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 - 书评

违天择$

　　    如果说《七十年代》是本能唤起读者回忆的书，它唤起我的第一个记忆便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曾经大量阅读的各种优秀作文选，其中就有这样一类：整本书都是围绕一两个作文题的习作。《七十年代》其实就是一本命题作文集，只是当我阅读时，首先感兴趣的不再是正文，而是“命题人”李陀的序言。因为我很想知道，命这样宏大的题目，出了这样宏大书名的书，李陀自己是怎样想的，他对这本书如何评价。
　　
　　    李陀的序言首先陈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何要出这样一本回忆录，再便是为何将回忆聚焦在七十年代。
　　
　　    关于出书的目的，李陀认为在于“借重这些文字来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我并不知道“历史记忆”是不是一个成熟的术语，至少我并不确切知道其涵义，只好看李陀的解释：
　　
　　   “ 但是，历史记忆就复杂多了。千古兴亡任凭说，历史记忆常让人觉得虚幻缥缈，其实一点不虚，由于和现实有着实实在在的关系，它更像一个战场，或者有如一个正在被争夺的殖民地。我们不但经常看到一种历史记忆会排斥、驱逐另一种历史记忆，不但有虚假的历史叙述取代真实的历史叙述，甚至还会有对历史记忆的直接控制和垄断，当然，也就有了反控制和反垄断……”
　　
　　    基于上述叙述，李陀所说的历史记忆其实是一种历史阐述权，或者说批评历史的话语权（坦率的讲，我不觉得这属于记忆）。在阐述清楚“历史记忆”后，李陀继续写道：
　　
　　    “然而，历史记忆今天还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不是记忆和记忆的斗争里哪一个占了上风，也不是其中哪一个被排斥和驱逐，而是历史记忆本身正在被贬值，被无意义化，被游戏化，被无厘头化，被逐月逐日降低其重要性，变成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变成可有可无。……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时代，一个没有历史记忆也可以活下去的时代。现实好像要证明，人的记忆似乎没有必要一定和历史联系，人的记忆只能是功能性的，房子车子票子，事无巨细，锱铢必较，没有昨天，没有过去。”
　　
　　    到这里，李陀似乎失去了逻辑。为什么人们失去了历史记忆之后，记忆就只能是功能性的？就只能满脑子房子车子票子？他好像忽略了一点，人除了所谓的“历史记忆”和“功能性记忆”，还有最主要的“个人生活记忆”，那包括了亲情、友情和个人经历等等对于个人来说最宝贵的东西。李陀也许在象牙塔里呆的太久，张口历史闭口文化，却早已忘记了对普通个体的尊重和理解了，他大概以为除了他们这些少数学者，芸芸众生都在低级趣味里混日子吧。
　　
　　    而下面一段更加奇妙：
　　
　　    “……但是，能不能有一个办法，让今天的人从直观和经验层面去思考这类问题，比如，直接面对昨天，接受历史记忆的挑战，再看看这挑战会有什么结果？”
　　
　　    既然在我们的时代，历史记忆的意义已经被消解，历史记忆正在“被贬值，被无意义化，被游戏化，被无厘头化，被逐月逐日降低其重要性，变成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变成可有可无”，那这种兴师动众的挑战已失去了对手，意义何在？
　　
　　    关于第二个问题，为何将回忆聚焦在七十年代，李陀给出了不少理由，不再引用。其实这些理由并不是主因，每个时代没有自己的特点，哪个时代能脱颖而出？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李陀们生长于七十年代，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只有七十年代应该交由他们书写。只有这个原因才是主导的，其他都是锦上添花。
　　
　　    李陀说了许多，意图很简单，李陀一代的知识分子不满现有的历史叙述对他们的书写，但是现代的人们已经不在热衷于“历史记忆”，所以，要想为自己在历史中 “正名”便只能亲自上阵了。其实直说没什么大不了：作为一个晚辈，我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表达我对你们的关注或致敬，我希望你能提供给我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我会有自己的历史判断，就像你们年轻时也有自己的判断一样，而你拐弯抹角漏洞百出的论说反而让我不屑。
　　
　　    在序言的最后一页，李陀写道：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主要都来自知识界和文化界，这一方面是由于一本书需要一个立意，一个主题，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有些不得已。这个不得已使本书有着难以避免的严重的缺陷。既然编辑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那么，有能力也有权利参与这记忆的决不应该只限于那些拥有发言权的社会阶层，“昨天”不能为哪一个群体独占。……
　　
　　　开始编辑此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设想过扩大作者的范围，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很快发现能力有限，就放弃了。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死心，就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还有一种期望，假如能获得一种支持，让我们有能力放大这书的规模，编成多卷本，比如八卷本或是十卷本，那就有可能梦想成真。”
　　
　　    《七十年代》表现的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七十年代，这个缺陷是极其明显的。我很怀疑李陀、北岛这些主编在扩大作者范围方面究竟做了哪些努力。事实上，这本书的三十个作者，不但都是知识分子阶层，而且大多数都互相认识甚至熟络，仅北京知青圈子里的熟人就至少有一半，连能否代表知识分子这个阶层都很可疑。几乎可以想象到，这完全是一本某几个中心人物召集熟人加上熟人的熟人拼出来的文集。抛开文章质量不谈，作为一本很有志向、试图代表一些什么的书，主编在其成书过程中付出的脑力劳动少的可怜，使它几乎很随意的就凑成了。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他编撰的文集能精确展现一个年代，但是，当你要用一个年代来命名你的书时，至少要表现出你的诚意。
　　
　　    为何这本书在选择作者范围时存在这么大的缺陷，理由李陀说的很清楚，“一本书需要一个立意，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李陀根本不想编撰一本尽可能全面的展现七十年代的书，他只想有选择的、有特定立场的剪辑，只想编一本他们的书。我不知道李陀所说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有些不得已”究竟指的是什么。如果说，迫于出版压力，很多段落无法公之于众那还很好理解，可在选择作者范围时的不得已就很奇怪了。再者，既然发现自己能力有限，根本无力撑起这样一个大主题，书籍内容配不上它的书名，那为何还死抓“七十年代”不放？为何不给“七十年代”加上一个定语？这是一种文人的虚妄还是市场噱头？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只能用参差不齐概括之。如果有人只想粗略翻一翻这本书，我愿意给他推荐以下几个人的文章：张郎郎、阎连科、阿城、邓刚和朱伟。张郎郎的特殊经历让他的回忆内容与众不同；阎连科则是极少数的从农民的视角看知青，颇有与本书大方向唱反调的意思；阿城的文笔没的说，回忆切入口很巧妙；邓刚的故事讲的很有气势、很有传奇色彩，带着东北人特有的剽悍；朱伟的小文生动有趣，回忆甚是详细。至于北岛、李零等的文章，和平时大部分散文一般模样，没什么惊喜。全书以陈丹青文章为最差，冗长的文章充斥着太多议论与抒情，对细节的回忆却单薄的可怜。
　　
　　    读完这本书，我这样想：假如你从生活中随意挑选三十个七十年代的平凡人，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文化可以顺利的将回忆转化成文字，他们应该可以写出一本毫不逊色的书，甚至更好。当书写自己的过往时，文学修养是多余甚至是累赘的，任何人都是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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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

　　李文倩
　　
　　徐贲在一篇论及记忆的论文中，对“共同记忆”与“分享记忆”这一对概念进行区分。所谓“共同记忆”，大致是指同一代人在同一历史的漩涡中，对某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公共事件的记忆。毫无疑问，“共同记忆”并非“同一”记忆，而因每一个体所处的不同境遇而千差万别。正如桑塔格曾指出的，每一种记忆，从根本性的、绝对意义上讲，都是私人性的。但这并不与“共同记忆”构成根本性的冲突，原因在于，我们这里所指的“共同记忆”，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考察。而桑塔格的论说，则是一种带有形上意味的根本性追问。正因为记忆都是个体性、私人性的，因此如果没有“分享记忆”这一环节，所谓的“共同记忆”无疑是概念的空壳，其中毫无实质性的内容，更不可能达成“重叠共识”。因此徐贲指出，公民应该通过平等的言说，在公共空间中充分分享、讨论各自私人性的记忆，从而修正、丰满“共同记忆”，并由此出发来逼近真实的历史，重建我们有关历史的记忆。
　　正是出于这一动机，起先在我看来，《七十年代》的出现似乎值得期待。在该书的序言中，李陀写到：“然而，历史记忆今天还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不是记忆和记忆的斗争里哪一个占了上风，也不是其中哪一个被排斥和驱逐，而是历史记忆本身正在被贬值，被无意义化，被游戏化，被无厘头化，被逐月逐日降低其重要性，变成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变成可有可无。”通过公共性的记忆言说，从而重建历史性的“共同记忆”，似乎也是李陀们的追求。然而，当我在读完《七十年代》一书之后，不禁大失所望。这种失望的程度，超过了几年前《八十年代访谈录》带给我的不爽。我注意到，《七十年代》中多数“当事人”的诉说，基本延续了《八十年代访谈录》的思路，继续着对知识资本的顽强争夺。正如程光炜在《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八十年代访谈录>并论对“80年代”的认识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不妨说，今天时代里的‘知识’、‘精神’、‘回忆’已经被巧妙地包装成更具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它们以‘回到历史现场’为宣传，以‘当事人’身份为‘诚信证明’，重建与广大读者之间的‘信任管道’。”（《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页9）其中以朱伟为代表，基本是一副文化商人的口吻与腔调，与官方主流宣传惊人一致。在进入有关“叙述”与“反思”的讨论之前，我要指明的一点是，《七十年代》中的大部分作者，从自然年龄上讲，尽管并非垂垂老矣，但基本已进入创造力的衰退期。
　　如果我们对历史尚有基本的敬意，应该说，《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的大多数受访者，谈论“八十年代”显得过于勉强。而像甘阳那样的大言不惭者，难怪有学者批评他为“欺世盗名”。到《七十年代》一书，尽管具体的人有较大的变化，但基本还是那一泼人，我们这个时代当然的成功者。严格说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论“七十年代”（陈丹青：“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难免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书中写文章的人之中，唯陈丹青对这一点有所反思：“上一册《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本书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吗？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关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目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而像李零这样的学者，竟然对叙述者的身份问题由此一说：“我们那个年代有个特点，也是本书的特点，就是回忆者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甭管来自北京还是外地，大家都是普通人。”（《小人物与大事变——关于<七十年代>的讲话》，《读书》2010年第2期，页45）但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七十年代》中的多数写稿人，并非如李零所说，都是“普普通通的”“普通人”。即使如他所说，这些人在“文革”中间是“普通人”，但并不表明今天他们仍然是普通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成功者与一个普通人，对他们曾经作为普通人的个人经历，一定有着迥异的述说。原因在于，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忆，既有历史的“真实”因素，但更多后设性的欲望。在这里我举阎连科的例子，来说明“普通人”们对自己身份的敏感。在我看来，阎连科的《我的那年代》一文，是《七十年代》中较好的文章之一，通过个体性的真实经历，对“知青文学”、所谓的“革命”等提出了不同于“知青叙事”式的看法。但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在梁禾（《在<七十年代>里我们的丢失》，《读书》2009年第9期）看来：“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阎连科已经摆脱了农民的身份，但这并不等于他摆脱了农民的意识。”至于什么是“农民的意识”，作者在文中未加详说，但对自身身份的敏感，于此可见一斑。有关叙述者的身份问题，程光炜认为：“如何看待关于80年代‘历史回叙’和‘文学想象’中的‘情节结构’对于今天读者的‘意义’，我觉得顶为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出身——知青——名校——社会影响这几个词组之间紧密自然的历史关系。这种联系令人想到关于‘五四’的历史叙事，对于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来说，那就是‘从旧营垒出发’——留学——北大——反封建的历史叙事。每逢历史转折，这些‘名人故事’往往都借助文学性的叙述被充分放大，形成社会传播的特殊效应。”（页8）而他的这段论说，对于谈论“七十年代”的这一群体，自然是同样适用的。程光炜说：“当这些‘当事人’希望以‘真理化身’并借助图书包装形式来教育今天的人们时，他们的言行就难免包含着‘今天’太多的企图、用意和目的。他们的‘叙述’中有太多不加掩饰的‘今天的声音’。”（页12）
　　在《七十年代》一书中，让人最感莫名其妙的一篇，是朱伟的《下乡第一年》。作者在文中说：“正是由于我们的军垦，今天的黑龙江成了中国最大的粮仓，成为一块在粮食战略储备上让亿万人安心的基地。”“那是一种只有毛泽东的气魄和远见才写出来的历史，以后不再会有这样纯净的青年，不再会有千千万万青年经受这样从身体到精神的磨练，也就不再会有这样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了。”典型的“青春无悔”论。然而在我看来，与徐冰所说的讲愚蠢作为一种养料相对照，朱伟是把愚蠢当纯情，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说出来，尤显虚伪和矫情。而这份矫情，在好几位作家的身上都有体现。或许正如郑义所说：“我发现，经过精神麻痹与阉割的人，往往非常自信，觉得真理在握。”（燕子：《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后世》，第295页）
　　尽管从整体上讲，《七十年代》无非是一个成功运作的“文化产品”，但其中有作者的文章，仍然值得一读。朱正琳在《让思想冲破牢笼——我的七十年代三段论》一文中说：“如今话说当年，知青们爱说起的是那些虚掷了的‘激情’，其实自始至终与‘激情’作伴的还有或显或隐但却更为实在的恐惧。”“激情”背后的“实在的”“恐惧”，直到今天，仍弥漫在多数大陆人的心头，不知那些成功的文化商人们是否有所体会？与恐惧相伴随的，是思想和语言的双重匮乏。黄子平在《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一文中说：“共和国了，当然是‘汉语规范化’占了上风，这规范化的语言方面，自是以首善之区北京为标准。倒是香港当局，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百年没把香港当正经殖民地经营，除了公务员英文，放任市民找操粤语方言如仪。”有了这样的对照，我们禁不住要问，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殖民者？但就在这样贫瘠的土壤上，如刘再复这样的学者，提出所谓“贵族文化”之类的“学术”观点，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中国的贵族在哪里？赵越胜在《骊歌清酒忆旧时——记七十年代我的一个朋友》中说：“开玩笑！中国哪里有什么贵族？因为贵族并不仅意味着你站在国家阶梯的第几级上，它更是文化，是教养，是责任，是荣誉，是骑士精神的延续。如果魏玛大公奥古斯特不尊崇歌德、席勒，如果克腾侯爵利奥波德不崇拜巴赫，那他们不过是头脑冬烘的土领主，而国朝之肉食者大半头脑空空、人格猥琐、行为下作，何来高贵的血脉绵延子嗣？我看那些官宦子弟，大半粪土。”
　　
　　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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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寫西$

　　在讀《七十年代》這本書的時候，經常有一個詞語縈繞在心頭，那就是暗流湧動。前幾天在圖書館翻閱《中國圖書評論》，上面有一篇關於該書的評論，作者也和我不謀而合的使用了這個詞。在我微弱的印象中，對於充滿著朝氣和理想光芒的八十年代之前的七十年代似乎總是和當時人們著裝的主色調黑、灰、藍聯繫在一起。（當然還有那無數人為之癲狂充滿血色的紅，可是那不是我想討論的，現在還沒有合適的時機和足夠的言論自由去討論這一問題。）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1972年曾經來到中國，拍攝了紀錄片《中國》，儘管這部影片引起了極大的非議，認為是歪曲醜化了中國的形象，但是在某種程度這是一部最忠實記錄了當時中國普通民眾生活的影像資料，而且是一個外國人拍攝的。在安東尼奧尼眼中的中國是一個充滿灰色調的國度，統一的著裝、喧囂的政治口號、貧瘠的土地、螻蟻般的人們，我們可以窺見那個在極度政治高壓下被擠壓得變形的中國人的生存狀況。灰色似乎就是七十年代的主色調，這點在陸智昌為本書封面的裝幀設計也可見一斑，在一張灰白的老相片的映襯下印著那個時代慣用的紅色標語字體的七十年代四個大字。這多多少少與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刻板印象有著很大的關係，至少在我看來陸智昌的設計並沒有體會到北島和李陀兩位先生編選此書的用意所在，相信所有讀完此書的讀者們也會同意我的看法。七十年代絕不僅僅是黯淡無光的灰色，正如同火山爆發前的寧靜，一股股灼熱的潛流正在火山下湧動，即將噴湧而出。余生也晚，作為一顆八十年代下的蛋，十年以前的那一切是與我隔絕的，按理說我對於七十年代是沒有發言權的，那個時代理所當然是屬於我們的父輩，正因為那是我們父輩所經歷過的，才值得我們去尋覓我們父輩曾經留下的足跡，所謂的歷史就是這樣子慢慢形成的。
　　
　　
　　柯林伍德在他的代表作《歷史的觀念》中曾經表述過這樣一個重要的觀點：“思想史以及一切歷史著作都是歷史家在自己的頭腦中對以往的思想加以重演（reenactment）的結果。......歷史家並不是單純的重演以往的思想，他是把它放在他的知識系統中而重演的。因之，在重演時，他還批評它，形成他對它的價值判斷，改正他所能查出的一切錯誤。”簡單的說，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歷史已經不是歷史本身的模樣，而是經過歷史家在他的知識系統中重新建構、重演而成的。這也就是說以往我們對七十年代的印象，是受到那些歷史著作、文藝作品甚至是影像資料的影響而形成的刻板印象。那些真正經過過那段歷史的人，他們對於那個時代的印象或許與現在流行的印象觀念是截然不同的。這本《七十年代》就為我們提供了重新去審視和發現七十年代中國人真正的生存和精神狀況的可能性。本書記錄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個人的情況因人而異，但是他們基本上都曾經歷過老三屆、串聯武鬥、上山下鄉、招工返城、恢復高考那個時代所獨有的特色。在那樣一個極權主義的時代，每個人在國家機器面前永遠是卑微渺小的個體，誰也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但是就在那個今天我們看來集體癲狂的時代，每個人做出了不同的歷史選擇，有的人隨波逐流，有的人屈從于命運的安排，有的人為捍衛理想甚至付出了生命，有的人正在積蓄能量，為後來的爆發做好准備。那些不屈的生命讓人為之感動，那些被權力和暴力壓制還在拼命思考的大腦叫人為之尊敬，從每個人隻言片語不成系統的回憶中我彷佛窺視到青春的熱血正在那具腐朽的身軀下流動，正是有了這不放棄、不妥協、以及強烈的自尊，我們才看到今天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的希望。的確，沒有七十年代，哪來的八十年代，沒有過去，哪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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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人$

　　现在流行的话题总是围绕时尚、网络、汽车、股票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嘲弄、反讽。总之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接纳与批判，谁也没有真正的认真过，真正认真的是过好自己的日子，人们现实极了。而七十年代的人们全民热炒的那股时尚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出生于60年代末，而启蒙在70年代，对那时的故事不陌生，甚至非常认同和理解。在我的心里就认定，人就该是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全家就靠一两个人工资生活着，按票供应一切。人人都懂得节约过日子，没办法，家家如此，一件衣服，似乎好几个哥们穿过，小弟啊身上的衣服，其实就是经改过的那件又穿在了身上，并没有寒颤之感。因为兄弟姐妹多，家家都有下乡的青年，真是一股时尚风潮，一种高明的就业导向，英明的解决了当年就业的压力，广阔新天地其实埋藏在众多青年学子的心理，一旦唤起，就自动相应了。我小时生活的胡同里的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下乡之人，没甚末新奇。反而，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增加了亲情，每到年关的时候，我在外面很冷的街上一边闲逛一边盼望快点过年，盼望下乡的叔叔早一点回来，小的时候，多么期待过年啊，提起过年，孩子们的眼睛是亮的，可现在的儿童们没有了我们当年的乐趣和激动了，这也是一种残缺。
　　那个时代的人，顶天立地的生活在大自然中，弥补了对土地缺失的认知，在还没有忘记的朴实本性中，找回了真诚，一种返璞归真的集体意识认同。那是特定年代造就的伟绩。从城市下到到乡村的人流与之现在的进城打工好有一比，相比之下不是落差而是惊人的相似，只不过成为了一种反方向的运动，既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我想，没有七十年代社会主力军----上山下乡，就不会有当今进城务工人员汹涌大潮，似乎是历史的一个嘲弄吧：城乡互动，礼尚往来，你曾经拜访过的土地的人们，没有忘记你们曾经的帮助和亲情，投奔也好，帮助也罢，都又开始整装待发趋之若鹜的追赶时尚风潮，涌向了我们大家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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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总$

　　历史学家说，过去和现在是坐标上的两个点，过去，事实上能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如何认识七十年代，民间书写与官方说法的差异凸现。而现今的中国毫无疑问需要更多民间的言语来抵消一本正经的政治话语。无论是陈丹青，北岛还是张郎郎，我都能从他们的叙述中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厚重气息。或者个人的视角掺杂了些许偏见，但我宁愿相信这些底层人物也不愿意去背诵那些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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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书$

　　  一直对七十年代很隔膜
　　 七十年代
　　 似乎总觉得充满了怨气，文革的怨气
　　 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孽债
　　 那些扒火车找父母的孩子们
　　 干瘦单薄蜡黄
　　
　　 真正翻完这本书，让我有了更具象的感受
　　 应该说它收集的都是知识分子的回忆，比较客观
　　 有颤动的青春
　　 喷薄的生命力
　　 天性里对权力的蔑视
　　 也有的索然无味 命运弄人
　　 还有
　　 如张郎郎般面对监狱的黑色七十年代
　　 仍然从中映照出遇罗克那样倔强而乐观的影子
　　 火一般热，钢铁一般顽强
　　
　　 北岛，郭路生……
　　 这些熟悉的名字
　　 都传扬在其后的八十年代
　　 只是这样的人 那样的诗
　　 都日渐稀薄
　　 飘荡在风里的七十年代
　　 飘散在风里的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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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

　　       一本厚厚的《七十年代》，终于看完了。个人在时代面前的纠结、宿命；连政治高压也抵挡不了的青春、激情；那个时代给经历的人以及现如今留下的烙印、反思等等。蛮有意思。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北岛和陈丹青吧。
　　
　　    读这本书之前，正巧看了《南方人物周刊》对北岛的专访。“我认为知识分子最起码要做到永远保持批判立场，不取悦任何一方，无论权贵还是大众。”北岛的这句话让我的心一下子被触动。也许是因为北岛常年处于漂泊的状态中，是所谓体制外的人吧，他的身上丝毫没有米兰·昆德拉所谓的“媚俗”。不禁感慨，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啊，现在却弥足珍贵。
　　
　　    那么，陈丹青呢？在定居美国18年后，他于2000年就职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可因为不能适应当前“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不想被不知不觉地异化，他纠结了7年后选择离开，回归自由人身份。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陈丹青看问题的角度理性而深邃，颇有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骨。看了他的《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后，立刻买来他的《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读。有种爱上的感觉（一如当年爱上米兰·昆德拉）。
　　
　　    于我，爱一个人，一定是爱上了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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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兮$

　　书中30位作者，多是40年代末到50年代出生于大城市的，现在又多是成功的文人，所以不具普遍意义。出生于60年代的我，所经历过的70年代与书中所述无论从地域、视觉等都有点远。全书多次提到的《今天》也没读过。我更喜欢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总体感觉文笔不错。全书中喜欢读李零的《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和翟永明的《青春无奈》。
　　回过头来看扉页，人家明明白白写着“30位著名中国作家”的回忆文字，怪不得离我有点远。再读一些书评：“《七十年代》更像是一群贵族在诉苦”，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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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脸骑$

　　文革似乎也是国家的青春期，这些人的经历不能算作上一代人的全部，他们算是幸存者，还有更多人的经历并不如意，历史不容淹没，推荐看看冯骥才的100人的，，，我认为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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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

　　关于七十年代，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作为亲历者人们终于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看法，尽管这种叙述并非始于今天。
　　这似乎有某种程度的象征意义，它表明曾经的经历者今天成为历史的叙述者，当事人变成了见证者。作者以自己的讲述裁判历史、指点历史。由此，我觉得本书至少具有两点不容忽视的价值：一是个体的叙述，打破了官方叙事传统，给那段历史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细节材料，因而更具有可信度；二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沉淀与思考，今天的回忆因为对一己私利的超越，因而具有一种理性的透彻，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准确认识那个时代。
　　
　　一位知名学者说过：历史已经终结。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指，但我愿意借用他的话语表达自己的看法：历史是否终结，我们尚无法判断，但感觉和体验告诉我，逝去的历史并未死去，它仍在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只要历史信息的携带者依然存在。即使失去了历史信息的携带者，历史是否就会死去？恐怕这依然是个疑问，谁能否认数百年前乃至千年以前的历史仍然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发生影响？
　　因此，对历史的追问是深深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无法去除的情结，甚至就是人性之中最执着的那一部分。对于一个真正存在过的人，一个明明白白生活的人，他一定要弄清自己来自哪里去向何方，这种追寻与探究除了使他生活得充实丰润，更使得他拥有深厚的历史感，进而对自己的人生走向充满自觉。
　　
　　尽管那是一个荒唐的年代、丑恶的年代，人性之中的恶被“文革”的发动者极大地激发出来，真善美遭到灭顶之灾，但书中一个个讲述者的个体特性：性格、情趣、理想、追求、行为方式等等，让我看到了超越于那个黑暗时代的点点光斑。这是压抑不住的人性的光辉和生命的搏动，它展现出生命的强大和生活的美妙。试想如果没有这些闪烁在芸芸众生之中的灿烂光斑，今天我们回想那个时代，还能留下让我们追忆怀想的东西吗？
　　
　　读着《七十年代》，我从那些真情流露、散发着浓烈真善美气息的文字里感受到温暖。我知道这是经过岁月过滤后的情感沉淀，它去除了那些肮脏污秽和残暴罪恶，它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全部。尽管这样，我并不责怪它的偏颇，因为人们都知道回忆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性记忆，它偏向于记住那些感动人心的事物，因而回忆往往显出温情和宽恕。这并不是当事人模糊了是非标准，丧失了判断能力，而是他乐意从这种有选择的回忆中表达他内心真正的偏好——对真善美的执着。我偏执地认为，个体的回忆总是出于心灵慰藉的需要，也只有这种回忆才有价值，舍此，回忆还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一方面我对这种流露出怀念散发着真情的回忆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抱有清醒的认知，我不会以这些文字替代对那个罪恶时代的裁决，另一方面我又敬佩这种文字，及其文字的书写者，为他们今天所展示的宽广胸怀，为他们在黑暗时代怀有的善良之心。
　　
　　个体叙述可以看作私人叙事，在这里真实和坦诚十分重要，甚至这正是个体叙事超越宏大叙事之处。书中绝大多数的文字都流露出极其可贵的真实和坦诚——这是你可以感觉得到的，然而，也确有极少数篇什散发出浓烈的令人反感的作派，那是我们从宏大叙事里常常可以看到的，尽管它是名人之作，但我还是无法掩饰对它的厌恶和憎恨。那种凌驾于万物之上指点江山的高傲与自信，正是那个年代的遗风，当我读到这样的文字怎么能抑制内心的反感与鄙视？
　　
　　整个七十年代既可以看作一代人的历史，也可以当作几代人历史的交汇——不同辈分的人的命运在那个十年交汇在一起。因此，那是七亿人的历史，讲述这段历史应该是每一个经历者的事，叙述者越多，再现的历史就越真实可信。然而限于种种原因，本书的讲述者基本是知识分子或文化人，在肯定它的优点的同时，也不能排除它隐藏的缺陷。如果有更多行业、更多身份的讲述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七十年代》岂不是会更加全面完整？
　　也许这是过高的要求，但为了一个更加完美的《七十年代》，我们不能如此期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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