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

角落有故事

　　《中国历代战争史4:三国》内容简介：《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函索求。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中国历代战争史4:三国》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
　　自《中国历代战争》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陆1983年版。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中国历代战争史》为第4册，内容涵盖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九十年间的主要战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蜀吴猇亭之战(亦称夷陵之战)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尽在其中。
　　亮点：
　　一、专业视野，评论精彩
　　军方专家的全面届入，使战争检讨有了全新的视野对战争的检讨，讲述每场战争时，最后部分即“申论”，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比如牧野之战的申论：编纂者经周密论证，认为姜尚助周王训练使用新武器——战车，阵法上亦有中央突破与两翼策应配合。战车速度快极，虽是堂堂之阵，而致有突袭的效果，做战之时，周军以寡敌众，当然志在杀伤，终致敌方前军崩溃。这种解读，既避免了“至仁”与“至不仁”这种无法穷究的论争，也给“流血漂橹”以崭新的解释。这种精彩解读俯拾皆是。
　　二、重视地理，手绘地图：
　　军方专家的参预，使《中国历代战争史》对军事地理有一空前的重视：一是讲论战前形势时，必将双方地理地形做相当论述；二是绘制了近800幅完密的战争地图。历史是活动的流体，皆依附于凝固的山川大地，前人讲究“左图右史”，即意在不割裂这一体两面。离开地理地形讨论统帅和战将的高下智愚，既失公允，亦失凭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全系手绘，脱胎于军事地图，精确详密，自不待言，亦使《中国历代战争史》成为一部让历史真正落到地上的大著。
　　《中国历代战争史》看点
　　一、对于普通读者而言：
　　这是一个史迹斑斓、意气纵横的史学天地；一部承载得动中国绵长历史、完美展现先人“故智”的煌煌巨作。
　　蒋介石手令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时，初衷是分发军中校官，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军中校官，学识当然有限，故《中国历代战争史》除开学术上的求真求善外，在结构上力求层层展开，语言则务求明晰如话。因史事浩繁，非精炼典雅之文字，难控篇幅，事实上，这种文白相杂的典雅之作，极为精彩，文风略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相当，绝无难读之虞。
　　《中国历代战争史》号为“历代战争史”，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历代有作为的君臣良将，皆在战场和政治上扬名立万，《中国历代战争史》自始至终，皆以这两把手术刀解剖他们，而不以这六十年来大家所熟知的，以阶级论来划分政治正确或不正确，或以忠奸智愚来将他们分门别类。编纂者抛弃意识形态和标签，务求将他们的政治智慧、军事天才和决然勇气，展示于读者目前。这种极务实的态度，延续了中国历代史家的真正传统。拨开云雾，朗月分外清洁；抛开浮荡，先人的智慧和勇气才显出分外的光芒。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篡者皆民族战争、国内战争的亲历者，亲见本民族濒于绝境，深知立国成事之艰难，对民族感情尤深，对战争的思考尤为痛切，形与笔底，则处处可见这种情怀。《中国历代战争史》开卷即指明我先民之苦境，赞赏其战斗精神、手创之灿烂文化。全书之中，对先人均有极大尊敬，排列形势，让读者明了，他们智或有所不及，力或有所不逮，或深陷形势之绝境，失败者当中，不乏真英雄。读者藉此获得对先人的温情、对本民族的认同，获得人生的信心，懂得时时处处宽容他人。
　　中国历史绵长，史事浩繁，非有大作，无以展现。《中国历代战争史》作者名家云集，正是撰写宏大历史的最佳人选。要求得“故智”，却又拒绝大历史著作者，终难以如愿。这种悖论，表现于人生的时时处处——没有人能轻易获得知识，或是成功。
　　二、对于军迷和军方人士：
　　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旷世巨作，一堂饕餮盛宴。
　　这套书，填补了《剑桥战争史》当中中国部分的空白，是一部沟通中国历代史作的大通史，因久历实战的将校的参预而精彩无伦。中国历代史家，绝少知兵者，对于战争，常怀有悲悯，不愿对战争做详密介绍，导致有关战争史迹，流散于各种典籍当中，而无专门史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者，将这些史迹，从典籍当中，细细搜选，一丝一缕，详加校订以期至当。21年艰苦卓绝，终沟通前史，成就这一绝无仅有之战争通史。是军迷和军界人士的不二之选。
　　三、对于政界：
　　《中国历代战争史》堪称政治智慧的源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一股力量，力量使用与否，在何处使用，却是政治家面临的问题。军事与政治，犹如双手和神经中枢。
　　全书当中，对政治的重视，一在国际，一在国内。这是《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极为赞赏的“蓄虎在山”之政略——以实力压制敌方，而不轻试锋锐，正是求得国际和平、谋取国家利益的无上方略。今日国际，谙于此者屡得大利，眛于此者，屡见催败。
　　国内政治始终是《中国历代战争史》重视的一点。优秀统帅，始终能与豪杰同休戚，政令简而不繁，以公心推于万姓。文景因之大治，元代因之速朽，历代典籍皆屡见不鲜，只不如《中国历代战争史》这样明确提出政治战略，而又解读得如此透彻。
　　书中政治人物，或参预国际纷争，或以上御下，或以下侍上，或平级相处，成功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对政治人物的品评，极重视政治理想。政界人士细细揣摩历代政治人物的临事机变和政治理想，即可获得相当的政治智慧，和前行的勇气，从而成就自己，为国家谋得福祉。
　　四、对于商界：
　　这是一座充满财富的绵延群山。
　　商场如战场，实非虚言。一公司和一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同行之间的竞争，人才的获取，人才的驾驭。
　　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为中国国际竞争较为透彻之时。春秋时齐桓公在管仲的指引下，透过纷繁芜杂的国际纷争，看到了华夏集团的命运，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从而联合诸夏，外抗夷狄，内息本集团内纷争，开启了春秋五霸的局面，本国所取得的利益，远超其他霸主。管仲堪比行业内极成功的先行者。他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的国家道德：不临驾与诸夏之上，不取诸夏之财富。透视时势和追求道德，是集团取得财富的最捷径。
　　求得人才，礼遇和金钱不是唯一的利器。马援到公孙述那里，公孙述极尽礼遇，许以高官，马援断然离去；见到刘秀，刘秀便装接待，马援却决意追随。刘秀的长处，一在于自身的见事明彻，一在于屡申国家大义，极有担当。商界并非单纯的利场，以造福众人之心，以公道之心，贯彻于公司经营，或有意外的收获。
　　人才的使用，是经营管理的大事。三国时钟会是一代名将，司马昭明知他野心炽烈，仍然用他伐蜀。他认为钟会不但才气过人，且在伐蜀的议论当中，态度最为坚决，有必胜之心。至于平蜀之后，如有反心，则归意甚坚的本国士兵必不为所用，蜀国沮丧之师必不堪用，料无成功可能。管理者在使用人才，不必执着于德才兼备。另外除本身才能外，其信心、决心也应考量。
　　在商学兴起之前，世上本无商学，大家从事商学，无外对时事的观察分析，或是用前人“故智”。对时世的明彻可称“当下之智”，是横向的广度；后者则是纵向的深度。大敌当前之时，前沿广大、纵深厚实者，腾挪的余地越大。同理，同时拥有“当下之智”和“故智”，当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的角度用以观察问题。《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论的战场和政治场，正是我们先人最为精彩的表演场，商业者行走其中，悉心留意，商业“故智”随处皆是。
　　五、对于专家学者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极可靠的资料库，有专业的著史方法和史学观点。
　　《中国历代战争史》材料的采取，取法于《资治通鉴》。编纂者搜罗540余种典籍，然后漫行其中，将有关战史者尽行采撷，经军事专家和史家的共同认证后，才用于撰写之资。故《中国历代战争史》不但资料丰宏，且史料均经仔细认证。
　　《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极重视时代形势和战前形势的叙论，战争的触发、决胜皆以此为依凭。每一论点的展开，皆以论据的铺开为前提。每一史学观点的得出，皆以强大论据为基础，并以战争原理相照映。论据、论点、史观层层相因，丝毫不爽，让读者感觉清晰如绘。
　　《中国历代战争史》史观，未受纤毫意识形态和标签化的影响，尽显军事家的专业性和一流史家的底韵，专家学者可将这些史观与自身的观点对照、碰撞，对史识史才当有良好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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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台湾三军大学
　　台湾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后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2000年再次改名“国防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16年。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钱穆（1895-1990），号宾四，江苏无锡人，知名史学大家、国学大师。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新亚书院。1966年移居台北，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蒋介石特赠“素书楼”用以读书著作。所著归于《钱宾四先生全集》，全54册，1700万言。
　　王云五（1888-1979），字日祥，名鸿桢，亦称岫庐，广东中山人。国学大师、出版界巨擘。23岁出任孙中山大总统府秘书，因上书教育总长蔡元培建议教育革新，深得蔡元培激赏。次年去职后，胡适介绍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因与商务结下不解之缘，其后除一度从政外，先后主持商务凡40年。去台后，出任故宫中山博物馆联合理事会理事长、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主持“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所著百余种，有“博士之父”之称。
　　陶希圣（1899-1988），名彙曾，湖北黄冈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中主将，知名政论家，两岸公认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权威。1927年参预北伐工作，从此以字“希圣”行世。1939年任职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次年揭露汪日密约后，脱离汪伪政府，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去台后，屡任国民党内和政府中要职。一生色彩斑斓，与各派政治力量结缘，但学术造诣甚深，著作甚丰，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学养深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权威之作。
　　蒋复璁（1898-1992），字美如，号慰堂，浙江海宁人。知名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权威。北京大学哲学系、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学院毕业，韩国城均馆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圣若望大学荣誉人文学博士。历任清华大学讲师、北京大学讲师、北平图书馆编纂、国立编译馆编审、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客座馆员。去台后，任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顾问”，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图书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著有《图书与图书馆》、《中国图书分类论》、《图书馆管理法》、《论语集目》、《孟子集目》、《四书集目》、《易经集目》等，编著《珍帚斋文集》130余万字，主编有《徐志摩全集》《蒋百里先生全集》。
　　陈致平(1908-2002)，湖南衡阳人，琼瑶之父，著名史家。早年任中学教师，后任教于成都光华大学、国立广西大学、同济大学。1949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文化大学，一度赴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大学。著有《秦汉史话》《三国史话》《中华通史》。以《中华通史》一书最为知名，曾荣获1981年台湾图书著作最高奖金鼎奖。
　　方豪（1910-1980），字杰人，浙江杭县人，知名史家、神学家、中西文化交流史权威。历任浙江、复旦、辅仁、津沽等大学教授，并任系主任、院长等职。去台后，任台大教授、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西交通史》《宋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李之藻研究》《方豪文录》《方豪六十自定稿》。
　　宋晞（1920-2007），字旭轩，浙江丽水人，当代著名史家，研究宋代史之著名学者。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及史地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国防研究院四期毕业，韩国建国大学校名誉文学博士。历任海疆学校、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国防研究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兼文化组首席讲座，中国文化学院副院长、院长。美国圣若望大学访问学者，香港珠海书院讲座教授。著有《宋史研究论丛》《旅美论丛》《中国史学论集》《华学研究论集》《中国文化与世界》《清末华工对南非屈兰斯瓦尔金矿开采的贡献》等书。编有《正史论赞》《司马光史论》《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等书。
　　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山东鱼台人，史学家、《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幼考生员，肆业北平私立郁文学院国文系，“九一八”而辍学。任职山东省立图书馆。1940年转任职中央图书馆。旋“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助理员，十余年间，穷治文史。在台湾时期，历任台湾大学副教授、教授，“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及院士兼所长等职。1965年后，连续任美国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研究员及客座教授，及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并在台湾各大学教授等职。为《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1979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