娓叮嘱。
　　　　当然，最好的礼物，总是原创。“我给你们每人写了一幅字，写的都是近诗，还有余樾园给你们每人写一幅画，都是极得意之作。”在孩子们面前，任公的得意总是那么夸张。
　　　　政海险恶，暗杀阴影逼近，但任公不为所动，更不误隔海向孩子们传道授业。“津村先生肯别诲汝中央银行制度，大善，大善。惟吾必欲汝稍学宪法、行政法（宪法能讲比较尤妙），知其大意。经济学亦必须毕业，而各课皆须于三月前完了……经济学吾曾为汝讲生产论，故此可稍略，交通论中之银行货币既有专课，尤可略，然则亦易了也。”“参考书亦不必太多读，专受一先生之言而领会之，所得已多矣。”类似传授、提醒，书信中比比皆是。
　　　　梁家的儿女们忠孝传家，在家在国，是好丈夫，好妻子，好公民，这一切，绝非幸致，而是任公多年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结果，也是用爱浇灌出的花朵。
　　　　任公事父至孝，感人肺腑。“天气渐寒，祖父寒衣宜早备，睡席恐冷，可劝支床。”回国不久，对同样远在日本的父亲，任公念兹在兹，巨细不遗。“顷电汇四千，想先此书达。书言二千者，恐祖父见家费多，或生恼怒也。”为了不让老父担心家庭开支增多，提前去信，安排“瞒报”，用心细致而良苦。真难想到，一手汪洋恣肆文字、满怀宪政自由理想的任公，身当国之栋梁，对于老父，犹有如斯缜密的心思、百转的柔肠。
　　　　做人方面，任公对孩子们的影响也至深至细。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感恩心、同情心及礼数。对于帮助过家庭的二叔，他叮嘱孩子们逢年节必须去信道谢、拜年；外祖父去世，不但叮嘱孩子们来信安慰妈妈，还要给舅舅们去信表达抚慰之意。
　　　　梁任公曾写有时论《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言其平生喜诵好友韩孔庵的一首诗，甚为称道其中“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一句。言下之意，行胜于言。任公一生，笔挟风雷，但绝非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道德文章与实践理性比翼齐飞，千载之下，仰之弥高。蒋介石用来评价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话，如果用在梁任公身上，恐怕更为确当。
　　　　任公重视子女教育，但绝非板着面孔说教。相反，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一个亲切有味的父亲，一个童心不泯的老顽童。是呀，终生信奉趣味主义，视无趣为大敌的任公，对于父亲这样一个重大角色，焉能扮演得面目可憎枯燥乏味？
　　　　说到趣味，任公的家书文字，堪称移步换景，美不胜收，赏心悦目。
　　　　就说称谓吧。“孩子们”、“宝贝思顺”、“对岸一大群可爱的孩子们”、“一大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慈爱，亲切，风趣，跃然满纸。
　　　　遇有得意之事，任公总会及时向大女儿炫耀。初归国时的万众欢呼，自然描写得生动充分，当上高官后，尽管对出行中的前呼后拥，有“冠盖游山”的自嘲，更有“非专制国无此现象”的清醒批判，但委实也不无炫耀之意。而更多的炫耀，往往是因为得到了善本书、珍本书。诸如“吾又得一明刻本《李杜合集》，字大寸许，极可爱”，而随后却告诉女儿“不许撒娇来索”，让人分不清，这个老爸，到底是在拒绝，还是在诱惑。
　　　　八卦与调侃，也是任公家书中不时冒出来的佐料。“老白鼻”已经很著名了，而打麻将时被警察抓个“现刑”的桥段，却少见而令人捧腹。请看：“昨日偶约数人为戏，至夜时分，为警察所讹诈，将具取去，令诸人皆勿得他适，于是清谭彻夜，幸月至佳，亦殊有趣也。今晨科罚金人十元，此亦吾好游戏之一小惩也（大约彼辈来时，给以小费便行，吾侪不屑，故听其所为，今晨遣人持名片往领署徼彼此数）”如此声口，哪里还看得出一点严父的影子，分明一个活脱脱的调皮孩子！
　　　　当然，任公并非金刚不坏之身，也非欢喜佛。国是日非、政治难上轨道，令他常感苦痛。此时，大女儿思顺成了他滔滔倾诉的对象。此时的任公，并不减少在你心目中的伟岸，相反，因其真实，更觉可亲。
　　　　任公去世前两年的家书，尤值注意。与刚归国时遇到政治上的不顺心则笔之于书截然相反，从患病直至去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任公坚持不出一个痛字。在人生真正的苦难面前，任公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相反，他不断开解孩子们，自己“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其隐忍坚强的人格，凛然，高贵，掩卷之余，令人肃然起敬。
　　　　读任公家书，不禁想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无论从博学风趣，还是从性格角度比较，两人都非常相像。在美国，富兰克林成了百元大钞的象征，而其思想、文字与故事，得到了同样广泛的普及。相形之下，任公的思想、事迹与文字在普罗大众中的普及程度，却要逊色得多。
　　　　因为看任公家书的缘故，又去看了任公出版于1920年的《欧游心影录》，这是任公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所关注的问题，诸如对宪政民主、思想自由的思考，今日仍有价值，而其文字之美，今日的汉语写作能望其项背者几稀。它应该连同任公的家书一道，成为国人的普及读本。
　　本民族的伟大人物，是造物赐予我们的瑰宝。诚恳地阅读，是纪念他们的最好方式。
　　

汉唐阳

　　文 / 李占芾
　　来源 / 羊城晚报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揭晓，81人当选，其中人文组的28人中，有兄弟两人梁思成、梁思永同列榜上。四十五年后的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中，他们的一位弟弟梁思礼又名列其中，当选院士。一门三院士，极尽荣耀，这在中国科学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是放之于世界，也是屈指可数。
　　
　　　　对不熟悉科学史的人来说，三人也许多少有点陌生，但他们的父亲却是谁也都知道的，这便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任公。
　　
　　　　梁启超育有子女十四，成人者九，除此三子（二子梁思成、三子梁思永、八子梁思礼）因列名院士而暴得大名外，其余六子也各有成就，在各自的领域内成就非凡。
　　
　　　　梁家满门俊秀，自然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梁启超曾在给儿女们的信里这样说：“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谁都知道，从戊戌变法到后来办报写文章，再到出任民国司法总长，以至后来领导护国运动、讲学清华，梁启超都马不停蹄，即便是后来退隐政坛，也被各个大学请去讲座，公务繁忙，自不必说。
　　
　　　　我们不禁要问，梁启超哪有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而且还是九个孩子，更重要的是，这九个子女个个成才。
　　
　　　　不能否认，九个孩子的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但父亲的耳提面命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读新出的《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山西人民出版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父亲的谆谆教导涉及孩子们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
　　
　　　　这些家书前后持续十五年，少则每年几封，多则几十封，有的只有寥寥十几字，仅为报平安或交代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或纵论时事，或畅谈家事，又或与子女谈心聊天。家书的写作时间有的是深夜两三点钟，有的则是清晨起床后，只要稍有时间，梁启超总会跟孩子们“唠叨”上几句。无一例外地，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父亲浓浓的爱意，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尤能被其强大的磁力一击命中，并被深深吸引。
　　
　　　　在孩子们的学问上，梁启超既是严格的导师，又是慈爱的父亲。有一段时间，思成对自己所学甚感困惑，怀疑美国的死板仿古教学方法会使自己变成纯粹的画匠，梁启超知道后，写信劝慰道：“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燉’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燉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作为父亲，梁启超虽然希望孩子们个个成才，却又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请他注意身体，“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放心不下，就是为此。”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的选择前者，哪怕是孩子们舍弃学习也在所不惜，这才是真正的父爱、大爱。
　　
　　　　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回忆父亲，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他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悠悠耕

　　  
　　                 
　　研究中国近代史，梁启超是任谁也无法绕过的人物。
　　戊戌变法、滦州兵谏、民初政党、好人内阁、护国运动、反对张勋复辟、五四运动，乃至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松坡图书馆、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促成，等等，都离不开梁启超的影子。
　　除戊戌变法外，以上活动的事迹都可以从梁启超给孩子们的家信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些家信从1911年起，至1928年终，前后持续十七年，除1914、1917两年未有书信来往外，其余十五年，每年多则几十封，少则几封，梁启超与孩子们都有书信来往。
　　无疑，眼前这本《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是目前收录梁启超家书最多的本子。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编者和出版者都有意淡化梁启超在政治上的作用，而向家庭教育靠拢，毕竟，梁启超成年的九个子女个个都是人中翘楚，尤其是思成、思永、思礼成就更甚，前两人早在1948年时就被国立中央研究院授予院士，而思礼也在1993年被中国科学院授予院士，一门三院士，极尽荣耀，难怪编者和出版者乐此不彼。
　　不过，我倒是觉得可以从梁启超家书中发现点别的出来：比如1915年8月23日，梁启超在给大女儿梁思顺的信里说：“吾不能忍（昨夜不寐，今八时矣），已作一文交荷丈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
　　此文即后来教科书每每提及、在当时震惊宇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早在三年前，梁启超初返国时，曾希望与袁世凯合作，并对袁给予了厚望，而袁世凯也希图拉拢这位“建设伟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把他作为新政权的点缀人物，放在不怎么重要的教育总长高位上，借此装点门面。
　　想要施展抱负的梁启超自然不肯屈驾教育总长，他所希冀的，是握有实权且能发挥特长的财政总长，而这，是袁世凯万万不能答应的，最终，在熊希龄的说项下，两边各让一步，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司法总长任上的梁启超，自信满满，在为“人才内阁”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的宣言书》中，梁启超对国家各项大政均有论及，对司法，他主张“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对政治，他提出“今兹政策，殊未敢命之曰建设，但以救亡而已”；对外交，他建议“开诚布公，以敦睦谊，审势相机，以结悬案”。此外，对财政、军政、实业、交通等也有论及。
　　新内阁的施政方针明显与袁世凯的初衷相去甚远，等到他打算利用国会选举自己为大总统的目的一旦达到，便以“国会专制”“国民党人破坏居多”为由，先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继而解散国会。
　　渐渐地，梁启超发现自己与袁世凯志趣相异，两人根本不是一条道上行走的人，也根本走不到一起，遂分道扬镳，但总希望袁朝好的方向发展。及至1915年，袁世凯帝制运动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梁启超还于6月份省亲返回途中，转道南京，约冯国璋联袂进京晋见袁世凯，向其痛陈帝制的危害，劝袁悬崖勒马、急流勇退。
　　袁世凯表面上虚与委蛇，暗地里却丝毫不放松帝制运动，梁启超终于“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终于在8月22日晚上草成了这片惊天动地的文章，分别让汤觉顿和范旭东交北京和上海相关报刊发表。然而，文章并未立即得以发表，但内容很快却被袁世凯侦知，袁遂托人给梁启超送去二十万元巨款，希望梁启超放弃此文的发表。
　　梁启超自然不会放弃，不但不放，还抄录此文给袁世凯，有意劝谏，但袁称帝之心志在必得。于是，又派人来威胁梁启超说：“先生已有十多年的亡命经历了，其中的冷暖艰辛想必你已经尝遍了，何苦再尝一遍呢？”对此，梁启超笑着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者语塞而退。其间，也有朋友出于好意，怕此文发表后，会招来不测，“赶至天津，劝其少安”。然而，梁启超却不为所动，“但一息尚存，不能使自由二字扫地以尽”。
　　为避免他人受到牵连，梁启超公开声明脱离进步党，以示此举纯属个人行为。终于，此文于9月3日在北京的英文《京报》汉文部中，得以问世，随即各大报纸竞相转载：4日，《国民公报》转载；6日，上海《时报》《申报》《神州日报》相继刊出；7日，天津《大公报》转录；10月1日，昆明《觉报》全文转载。一时间，此文传遍全国各大城市。
　　当时上海的《神州日报》（1915年9月11日）对此盛举有极详细的记载：“9月3日的英文《京报》汉文部之报纸，即日售罄无余。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请求再版。后因物色为难，竟售至三角，而购者仍以不能普及为憾。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始少见松动。然《国民公报》因限于篇幅，不能登完，故四、五两日每至一机关一社会集合场所，则彼此见面即问：‘君有三号之《京报》否？今、昨日之《国民公报》亦可。’于是，此两日《国民公报》之销场比之三号之《京报》又加多，盖传播绍介之力速于置邮。如此直至六日，购者仍接踵而至，而该报实已无余，乃宣言准于今日（七日）将梁启超之文单印发售。此两三日间，《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
　　此文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蔡锷曾有回忆：“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新会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震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故不足以动天下也。”
　　以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梁启超振臂一呼，首先是西南军阀响应，接着天下赢粮影从，袁世凯气愤之余，一命呜呼。
　　从流传下来的400余封家书中，很明显可以看出，1918年前，梁启超跟孩子们谈的最多的是政治，1918年后的十年中，则多以家庭琐事为主，偶尔也会涉及政治事件及工作上上的事情，这主要跟他自身所处的环境不无关系。
　　无论如何，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梁启超，梁启超家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不觉晓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一时无两的翘楚人物，公务繁忙之余，子女的教育亦颇成功，十四个子女，除了早年夭折的五位外，其余九个全部成才。
　　
　　《宝贝，你们好吗？》由首都师范大学的张祎先生，花费数年时间，从梁启超百万字的手札中精心考校整理而成。书中书信内容，从1911年到1928年，按照时间顺序整理，跨度十七年，截至目前，是集结梁启超家书最全的版本。
　　
　　语言风格上，1922年前，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为半白话文，此后风格转变为白话文形式。
　　
　　家书中，并不见梁启超对子女的训诫，书信却记录他的言行与思想，对子女的教育上，梁启超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这一点上，值得对现代青少年家庭教育与文化教育进行反思。
　　
　　本书的另外一个价值，即史料细节丰富，不仅仅体现在梁启超的家书中，整理者更是为本书添加了严谨的注释，极具研究价值。著名历史学家李冬君老师评论此书说：“启超在信中多向子女汇报父亲在干什么，就足够了，而不是训诫子女应该干什么；在信中了解很多梁启超的踪迹，还可作为史料细节，以资研究。”
　　
　　

玄武湖

　　与其他的梁启超家书比起来，这书的优点是比较全。然而不足也是很明显的：一是封面设计明显是个败笔，封面和书脊上的书名几乎看不太出来；二是正文墨色太淡，估计是印刷厂选得不行；三是书比较厚，而书用的32开的开本，阅读时没法自然摊开。如果有机会重印，希望可以改进前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