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 书评

大道说书

　　衝擊！撼動日本社會爭議話題作
　　妻夫木聰vs.松山研一首度同台飆戲，青春演出！
　　那個一點也不溫柔的六○年代，究竟，我們相信的是什麼？
　　我確實因為川本三郎，而對村上春樹和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入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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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

　　那个思想还能转化为行动的时代
　　乔纳森
　　
　　    当我们确定不了自己是清醒着还是在梦里，一个通常的选择是拧一下自己的大腿。但怎么知道拧一下大腿这一动作不是同样发生在梦里呢？是这样的，拧大腿所带来的疼痛，以我们尽管能预估其程度然而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超出我们防备的尖锐，刺破了梦与现实之间的那层膜。
　　    《我爱过的那个时代》就是替你拧一下大腿的那种书，让你从太空失重般的、被消费主义催眠的梦中醒觉过来。它以自己的尖锐，提示你注意自己貌似万事俱足的生命到底错过了什么。
　　    以前我读过川本三郎的电影评论，也读过他的“东京学”著作，却不知道他有过这样一段青春。而这段青春正是冰山没入海面以下的那个部分，是真正的重量所在。《我爱过的那个时代》记述的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日本究竟算是怎样一个时代？简言之，那是一个青年还能影响世界的时代，是思想还能转化为行动的时代，是别人的痛苦还能变成你的痛苦的时代。
　　    川本三郎写道：“确实对我（们）来说，那个时代并“不是我时代”。有死，有无数的败北。但那个时代是无可替代的“我们的时代”。不是自我中心主义（me-ism），而是我们主义（we-ism）的时代，任何人都试着为别人设想。把越南被杀的孩子们想成自己的事，对战争试着表达抗议的意志，试图否定被编入体制内的自己。我只想把这件事珍惜地留在记忆中。”他说：“实际上，那是个身边有很多人死掉的时代……三岛由纪夫死了，高桥和巳死了。六九年十一月芝浦工业大学发生内斗事件死了一个学生，这是大学斗争过程中的第一个死者。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有人死掉，生的中心就有死，而且‘我们对那死并不避忌，反而想去亲近死亡’。”如果对死亡进行类型学研究，我们可以说，那是个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死的时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有被韩剧所规定两种死法：死于绝症或死于车祸。
　　    《我爱过的那个时代》的魅力并不在它的激昂，正相反，它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即便在酷烈斗争进行的当时，一种踌躇，一种忧郁，已经内在于它了。川本三郎说：“我们确实可能是打内心深处反对越战的。但同时，我们对一边身在安全地带一边反对战争的这种‘正义’也感到厌恶和愧疚。”在美军基地开反战酒吧的日本青年，发现美国大兵也一样讨厌战争，但他们同样没有精神去参加反战运动，他们来酒吧，要听的也只是乡村音乐，而非摇滚。那是什么也做不成，什么也不想去做的倦怠。所以开反战酒吧的青年会自嘲：“我们在做的事，说起来只是以和平当下酒菜，让美军喝酒而已不是吗？”
　　    既活力四射，好像随时都能搬动历史进程的道岔，同时又被一种无力感紧紧缠绕，仿佛自己闯入的只是“无物之阵”，这就是那个时代在进行现实斗争的日本青年的两面性。
　　    川本三郎作为《朝日周刊》、《朝日杂志》的年轻记者，采访左翼学生的抗争运动，也广泛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给杂志投稿、拍过色情电影的神秘姑娘，天真的、后来自杀了的杂志封面女郎，怀孕后去堕胎却摆脱不掉阴影最终进了疯人院的女学生，跟作为东京大学“全共斗”的领导人因为通缉而在汽车后座微微发抖的山本义隆一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川本三郎本人也被时代的潮流裹挟进去，因为密切接触一个激进的、杀死了一个自卫队军官的左派青年而被捕，并被判十个月徒刑，缓刑两年。这是《我爱过的那个时代》一书的终曲，它既不是轰响，又不是呜咽，而是音调怪异的拖长的哀鸣。川本三郎似乎从未从这一事件的阴影中真正摆脱出来，因为他无法为那个事件赋予一种有说服力的合理性，他为自己的辩护是新闻人有保护受访者的义务，可是他又觉得像那样一个以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随便杀死军官的人也许算不上一个“思想犯”，而只能是一个凶手。
　　    在这一问题上，也许我不是当事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纠结在一起的念头，不过，在我看来，纵然左派青年的行为说不上有多少积极的意义，但至少川本三郎不该说死者是一位“无辜的”军官。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么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也都是无辜的。没错，那是一个悲剧，可是也没有谁是无辜的，尤其是一个在军队里执行任务的人，他不能声张自己的无辜。以浅间山庄事件为标志而终结的日本左翼激进派行动，尽管不能说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却也不能说它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多年以后我们仍然无法正面去探讨它。它总是太沉重，太残酷，以致我们惟有沉默以对。
　　    村上春树总爱将“全共斗”时代的记忆勾兑到小说里，好像在说哥们当年也曾热血过，实则不过用以文饰自己的空虚而已。我们必须离弃村上式的矫情，通过逼视那个时代的激越和败北，藉以映出我们自己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