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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傅斯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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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读$
大师成绝响《陈寅恪与傅斯年》
这么厚的一本书看了很多天,喜欢岳南的书是从《南渡北归》开始的,和这本书一样,《南渡北归》也是这么厚厚的一大本,而且分成三册。只看了第一本就迷上了岳南。这么厚的书,写的是学术大师们的历史,却让人看得放不下,一口气看完,真的很不容易。为此岳南老师下了很多苦功,和现在的那些几个月就炮制出来的书可不一样,这里面岳南老师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大量的阅读。在每个章节的后面都有好长好长的注释,这是很多年都看不到的风景。
在岳南的书中,让我们看到当年民国兵荒马乱中,中国人仍然保留这自己的传统,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在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的岁月中,在辗转颠簸的环境里,依然创造着学术的奇迹,让中国的文化之脉延绵不绝。
在《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本书中,详细描写了两位当年的学术巨匠的一生,而且也讲述了和他们相关的各种事件。让两位大师在我们的眼中清晰了起来。了解陈寅恪大约是在二十年前,陆续在书中看到这个名字,知道这是一个牛人,晚年眼睛盲了依旧能够依靠自己的记忆力来做学问,据说读遍了中国古书,绝对是泰斗级人物,就是我们了解的大学问家钱钟书都无法企及。不过当时却看不到陈寅恪的书,一次到一个农村的同学家去玩,她说在她们中学的图书室里就有一本陈寅恪的书,精装竖版繁体,大家也都读不懂,但是都知道是一本好书。我让她想办法借了来,就带回了家。虽然我读过抄过很多古书,竖版繁体并不是障碍,但是我仍然没看懂。后来又在书摊上买到一本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是如获至宝,前几年《柳如是别传》出版的时候,也买了一套,读是没读懂,但是留做纪念。至于傅斯年,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却没买过他的书,也不清楚到底出版过什么书。看了《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本书才知道,原来傅斯年去了台湾,而且在抗战后期一直担任国民政府的高官,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在大陆这么多年都很难见到他的书,甚至这个名字都很少被人提到。
这本书最让人感叹的是书的最后几章,傅斯年去了台湾以后,陈寅恪留在了广州中山大学,从此两个再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了对方的音讯。最悲惨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提到文革,虽然看过很多传记和回忆录,但是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强烈的感受,在时代的巨浪面前小人物的命运毕竟微不足道,但是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也没能逃过文革的浩劫,就让人不能不感叹了!陈寅恪解放以后眼睛就已经盲了,但是在中山大学仍然教课,通过岳南的描写我才知道了陈寅恪的本事,陈大师把古书烂熟于心,每次上课都必须教新的东西,一旦成书就不再讲授这个内容了,让学生看书就可以了。在中山大学他讲述元白诗证史,后来成书就是《元白诗笺证稿》,在讲白居易的卖炭翁的时候,一个学生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回车叱牛牵向北”那么这个牛车开始冲着什么方向,陈寅恪几次考证,一次比一次给出了更详细的回答,具体到当时送碳的车可能走长安的那座城门,当时长安的地图什么样,去东市西市怎么走,感觉陈寅恪就好像是一个生活在唐朝的人,对这些都了如指掌。据说当年有个学生问他一个问题,杨贵妃到底多少斤,他脱口而出,一百三十斤,不知道是怎么考证出来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陈寅恪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不会信口开河。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国宝级大师,没有去台湾留在了大陆,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因为文革而那么悲惨,最后被赶出家中,连去取自己的存款的申请都不被批准,最后夫妻二人在红卫兵的迫害下惨死破屋之中,一带大师竟然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真是一场悲剧啊!再看看傅斯年,傅斯年虽然去了台湾,但是他的三儿子坚定的留了下来,后来被迫害自杀,不知道自杀的时候他会想到什么。儿子的死信,过了很多年才传到了台湾,傅斯年一直到死都不知道。到了文化大革命,傅斯年母亲在重庆的坟墓被炸开,头颅被点天灯。傅斯年的傅家,还有妻子俞家,都是名门望族,聊城傅氏一门自大清入关三百年兴盛,傅家祖坟近百座在文革中全被炸开抛棺扬尸,傅家还有俞家留在大陆的骨血,都被迫害自杀。那时候北大的未名湖每天都有很多教授去投湖,扑通扑通的声音彼此相闻,未名湖浅,很多人只能把头扎如湖中,然后用水草缠绕脖颈以求一死,那是真是一场恐怖血腥的人间惨剧,那死去的不是小民,是中国的大学者,是中国的文化大师啊!这些大师的离去,这么多年都让我们的传统出现了断裂,我们的学术出现了断裂,不知道要补上这段空白还要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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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
是在史学概论这门课的推荐书目表中看到了这本书的名字,当时是看到标题“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即刻萌生想要一读的想法。此书和《南渡北归》一书所写相似,惜痛的是当时整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命运哀歌。
浏览了豆瓣书评,很多人都对作者的写法与评论持不同的意见。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运用,以及里面有些地方凌乱的叙述;还有对于陈、傅二人的撰写等等。但我看完此书时总体印象并没有像各种书评上说的那样觉得不好,纵观整本书大体还是值得一读的。的确,作者搜寻史料花费的精力在文中处处见之。很多一手的材料还是十分有价值的,传记最精彩的莫过于尊重传主的原本生平面目;论从史出是最需要坚持的原则。
但此书也有许多地方稍微显得过于煽情,可能我更喜欢较为冷静的叙写。于平淡之中感受力度会更加让人觉得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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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色子$
流水账一样的记录下想法吧。
从内容上讲,最受触动的是陈寅格求学时候的叙述描写,对自己当下的不靠谱行径深深汗颜。什么叫求知,什么叫读书,太可怕了,但也太羡慕了。陈寅格为了真知而读书,不求学历学位,为了学历而读书太浪费时间,不能容易的转换关注点。我包括身边的一些同学都有此想法,不同的是我们以此为借口娱乐了,而陈先生是在求真知,写到这脊梁骨有点发凉啊。
有些事阎王做得,小鬼做不得,也做不了。陈寅格先生没有学位,入驻清华成为四大导师还是破费周章的,但是靠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力保还是成功了。靠的就是这些家族的世交关系,书香门第之间的互帮互助,换做旁人即使能有陈寅格的学识,没有关系也成不了。天朝自古就是靠关系的社会啊,不论阎王还是小鬼。
书中一直强调二位大师的学术天才,也许是我知识深度还不够,能体会到的只有二位先生的学识广博,做事认真,如何为人等。对于学说以及贡献没什么感觉。个人感觉如果书中能更详细点介绍一些他们的学术成果,拿几篇他们的文章出来就更好了吧。不过书结尾部分介绍的一些论断感觉很是新鲜。
另外一点从书中看出来的是天朝以及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如果没有那场灾难,大师之后应该是会有大师的。怪不得越来越感觉国内文化没积淀出来什么,应该是因为当代人要从断层重新开始记录了吧。
这本书是在火车上读完的,如果不是旅途,应该很难安下心来看完吧。有点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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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ang$
凌晨读完此书,真有“怅然”之感。之所以民国之后再无大师,根本原因恐怕是民国学人自然而然地植根于传统之中。因为他们与传统是一体的,所以他们对传统的继承、批判或阐释皆准确而得体。当时学者如果说“学点古文”,指得可不是一般的古文,而是甲骨文或金石学。而49年后将传统与学人撕裂,将学术、学者从传统的土壤中拔出来,文脉断绝,再想接续已不可能。这不是如何扼腕叹息如何学点大学中庸搞个国学班就能接续上的。斯人已逝。
陈寅恪真不愧为300年一出的史学天才,如果给其好的环境,真不知会出多少成就。仅元白诗就考据出多少东西,精确到年月日,卖炭翁车头的方向,真是让人惊叹。可惜一生没有得到安定的学术环境。陈在传统陆沉的最后时刻出现,仿佛就是为了增加一分失去传统的遗憾。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视学术为生命,春蚕吐丝般既绝学、叙往圣,
傅斯年为学也为官,是学者底子的社会活动家,对国共的洞察也很有见地。虽然也搞小团体、有心计,但到底是学者。
作者岳南,可是老相识。当年小时候看《风雪定陵》就很激动。本书是作家而非史家笔法,所以不能强求,有些细节经不起推敲,比较情绪化。总之是本好书,特别是选取这两个人一起写,像光谱的两极,很有对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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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旅$
在校图书馆偶遇此书,却也心仪许久。读完,思绪非常复杂,陈乃三百年独此一人,傅也是学术之宗师,刚毅之“大炮”。陈与傅几经沉浮,在20世纪初的那个年代,创造了属于史学也是属于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巨大财富。而两位大师的为人品格自不用说,陈师晚年之遭遇更是令人悲悯之极。那一段悠悠的历史,中山大学,北京,清华,台大,都已回不到那个令人身累而又心醉的年代。纵观当下之学术发展,大陆高校之中,政治氛围太浓,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夙愿,依旧没有完全实现,高校充斥利欲熏心,骗取,套取课题经费而不为研究而研究,实乃研究之可悲。史语所那种学术的氛围,再也不复显现。神州亦无大儒,最多算个儒生,倒还有几个残喘着。学生亦不复从前的追求,这也是时代发展所不能避免的。
企望今后的学术,尚可略开研究之禁,越发全面化,深度化,而非面子工程和所谓的经费导向型学术,那样的学术,受制于人,还不如解甲归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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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es$
缘何大师难再?
□温国绛
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对陈寅恪的评价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可谓是儒家学术与西方学术杂糅的东西学术的典型代表。在岳南的著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广西师范大学版)封面上,印有一个颇为消极却令人深思的偈语: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刚拿到此书,见封面上赫然写着这几个大字,深以为恶,觉其未免有打击后学积极性之嫌疑;随着阅读接近尾声,我愈发意识到这个偈语是著者对于中国学术界敲响的警钟:倘若不改变现状,“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偈语将成谶语。缘何“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得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警钟或者说缘何大师难再呢?
在科举考试废除之前,绝大部分学人在学术上所依循的学术进路乃传统的儒家学术;自科考废除后,学子们觉得古板的八股文再也难以成为自己的晋身之法,纷纷走出国门,希冀从此道开辟仕途。当然也有出国门真正求学的,如陈寅恪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国求学十余载,终未获得一个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陈曾谓“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不知道那些在国外挥金如土,为了获得文凭使出各种招数的人士看了陈寅恪先生的这几句话要做何感想。
无论是陈寅恪、胡适之还是傅斯年,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当然这同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家学渊源有很大关系,陈寅恪祖父陈宝箴为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其父陈三立乃“维新四公子”之一,亦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胡适之的父亲胡铁花是晚清绩溪三奇士之一;傅氏家族在山东聊城更是状元豪门。可想而知,纵使科考废除,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涉猎经史子集的陈、胡、傅等人的传统国学根基也不会差到哪里,这是对中国文化最深切的体认!待日后他们留学海外,习得西方之技,再运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我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社会科学,不荣登人文社会科学之巅都难。对于这种学术进路以及借其所达至的学术巅峰似可用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来理解:对于中国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辅之以更为广阔多样化的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实现“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实非难事。
而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始终沉浸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在法学界,虽然朱苏力极力主张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并且也身体力行——以《送法下乡》为代表——但苏力这一代学人所接受的正统教育已经同中国的传统文化脱轨,远离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学”等国粹精品,代之以西方各种经典学说(并不一定都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假借这些学说解释中国问题。从方法论上看,与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杂糅的东西学术没有什么区别,也似乎对中国学术以及现实问题的解决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未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这一代学人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理解中国,他们所做的努力诸如提出各种司法体制的改革措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法学界比较特殊的邓正来教授则应该称之为法学翻译家,更是典型的西方学术传统的代表。
如此,也就不难明白“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得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警钟的个中深意,“大师难再”也就没有理由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了。
(文载2010年第15期《青年文化评论》,http://m.ycreview.com/journal/%5Bnumber%5D/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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