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和小枫跑去约杨德友翻译卡尔维诺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的时候,其实我并未能完全体会轻与重成为卡尔维诺文学母题的深意。《未来千年备忘录》是他生前未及完成的六个系列讲座,轻松的演讲方式,却成为了卡尔维诺沉重的文学遗嘱。当时我朦朦胧胧的好像只意会到,生命沉重,然而文学语言可以轻描淡写。
文学和生命中的轻与重常常失衡,有时甚至哭笑不分。《安娜卡列尼娜》开篇描写阿卡谛维奇偷情被妻子发现的一瞬,“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那种不知轻重不合时宜的表情,成为近期关于七十年代回忆和反思的一个切入点。
《七十年代》虽然在香港已出版了大半年,上个月还获香港电台颁了一个香港书奖,但真正关于书的讨论因为日前北京版面世才刚刚开始。简体字版略有删节,哭与笑式的变形却并不是因为那些关键词的删节。个人青春的青葱与国家的悲剧,两相重叠难分难解。个人记忆与历史事件相互纠结,既矛盾又依存。严肃的书写质量和嘻笑怒骂的批评态度,有如书中一再出现的那首郭路生的《相信未来》,不管在当年怎样的振聋发聩,在当下激不起半圈涟漪。
在北京新书发布会上甚至有九零后读者问作者,你们怎么会玩到上山下乡去,还走得那么偏远,阿城怎么从北京下乡到了云南玩音响。问问题的人只见阿城在玩,看不见他“度日如年”。“七十年代”对未经历过“七十年代”的年轻一代而言,意义何在?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毛尖在《信报》连载三天的专栏认为,最方便检阅《七十年代》三十位作者的,就是看他们怎么描写这九月九日。有点可惜的是,毛尖以看金庸那样的速度,一天一夜就检阅完毕三十个作者的六百页写作,与陈丹青北岛用了六个月才写出他们那二十页经历,是轻与重的又一次较量;毛尖笔头太快,而陈丹青北岛他们呢,回忆七十年代对于他们来说实在太难艰了。记得陈丹青刚一开篇几十字,写到“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的时候,停了好久好久写不下去,“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
然而这种艰难显然得不到毛尖的理解和体谅,我甚至有点怀疑,对于陈丹青和北岛的“笑”,毛尖太快的产生了生理反应,再看不到陈丹青接下来是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的恐惧,看不到北岛在“有点怪,有点变形”的会意一笑后,在毛主席追悼会前,还是低下了头身不由己也站了起来。
毛尖的指责因此有点鲁莽轻率:你们的回忆真实吗?你们有代表性吗?你们的七十年代和我们的今天有何相干?就算北岛能用最美的中文写出七十年代那么多的历史事件,以及这些历史事件背后那么生动的个人生活;就算张郎郎阿坚有多么惊险的经历;徐冰高默波有那种把愚昧作为养料的大智,他们也回答不了毛尖这种连珠发炮。《七十年代》也许只是相同时代里不一样的青春,个人讲述各自的故事,也许仍只是历史的一块块碎片,但因为在过去三十年中官方的正统叙述中,这些恰恰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或简化,就算未能一下子给予明确的意义,但个人回忆细节所构成的历史质感,弥足珍贵。
毛尖在现代的媒体写作中如鱼得水,她那种撒手的冲动有令台下观众尖叫的魅力。她甚至乐于把自己的文章概括为“乱来”(这也成为她最新的书名)。这么一乱来,沉重的七十年代变得轻盈起来,也成为了一本名流的青春回忆,人头马的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