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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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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田二
这些文章都是钱先生几十年前的旧谈，应该说已经“新论”不新，但对像我这样喝着庸俗进步史观的狼奶长大的“无知者”来说，还是觉得“耳目一新”。钱先生肚子里不愧有三千年的墨水，坐过几十年的冷板凳，往往能用简洁明了的三言两语，搭起历史的骨架，掀起传统的面纱，将“国史”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文章虽短，背后却无疑是有渊博的知识作依托。钱先生那一代的鸿硕大儒，不像当时某些新派的学术明星，凭借天才的敏锐，“以论带史”，用概念逼迫着历史，而是“从史书中来，到史书中去”，“以史带论”，靠的是浩如烟云的史料的底气。但同时他们也会犯过于“迷信”史书的毛病，把史书等于“历史”，如同站在云端看苍茫的大地，所以当钱先生试图从“史书”里得出他对“国史”的结论时，让我常常心生怀疑，在书上画个深深的问号，如果还涉及到西方这个“他者”，就时有中国男足的临门一脚式的发挥。儒家文化初始是一种“制度文化”，“文化”的毛附着于“制度”的皮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谈“制度设计”，光谈“心性文化”，这是儒家的降格，幸运的是，钱先生不会自甘为“小儒”（从他对乾嘉学派的评价可以看出），而有古儒“治国平天下”的热忱，所谈多着眼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所以也激发起了我一探究竟的兴趣。
钱先生常说，要“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可是我总疑虑他太过于“温情”了。他说：近代西方政府民众对立，由民众代表来监督政府，只可说是一种“间接民权”；中国传统政治由民间代表自组政府，使政府与民众融成一体，才可称为一种“直接民权”。（p86）这段发挥他写得平静如水，我看得毛骨悚然。说西方的代议制是“间接民主”，还能让人认同；说我国自古是“直接民主”，良知和逻辑都让我不能接受。既然是“民主”（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那顾名思义政权是“人民做主”的，其合法之来源既可以设定成“民权神授”、“天赋民权”，也可以设定成全体公民的契约和推选。查之中国传统政治，儒家也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它的理论推导起来，终点不是“人民做主”，而是“为民做主”。儒家“民本思想”的起点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将“民”与“天”挂钩起来，“民”之可贵系于“天”之可贵。“民”既然贵如“天”，那是不是人民就能自我做主了？据权威讲，“天”可不这样想，“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晋师旷语）“天”为“民”立“君”，由“君”掌握权柄来管理众民，是为了消除人们自私自利等有碍于天性的做法，让“君”承担走为天下兴利除害的公共职责，人民便可以纯朴自在地生活，何乐而不为？“君”既然有“牧民”之重责，当然不可以掉以轻心，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孟子接着说“君仁莫（无人）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为“君”者不仅有行政管理之责，还有社会教化的义务，不过我们也可从这看出，儒家虽讲“民为贵”，其实并不真正相信“民”之个人的主体的能力，“民可使由之”（或“民可，使由之”，也从反面意味着“民”要听从“君”的教导），“民”能够感染到从上层的“君”那里传播来的道德，但是难以自我造血，所以孔子必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的样子，负起君的责任，要“为民做主”，不然“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尚书》）。这里的“君”岂非比立志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ji战士”还要高尚和伟大？这种制度设计对“君”的人格期许和考验是否过于严苛和不近人情？而掌握了权柄的“君”会心甘情愿地当干苦活累活的“公仆”，而不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黄宗羲《原君》），把天下作他的私产淫乐之，把人民作他的奴仆奴役之？权既在“君”不在“民”，能约束“君”只有他的道德良心和所谓“天”（“民”）的神圣性，道德良心不可靠，而所谓“天”的神圣性，起码在孔子的哲学体系里业已边缘化和稀薄了（“子不语乱力怪神”、“不知事人，焉知事鬼”等），到了董仲舒，再想拿“天人三策”来制约“君权”，已吓唬不了汉武帝，更并不说以后的“天子”们了。“君”对“天”，顺带对“民”的真诚的敬畏感早也是洪荒年代的传说了（“畏”勉强还有一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所以，从理论上来推，钱先生所谓中国之“民主”，绝不是“人民作主”，至多是行政者“为民做主”！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那么我们再从政治实践上来看。钱先生也是有他的历史依据的，他观察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和选举制度，认为 “远从两汉以下，即一向以地方察举及公开考试，定为人民参加政治唯一的正途”。中国传统的“士人政府”，一向通过“乡举里选”或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政权向社会各阶层的读书人“开放”，故曰“政府即由民众所组成”，故曰“直接民主”！不过科举考试就是“开放政权”？徐复观先生曾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命运》里说：“考试制度，对南北朝的门第而言，自然算是一种开放；但若因此而遂以此为政权的开放，则恐系一大错误。现代的公司行号，亦有招考职员，这岂系公司行号股权的开放？”，不知道是不是针对此的。所谓“士人”，在皇帝手下打工而已，还想做“道尊于势”的春秋大梦？钱先生自己也不得不补上一句：“这一制度之唯一可疵议者，则为察举与考试权之操于政府，而不操于社会。”但这“唯一”的缺点却恰恰是致命的！另外，从逻辑来讲，庶民进了朝廷，作了官吏，还是“庶民”么？难道“民”就像现在的“农民”身份，一辈子也甩不了，进了城里打工还得被特别区分为“农民工”？刘邦、朱元璋作了皇帝“天子”，还会自认为“民”？那些士人进士及第，作了“父母官”，还会依然把自已视作“民”的一部分，而不是恰好相反？王安石变法时，文彦博曾回应宋神宗：“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一语点破历史的真相，不是意味着“士大夫”和“百姓”的利益就一定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说“士大夫”和“百姓”是两个不同的集合，尽管很多“士大夫”是从“百姓”中来的，但当他们“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后，他们便已经从“民”的农村户口跳到了“士大夫”的城市户口。更要命的是，很多官吏不会念及旧情，反而一阔脸就变，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揭示道“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盖出身寒贱，则小器易盈，不知大体，虽一时得其力用，而招权纳贿，不惜顾及名检。”一方面“奴才心理”浓重，一方面剥削起“阶ji兄弟”来比谁都起劲。当然，也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官吏会为民请命，“为民做主”，但这不过是“青天大老爷”的恩典，怎么配得上“民主”二字，更别说“直接民主”的乌托邦了——新左派津津乐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好歹也比它多一层“皇帝的外衣”。
钱先生这一套“直接民主”的说法未免太过随意了，从一个博学的老者坠落为一个大放厥词的“无知者”。不过平心而论，他自有他的逻辑链，这就不得不谈他的另一个“高论”——（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所着眼的并不是政治上的主权应该谁属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责任应该谁负的问题”（p70），这一论点贯穿于全书，也跟前一个“高论”有莫大之联系。但逻辑告诉我，“权”（“主权”）、“责”（“责任”）可以分离？不是有权方有责，责因权而生的么？“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应该是颠簸不破的常识啊。若中国传统政治，确如钱先生所言不是一味专制黑暗的，不是奉行丛林法则的，那么也应当遵从这一常识——所以，负其责（“谋其政”）者，本即掌其权（“在其位”）者！钱先生之所以扬“君职论”，抑“君权论”，应该不全是替君主制度“公关”，主要还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论在20世纪的回响。弹唱“君职”，希望“明乎君之职分”，当好人民的“公仆”，这样则唐虞之世，可得再遇。父慈子孝，君仁民顺，和谐社会，天下大同。这是一种可以“自欺欺人”的理想态，当然也许历史上也曾存在过。可如果“君不君”，并压迫其民呢？依照孔孟的意见，皇室更替，除了尧舜禅让，便是汤武革命。假尧舜（如王莽、曹丕等）早败坏了“禅让”的名声，无非欺人孤儿与寡母；真革命倒是波澜壮阔，刘邦、朱元璋，都是提三尺剑、化国为家，可惜这样的“纠错”机制实在太过血雨腥风，代价过于沉重，最后无非再次提醒世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其实，无论孔子，还是钱先生，着眼于“君职论”，无非是因为他们身处君主制度的“平台”，怎样的土壤需要怎样的理论，但是钱先生毕竟是20世纪的大儒，应该知道世界上不只有这样的平台，还有那样的平台，所以想要制约君权，及时“纠错”，应该还有第三条阳关道可以走！可钱先生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对“君权制度”的平台始终不离不弃，还“创新”出又一个“惊世之论”：西方是契约式政权，中国自来是信托式政权。（p256）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和政府对立的宗教，人民普遍对政府（或皇上）抱一种尊崇心理，君是圣君，相是贤相，为民做主谋福，故曰“信托式政权”。这种观念的谬误之处，正与前面“直接民主”一类相同，乃是一种理论的理想态，与实际相差万里。我特意查了“信托”的定义，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契约”，需要三方在场：投人信用的委托人，受信于人的受托人，以及受益于人的受益人。挂钩政治，委托人和受益人身份重叠，都是“民”，用“信任”换“福利（益）”；受托人即是“君”，凭“信誉”得“权力”。如果经营得当实现双赢（如新加坡），也无可厚非。但本国事实却是受托人不讲信用，将委托人托付之财产鲸吞蚕食为私产，而委托人无从受益，除非革命造反，否则便下不了贼船，追究不了责任。这还算什么“信托”？不是忽悠“不明真相的群众”么？只能说钱先生毕竟是书生，是敦厚长者，过分沉耽于本国以往之历史“温情脉脉”的笑靥，疏离了“经史子集”的满纸烟岚下面现世土地的荒凉和贫瘠，氲氤书斋里建构起来的理论终禁不住苍凉现实的“温柔一推”！
钱先生的确是一位典型的传统的“中国学者”，善于积累大量繁芜的知识材料，谈心论性，指点江山，纵横捭阖，一唱三叹，但却拙于或不在乎定义概念的界定和准确运用。钱先生对于“自由”、“平等”等词的理解和使用，显然不能说服人。比如他说“中国传统政治，重考试制度，是偏于法治精神的”（P262），“中国传统政治……太看重法制之凝固性与统一性……重法过于重人”（p96—97）以前我只知道西方为“法治”，中国为“人治”，钱先生一施“乾坤大挪移”就把两者颠了个倒，不由令我一头雾水。仔细察之，钱先生的“法”=“法治”=“法制”=考试、察举、铨叙等官僚制度，“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的“法”，法家的“法”，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钱先生何以说中国偏于“法治精神”了。不过，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法治”（rule oflaw）和“法制”（rule by law）是截然不同的，“法制”的幕后很多时候还是“人治”，长官肆意支配着律法。不过连殷海光初始都搞混了这两个概念，钱先生犯这错误还是情有可原。可钱先生“艺高人胆大”，以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随意理解和运用西方的名词，“挂羊头，卖狗肉”，难免混淆视听，误人子弟。
钱先生于本国传统历史尚属了如指掌、烂熟于心，但一涉及“西方”这个“他者”，就不能不嫌其“妄言之”了。本来国学家坚定立场，“整理国故”也不错，可偏偏好像不拿“西方”作垫背，就显示不出本国传统的优越性，就不过瘾不解恨！可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加上人之常情的偏向性，“西方”在国学家的笔下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也谈不上一个文化集合，不过是“中国”或“儒家文化”的一个反义词，随便选一段：“故知西方之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乃仅有商业性，而绝无人文性、教育性。中国人言‘人文化成’，西方人断无此理想。”（p187）——钱先生对西方怎么就毫不“温情”，而如此武断了呢？难道为了美化自己，就可以不怕被人说成“辱西”？这绝不该是大师学者的作风。这种情况在今天的某些搞“国学”的人身上更加泛滥，分明满腹经纶，却能说出“无知”而武断的长篇大论。再者，在很多国学者的笔下和嘴里，“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或制度上的差异，决不是历史瞬间的发展差别，而是本质论上的“泾渭分明”。“此为中西文化一绝大相异处”、“此亦是古代中国社会一特有现象”等语句比比皆是，让我总感到有“被代表”的别扭。这种现象，在国学界和文化界，几为一顽疾。“东西之分即时代之异”（冯友兰语），不宜妄下本质论上的定论！
走笔至此，不要以为我也想像余杰那样“来剥钱先生的皮”，我既没有学识，更没有胆识，钱先生所论的“国史”我基本一本也没读过。钱先生凭仗五千年的“知识”做底气，自然能不时为我们提供真知灼见。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自身渊源，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p33），还认为“学术教育命脉，常在下，不在上”，政府对学术界最好持中立态度，任民间自由发展（p233、256）。这都是摸准了历史和社会的脉搏，大家细读本书还能发现更多。而对教科书上所谓的“封建时期”，老先生嗤之以鼻，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紧贴历史的解释：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是社会结构为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内部经历了“游士社会”—“郎吏社会”—“门第社会”—“黑暗社会”—“白衣社会”等的演化。言之有物，言之有理。不过我要和钱先生商榷的是，他是不是高估了“士”在政治文化上的决定性？是不是以偏概全，用“儒家文化”简化和替代了“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上有申韩，下有佛老”，而作为“隐性社会”的游民群体，又有属于他们的“游民文化”的小传统，儒家文化岂非夹缝里求生存，不过是“文化上的贵族”“士”一族的“理想文化”？也许，我和钱先生本来就生活在两个迥异的社会，现在的“黑暗”不一定是“历史”投射的阴影？不能以此推彼。也许，正因为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钱先生要深情呼唤，“魂兮归来”，出于对新派人士对传统文化的攻讦诋毁的二度“反动”，而不惜矫枉过正，美化历史的记忆？……
按照陈平原的讲法，钱先生那代人是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他们那代人是读着“老三篇”长大的，至于我，则是看着《龙珠》、《灌篮高手》长大的——传统文化在我身上是无“根”的，本来只有谦虚从钱先生们那里搬运学问的事，可我们学识再浅薄，总还有眼睛和脑子、常识和逻辑，面对大师学者天真到“无知”的结论，我们难道可以“无条件”的盲信？我会坚决保留我的“怀疑”，让未来的经验和“知识”来验证，但我也不会因为揪住老先生的一条小辫子而自鸣得意，“轻薄为文哂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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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这是一本治史大家的通俗著作，作者纵观中国历史，选取社会演变、传统政治、士、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历史人物、文化传统六个方面，选取过往的论文与演讲稿，成此一书，其中意见与《国史大纲》无多违异。既是通俗本，则必有通俗本的特点：虽然本书语言简明、逻辑严密、分析全面且视角多元，但征引并不详实，简单举例来说：第15页关于汉代奴隶地位的一段，即是以现成结论作为论据；另外，“据历史记载”这样模糊的说法，全书多次出现。关于考据，尚存其他疑问，囿于篇幅，不再赘言。总之，读此书，读者虽可在短短几十页中读到作者几十年潜心研究的一个概要，但若有心细究，则感力不从心。我猜测本书大概是《国史大纲》的提纲挈领之版本，在历史专业学生读来，内容肯定比旁人读来丰富许多，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虽为“通俗本”，实际上却并不适合门外汉读，因为其在结论上的笔墨要远多于考据，实则不能让读者接近治史真谛（当然，这真谛是我想象的）。
下面扼要转述一下本书内容：
1、 西方所谓“封建”与中国所谓“封建”不是两个可以混用的说法，前为封地采邑，后为封邦建国，中西“封建”是恰相颠倒的。西方封建是个社会形态，中国封建则是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不曾有过西方所谓“封建社会”，也不该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
2、 作者将中国社会的演变归纳为“游士社会”（战国）-“门第社会”（魏晋南北朝）-“白衣社会”（直至清末）。其划分标准即为士阶层的地位和活跃程度。作者又谓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这种演变过程与西方社会之进程又有不同。
3、 “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这又已成为一种历史惰性，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失。”
4、 士的一切活动的根本动机是社会性的，着眼在下层之全体民众，为政治而政治是他们所不齿的。这与中国传统教育也有关，它注意如何培养出一辈尽职胜任的人才，却不叫人如何争取政权。
5、 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不是做一理想的特殊人，而在做一理想的普通人，这里向总要作用于社会全体，因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总附随有一种宗教精神，为大群而完成其个人。而此四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行所最缺乏者正在此，一味慕效西方，没有照顾到社会下层之大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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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ali
一代大师的作品，读一遍，大概懵懵懂懂地懂一点，但是不敢再读第二遍了。
一来心想还好自己不是做学问的人，思忖着真的要是做了学问，面对这样一本书和这样的一代宗师，你是不是还有那个毅力和专研的劲道来翻过这座山峰，要是你就此在山前止步，那你还做什么学问；要是你真的有这个理想来翻越，那你的内心又会是何等的惶恐；
更何况，我不知道当下中国，还有几人在这座山上攀登，要是有这样的前行者，我祝福他们，为他们祈祷；
二来这本书读起来心情一点都不轻松，每读过一段，都会有各种思绪涌上心头；每翻过一页，心里被一种东西堵得更加发慌，就像通过一口老井，隐隐约约看到属于你的这个民族和你的祖先们曾经有过那种宏大的理想，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思想，但是你无从诉说；在历史的虚空中，千年之后的你一个人，承受着这份孤独。
于是，读好了，不敢再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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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kko
这本书以概括理论为主，深合我意。遗憾之处也有，因为钱穆先生似乎倾向于保守些，理论也颇传统
我最喜欢的是有关士族的章节，钱穆先生确实抓住了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的核心。士，既古代的技术官僚，是维护中国自古以来所有帝国的关键，现下更是如此。它是联系上下阶层的桥梁，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西方的中产阶级。但中西区别此刻就显现出来：士是由上指派代表帝王利益，而中产由社会而生代表市民。
由于士属于一种技术官僚，其能力很大程度关系帝国存亡，因此围绕与此出现了科举，九品中正，六部等等制度。但正如别的利益相同的阶层，士本身往往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强大的【官僚阶层】，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未来发展。
这点即使在目前中国仍然适用。但目前中国的士，或称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思想界的话语权，更没有了原本还有点儿的独立性，彻底沦为走狗，真是悲哀。中华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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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吃萝
(今天上午终于坚持把《国史新论》看完了，钱穆先生的这本书看起来有点吃力，专著类的书相较小说来言总显得略晦涩，可对内心的激荡却不是小说可比的，小说虽然读时津津有味，看的快也忘的很，专著类书常常还会再读一遍或是多遍，而小说却很少吸引人一读再读的。）
中国是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一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解答。中国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有属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度相针对。西洋历史上的封建则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他们的一种社会形态。（以前没有人告诉我们，两者间的封建社会其实不是一码事，我们错误解读了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也不一定。）
中国历史上依然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旧路子。（主观不务实，脱离实际，不能实事求是是传统）
汉代立法，像是不许有过富的，却可能性很穷的。唐代立法，像是许可有过富的，却不许有过穷的。因此唐代社会经济较之汉代更活跃，更繁荣。
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据，固然是唯物的，而资本主义的终极趋向，又何尝不是唯物的呢？双方的共同点，岂不都是在物质经济上？
在中国传统政治的法理观点上，王安石迹近独裁，张居正则迹近弄权。
耶稣教在中国不能像佛教般广深传布，其惟一症结，即在性善性恶两观念之极端冲突下受阻碍。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则仍由西方传统性恶观点下演出。...耶稣的性恶观念尚有上帝作调剂，马克思唯物史观始为彻头彻尾之性恶论。...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正因其不能接受耶稣，而可断其更不能接受马克思。若要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则势非彻底推翻中国传统文化不为功。
释迦创设佛教，然崇奉释迦亦可人人成佛，并亦人人自创新说，此为佛教传统与中国儒学有大体相同处。耶稣为帝独子，崇奉耶稣，不能同为上帝独生子。而于耶稣教义亦不能多有新创立新发挥，此为耶稣来中国不能如佛教之昌行之一大理由一大原因。
（总体来说摘抄的内容不多，而且很多观点我也不赞同，钱老先生知识渊博，可书生气太重，动不动拿古代与当代、中国与外国、传统与马克思相比，他的感觉似乎总觉得中国好于外国、古代好于当代（？）、传统好于马克思，这个总体结论很大，不是我能辩驳的，但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老先生过于相信纸上的东西、过于相信说的话，常常拿这个来比来比去的，竟然得出中国传统过于重视法制，而忽视人的因素这样的怪论，而且他还自负的认为中国传统历史中优秀人物远远超出其他的国家，结合我刚看过的鲁迅的《野草》里的情况说吧，中国的传统中正是由于乔木般的优秀分子太少才显得那么突出，上层的强力统制和愚民政策造成的事实就是野草般的平民（平庸的人民）太多，这也是鲁迅痛恨的，举个有点夸张的例子，如果看羚羊一天到晚蹦来跳去，而狮子整天懒洋洋的，就得出羚羊要比狮子强有力是荒唐可笑的，国人整体庸懒，才会有那么多呼吁进取、奋斗的文章和榜样，拿这个和一些甚至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文化、国家相比，就是用我们的说和人家的做比，拿我们的个体突出和人家的整体实力相比，就得出国人各个方面都强于国外是自恋可笑的，类似于目前我们的运动员选拔完全是举全国之力培养一些参加奥运会的尖子，这样的人取得的成绩再优异与国人整体身体素质状况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老先生真糊涂。
然而有一个看到的小故事，却能说明钱穆先生在国内历史发展的把握能力之强。
1949年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我们现在知道，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由于对一篇文章的解读不同，他们其后的命运也大相径庭。钱穆先生不但在港创立新亚书院，绛帐春风，桃李满天下，而且著作等身。钱基博先生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
钱穆先生的回忆中还有一段轶事，涉及哲学家冯友兰。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冯曾揶揄钱穆说，“君治史学，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君治史学，乃为鬼学；我治哲学，即神学也。”颇以能应帝王的未来之学自诩。可是1949年10月，冯友兰向毛泽东写信表态说：“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回信却说：“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当时心下不免悻悻然，搞不懂“我有什么不老实”。冯先生的哲学文章风格独具，出神入化，可此信却引喻失当，比拟不伦。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看来，实在是语近轻薄，宜给予当头棒喝。后来冯先生虽然悟出了其中道理，但半生降志辱身，实由当初的这一信所致。 钱基博先生的集部之学，独步天下。冯友兰先生也是一代哲学大家。尽管他们所攻术业不同，其实都是文体大家，但若论透过文体窥见政俗消息，通过文心觇知世道人心，则文哲学者不免终输史学家一筹。
刚买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择日开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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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芜
生活依然如故，心情比较复杂。今天的课变成了品茶论学，颇有几分名士风雅，老师在“黑五月”忙得够呛，今天却不知疲倦地讲了近4个钟头。不过直到晚上从文史楼出来，我还觉得这一切有点不真实。对于灾难，大家都闭口不谈，像有一种特殊的默契。坚守岗位，是高尚，是清醒，是无奈？我对新闻专业、新闻行当，一直以来是颇为刻薄的，不过这一次，我对新闻工作者表示尊敬，甚至，还有些许羡慕。天下兴亡，他们正在勇敢担当；成仁取义，我辈却无用武之地。前几天读钱穆先生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读到最后，几乎掉泪；这两天看电视新闻，看到总理与孤儿对话的镜头，又几乎掉泪。这两件事情没有必然联系，却都让我看到一种命运的召唤，看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士人阶层或许不在了，然而士人精神还在，祖先的血液在我们身上流淌，并且还要传之子孙。这一次，在沉重之外，感动和振奋居多。人在学校，我看到了学生胸中的日月，更看到了民族潜藏的能量。从我的所见所闻来判断，国家虽多难，但不足以动摇根基，天下事远不至于不可收拾。只是灾难过后，我们更要为将来而忧。如果我们以知识分子自许，也该问问自己身上的责任。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反躬自省，不能无愧。且把钱穆先生的一段话抄在下面以自勉吧：
“然而我们无所用其愤慨，也无所用其悲观。中国将仍还是一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仍还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此则端在知识分子之自身努力。一切外在环境，全可迎刃而解。若我们肯回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深厚蕴积，与其应变多方，若我们肯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之独特价值，则这一番精神之复活，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呀！起舞吧！起舞！”（钱穆《中国知识分子》，收入《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第159-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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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6 14: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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