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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与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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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孤
文/杜雅萍
20世纪以来,科技将人类生活彻底改变,媒体爆炸式的发展给文化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报刊上、镜头中、网络里,人们评论时政、阐发思想、贡献智慧,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生民的自由与理想,都是知识分子关注的话题。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心怀家国天下的读书人殚精竭虑,企盼用自己的学识照亮走出中世纪之路。梁由之先生主编的《道路与梦想:1911—2011百年文萃》选录百年来重要(思维力度与社会影响两方面而言)文章,为我们大体勾勒出百年学术、思想与政治的双重变奏。
上世纪前半叶,虽然国家动荡、政局不稳、外敌入侵,文化方面却经历了一个爆发期,当时的学人,不论议政、说理、交锋,精彩绝伦。天不佑我中华,宋教仁、蔡锷等人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民国范儿并非浪得虚名,当时能写一手好文章的大多数都不到30岁,处士横议,有的不着四六,有的为权贵背书,也有一针见血的的论;那时候科学家们也能写好文章(丁文江、胡先骕、竺可桢等),连化外之人都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之争,百花齐放不是口号而是事实。
黄侃这个乌鸦嘴,说大乱能救中国,说痛快话容易,真的很容易,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各种蒙古大夫乱用虎狼药,上世纪50-80年代,赖有海峡对岸的努力,保存文明火种,继往开来,殷海光先生的文章真好,他的文章也像一杯香浓的咖啡,提神醒脑。
之后是牛逼闪闪的80年代,此时尚有遗老和新锐,进入90年代,文化界开始刮起怀旧风,相对启蒙,怀旧是安全和稳妥的。进入新世纪,互联网上的文章更让人着迷,相比报纸的拘谨,互联网上的文字活色生香,幸好有新媒体,否则,我怀疑被老人家们垄断的用来卖老或卖萌的文学离坟墓没几步路了。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章,虽然字数很多,内容却显得不够丰富,远不及上世纪20-40年代讨论得广泛,那时候人们真是什么都要吵,而且吵得还挺好看。很长一段时间里,学人致力于重建常识,旧传统已然断裂,新传统与普世价值相悖,这让人无所适从,人,终究要像个人一样的活着,所以,先把常识找回来。只要留意看,我们现在面对的文化、政治、学术、思想问题,仍不出鲁迅那代人,温故如新,个中滋味,不是滋味。
近40年来,文章越写越长,论述越来越繁复,话却越说越糊涂。学术规范似乎走得过头了,一方面桎梏了思维,另一方面长句真不是汉语强项,余光中先生那篇《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写字的都该用这把尺子量一量自己的文章。
吾生也晚,错过了理想主义的80年代,幸运的是赶上了bbs最热闹的一段。我们这一代要想长成正一点的人生,必须得在某个时刻遇到某人某书某文,开始思考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读完大学,仍然在权威与经典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从网络上读到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文章,不由有些害怕。然而正是这样的冲击,让我开始认真思考。子曰作君子儒勿作小人儒,我想第一步是不要成为精致的装睡的人。个人改良了社会土壤才能好点,民治气质养成不是一天可以完成,容忍异见同时不骑墙,才是自由主义的真义吧,读书人应有护道的自信与自觉。
古人将孔子尊为至圣先师,非常有道理。伦理秩序是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西方的革命把耶稣请出政坛,却没抛弃基督教的伦理,反观我们,把伦理秩序抛弃了,皇帝和特权阶层却以更为隐蔽的方式保留下来,天下观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取代,之前的文化优越感和使命感荡然无存,重建道统任重道远,幸好我们还有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做榜样。
新时期的文章里,我最喜欢历史学方面的,新时代学人,醉心于新理论、新范式,对方法的关注多于问题本身,往往得荃忘鱼,各种时髦话语,最能蛊惑青年,问题是泡泡吹得再大再美,依然是个泡泡。书中所选史学文章,当为近年来最扎实见功力的。
我想如果民国学人直接穿越到现在,看到近期言论悖谬之怪现状,一定会含泪忏悔的。其实也不能怪他们,热兵器时代,人心相背枪杆子说了算。政治文明的标准是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应该是某个个人或集团的,李剑农分析北洋军阀和袁世凯非常到位,从袁世凯开始,金钱、枪炮成为政柄的后盾,知识分子论政有多大用?悲观者怨天尤人,然而就像足球比赛,面对强大的对手,积极跑动才能寻求机会,才能扯开空档,才有射门机会。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林夕为潘玮柏写的那首歌写到: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
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林夕《我的麦克风》
梁由之主编:《梦想与路径》,商务印书馆,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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