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 - 书评

东海一$

　　怪的是2版2印，标明1-7000.。
　　
　　止庵下了极大的考据功夫，注解引述资料极难得，作者取舍自有其道，笔法仿夫子著春秋，看后可给3星。
　　
　　
　　举例：
　　
　　止庵说，鲁迅祖父科场案“交给苏州知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了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
　　
　　    张建智考证鲁迅祖父科场案，“苏州知府王仁堪(可庄)即是王世襄之伯祖。我因撰《王世襄传》，王老曾向我提供诸多王仁堪史料，如《王仁堪公行状》，生平如下:“王仁堪公(1849－1893)，字可庄，一字忍安，号公定，福建闽候县人……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三月，赴镇江府任……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公调苏州知府，受代之日，士民遮道乞留。但公到苏，即病泄泻。十月十八日晚，赴江苏粮储兼分巡道约，在道署晚餐归，已亥时，初觉体不适，肚下涨，痛特甚，夜不能睡。至次(十九)日，痛更甚，汤药吐尽。延至次(二十)日时竟弃世。时光绪十九年癸已(1893)十月二十日子时逝世，享年四十五岁。”
　　
　　    王知府行状，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于《王苏州遗书》十二卷行世。由此可见，王仁堪由镇江至苏州，仅三月，暴病而逝，他不可能是鲁迅祖父科场案之审判官。原因有二:一是王到苏不久即病，与科场案审期时间对不上。另读《王仁堪传》，其一生为官清正、耿直，当年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王直奏朝廷力阻(时年四十岁，见‘福州地方志编篡委员会’，1989年)。所以，若鲁迅祖父一案移至苏州，由他为主审官的话，或许不会如止庵《周作人传》中所云:“知府王仁堪想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说如此庇护之话。
　　
　　    鉴上小考，鲁迅祖父周福清(介孚公)科场案庭审，应在杭州。而苏州暂拘的，应是鲁迅祖父周福清之仆人陶阿顺。介孚公是杭州自首的，于时间尚后，故更不可能由王知府去亲审。此案后经杭州府知府、浙江藩臬两司(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会审，后定案。时间是十一月中旬(12月17日左右)，周供认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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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堂$

　　止庵读知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也不是研究者的赏玩，而是那种只能体会无法言说的深入骨髓的读，这一点毋需看他如何理解自己和知堂这种隔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只要看他写的书话，读他的语言和想象他写作时的神气就能知道。在当代，不恭一点说，仿知堂写作语言特点仿的最像的，恐怕非止庵莫属。我相信很多读者现在读止庵的书，很多时候也是认同他这种语言上的模仿和继承。这并无不妥，在任何时候，能消化得下知堂的叙事和说理风格绝非易事。现在止庵来作这样一部《周作人传》，不从作者下的关于传主的苦功说，也不从他掌握和陆续整理出版的相关材料有多少来说，单单从他在写作语言以及气质的养成同传主的传承上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
　　　　
　　读这本《周作人传》大半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尽管止庵事先称这部传记作品是要把那些“未完成”诉诸笔墨留以纪念，“说到底还是‘读后感’”，但其实是在集多年的研究力量和材料写一部知堂老人的思想评传。我们知道传记作品从些微的形式上来说也有高下之分，那些以时间和历史时间做经纬，中规中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传记，充其量不过是年谱的扩充，而在缺乏确实历史材料基础上写出来的作品又像极了传记小说或者历史小说，真正成了为人揶揄的“传记文学”；真正有勇气而又有担当的，莫过于一部思想评传，因为思想评传着眼的是传主的生平价值，关照的其实是传主一生的精神生活，他既容易陷入传记作者本人的主观推理的泥沼，又容易在相同的材料中得出引起争议的结论。说到底，评传勒令传记作者必须把自己的结论和审美摊开来给读者看，而不再可能隐藏在硬邦邦的史料背后，这就是思想评传的超越和艰巨。
　　　　
　　同样使人不时地想到“超越与艰巨”的，当然还是知堂先生本人。无论他的因为耳闻目睹当年日本新村之后产生的社会空想主义认同，还是他的以“贞节”大限为核心的妇女观，还是他的以儿童审美和身份确认为核心的儿童观，更有他的以“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人的文学”观，以及走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老路的“闭户读书”、独享“艺术和生活自身”的晚年精神追求。走过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一路上无时不在超越着当时之世，也独自饱尝了多方打击的艰巨。多少年过去了，这个人的背影还浸淫在“叛逆”的阴霾之中，我们今天如何读知堂？特别是，当所能见到的关于知堂这个人的材料都已经浮出水面之后，我们今天如何读知堂？这恐怕是对知堂文字和思想有所涉及的人经常在思考的问题吧。
　　　　
　　而且，了解知堂老人生平的人，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面对这样一个人物的传记，难免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好奇。因为纵观知堂老人的一生，有两个地方不容忽略，即二周兄弟失和事件与知堂在北平沦陷之时的“留平不出”。在鲁迅研究史料浩如烟海和周作人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再写一部知堂传记而且是以“评”为主的传记，如何处理这两段史实，这是最直接反映作传人写作思路的。我们看到，止庵在这里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甚至有些苛刻，在正常引述材料的同时，并未像其他知堂传记那样做丝毫的进一步的发挥，没有任何根据史料间的蛛丝马迹进行推理的文字。以二周兄弟失和这一段的叙事举例来说，并没有出现用感情色彩表现作者本人道德判断的语句出现，甚至，在这一段落的附注和引注中也未加入他人业已发表的对“失和真相”进一步挖掘的内容和结论，而这种情况在一般学术性评传中是司空见惯的。止庵似乎将对知堂的挚爱深藏于胸，然后决绝地执行材料的组织，而且并不用心要让这些用到的“材料来说话”，不要被人视为这是知堂拥趸的杰作。但是，他越发克制自己发表观点或者“使这材料来说话”，越发使人感到一种在纸面上极难寻觅的对传主的感情。发现这一点，不是因为了解作者本人，乃是出于同样对知堂的持久关注，而这样的知堂迷之间心灵应该是相通的吧。
　　　　
　　这部传记在写知堂的1939年及后来事伪“留平不出”有它的特点，并未像其他知堂传记一样，要着力在周作人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思想变化和遭遇事件对其最后决定的影响，在主要事件交代一过，作者立即将主要笔墨投诸于传主在这一时期发表作品的思想解读之上，解读所涉及到的文章时，也并不出于为解释“事伪”而取舍。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作传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知堂编年的文章的解读上——虽然也有个别的对历史事件波及传主的结论性的语句，也并不替传主讳言其言行最后所决定的性质，但是却使人感觉并不要从历史事件来写这个人，而是着重对其留下的著作进行深入的思想探寻和价值挖掘。对于见过多种知堂传记的读者来说，不得不说这种写传的理路是高明的。很多传记作家写作时，往往对于传主思想价值的探寻尚未成型之时，受到历史事件材料的干扰，就迫不及待地以历史事件替代了思想历程，做出了草率的结论。这是无法驾驭材料的表现。对于为什么要作传，止庵是想清楚了的，而且坚决一以贯之。
　　　　
　　我深信，每一个喜爱知堂文字和文艺审美的读者，在他们内心深处，都隐隐地有着这样一念头，这年头隐藏之深，恐怕竟然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发觉，那就是希望能用“宽容”的价值理念来替当年被人定性为民族叛徒的人翻案，至少是在思想价值上的。我本人即曾经有着强烈的类似于此的念头。“宽容”曾经是知堂老人在世之时长期提倡的一种社会承受，知堂的时代里人们多不能理解他、谅解他，今天人们谈什么都要扯到“现代性”上来，现代人能否抉择知堂的时代和自己的时代更好地来理解知堂呢，这真是对“现代中国”最残酷的评判标准和考量。
　　　　
　　这部知堂传记的尾声，妄图用时间之沉重来结束一个终身思考者的最终命运：
　　　　
　　“周作人死后三年，《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死后十七年，第一本署‘周作人著’的散文选本在国内公开发行。生前未能付梓的《如梦记》、《老虎桥杂诗》、《希腊神话》、《浮世理发馆》、《枕草子》、《木片集》、《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平家物语》等，陆续面世。他的全部著作和大部分译作，均已重新出版。”（本书302页）
　　　　
　　好像是一种结果，也好像是一种结局，似乎是时代先前所辜负的吧，在这样的记述里，知堂晚年写文追慕的那种淡薄宁静一仍如前，稀见译作和最后作品、散佚作品的整理出版和再版，有告慰传主的意思在里面，也有后人对其的追念在里面。止庵确曾长期致力于知堂作品的挖掘、译介和出版事业，他这样来说是恰当的。就因为知堂是时代的先觉者，这个人曾经独自品尝过人世间不该遭遇的太多东西，就为了这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仿佛就像是能理解他似的。
　　　　
　　200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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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流$

　　鲁迅对中国古文化的批判，似乎对我这个迷恋古文学的人来说，是见不得的。　　但是，我仍旧很认真的读完这本书。　　喜欢，很简单，缘于鲁迅这个人，他的脊梁骨，是那个灰暗时代里，中华民族的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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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爹$

　　周作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却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远离时代，最后堕落为汉奸文人。周作人的一生，以悲喜剧色彩表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深刻性。这书写的也是随时代的感受而写   大家可一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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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愈静$

　　在上班来回的地铁上，看完了《周作人传》，后面看的有些潦草，真佩服止庵，全书下来，几乎不着一丝评论，全用事实讲话，这样的传记，看上去虽然有点资料罗列的嫌疑，但算是客观公正，我比较喜欢；或者，我也喜欢另一种褒贬非常鲜明的传记，尤其是以贬斥为目的的传，如果是以偶像的角度去写传记，45度华丽仰角，肯定写不好的。贬斥，也许会有种敌对的平等，难免失之偏颇，但总比拍马屁传记更加接近真实。迄今，看过堪称公正客观的传记，这算是一本，还有一本是傅国涌写的《金庸传》，大学时期读冯尔康写的《雍正传》结合着《雍正皇帝》的小说看，很好玩。但都带有褒贬。大致上没有走样。
　　
　　周作人的一生，可谓波澜不惊，总体感觉，他是个内向的人，无非想好好生活，安静生活，做些学问，译些小说，写点文字。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里，他也没有过度的热情，始终是个不瘟不火的人，没有强烈的爱，亦无强烈的恨，甚至有时候有些迂腐，就是这样一个几乎算是无所求的人，也历尽了艰辛。最后，被批斗的毫无尊严，凄凉的死在冰冷的床板上。
　　
　　他的选择，仿佛都是别人帮忙做出的，王小波在 《思维的乐趣》里，一派天真的回忆小时候和哥哥一起偷爸爸的书看，他说：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人有兄长是好的。决裂之前，周作人几乎一直沿着哥哥鲁迅的足迹走自己的人生的。读洋书，赴日留学，归国写作。。。。。鲁迅是个合格的兄长，离乡之后就不断的给弟弟寄信寄书，信件介绍了外面的世界，书籍则是那个年代最宝贵的财富。周氏兄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牛逼，他们俩的科举考试，连考三次，都考的很差。
　　
　　兄弟反目的事，也是一笔就带过去了，大概真的是需要为尊者讳，为逝者讳吧，这件事对周作人的一生影响很大，至于所谓『汉奸』一说，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当时周作人在北大任教，而日军侵华，大家纷纷避难离开北平，众所周知，他们到云南办了西南联大，而周作人因为挈妇将雏，不愿逃难，加上他精通日语，也有不少日本友人，想着留在北平也不会有什么大碍，于是就留下，于是就被作为『留校教授』，为了保护校产，他不得不出任所谓日伪职务。1945年，开始公审汉奸，他被定为死罪，至少也是无期，所谓患难见真情，那时还真有些不明真相的青年，欲置他于死地呢，这些也都是如今响当当的人物呢。读到此处，深觉悲哀，你爱你的国，为何非要把这么一个与世无争的可怜人置于死地呢？中国人啊，中国人。
　　
　　后来，多得朋友襄助，加上民国时还是讲法律的，他也遇到一个好律师，改判10年，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北，周作人因此也就出狱，蹲了三年没来由的大牢，而此后，他的半生都背负着汉奸的名号，及至文×革，虽然已经垂垂老矣，还是不能善终，被折磨致死，这样看来，真不如像鲁迅那样，早点撒手人间来得痛快。
　　
　　周作人的文章我看过的很少，如今已经全无记忆了--这不能全怪我，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这些属于被封杀的范畴。以后留意，或可以看上几篇了。
　　
　　周作人比鲁迅稍高，长的很像鲁迅，不同的是，他总是戴一副金丝眼镜，精光的头皮面皮，留一撮日式的小胡子，目光也总是冷冷的。他精通日文懂得俄文希腊文西班牙文，一生写作翻译了千万字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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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

　　止庵先生这本在自序里强调“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都还不足以保证作者能对自己的预设立场保持审慎。
　　
　　值得称道的是，先生对自己的立场始终力求谨慎，理性，客观。
　　　　
　　　　看此书的同时，对照以前看过的《周作人生平疑案》，《回望周作人》专辑，感喟：对于争议的历史人物，止庵先生做到这点不容易。
　　　　
　　　　个人还欣赏的是，止庵先生提出的思想作为一种存在，与行为这种存在之间的可能关系。虽说也就是结语里的几句话，足以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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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

　　止庵文字学知堂，有几分神似，所以先生来给周作人做传，该是上佳人选。此书，装帧素雅，文字亦平淡，仿佛知堂写的自传，呵呵。　　有评论说此传无一字无来历，不过倘若“来历”过分局限于知堂先生自己所写，难免没有片面的嫌疑。而对于附逆一案，止庵其实走的谷林老人的路子——所谓发菩萨心而已，只是没有明言罢了。我的疑问是：对于行为，或者人生，经过排列的文字到底能代表多少？　　书倒不错，文字，无论作者文字还是大量引用的知堂文字，都是好文字，算作冲淡平和派的教科书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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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虫外$

　　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借了几个月了，总也借不到。看来，好书，总是难借。我本不看胡兰成的作品，一方面因为张爱龄，另一方面那两个字不提也罢，提了难免让人神伤。有次在书店，拾起一书《禅是一枝花》，心想，怎么会有这般好的书名呢，是谁写的呢？一看作者，便将书放下了。现在回想，那一刻的自己，真是残酷。
　　
　　葛兄曾来信：散文这种体裁被胡兰成和郁达夫两人做到了极致。照片上的胡兰成一看便知是一位地道的旧文化遗民，脸上露出的宽容抵得上一部四书五经。说是薄情寡义，其实一无所有，身家如飘萍，柔情逐浮云。没有一部书象他的《今生今世》平淡如许，他心里头的盛世，只需有“清冷冷的喜气”。
　　
　　葛兄的话从来都是不多的，偏偏这不多的每一句话，都对我深有教益，多年以后，也就是现在，我发现自己身上有种无可名状的浅薄，它淡然地存在，固执地存在。假使我心中的那棵树不能枝繁叶盛，那我该怎样更好地去聆听那一阵风呢？
　　
　　我很少看传记，也很少关注四围的世界，那日在图书馆找见止庵的《周作人传》，却很是欣喜。封面素洁，周作人说的那一段话，尤如他的一生，美却飘零。原本以为周作人总该是树人的哥哥，不想他追随树人多年，其一生的教益，最初多来自树人。后来的事，就不用说了，都是伤心事。
　　
　　晚年，周作人说：“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他们曾经是最好的弟兄，分道的痛苦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更何况两人都是富有革命性战斗性而在内心又必定是百般柔肠的人。那是怎样的一段岁月呢，周在年轻的时候很有些“破脚骨”的风味，他花去很多时间在街头上玩耍，他说他虽不是道地的“街之子”，但与街总是有缘。街上的事情知道得多了，人就容易惹事。敢惹事的读书人，是不多见的，更是可爱的，我喜欢有“流氓气”的读书人，更何况这个读书人对当时的妇女群体倾注了厚重的情感。在后来，他来到树人身边，树人叫他译书，他则只是沉默的消极对待，惹得树人有天直接向他挥起了老拳。
　　
　　《周作人传》写得朴实、淡然，书内作者不发表任何评论性的意见，作者也没有习惯性使然，将一个人的一生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止阉很专注于周作人的作品，他所有文字的基调都建立在周作人自己的语言基础上。
　　
　　周作人的语言，则总让我生出没有好好学国文的羞愧，以致于对文字只留有粗略的印象，要说能理解，要说有个缜密的思维，要说文字能在我的笔下起舞，那目前万万是不能够的。然，美好的事物当前，好好虚心、好好用心，也是种大收获的罢。
　　
　　我也是懒散的人，如有树人这般的哥哥，匡正我指点我挥老拳我该有多好呵。
　　
　　当年，葛兄也想一掌扇我，可惜太远，相隔着千山万水。之后，我的脸虽不疼，心倒也是疼的。
　　
　　一师难求，一友难求，如今，这些我却都拥有着啊，那么，幸福两字，是否足够形容？
　　
　　周作人回忆教他书的先生，第三位先生是这样的：以前应考，出榜时见自己的前一号坐号的人录取了，（他自己自然是没有取，）就大怒，回家把院子里的一株小桂树都拔了起来。
　　
　　他说中国在文学与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征侯，或者这是伪道学种下的病根。
　　
　　说起滑稽分子，突然想起王朔，这个充满了京味的男子，他书中讽刺性的情节常给人以欢乐以刺痛，不是谁都有这般的幽默和能力的。
　　
　　又，中国小说之所以毫无成绩，是因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傍样。
　　
　　到今天，我也是很同意周先生的这段话的，一个人的思想总是有限，一个人的生活阅历也总是有限，在这些都是有限的前提下，诸如我般的女子，不如先对着一片叶子，观察它的脉落，分辩它随四季而不同的色泽，心内总会有另一番景象的。怕只怕，一个人缺乏一种淡定，仰首向天的时候，不懂怎样专注。
　　
　　“鄙人是中国东南水乡的人民，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利害。”由此，周作人创作了诗歌《小河》，正如他所言，物质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
　　
　　诗歌《歧路》中，他说：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酥背十字架去了。/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么事呢？……
　　
　　跟耶酥背十字架，多么微小又多么动人的想法呵。我相信他不是个懦弱的人，所以对他一生中遭受的苦难和不公平，心感沉痛。他自己在《破脚骨》一文中也说：“非有十足的忍苦忍辱的勇气，不能成为一个像样的‘破脚骨’。”那么他最后成为破脚骨了吗？到了晚年，他已完全回归到平淡自然，他只是想好好翻译他的希腊文学。他说以前我们似乎多喜欢那边（这个那边指什么，我至今不甚明了）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他也说过生活不是件容易的事，生活亦如他所言，用素雅的陶瓷茶具泡茶，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对于文学的价值，他这么解释：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别的方面还有不满，那么当然还有要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时候，拿破仑在军营中带着《维特的烦恼》可以算作一例。
　　
　　对于作文，他又有言，却极富情趣。
　　
　　“我们在门外草地上翻几个筋斗，想象那对面楼上的美人看着，（明知她未必看见，）很是高兴，是一种办法；反正她不会看见，不翻筋斗了，且卧在草地上看云罢，这也是一种办法……我是喜翻筋斗的人。”
　　
　　“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
　　
　　……
　　
　　止庵写的这本书，的确是好书，再好不过的书。它从逻辑上来说，是畅达的，从语言上来说，是极富有密度感的，从感觉上来说，是容易让人爱上这样的一本书以及周作人这样的一个人的。所以，感谢止庵，感谢生命中那些曾经、现在、将来都在用笔耕耘着的人们。
　　
　　
　　
　　201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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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杉$

　　读传记，容易让人生幻灭之感。周作人十七岁时作诗《焚书》：“焚书未尽秦皇死，复壁犹存哲士悲。举世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麋。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诗末更有一番慷慨言语：“今世之人珍经史如珍拱璧，此余所最不解者也。其他不具论，即以四书五经言之，其足以销磨涅伏者不可胜数，又且为专制之法，为独夫作俑，真堪痛恨。至于浮辞虚语，以并名学家所谓丐词者，尚其最小者耳。余尝恨秦皇不再，并非过论。同志之士想亦为然，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然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
　　
　　书的开头，是十七岁的周作人。书的末尾，便是一九六六年八十一岁的周作人。当年三、四月间，周还有乐观诙谐的精神，做“春风狂似虎，似虎不吃人，吃人亦无法，无法管风神”诗一首，八月份被红卫兵毒打之后，周转而消沉，九、十月间两次向派出所呈文乞死：“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敝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敝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半年后的一九六二年五月，周作人独自一人死在自家后院小厨房的铺板之上。
　　
　　周氏兄弟反目之前，感情是很深的。一九零二年，周树人去日本后，留在水师学堂的周作人日记如下：“夜，雨霁。挑灯独坐，听窗外蛙声，如两部鼓吹，东风箫箫，吹白杨作响，声甚凄清。煮茗自啜，怀忆远人，思作日本信，因无鱼雁而止，当待考后矣。”
　　
　　周作人后半生背负汉奸骂名，抗战后在南京下狱。很明显，他对爱国人士所谓的民族气节是很不服气的，在狱中做《修禊》一诗：“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其一因子巷，旧闻尚能记。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这首诗说的是两脚羊的典故，北宋覆灭时，山东忠义之民不愿做亡国奴，饿着肚子也要南下，于是一路就吃人肉，戏称被吃的人为“两脚羊”。
　　
　　周作人对日本的认识可以选他的两句话做代表：
　　“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
　　“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雅片，又何以嗜好迥异耶。”
　　
　　周作人自南京出狱后，寓居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自述这段生活如下：“……窗下潮水天天上落，我不常出去散步，看了也可以消遣。我自己不出去便只等客来，孺牛、齐甘、雪窗、克安等人时常来的客人，反正来的多是黄河以南的人，也用不着硬说国语，谈的更是畅快。”嘿嘿，南方人讲国语，就算讲得再标准，自己也觉得累。
　　
　　回到止庵这本书，只能说资料搜集得好，把周作人的文章、著作、书信、日记按时间顺序一一摘抄到书里。但这些材料可有什么主线串起来吗？没有。（高杉2010年1月20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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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棠$

　　一九六七，五四遗事
　　
　　如果猛火还有余烬
　　余烬将散聚一幅枯山水
　　许是雪景，那人落落穿行去
　　不辨清白，不辨川壑
　　
　　窄长中国，无桥无塔
　　也无旗帜垂落
　　包裹被热风破开的振臂
　　飞廉战斗着穷奇
　　
　　有人吃德赛，有人吃主义
　　你吃臭豆腐玉米面糊糊
　　红楼虚构了赤都
　　你不虚构废姓外骨
　　
　　仍有游行队列，你仍第一次
　　碰触那温湿的战马的脸
　　那分明是尼采的血
　　你们认作饲马草上的露
　　
　　如果死者还在
　　你们将用隐语交易一回：
　　这妙皴的奇岭你袖去
　　这冻凝的小河我带走。
　　
　　
　　                2009.8.6.夜.
　　读罢止庵《周作人传》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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