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 书评

迷悟$

　　很多朋友都批评此书，都有道理，但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
　　
　　正文第一页给我的感觉就像都武侠小说，确实要比一般的传记吸引我。人与人的恩怨情仇，人对命运的抗争是永恒的话题，作者正是基于此点对全文做了展开。但归根结底还是性格与环境决定了人一生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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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生$

　　    很想写点什么，却又发现难以写些什么。关于此书，关于大师，关于历史以及政治，有思不言。
　　    年代湮远的学人背影，擎顶学术的一代大师，如今遥念，悲怆其人，悲歌其时，悲吟其事。
　　    云云旧人，沉沉往事，悉如烟散。流年荏苒，不待细察。旧梦，如烟。今日掬泪，晚生亦惟能幸己之未遇，怜先生之遭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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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仅是根据材料改编，且下笔浅薄，行文浮躁。组织材料侧重点不分，画蛇添足。作者有写史的野心，却无史家的严谨，比较糟糕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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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神伯$

　　读了两遍，感觉不错。清末及民国期间的上辈学人的故事读来总是令人感慨。
　　
　　倘使两位大师能够生活在和平年代，将是何等之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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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卷未$

　　不管是书录编排还是事实关系上都是傅斯年在第一位
　　
　　这本书功力很深。作者老老实实的只写了自己熟悉的那一段经历。我觉得欠缺的是：全书对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学术经历落墨太少了。 对这两位不世出的天才来说，学术生命的重要性一点也不比自然生命的重要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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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来$

　　作者态度轻狂，笔调轻薄，对前贤大师，了无敬意，以野史笔墨，写学人传记，适成一野狐禅耳。
　　作者虽然爬梳了一些资料，作了一些注释，将此书装点出几分学术模样，但引文之外，信口开河，处处可见一浅薄文人搔首弄姿的丑态。
　　作者自以为为陈傅立“传”，即可与之比肩，傲视胡适等一代大师。请此君读一下胡适的全集或者学术文集，再来看一看自己的愚妄无聊！
　　岳南，飞来飞去大师林，百花丛中一苍蝇耳！
　　读者诸君，如不忍心看一部蹩脚的20世纪儒林外史，请
　　珍重学术
　　远离岳南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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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朱渊清：“毕生之恨”谁记取 —— 也说顾颉刚与傅斯年
　　
　　2008-9-28 6:45:45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1ai119953.shtml
　　
　　
　　
　　　　朱最近读到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腰封广告所说的“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其实是无意义（nonsense）的话，不过，陈、傅话题确实很令人感兴趣。
　　
　　　　作者显然对现代学术史下过一定研究工夫。试举一例，1942年6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得知陈寅恪先生到了桂林，为照顾陈身体而提出他可以在桂林工作，不必到职李庄；而身为陈至友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坚决不准“遥领”，定要到李庄专任才可领六百元并临时加薪的四十元薪水，接连发信给陈寅恪和叶企孙。结果陈表示理解，叶在傅指定格式下给陈寅恪发了“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的聘书。作者为此专门采访了当时叶的助手何成钧，说明叶的这次尴尬，和他一年后辞职离开中研院有关联。
　　
　　　　书中有一节专讲顾颉刚和傅斯年的交恶，虽然生动而充满激情，但其叙述框架和信息内容没有超出顾颉刚女儿顾潮为乃父所写《年谱》和传记的范围。
　　
　　　　应该说，顾先生从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的过程，不仅改变了自己的治学环境，也显明傅、顾关系的恶化，而且还是顾自身学术的转折。对应着1928年史语所在傅斯年领导下开始了举世震惊的殷墟发掘，顾先生此后则基本不再从事殷商史研究，放弃自己敬仰学习的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彻底转向古书辨伪，当年被傅斯年赞为“史学称王”的顾先生，由此也放弃了古史研究的最前沿方向。将疑古理论看得太重的顾先生无法平静对待自己的内心，把研究载体的区分看成了现实资源的分配。
　　
　　　　
　　
　　　　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十四册《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在注明1937年11月的《皋兰读书记》的前面顾有序云：“然彼时实不能从事研究，故每觏一新材料，只摘钞其大凡而已。噫，如予不遭葛氏之攻击，予又安得见此之林林总总之新事物耶！然粗涉其樊而不得深索，此又予毕生之恨也！颉刚记。”
　　
　　　　这段手记估计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所补。顾先生这里说“彼时实不能从事研究”是指日寇进犯、国难当头。这里的“葛氏”当然不是侵华日军，而是生活中的某个人，一个顾先生设定的对手。
　　
　　　　或有先生指出“葛氏”是顾的学生葛毅卿，但是，顾未去史语所并与傅不和之事其实与葛毅卿完全无关。顾日记和史语所“所档”，都表明葛毅卿在1928年时，还是中山大学史学系一年级学生。顾先生对这个学生有好感，在他第一个学期的课程上给了95分的高分。这样一个刚入大学的学生完全不可能影响到顾、傅之间的私人关系。葛氏大概因学生运动遭牢狱之灾，顾也曾商请傅斯年出面营救。“所档”元字107-10，是顾先生致傅斯年信，请营救葛毅卿并商刊印《甲申纪事》。这封信落款有具体日期4月23日，但没有记年。这封信的抬头为“北平燕京大学用笺”，可见时间一定是在1929年5月顾先生进入燕京大学之后，也就是在顾和史语所及傅分道扬镳之后。“所档”元字245-1-19是葛氏报考史语所助理研究员时的履历和自述文件，这份资料的收到时间是1935年6月21日。也就是说，在葛考进史语所之前他和史语所及傅都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葛氏进史语所不久就出事了，根据“所档”元字44-A，北平警察局第15支局王柏良写信给傅斯年，时间是在1935年10月7日。因此无论如何，顾为营救葛写信给傅与顾1929年初的去向选择毫无关系，更完全不可能造成顾的“毕生之恨”。葛是江苏无锡人，入史语所后随罗常培等学语言学，主攻苗瑶语。
　　
　　　　那么，让顾先生隐恨而又令他看到“林林总总之新事物”的“葛氏”究竟是谁？笔者猜测是傅斯年。纠葛者，束缚也；缚，傅也。这是顾先生考证“禹”的手法，但我们平时确乎也常用这种指代法来指称某个不愿或不能提及的人。顾、傅由同室好友发展到后来路遇视而不见，中间可供关注民国学者生活交际的研究者发掘处甚多。如果能确定葛氏的身份，可以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到1937年这段时间，顾先生学术兴趣的某种变化轨迹，体味个人学术之路与人事纠葛的微妙关系。
　　
　　　　
　　
　　　　2007年12月，笔者访问台湾时应“中研院”文哲所之邀做了关于顾颉刚学术转折的讲演，并承史语所王汎森所长和傅斯年图书馆陈鸿森馆长的帮助，得以研读史语所档案并获得了相关复印件。
　　
　　　　在研读了史语所相关“所档”之后，笔者意识到当初依从《年谱》和顾潮所写传记划定的顾、傅于1928年中交恶的时间并不准确，应该是在1929年初。因为1928年12月，顾先生还积极准备去史语所并筹备文籍考订组工作计划。
　　
　　　　顾先生1928年8月20日致胡适的信中，有了离开中大去一个“研究的境地”的想法，这个理想中的研究境地是当时正在创建的中研院史语所。至于“名位”，顾当时大概是指史语所所长。1928年9月，傅斯年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顾此前与傅有工作上的一些不愉快，1928年也确曾接到燕京大学邀请而遭到傅的斥责，并且将自己的种种不愉快写信告诉胡适。1928年11月13日顾先生的日记：“今日上午，与孟真相骂，盖我致适之先生信，为孟真所见……予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
　　
　　　　但史语所“所档”表明，顾在1928年末已完全不介意傅斯年的所长之职，他和傅积极地讨论着自己加入史语所的工作计划，1928年12月还制订呈交的文籍考订组工作计划。一直到1929年初，顾还十分热衷于进史语所，史语所也在1929年1月正式给了顾聘书。根据《顾颉刚日记》，顾于1929年2月24日离开广州经香港北上，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盘桓一段后，最后在5月1日到了北平。其间3月21日夜接到中央研究院电话，被告知傅斯年将于第二日到上海，因等之；但现在公布的日记中没有更多相关记录。顾离开中山大学北上，最初是应聘史语所并主持文籍考订组工作的，但最后却去了燕京大学。根据“所档”保存的傅、顾往来书信，顾与傅关系变化是在1929年3、4月间。就顾心理的视角，很可能就是在3月22日。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人，不知傅的内在视界中又是如何看待顾、傅关系转折的。
　　
　　　　“所档”元字107-4是傅给顾的长信， 这封信要求顾不能仅在中大请两个月假，还挂主任名义并上课，却在北平遥领兼函授。指出，“历史语言所不再添兼任研究员，而专任乃须真专任。”内中且云：“兄谓暂且骗中大出之一跑之法，弟不敢与谋。而此种遥领函授的复杂办法必须使院知之以免后论。”傅要求顾到史语所后，最迟一个月内辞去中大职事，并辞干净，如果顾有其他想法请写明由他代转院长核办。
　　
　　　　“所档”元字107-5是1929年1月31日顾给傅并请转蔡元培、杨杏佛的长信，这封信强调他为“个人学业计，立志返北平，故辞中大而就中央之聘”，但还是希望在中大继续维持一段，“我走了之后总要使得他不至停顿才好。此弟所以竭力寻一主任以为后继之故”，“我所以不同中大断绝关系之故，都是对于我自身毫无利益的，只有牺牲而已。中央研究院不能容我改兼任，或不改兼任，而不容我与中大不断关系，这一层我很谅解，我决不恨你们，只恨我自己没有断绝中大的决心”。
　　
　　　　根据“所档”元字107包括计划书、往来书信、公文、收据等在内的共十三份档案，笔者判断，顾在1928年底积极筹划史语所文籍考订组工作，但想留在中山大学而兼职“遥领”史语所三百元高薪（当时董作宾一百元，主持民间文艺组的刘半农一百五十元），傅答复声明已不再新设兼职，坚持顾必须辞去一切其他任职来所工作，双方在此问题上往来商讨。最后，在傅斯年和蔡元培、杨杏佛的热忱帮助下，顾还是被以特约研究员的名义聘用，支薪二百元并以将来研究著作充抵。顾表示接受并感谢，又提出向史语所每月另行借贷一百元。（傅在批示中要求以后每次借领需经他“斟酌”。）这许是顾最后进入燕京大学的真正原因。
　　
　　　　
　　
　　　　不过，顾的“葛氏”也并非仅仅如笔者猜谜那样简单，当还更有一层因缘。柳存仁《北大和北大人》一文，刊于1940年8、9、10月的《宇宙风乙刊》27、28、30期，柳先生写道：“我知道至今也许有人指得出北大宿舍西斋里，葛天民君情变案女主角某君自缢的地方，但是决没有人能够或者愿意，证明已经成为文化界名人的傅斯年和顾颉刚同住的房间在那（哪）号。”1933年，北大女学生李静淑在男生宿舍上吊自杀，学校将其男友葛天民开除学籍。当时顾先生也在北大兼课。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很多人追忆往事；其中柳氏的《北大和北大人》系列文字据《北大旧事》编者陈平原说是有影响之作。顾对傅心有所怨而用符号指代，柳氏说北大旧事时提到的“葛氏”，行文中与顾、傅关联，正是理想的代符。很多年后补《皋兰读书记》前序时，使用了这个代符。顾后半生对傅一直心存怨芥，这清晰反映在顾六十、七十年代为过去读书笔记、日记所作多条补记中。
　　
　　　　实际上，顾、傅之交恶过程非如顾潮所写传记、《年谱》记载的那样线索明晰，更不是决然而止。且不说顾为营救学生写信求助于傅斯年的善举，根据“所档”考字2-77，顾还曾写信给傅介绍其妹去史语所考古组为研究生，史语所之设研究生也是后事。据顾1931年1月31日日记，傅当时建议顾考虑去胡适掌校的北大专任，以提高收入待遇。1935年10月，顾创办《禹贡》杂志，请傅代为募捐，傅慷慨应诺并认真践履，顾不但给傅写长信而且作《本会纪事》“对傅朱辛徐四先生表示极度之感激”。当时捐款的另三位是朱家骅、辛树帜、徐中舒。1947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在傅拟提名单中，提了顾；反而是胡适拟提名单中没有提顾，但提了傅。
　　
　　　　顾先生此后离开燕大又再经起落坎坷，终于能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反省自身、进而克服自身已表露较显的一些人性共有的弱点，在下半生几十年中理智规避外在恶劣环境的影响，潜心钻研，在其他众多早年成名的大家或献媚、或沉沦而置学术求真于不顾之际，大放异彩之卓越。顾先生也好、傅先生也罢，他们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行动之意义固毋须任何脱离事实的言辞的褒扬尊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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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是客$

　　書封上那么一大堆人推薦的書十有八九不會是好書，再加上推薦者中赫然列著白烨，──和韓寒舌戰的那位白烨嗎？更令我拎著此書，躊躇不決。不過，八卦之心終戰上风。
　　
　　若對民國時期的文人、學者极有興趣，此書可以一讀，權作一部八卦天書。當然，你得忍受“外行人說內行”的種種趣怪現象，尤得忍受作者反反复复、囉哩囉嗦的老太婆篤粥。譬如，“清华四大導師”一說，每提及四大導師中的任何一位，勢必加上“四大導師之一”的定語。這部書主要寫陳寅恪，陳寅恪刚好又是四大導師之一，我們慘了，反反复复看見“四大導師之一的陳寅恪”如何如何。傳斯年有“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之譽，好了，只要提傳斯年，又必加上“黃河流域第一才子”的前缀，令人不胜之煩。其實，一個記憶力正常的讀者，前文交待過后來自有印象，可能作者比較健忘，以己度人。處處贅述，讀來煩不堪言，我讀到三分之一時，幾欲棄書，又因八卦心態熾，終至讀完。
　　
　　看完此書，我最大的疑問，怎么被按《陳寅恪與傳斯年》的書名？他倆沒多大關係啊！若說親戚的親，抗戰時期及戰后，陳寅恪携家多次寄住俞大維家，不和俞大維更親嗎？寫部《陳寅恪與俞大維》不更成立？若說共事的共，1940年暑假后，陳寅恪取道香港去英國，未成行，后輾轉桂林、成都、北京、廣州，任職燕大、清大、岭大，再未和史語所呆在一起。若說相知和情義，二人惺惺相惜、互通款曲是有，但要論到肝膽相照、生死與共，實在是談不上。后來無論傳斯年怎樣催請，陳寅恪總也未和傳斯年近距離共事，相隨左右。而陳寅恪貧病交迫，許多時候傳斯年也忙得顧不上。最后，傳至台灣，陳留國內，更有分道扬镳的意味。如果光惺惺相惜就能成立這么一個題目，也未免太多情了吧？
　　
　　作者的文字功力不足，才情欠佳。傳斯年家鄉山東聊城，這讓他聯想到水滸武松，可能是好不容易想到的得意之想，不得了了，又是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地提。每說至傳斯年動怒或如何和“惡勢力”作斗爭，定搬出“武松”來老生常談，傳斯年又是脾氣欠佳的一個人，特別容易發火，大家可以想像在書中看見多少回“武松打虎”？恐怕比《水滸傳》里提及的武松次數還多。文字驾驭上，於作者來說，亦屬難題，白話和文言的轉換、尺度未掌握好。可能力使語言生動、活潑吧，加插一些俗言、歇後言，卻更使文风雅不雅，俗不俗，不倫不類。作者可能自詡的“抖包袱”，又像拚了命硬擠人胳肢窩，叫人如何笑得出來呢？
　　
　　本書許多地方皆帶作者的主觀看法和臆斷。譬如解放后陳寅恪堅持留在岭南，個中原因，除陳寅恪本人，我相信誰也無法確斷，一位態度嚴謹的作者宜提供各種說法由讀者自行判斷。可本書作者卻一口咬定余英時說陳寅恪與妻為去否香港發生爭執是“胡言亂語”，是“扰亂視听，混淆是非”。而作者以為“正確的事實”依據，是陳寅恪在文革中遭迫害、遭清算時所提供的交待材料。
　　
　　當然，僅作了解一下民國文人的八卦故事，本書還是值得一讀（尤註解，許多八卦哦），看來作者花了不少功夫收集資料。書中不乏名人轶事，如先帝、蔣*介石、周en來、王國維、梁啟超、胡适、魯迅、周作人、叶企孙、顧頡刚、吳宓、沈從文……。實際上，這些八卦才是本書精粹，我若包裝、推銷此書，封皮上的什么勞什子推薦者通通拿掉，罗列上述所提名人，簡單一句：“內有他們的八卦”，看不抢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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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明$

　　90年代以来，汉语学术界和出版界兴起一股 “陈寅恪热”。
　　
　　最早有俞大维等所编回忆文集《谈陈寅恪》（1970），后有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1）、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传》（1984）、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1984）。如果说以上尚囿于学术圈内，那么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995）一书的出版，更是将“陈寅恪热”扩至社会，俨然成为公共话题。此后，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1996）、刘以焕 《国学大师陈寅恪》（1996）、钱文忠 《陈寅恪印象》（1997）、李玉梅 《陈寅恪之史学》（1997）、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1998）、吴学昭 《吴宓与陈寅恪》（2003）、蔡鸿生 《仰望陈寅恪》（2004）等等纷纷面世，一时众声喧哗，好不热闹。“陈寅恪热”显然折射出国人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大师情结”。随着钱钟书和季羡林等“大师神话”的破产，陈寅恪已然成中国学术神坛的最后一人，也似乎只有他才能满足国人对思想、学术、人格完美统一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终极想像。最近出版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当然也是这种“情结”的产物。
　　
　　“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一个有话谈但并不好谈的话题。不像“鲁迅与胡适”，有知识分子路向问题可议；也不像“吴宓与陈寅恪”，有交往记载可叙，陈寅恪与傅斯年，虽属同学、同事、同行兼有姻亲关系（陈寅恪表妹俞大綵乃傅斯年之妻），但关于双方交往的文献记录历来甚少，且俩人一生聚少离多，交游有限，关于其往来行止，聊聊数语便可述毕，又如何能敷衍成一部380页、48万字篇幅的鸿篇传记呢？于是乎，我们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中，随处可见各色不相干的史料穿插其间（一些重要档案史料反而阙如），涉笔芜杂，而事关陈傅往来的叙述则少之又少，湮没无闻。而书封上所谓的“就作者的写作功力和这部作品叙事方式、描述角度与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言，是21世纪此类题材的巅峰之作”，则更止于“王婆卖瓜”，贻笑大方了。实际上，《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叙述稍嫌混乱，文笔不一，文风有时流于轻浮，常有臆断之语。为陈、傅二位史学大家如此作传，真是“谬托知己”了。
　　
　　史实、史笔且不说，史论又如何呢？诚如作者所言，“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可惜的是，这个关于学术的个人性遗业与制度性遗业的比较，并没有在书中得到呈现。实际上，陈寅恪之所以在后世文人学者中掀起追慕热潮，正是因为学术的个人性所产生的神话。
　　
　　陈寅恪与傅斯年，可谓分别代表着个人性的学术和制度性的学术两个不同的取向。傅的弟子何兹全曾经说过，“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傅自己也尝言，“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并非夸语。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曾被称为中国20世纪史料的四大发现，而由傅斯年一手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是在组织殷墟发掘和明清档案的收购和整理中居功至伟。在傅主持史语所的二十三年中，曾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过大批人才，其影响可谓深远。而陈寅恪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学统的传承上，由胡适而傅斯年而许倬云，由钱穆/杨联皗而余英时而王汎森，由金岳霖而殷海光而张灏/林毓生，由萧公权而汪荣祖，但是在陈寅恪这里，却成了学术孤岛。
　　
　　《国际先驱导报》曾经有一篇文章谈及史学家余英时获得有 “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但在美国史学界境地不无尴尬——“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余英时的论域和方法很少能在欧美发挥‘示来者以轨辙’的作用。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余英时的研究领域基本上不出其师钱穆的范围，尽管不乏‘接着讲’的发展，但举凡清代学术思想史、知识分子史、传统文化的现代观照等都是钱穆治学最有心得之处，从钱穆和杨联皗那里继承的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导致余英时的学术往往不能与美国学界共鸣。至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更不是外国学者能够感同身受的。”这段话同样颇能映照陈寅恪在解放后的处境。“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这种史学路数不仅在西方难以得到回应，而且在解放后的中国也难得到回应。陈寅恪在其著名的《论再生缘》的校补记后序中，曾把自己的著作比作“固非吴井之藏”的“所南心史”。“所南”，即宋末元初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士人郑思肖，他写了一部痛诋异族的 《心史》，书稿装入铅匣，丢入苏州的一口井中，于明末被人发现。陈寅恪以“所南心史”来比喻自己的著述，正是将历史写作化为生命写作的体现，这显然是一种以安身立命为骛求的个人性的学术。这种学术精神和学术心境是无法通过制度性的方式加以推展的，而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又是无情地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的，这也就必然注定了陈寅恪“四海无人对夕阳”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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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燃$

　　看了卓越网的评论，还以为是多好的书，买来一看，失望透顶。作者是文人，对学术史、政治史皆无半点素养，所以全书充斥外行话，对民国学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作者连文人的本分都没有尽到，文笔冗杂不堪，又时时流于俚俗，且对书中人物抑扬任情，全无半点风度。作者即不能把握前辈学术，也不能抓住人物精神，甚至似不懂文章布局之法，毫无逻辑可论，行文散漫之极，阅读时常让人极不舒服。这年头，民国学人成为流行，什么不入流的文人都来其中混饭吃，可笑可怜。
　　最大的教训是，以后再不敢买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鼎力推荐的这类著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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