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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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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敌小
为什么纳博科夫那么讨厌佛洛依德的学说呢?那是因为他讨厌所谓的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数量繁多的就是阐释本身。
阐释成为了人类最为极权的精致的玻璃装饰,成为了众多误读的改写。
在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中说道:
【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现代学说,即马克思和佛洛依德的学说,实际上不外乎是精心谋划的阐释学体系,是侵犯性的,不虔敬的阐释理论。用佛洛依德的话说,所有能被观察到的现象都被当作表面内容而括入括号。这些表面内容必须被深究,必须被推倒在一边,以求发现表面之下的真正意义——潜在的意义。………这些事件只不过看起来可以理解摆了。实际上,若不对它们进行阐释,它们就没有意义。去理解就是去阐释。去阐释就是去对现象进行重新陈述,实际上是去为其找到一个对等物。】
当然,阐释本身就是一个驳论。几乎是没有好的与坏的,对的与错的。而是阐释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对于文本表面内容的误读,深层的意义,可能作家是将其埋入文本深处,但这时作家本身对于文本接触产生出反应,这种反应是一种暂时的,不带有意向性的。因为小说的技巧,对于我来说,小说的种种细节都是为了小说本身而服务。不是作家生活注释了小说,不是小说注释了生活。
传记作者通过注释作家生活,注释了作家的作品,再来互相反应。通过反应注释了自己本身。可能连纳博科夫也嘲笑起来
“我不可能告诉你们真实,只告诉你们想要的。”
纳博科夫传可能是阐释体系中对纳博科夫最为侵犯性的调戏。不过,纳博科夫早就预知到了这一永恒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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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吧
作为译者的女儿……虽然我由于资历不够无法读完我爸翻译的书,(当然我一直看不懂我爸译的东西)但是!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
我老爸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简直就是呕心沥血投入得让我和我妈都感动,连出去散步还要讲书里的故事,整个人被纳博科夫附身,每天简直一起床就开始了很纳博老科夫的共处,连吃饭还要问我们一个词这样用好不好,相当之烦。我爸投入了这么多,所以我希望大家能都看看《纳博科夫传》,并且可以仔细研读,用我爸的话说就是他在书中埋了许多“小细节”……哈哈~
当然我没说什么有点内涵的话,但是老爸在翻译的时候我是全程关注,作为一个译者,我爸相当认真(不否认其中有女儿的个人崇拜),但是就我爸在好不容易被我妈拖进超市还想着纳博科夫的精神来说,这没什么好怀疑的。最后再说一句,我爸现在在译《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还要请大家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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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西
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在评论狄更斯的文章中曾有过这样的想法,认为每个伟大作家的体内都生活着一个孩子,他们就是用小孩子的眼光来观看他们书写的世界的。纳博科夫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在《说吧,记忆》一书中写道:“童年饱含着成熟创造力的主要成分”。如果我们将他的童年与后来的作品相互观照,就会发现纳博科夫所言非虚。换一种说法,我们也许可以说作为孩子的纳博科夫一直没有死去,一直存活在他的作品中。
在《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中,博伊德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纳博科夫的生活和时代。他以编年史家的方式搜罗非常详尽的资料,同时又以文学家的诗意笔法,记录、阐释了从沙皇回光返照的时代开始,到1940年纳博科夫搭船前往美国定居这段时间,纳博科夫的家族变迁,以及他的童年和流亡生涯。
跟格林、纳博科夫一样,博伊德相信“成年所有的标志都可以透过童年的蛹看出来的”。在描述纳博科夫的童年时,他告诉我们不仅纳博科夫对语言的迷恋,通感、联想等想象的能力,记忆的天赋,而且在他后来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观点和意象都可以在童年找到起点。
纳博科夫的童年生活很有规律。冬天和早春在彼得堡,夏天在维拉,秋天为了躲避潮湿和雾气,则去南欧沿海。而对纳博科夫来说,夏天时最幸福的。在维拉的幸福生活,对纳博科夫影响巨大。纳博科夫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地用语言的魔法召唤着维拉。“《玛丽》、《防守》和《天赋》几乎原封不动地将维拉和周边地区的景色搬了小说,《阿达》虽然是透过反地球的想象的棱镜来看待一切,但它关注的是一年中的同一个季节、同一个地点。”美好的维拉也因此成了一个无法触及但却历历在目的乡愁圣地。
除了维拉,纳博科夫对蝴蝶也情有独钟。除了小说家、诗人之外,他的另一身份便是鳞翅目昆虫学家。在他早期的诗集封面上就有用墨汁画的蝴蝶,而在客厅、卧室里也到处可见蝴蝶插图和标本。但这种爱好在他早年就开始了。纳博科夫七岁发现了蝴蝶,到九岁时就完全掌握了欧洲所有鳞翅目昆虫。博伊德认为,对蝴蝶的发现以及发现的快乐也传给了他的小说创作,影响了他的创作观。“从蝴蝶他认识到不能把世界视为理所当然,它比看上去更为真实也更为神秘,因此他要使自己的世界能够与这个世界相媲美。”而他的作品也证明,他确实绘制了这样奇妙的天地,其间的一草一木都由他命名,并且同样深入到了事物的核心,唤醒了我们对生活和世界的神秘感知。
流亡是纳博科夫青年时期生活的主题,他在流亡欧洲的途中写了8个长篇,50多个短篇。实际上,在之前的童年时代,纳博科夫已经体验到了流亡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愁滋味。1904年,纳博科夫才五岁,他父亲的政治活动在朋友亲戚之间激起了不满,于是一家人来到了阿巴齐亚,一个对纳博科夫来说很遥远的地方。当时他就常常趴在床上,用食指在枕头上胡乱画着维拉的房子,那难以言语的、乡愁中的“家”的形象。
童年的消逝几乎是了无痕迹的,不过博伊德却抓住那个临界点。1910年秋冬,纳博科夫的童年慢慢接近尾声,“一个独特的成年人即将出现”。那时,纳博科夫正在柏林矫正牙齿,在寒冷的季节倾慕于一个在旱冰场溜冰的美国女孩,但发现她是舞女之后又大失所望。他开始每天光顾蝴蝶商店,订购蝴蝶标本,开始阅读《战争与和平》,并且隐约地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成为一个流亡者,思念着遥远、悲伤、挥之不去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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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nkd
“洛丽塔”号飓风席卷全美的那一年,众人皆知“洛丽塔的创造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由于此前寂寂无名,许多人以为56岁的纳博科夫是个大器晚成的异国作家;又因题材出位的《洛丽塔》被误认作“色情文学”,在另外许多人看来,他必然是个老不正经的色情狂。
两年后,他借《普宁》向美国读者重新介绍了自己:一位有着流亡伤痛的俄罗斯老作家。《微暗之火》横空出世,一众专家学者大呼头痛,作家、批评家纷纷致以崇高敬意,“色情作家”的误认就此平息。让人扼腕的是,这个倔老头投入了一桩令众多粉丝百思不得其解的浩大工程——耗时14年,将薄薄一本《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注成四卷本英文巨作——因为这个堂吉诃德式的疯狂举动,他与挚友埃德蒙威尔逊分道扬镳,一段文坛佳话就此终止。
回过头来看看流亡欧洲的纳博科夫:侨居柏林15年,声称不曾读过卡夫卡,德语水平只限于在超市买香肠。对一个能够用俄英法三种语言自由写作的语言天才来说,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令人难以置信的,说到底,就是纳博科夫对自己作为一个俄罗斯作家的身份的坚持。他在《说吧,记忆》里说,为了保证自己从俄国抢救出来的最后财富——俄语——不流失,在剑桥,他如教徒抄经一般每天抄写俄语词典;在柏林,他拒绝学习德语——那种“难听的语言”。
60年代,旅居瑞士的纳博科夫陆续将前半生的俄语作品译成英文,将后半生的英文作品译成俄语。直到他辞世后,俄罗斯才首次出版了他的作品,那些指责他“毫无俄罗斯骨血”的批评家们开始用“浸透着俄罗斯骨血的一生”为他定名。在欧美,这位“谜一般的后现代作家”的俄语著作也陆续受到重视,人们纷纷向他的流亡岁月投去目光,希图从中寻找一个“真实”的纳博科夫。
“谁能想到全世界最杰出的纳博科夫专家会是个新西兰人(Kiwi)?”一位Nabokovian 代表所有纳迷发出惊叹。1990至1991年,两卷本纳氏评传《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Vladimir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s)与《纳博科夫:美国时期》(Vladimir Nabokov: The American Years)重磅出击(的确卷帙浩繁),新西兰学者Brain Boyd让人惊艳。
熟悉纳博科夫的读者都知道,纳博科夫本人很看重“传记文学”,对这个文类很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最好的俄语小说《天资》,其中就包含主人公为自己的父亲和叱咤苏俄文坛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作的传记;首部英文小说《塞奈特的真实生活》,专门戏拟传记文学,对头脑平庸、自作聪明的传记作家大加嘲讽;1947年,他写了传记作品《果戈里》,以果戈里的死开始,以果戈里的出生结束,不落俗套;《洛丽塔》,望文生义,应为洛丽塔别传,实乃亨伯特恶人自辩;《微暗之火》看似他传,实则填充着金波特的自传;《阿达》的副标题就是“一部家族编年史”;《看那些小丑!》又是对自传的滑稽模仿;自传式回忆录《说吧,记忆》标新立异,对传统的“自传”这种以账目表形式进行自我塑造的文类进行了彻底的颠覆。
坊间流传一种说法:自传不妨看作他传,他传往往就是自传,屡试不爽。但对纳博科夫这样一个自觉意识异常强大的作家来说,这种倾向只出现在他的小说当中,作为讽刺对象存在。现实中,美国人Andrew Field不幸成了反面教材。他的纳氏传记《纳博科夫的生活与艺术》前后耗时十余年,却充斥着大量知识与材料错误、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和牵强附会的心理分析,最终只赚得读者的声讨和作家的绝交。给纳博科夫作传,容易吗?
Boyd是个骨灰级的Nabokovian,也是个聪明的传记作家。且看他的《俄罗斯时期》怎么开场:
“纳博科夫个人戏剧的每一幕都是在无法逆料的不同背景下上演的。最初是帝俄的小小一角,那是圣彼得堡独具魅力的地区,革命前的文化给它披上了绮丽的晚霞;从那里驱车两小时,则是一座庄园,一片杉树林,一条河,纳博科夫魂牵梦绕的故园。接着是俄侨阶段,一个‘物质贫困,知识丰饶’的时期,到处是幽闭恐怖症和勾心斗角,还有不可避免的离散。又一个20年,纳博科夫的美国时期,在那里,他们每逢寒假就得从一个教授家搬到另一个教授家;夏天则是彻底的游牧生活,他们开着汽车,从一家汽车旅馆到另一家汽车旅馆,他寻觅着蝴蝶的栖息地,寻觅着《洛丽塔》等小说的灵感。最后重返欧洲,15年里,站在蒙特勒皇宫旅馆的高处,他俯视着日内瓦湖上的水鸟。
随着每一幅背景的改变,那些配角也在发生变化。在彼得堡的一个街角,一个小男孩停了下来,他的父亲正在跟老托尔斯泰聊天;在巴黎,一个瘦瘦的俄国作家正在乔伊斯和匈牙利足球队面前读自己的法语作品。在流亡欧洲时期……”
乌拉!纳迷们有福了!如果纳博科夫为自己写一部传记的话,兴许也会这样开头吧。往下看,谈到《天资》,作者这样说:
“它是一则温柔的爱情故事,一幅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一本关于社会环境的精确记录,一趟想象生动的旅行,半书架的传记、乡愁、颂文、悲剧、辩论。《天资》是所有这一切,又不止是这一切。”
同样,Boyd这部书也是所有这一切。纳迷们从中看出一位大师的成长史,一部纳氏宝典;历史爱好者从中读出一部二十世纪战争史和风俗史;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读到的是流亡文学圈中实况,各路大师剪影;蝶类爱好者读出欧亚大陆上的鳞翅目昆虫报告;至于文坛八卦爱好者,一定可以从中搜寻到不少风流韵事,小三插足,一个纠结的丈夫,一个完美的妻子,一个终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对于Boyd本人,这又是半书架的传记;他深入传主灵魂,诉说他的乡愁,写出大师的颂文,刻写他个人命运的悲剧;对大师的崇奉并未对他的独立判断造成伤害,纳博科夫锻炼了他的心智,丰富了他的感知,他在假想中,与之辩论……然而又不止是这一切。
纳博科夫的流亡人生本身,就是整个二十世纪风云变迁的真实写照和详细注脚,Boyd刻画一幕幕流亡生活场景,却无意渲染挖掘历史跌宕对其人其文的影响,而是将功夫用在了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所一再强调的文本细读上,这也是此书被称为“你能想象到的最理想的传记”的原因。纳博科夫一生都在流亡,又兼具鳞翅目昆虫学家的身份,足迹遍及全球。Boyd追随作家足迹,几乎走遍了纳氏所有的居住地——要知道,纳博科夫可是个一辈子提着旅行箱和折叠浴缸走天下的人。身为异邦人,Boyd对世界文学了如指掌,对俄罗斯文学与流亡文学耳熟能详。学者的深邃与严谨,丰盈详实的资料,加上精致透辟的细读,将所有悬而未决的阅读谜题一一化解。二十年来,它已经远远超越了“传记”这样一个别扭的文类,成为一部Nabokovian们无法绕行的“纳博科夫全功略”。然而又不止于此。“在故事的每一步进展下,不是水泥一样厚厚的事实,而是这里那里布满一颗颗尖利的石子,灵魂在上面颠簸不止。”纳博科夫对传记作者的告诫,Boyd记在心头。在他笔下,纳博科夫的一生变成一部“花样”(patent)叠现的小说,一场精心设计的棋局。作为一名非典型性学者,Boyd对掉书袋和玩弄花哨名词不感兴趣,其行文运思深得纳博科夫神髓,两卷本板砖样大部头一气啃完,唇齿间流溢的是活色生香,只恨无法餍足,饕餮有罪。
要为心中的大师作传,即使热爱到极致,也无法改变头脑的愚顽。马克思勃罗德为卡夫卡写作的传记就是佳例——“一个人可以如此爱一个人,却又如此不懂他!”(昆德拉语)在《塞奈特的真实生活》中,纳博科夫告诉我们,除了热爱,仅仅懂得也是不够的。要为作家立传,首先得找到作家独有的风格——思维的风格,看世界的方式,构型的风格,行文的风格,修辞的风格。你得径直走进他的灵魂,成为他本身。之后,你用他的方式去写作。至此,“真实”的传记方才成为可能。不单传记如此,这也是一切写作艺术的前提。Boyd显然深谙此道,难怪此书一出,八面玲珑,无论口味刁钻的纳迷,还是潜心多年的俄罗斯学者、美国论家,亦或对纳博科夫一知半解的普通读者,都对Boyd大为叹服。就连强势又挑剔的纳氏妻小,也因作者的惊艳表现而对其对纳氏家庭隐私的泄露抱以大度的微笑。
纳博科夫自称是个非典型性流亡者。他从来不是典型的俄罗斯作家,在流亡文学圈中,始终是只骄傲的孤鹰。除了霍达谢维奇等极少数知音,以及作品朗诵会上“成千名妇女”(纳氏年轻时是个健壮高挑的帅哥,还在刚刚兴起的电影中客串过演员),他独辟蹊径的写作方式和对道德宗教的疏离,总是让他倍受指责。他被阿达莫维奇及其同党指责为“没有灵魂的写作机器”,玩弄的不过是法国人玩剩下的花招。前辈蒲宁虽然承认年轻的西林以一部《防守》将包括他在内的老一辈“全部干掉”,仍然不满他背叛俄罗斯传统,预言他“会在孤独和绝望中痛苦地死去”。女诗人吉皮乌斯厌恶纳博科夫,从他15岁出版第一本诗集起,便坚守“纳博科夫是个毫无文学前途的平庸之辈”的论断。在美国,年过半百的纳博科夫声名鹊起,他说自己是个“美国作家”,因为只有在美国,他才找到了与之比肩的谈话对手,遇到了最理解他的人。而美国人却认为他是个古怪的俄罗斯作家,他的英语文体极端繁复,是美国人前所未见。谈及自己的身份,他说自己是“一片大西洋上空的羽毛”,不属于任何一个界限分明的大洲。时至今日,人们称纳博科夫为“世界作家”。的确,伟大的作家是没有国籍的,最理解莎士比亚的人也许是一名伊斯兰木匠。像Boyd这样一位新西兰学者,写出迄今最权威的一部纳氏评传,实在不是意外。
众所周知,纳博科夫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生活被现代历史严重扭曲,背井离乡,阮囊空空,父母弟妹惨死,却声称对政治、思想、道德一概不感兴趣,惟有审美狂喜才值得追求,风格与结构才是精华。纳博科夫是个唯美主义者吗?Boyd对这个广受关注的问题作出了回答。他笔下的纳博科夫,非但不是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残酷审美家,而是个“为生活而艺术”的乐观者。纳博科夫的文体风格和他的思维风格一样,极端繁复,是极简主义时代中的极繁主义者。在他,艺术需要的是“好奇”,是对世间一切脆弱生灵的温柔和对事物基本的善的信任。他善于越过那些陈词滥调的劣币,抓取被常人忽视的“微小不言之物”,细节之上再加上细节,色彩之上再加上色彩,涂抹出一个奇异的世界,并提醒我们,世界之外还有世界。对纳博科夫来说,自然的缔造者是个最伟大的艺术家,是所有值得艺术家效仿的唯一对象,他的毕生作品都旨在发现自然与命运的密码,用想象力创造一个可与之抗衡的新世界。对于灵魂的孤独,他找到了爱来克服;对于不可挽回的时间的流逝,他找到了穿越时空的艺术。爱与艺术,是纳博科夫生命的关键词,两厢结合,就是最伟大的天资。在写作《天资》的过程中,纳博科夫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他明白了,惨淡的命运不过是伟大的天资向生活索要的高昂价码。他因此原谅了一切,并感到无上幸福。
时间之狱和自我之局限,这是纳博科夫所有小说想要揭示给我们的。他借小说人物发出忠告:“哦,请对我起誓,将信任带到梦里头,仅仅相信幻想,决不要让你的灵魂在牢房里生锈,也不要伸开手臂说:一堵石墙。” Boyd紧扣这一点,对纳博科夫所有长中短篇小说、诗剧、长诗、书信、笔记和未完成的作品一一做出解读。当我们读到“想象推动着世界,当厚底靴试图踩灭心灵的自由游戏时,他将他们脚下那坚固的地板变成了光滑的魔毯”这样的语句时,已经分不清说话的人是Boyd还是纳博科夫。
纳博科夫虽声言对政治不感兴趣,却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他比任何一个流亡作家更能反映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的磨难。为什么他总是说些惊世骇俗的“坚决的意见 ”,惹人生厌,却不像其他流亡作家将伤口示人?Boyd说,纳博科夫始终是个孤独的人,幼年的家庭背景和教育方式让他拥有无以伦比的自信,他的性格中有种坚定不移的个性主义。“他不容许他的鉴赏趣味或坚决的意见受到时代的调和,他讨厌集团、一般化和各种陈规惯习,讨厌独特和独立之外的一切东西。”父亲被暗杀,对纳博科夫的打击如五雷轰顶。然而,从父亲那里习得的对悲哀的克制和天性的从容乐观让他很快释然。对他来说,公开展示的痛苦是庸俗的,独自咀嚼的心头之痛才是无欺的情感。他写了一部诗剧,叫做《死》。结尾处,死去的父亲留在了光线中,他不曾消失,而是得到了永生。他写《斩首的邀请》,反讽死刑制度,并让主人公撕开了荒谬的现实,逃到一个更真实更温柔的世界。他写《毁灭的暴君》,用小丑的笑声击败暴虐的独裁者。多年后,它变成了《庶出的标志》,以更加复杂的形式鞭挞暴政的残酷。《云,城堡,湖》的主人公甚至请求死神把他带走,因为“他无力属于人类”这个残暴的种族;《普宁》中,他让主人公回忆被纳粹注射毒剂而死的初恋情人,深情地记取“那双眼睛,那个微笑”,读之令人心碎。他喜欢让笔下人物去玩味审美的极乐,去写作,然而所有疯人艺术家,都因其对他人意志的凌虐和对他人痛苦的无察,受到了作者最严酷的惩罚。对纳博科夫来说,政治的残酷归根到底是人类愚蠢本性中的残酷,对于残酷造成的恶果,过度的悲伤是另一种恶,对痛苦的公开展示则要么是不真实的,要么是示弱的表现。对于残酷与道德,他只认可一种高贵的表达方式:将其深埋在艺术美的纹理深处,淡到几不可见。即使冲淡至此,Boyd还是看得清楚。
在《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的中译本序言中,Boyd转述了赫鲁晓娃 在中国的见闻:纳博科夫“在北京和上海享有通俗文化明星一般的地位”,颇为惊讶。事实上,中国的Nabokovian对纳博科夫的认识才刚刚开始。在《天资》中,纳博科夫让主人公的父亲踏遍天山、戈壁、长江上游、拉萨、阿尔金山和塔克拉玛干,寻找蝴蝶的踪迹。我相信,随着Boyd的到来,中国 Nabokovian定会豁然开朗,将追随那只俄罗斯蝴蝶的脚步踏向更深远处。
2009/5/25
《文景》2009,7、8月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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