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文学 - 书评

书虫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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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奥威尔不仅是二十世纪最摄人心魄的对抗性作家，他的散文和评论随笔被很多人认为甚至比他的小说还要精彩。本书收录了奥威尔最有影响力的文学随笔共三十二篇，通过这些观点鞭辟入里、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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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嘣嘎$

　　摘自《中国网》    作者：徐 贲
　　
　　    奥威尔是一个以诚实的政治信念来真实写作的作者。奥威尔的种种写作努力未必都绝对成功，但是，他努力了，并以此为真实 的写作作出了示范。
　　
　　　　乔治奥威尔（１９０３－１９５０）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回忆道：“在很小的时候（大约五六岁），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要当作家。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期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不过，我那时就明白，放弃写作，是强暴我的真实本性的，我迟早会安定下来，专门写书。”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７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对奥威尔的影响极大，成为他写作生涯的转折点：“１９３６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在我看来，身处我们这样的时代，如果还以为自己能避开这类话题，纯属无稽之谈。每个人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伪装在写它们。所不同的，只是你站在哪一边、采取哪种写作方式的问题。而你越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就越能够一方面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一方面保持自己审美和思想方面的独立性不受损害。”奥威尔从事的是为政治的写作，他的作品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政治内涵。
　　　　奥威尔的写作之路并不顺坦。他于１９０３年出生于英属印度彭加尔省一个政府下级官员的家庭，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Ｅｒｉｃ Ａｒｔｈｕｒ Ｂｌａｉｒ）。他父亲供职于印度总督府鸦片局，家境并不宽裕，１９０５年，除了父亲仍任职于印度外，全家返回英国。由于无力就读更好的学校，１９１１年，奥威尔进入一个二流的私立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预备学校。１９１７年，奥威尔考取奖学金，进入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但他穷学生的背景使他备受歧视。早年的经历影响他同情社会的底层人民。１９２１年，从伊顿公学毕业后，为减轻家庭负担，他投考公务员，加入了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队伍，服役五年。在缅甸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了殖民主义罪恶的一面，“当时我已经确信殖民主义是邪恶的，并且决定尽快弃职脱身。从理论上讲，我是站在缅甸人这边反对其英国压迫者的，当然，我这也只能是深藏在内心里的想法。至于我做的工作，我仇恨至极，难以言表。干这份工作，我深切感受到殖民帝国的罪恶”。（《猎象记》）
　　　　１９２７年，奥威尔离开公职回到英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浪生活，辗转于英国本岛和欧洲大陆，先后做过酒店洗碗工、教师、书店店员和码头工人。这一段时期的经历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压力和普遍的社会不公。奥威尔自己曾经提到“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１９３３年，他以自己的经历为题材，写成并发表的《巴黎伦敦落魄记》，１９３４年的《缅甸岁月》，用的是乔治奥威尔这个笔名。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６年他分别发表两部小说《牧师的女儿》和《让叶兰飘扬》，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８年又分别发表了报道矿工生活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和记叙他在西班牙内战经历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奥威尔的批评风格是一贯的，始终影响他自己的写作取向，他总是受到一种写作之外的力量的左右，所以写作的形式、审美意趣对他来说都不是一种目的，他也从来不会为写作技巧本身而去追求其完美。哪怕在讨论其他作家的时候，即使有精致艺术的一面，他也会一掠而过，不再去理会。
　　　　奥威尔是一个以诚实的政治信念来真实写作的作者。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他说：“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所写的东西，无一例外地都毫无生气，都成了华而不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矫揉造作的形容词，总之，都是废话。”虽然奥威尔所作的是政治的写作，但他不信任任何意识形态，他的写作依靠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理论，而是他自己的经验和感觉，这种经验和感觉不是孤独的，而是与他人的生活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讨厌那些由精英知识分子所设计的社会改造计划和理论，因此，他在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认识时，选用的是普通人能够阅读和理解的文字形式。他憎恨一切政治欺骗，尤其是用文字来糊弄人民的伎俩，所以他自己用一种诚实、真诚的文字来写作。
　　　　奥威尔的种种写作努力未必都绝对成功，但是，他努力了，并以此为真实的写作作出了示范。奥威尔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我为什么写作》），与那些先意承旨、揣摩风向、首鼠两端的知识分子用貌似深奥的花言巧语讨好权力不同，他从不谄媚权力，他的文字清晰、准确、简洁，如同一扇明净的玻璃窗。透过他的文字，我们看到他所生活的那个真实世界和他的真诚思考。他所思考的那些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的正义和自由理想、知识分子的自我欺骗、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极权对人类的毒害和摧残――都仍然与我们今天的世界有关。奥威尔的写作让我们看到，对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一劳永逸的答案和选择，他对这些问题的写作体会是，“写书是一场可怕的、让人精疲力竭的战斗……如果不是受到某个既无法抗拒，也无法理解的魔鬼的驱使，谁也不会去干这种事。”在短短不到四十七年的一生中，在这场令他精疲力竭的战斗中，他从来没有懈怠和退缩，更重要的是，他一直都很清楚，也很确定，自己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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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长$

　　作为小说家的乔治奥威尔，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他的两部政治寓言《动物庄园》和《1984》，因洞悉了人类极权政治的秘密而为世人称道，以至于奥威尔都被公认为知识分子批判极权制度的代言人。
　　
　　中国读者对奥威尔的兴趣由来已久，他的小说作品在国外已出版了六十多年，但在中国读者的眼里，它似乎历久而弥新，常读常新。尽管作为文学作品，这两部书都谈不上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也谈不上有多么独特的文学性。只因为奥威尔对极权的深刻认识，尤其戳破极权政治面纱的寓言方式，才成就了此两本书的国际名誉。奥威尔还由此强调自由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任何对自由的侵犯，哪怕打着善意的幌子，比如苏联的大清洗，都非常危险。
　　
　　相对于小说家身份的全球性知名度，作为随笔家的奥威尔，名望要小得多。事实上，除了小说，奥威尔的散文和文学评论写得很棒，行文极有特点，见识也是卓然一绝。
　　
　　《政治与文学》一书，就是他评论方面的代表作，选自奥威尔的《随笔集》，那原是一个大部头，有五十多篇文章，译者选译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十二篇作品，编辑成书，倒也错落有致。全书三十多万字，四百五十多页，相当厚实，基本展现了奥威尔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对文学与政治间对抗性关系的见识。这些作品是奥威尔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生活随笔、文学评论和趣味专栏等一系列作品，体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伟大道德力量，堪称英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与正襟危坐的传统评论家不同，奥威尔决绝使用四平八稳、拒人千里的论文腔调，而是施展一种看似野路子的功夫，采用平实、明朗、简洁的写法，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卖关子，不装深刻，更不打太极拳绕圈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形式很自由，叙述很放松，没有半点对读者说教的意思。就像奥威尔自己说的，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使得政治性写作也成为一门艺术，除了要去戳破政治谎言外，还能在写作过程中享受到审美体验。审美体验，说白了就是，作者畅快，读者愉快，并且彼此在思想层面皆有所收获。如果得不到审美的体验，奥威尔是不会动手去写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对写作的审美要求，让奥威尔在写什么、怎么写上有着独特要求，比如在文学批评领域，他就更愿意关注大众读者感兴趣的作品和作者，而不是纠结于知识分子圈内的互相表扬，于是他写了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的评论，当时他们都还是大众喜欢的作家，离文学精英还有段距离。看得出来他对狄更斯相当熟稔，哪里好，哪里不好，甚至将他与托尔斯泰进行比较，都如数家珍。奥威尔还提倡了一种阅读和批评方式——好的坏书，指向那些没有严肃的文学派头，但在没有严肃作品可读的情况尚能阅读的作品，不关乎现实，甚至逃避现实，比如侦探、幽默等等纯粹迎合人们阅读消遣的作品。但奥威尔的态度复杂，不想一棍子打倒，但兴趣显然有不大，誉之为好的坏书，倒也妥当。
　　
　　奥威尔写了不少严肃的政治文学随笔，探讨文学与语言、政治与文学、极权统治与文学的联系等等话题。就像本书序言说的那样，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奥威尔每周都在抨击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他这么执著于此的目的，当然不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而是期望通过他的文字，唤醒读者此方面的意识，一边将读者武装起来，让他们有能力说出真相、感受真相。此种写作理想，接近于我们常说的政治启蒙。书中有《文学的阻碍》、《我为什么写作》等几篇文章对此论述极为深刻。
　　
　　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奥威尔提到，“不了解一个人的早期生活经历，就很难评价他的写作动机”，这话的启示在于，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会决定一个写作的动机，而动机又决定一个写作者的层次和水准，甚至社会和文学价值。《文学的阻碍》一文，是奥威尔谈论文学与极权关系极为深入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极权制度与其说会造就一个信仰的时代，不如说会造就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极权的社会不可能有宽容和思想稳定，它既不会容许作家忠实地记载事实，也不会容许作者如实反映感情，而这两者都是文学创作必须的元素，所以文学和作家们天然的敌人和阻碍，根本上就是极权政治。极权消灭的是思想自由，没有自由，文学也就消失了。
　　
　　同时，他也提到了，有不少的作家为了保全自己，也为了从统治利益中分得一点好处，而加入极权统治的阵营。这些60年前的言论，虽历经岁月的打磨，并未失掉思想的光芒，对写作者的独立姿态依旧有着警示作用。如果说当年的作家主要焦虑于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那今天的作家们还得面对另一个敌人——商业化，二者在今天有着相类似的内在逻辑。
　　
　　沉重的主题并不能掩盖奥威尔的幽默——只要他乐意小试身手。书中有一部分关于奥威尔个人生活的内容就较为轻松，比如，奥威尔就毫不隐晦，他在旧书店干过店员工作，见识了不少喜欢订书却很少购买的怪咖。他也不忘用数学公式算一下买书和买烟的比例关系，甚至对机械式的书评人也开起了玩笑，就像一个加工者，来了活儿就接，干完了送走，像极了在家做做加工定做服务的行当，憔悴，不爽，却又无奈。不过，或许就像他自己说的，这也是审美体验的一部分！
　　
　　
　　刊于《社会观察》201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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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嘣嘎$

　　摘自《河北青年报》  徐 贲
　　
　　　乔治奥威尔（1903～1950）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回忆道：“在很小的时候（大约五六岁），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要当作家。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期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不过，我那时就明白，放弃写作，是强暴我的真实本性的，我迟早会安定下来，专门写书。”
　　　　1936年至1937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对奥威尔的影响极大，成为他写作生涯的转折点：“1936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
　　
　　　　失职的知识分子  
　　　　对于生活在英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来说，设想极权下的受害者生活确实是不容易的，他们把自己在英国享受的民主生活和自由言论当做一件像呼吸空气那样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奥威尔说，英国作家简直就是一群政治上的天真之徒，他们之所以如此满不在乎地说起像莫斯科审判这样的事件，是因为那样可怕、那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与他们的经验根本就是完全脱离的。
　　　　诗人奥登在诗作《西班牙》（1937年）中表示谅解斯大林残酷的“必要的谋杀”，奥威尔认为，像奥登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生活在安全的英国民主制度中，却对别国的极权表示谅解，并为之辩解。他们为虎作伥，使得极权更合理，更不容批判，因此也就使得极权受害者的生活更加苦难。这样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成为极权受害者的加害者。（《阿瑟凯斯特勒》）
　　　　奥威尔抨击英国左派知识分子，还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封闭的、与大众脱离的小圈子群体。他们相互扶持，相互依赖，以文明礼仪的名义小心翼翼地避免内部批评，根本无法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奥威尔不喜欢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文化，他自己的文学评论几乎全都以受大众读者欢迎的作家和文学为对象，他讨论的狄更斯、威尔斯、吉卜林、马克吐温，都是愿意为广大普通读者写作的作家。
　　　　与奥威尔关注的那些广有读者的文学相比，二十世纪的一些文学，尤其是诗歌，就明显是小圈子写作，诗人与普通读者之间是搭不上话的，“大家都觉得，诗歌只是印在纸面上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明白的东西，这就使得诗歌更深奥莫测，‘耍聪明’”。（《诗与麦克风》）相比之下，他更欣赏那些“表达了农民对生活的悲观态度和临终智慧”的民间诗作。（《无意义的诗》）那种貌似深奥莫测，其实是耍聪明的文学或学院写作，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中都不少见。这种写作对社会的恶劣影响不仅危害文学，而且危害社会中的人本身。所谓的“高等文化”造成并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距离，比由阶级和财产造成的人间隔阂更难以消除。
　　
　　　　假如俄国也有甘地  
　　　　奥威尔的批评风格是一贯的，始终影响他自己的写作取向，他总是受到一种写作之外的力量的左右，所以写作的形式、审美意趣对他来说都不是一种目的，他也从来不会为写作技巧本身而去追求其完美。哪怕在讨论其他作家的时候，即使有精致艺术的一面，他也会一掠而过，不再去理会。
　　　　奥威尔认为，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的李尔这个人物，是因为他自己太像李尔了，莎士比亚把李尔写得那么逼真，那么“跟托尔斯泰自己的历史惊人的相似”。托尔斯泰不是圣人，但他非常努力地想使自己成为圣人，奥威尔对一切“圣人”都抱有本能的怀疑和不信任，包括对像甘地这样已经成为神话的圣人。奥威尔不同意甘地以忍耐的牺牲来换取正义的主张，因为事实上，忍耐的牺牲换不来极权暴力的怜悯和善心。甘地要用忍耐“唤醒世界”，但是，“要唤醒世界，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世界有机会听到你所说的话。在一个反对政府的人都会在半夜里消失、从此再无音讯的国家，甘地的办法怕是不会管用。如果没有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不可能对外部世界发出呼吁，也不可能发动起群众运动，甚至不可能将你的意见传达给对手……假如俄国也有一个甘地，他能干成什么事”？
　　
　　　　关注语言的退化
　　　　奥威尔关注语言的退化，因为“语言的退化，必定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作家的不良影响”，而且“假若思想能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败坏思想”。语言的退化，最大的始作俑者是不诚实的政治语言。它用“毫无生气的、鹦鹉学舌的风格来表达……缺少一种鲜活的、生动的、独创的语言风格”。 “语言清晰最大的敌人是不诚实。如果在你真正的目的跟你所宣示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差距，你自然会选择长词和用滥的成语，就像乌贼喷射出的墨汁……如果总的氛围恶化了，语言必受其害”。(《政治与英语》)
　　　　奥威尔的种种写作努力未必都绝对成功，但是，他努力了，并以此为真实的写作作出了示范。奥威尔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我为什么写作》）与那些先意承旨、揣摩风向、首鼠两端的知识分子用貌似深奥的花言巧语讨好权力不同，他从不谄媚权力，他的文字清晰、准确、简洁，如同一扇明净的玻璃窗。透过他的文字，我们看到他所生活的那个真实世界和他的真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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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嘣嘎$

　　摘自《文艺报》  作者：徐 贲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回忆道：“在很小的时候(大约五六岁)，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要当作家。在17岁到24岁期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不过，我那时就明白，放弃写作，是强暴我的真实本性的，我迟早会安定下来，专门写书。”
　　　　奥威尔不喜欢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文化，他自己的文学评论几乎全都以受大众读者欢迎的作家和文学为对象，他讨论的狄更斯、威尔斯、吉卜林、马克吐温，都是愿意为广大普通读者写作的作家，更早一些的作家，莎士比亚、斯威夫特、托尔斯泰，也是这样。除了这些广为人知的作家，奥威尔还很关心大众文化的亚文化作品，如男孩子读的周报、唐纳德麦吉尔的漫画明信片、谋杀故事(《英国式谋杀的没落》)、儿童读物(《从班戈开始旅行》)等。奥威尔的文论与其说是文学分析，不如说是一种以大众读者为关注点的社会分析。例如，在他对狄更斯的评论中，他对狄更斯作品能够吸引非知识分子读者群充满兴趣：“就连鄙视狄更斯的人，也会不自觉地引用他的话。”让作品不知不觉地成为大众读者社会文化意识的一部分，这可以说也是奥威尔对自己写作的期许，他关心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制度、文化、人性问题，以及他特有的那种清晰、精练、诚恳的文字风格都是他与尽可能多的读者保持联系的方式。
　　　　与奥威尔关注的那些广有读者的文学相比，20世纪的一些文学，尤其是诗歌，就明显是小圈子写作，诗人与普通读者之间是搭不上话的。相比之下，奥威尔更欣赏那些“表达了农民对生活的悲观态度和临终智慧”的民间诗作。那种貌似深奥莫测、其实是耍聪明的文学或学院写作，在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中都不少见。这种写作对社会的恶劣影响不仅危害文学，而且危害社会中的人本身。所谓的“高等文化”造成并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距离，比由阶级和财产造成的人间隔阂更难以消除。奥威尔不仅主张正义和自由，更主张一种知识、文学、文化的平等和民主。他反对小圈子文学，与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精英特权是一致的，他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自以为是和高人一等。
　　　　1938年至1942年间，奥威尔写作了一些最优秀、也最轻松的作品。在《地平线》杂志上刊登的《唐纳德麦吉尔的艺术》和《男生周报》奠定了他的批评随笔声誉。美国的《党人评论》把他介绍给美国读者，美国《争论》杂志后来也刊登了他更为严肃的政治—文学随笔，题材泛及语言的退化、政治和文学的关系等。
　　　　他讨论男生周报和漫画明信片画家麦吉尔的批评随笔是讨论大众文化研究的开创之作。奥威尔在香烟店和文具店里注意到的那些文化产品是一般知识分子不会注意、或者根本就是视而不见的。那些神秘的“大众”或“群众”，他们在阅读什么，欣赏什么？奥威尔独自发现了这些东西，带着同情、理解和热情去写这些东西，使它们蒙上了一层诱人的光彩。他对壁画、人行道上的粉笔画、报纸广告措辞和新闻用语都很感兴趣，对日常的公共语言更是具有敏锐的观察。在《政治与英语》中，他对假大空的政治语言有独到的分析，涉及政党小册子、报纸刊登的读者来信、各种常见的语言花招和欺骗手法。
　　　　奥威尔关注写作和语言的公共性及其对普通人思维和行为的影响。他讨论作家、作品的文章也都体现了这类关心，不能只当做是纯粹谈文学的“文学批评”来阅读。它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就像他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想象性文学”(小说)一样。他的“文学批评”和“小说”都是他所见证的、经历的事件和问题的真实呈现，带着一种很实用的目的。这种实用目的是一种局限，但也是一种力量。他的文学随笔更不是那种学院式空头论文，他追求的不是学究论述的四平八稳，而是畅所欲言，怎么想，就怎么写。他的想法是从自己特定的政治立场出发的，读者要接受他的看法，就得赞同或至少理解他的立场。奥威尔的一些文章已经时过境迁，当年发表时相当应时、新鲜的题材，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读者们也许只能从历史存证的角度去阅读它们，《萨尔瓦多达利》和《莱佛士与布兰迪什小姐》就是这样。应该说，涉及大众文化或时新文学的评论文章都很难逃脱这种窘境，这与报刊时论是差不多的。19世纪广有读者的英国作家查尔斯里德，到了20世纪初已经很少再有读者，奥威尔的《查尔斯里德》对今天还知道里德的读者可能是一个惊喜。
　　　　奥威尔讨论作家、艺术家，总是集中在对问题的分析上面，而不是就对象进行简单的褒贬，这形成了他的议事风格。萨尔瓦多达利是一个极富争议的画家，对他的批评一直两极分化，奥威尔关心的是应该如何看到达利身上表现的时代集体病症：“问题不在于他是个什么人，而是他为什么会那样做……达利是世界所患重病的征象。重要的不是去谴责他是个应受鞭笞的粗坯，也不是把他赞美为不受质疑的天才，而应该去找到他展示特定变态的原因是什么。”作家沃德豪斯被指控为纳粹德国做宣传来换取自己的自由，落下了一个法西斯分子的骂名，著作在英国成为禁书。但是，奥威尔认为：“194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最多只能使我们说沃德豪斯很愚蠢。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他为何如此愚蠢”。对像沃德豪斯这样背时的作家，当然还有像吉卜林这样不讨人喜欢的作家，奥威尔都能以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来为他们“辩护”，相反，对甘地这样似乎有口皆碑的“圣人”，他倒反而是“出言不逊”地表明了批评的立场。
　　　　奥威尔的批评风格是一贯的，始终影响他自己的写作取向，他总是受到一种写作之外的力量的左右，所以写作的形式、审美意趣对他来说都不是一种目的，他也从来不会为写作技巧本身而去追求完美。哪怕在讨论其他作家的时候，即使有精致艺术的一面，他也会一掠而过，不再去理会。他讨论诗人叶芝，开篇谈到他的艺术特征时，说到“古词”、“矫揉造作”和“滥俗之词”，给人一种随便挑毛病的感觉。但是，在谈到题材、思想，尤其是叶芝与法西斯和极权思想的关联时，他的批评马上集中到了叶芝对“民主的仇视”。
　　　　奥威尔讨论狄更斯的评论同样是从时代意义着眼，这是所有评论中最长的一篇，显然是一个他喜爱的题材。今天看来，这个评论未必有什么深刻的新意，但读起来却很有意思。这是因为奥威尔和狄更斯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痛恨压迫、欺凌，都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感兴趣，提倡关爱、同情这样的习俗美德。他们都痛恨不道德的事情，同时也都知道，愤怒过了限度，看起来大义凛然，其实已经成了装腔作势，或者甚至伪善。他们进入生命晚期的时候，都变得越来越悲观失望。奥威尔说，狄更斯对人物的心理细节不太感兴趣，因为作家有的擅长描写性格，而有的则善于把握本质，狄更斯属于第二种作家。奥威尔自己的小说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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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郁$

　　米兰·昆德拉曾经评价奥威尔，说他的小说流毒就在于它将一种现实无可挽回地缩小在纯政治的范围内，而且只局限在这一范围的否定面上。按照昆德拉的说法，奥威尔最可恶之处就是把生活缩小成了政治，又把政治缩小成了宣传，因此不管奥威尔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他的小说自身就构成了极权主义精神的一部分。昆德拉的小说美学强调的诗意地对抗，这是小说对抗极权的根本，如果没有诗意和审美，小说只能被政治异化为宣传。
　　
　　我之所赞成昆德拉的小说美学，那是因为在我们的成长经历中，已经见识过太多令人作呕的政治宣传作品，诗意恰好是我们的阅读生涯中长期缺乏的根本。对政治本能地避讳，对诗意本能地靠近是一种人对美好事物天生地向往。对奥威尔而言，他流传最广的那些作品恰恰是政治意味最浓的《1984》和《动物农庄》，也许我们会赞成他对极权主义的那种直观而清晰的描绘，我也时刻敬重这样伟大的小说，但这并不代表我会十分亲近，它留给我的印象仿佛奥威尔是在一片荒原上完成了这两部作品，所以满篇的句子看不到一丝绿色，满是荒芜的绝望情绪。读新出版的奥威尔随笔集《政治与文学》，更印证了这个长久以来的私人判断，即是说批评家们似乎更热衷于赞成或者反对奥威尔的社会和政治立场，结果反而降低了他作品的效用，这样以来很容易低估阅读那些作品的复杂体验，正如书的序言提到的斯蒂芬·科里尼所言，奥威尔“作为一个象征，远比他实际上写出来的作品更为重要”。或者可以这样说，因为他的《1984》和《动物农庄》的极大影响，我们实际上已经自动遮蔽了奥威尔身上其他的写作态势，集体性地对他其他作品视而不见。也正因为这种变化，我们把他抬到了一个不胜寒的高处，象征性地顶礼膜拜，对他的作品再也没有阅读的兴趣。这其实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合谋，时代精神的最佳观照，换句话说，某种时代的进步错觉致使我们认为奥威尔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但是天知道，我们时代中层层美学和娱乐狂欢的面目包裹下仍然是一个古旧时代的内核，奥威尔作出的种种观察和区分仍然顽固地保留着，适用于我们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英国老牌的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提到奥威尔的影响：“沿着你前进的每一条道路，奥威尔的形象似乎都在那里静候。如果你尝试发展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分析，奥威尔在那里；如果你想要记录工作或者日产生活，奥威尔在哪里；如果你参与了对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论证，一个巨大膨胀的奥威尔形象在那里向你发出回头的警告”。奥威尔时刻在注视着你，不是以老大哥阴森恐怖的眼睛，而是以他所书写的一切，所观察的真实，所清晰表达出的文字。奥威尔的随笔中有种极其平易的精神，给读者的印象仿佛他的写作没有任何风格，但这正是他踏上写作之路时想要达到的目标。在奥威尔看来，“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如果作家不能持续努力地抹掉自己的个性，那他写的东西就没法读”。这才是最令人诧异之处，任何一个写作者经过千锤百炼的写作想形成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为何奥威尔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答案只能从奥威尔的经历中寻找。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奥威尔谈到1936年至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对他的影响，他说在1936年之后，他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他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使政治性写作也成为一门艺术”。何为政治性写作？即是说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性：为了揭穿一个谎言，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为了倾听真相而写作。但在这种强烈的政治性写作中并不意味着没有艺术性，缺乏审美，只是说诗意改头换面变换了一种形式而已。换句话说，文字中的诗意和审美隐居幕后，以一种简单、平易、流畅的方式表达出强烈的政治意见性。任何一个热爱写作的人都会拥有一种书写诗意的本能，但是如何控制这种本能的冲动，不至于让它的抒情性成为遮蔽事实和真相的障碍，才是最难达到的。各种华丽的、怪异的、冲动的、繁复的、断裂的文字风格是我们记住一个作家的个性方面，在此之外，我们也许更应该留意的是文字风格的背后所传递的意见和真相。奥威尔曾说：“只要我活着，身体也还良好，那我就还会继续追求文字风格，热爱大地上的万物，从坚实的物体和琐屑而无用的信息中得到快乐。”但是，除了文字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我该做的，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恶感跟这个时代强迫我们每个人做的那些基本是公共的、非个人的事务调和起来。”在此，我们见到了一个作家在艺术之外的责任与担当。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不久，昆德拉的小说被禁，随即也失去了自己在大学的工作，眼看在国内无法生存，他干脆自我流放，离开了捷克，远赴巴黎。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国外完成的，他用自己的作品揭露了真相，同样不遗余力的批判极权制度，不过，昆德拉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现实地选择了流亡，免于陷入了那个制度造成的政治漩涡。对他这样的作家来说，只有在远离政权迫害的地方，才能用诗意书写和对抗政治。而奥威尔的写作却证明了另外一个选择，他用一种政治性的写作对抗政治。两者之间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呢。也许，根本就没有高低之分，只有不同的选择。奥威尔曾经说，作家在参与政治的时候，应当以公民的身份、以人的身份，而决不能以作家的身份，在他看来，作家不能因为具有所谓艺术家的敏感，也就有权利“躲避政治方面的肮脏工作”。但反观昆德拉的选择，作家同样可以以作家的身份参与政治。对政治而言，方式的选择不是问题，立场的选择才是根本；政治与文学之间的选择不是问题，反极权的写作才是根本。
　　
　　思郁
　　2011-6-22书
　　政治与文学，【英】乔治·奥威尔著，李存捧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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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典

　　1937年，英国诗人奥登在其诗作《西班牙》里表示了对斯大林残酷的“必要的谋杀”的谅解，奥威尔在《阿瑟凯斯特勒》这篇文章里说道，奥登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生活在安全的英国民主制度中，却对别国的极权表示谅解，并为之辩解。他们为虎作伥，使得极权更合理，更不容批判，因此使得极权受害者的生活更加苦难。这样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成了极权受害者的加害者。
　　遭到奥威尔这种责难的知识分子远非奥登一人，康拉德、萧伯纳、叶芝、乔伊斯、艾略特都无一幸免。奥威尔所不满的，是英国的这些重要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是从内部观察过苏联那样的极权制度，却深受对方的影响，有的人对苏联持无知的不赞成态度，有的则持不加批评的的崇拜态度。
　　政治立场是奥威尔非常在意的一点，以前只读过他的《一九八四》，当然，对他的其他政治语言小说也有所了解，这些伟大而又发人深省的作品当然值得阅读和推荐。但是，有一个吊诡的现象，作为文学家的奥威尔，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反而没有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高，我们提到奥威尔，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我们几乎没有把这些书当作文学作品，而是当作反和乌托邦的思想性著作。
　　当我第一次读《一九八四》的时候，我完全是带着顶礼膜拜的心态的，这本书太有名了，有太多的人推荐。但是当我读它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文学的温度，也没有感受到艺术的美感，这跟我阅读其他文学作品完全是一种不同的体验。当我再读奥威尔的《政治与文学》时，我想我应该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奥威尔无疑是位极具敏锐洞察力、同时又具有强烈正义感的思想家，但是他把自己的文学范畴限制得太死，以至于在他的作品里，我们根本感受不到文学的美感和温度。他希望用政治对抗极权，殊不知在冷冰冰的极权社会生活过的人，对这样冷峻的写作是否也会有一种抵触心理？
　　这样的奥威尔，除了是个性使然，历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在他的文章《我为什么写作》里看出一点端倪。奥威尔在家里排行老二，8岁之前很少见到父亲，从小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他提到，“在很小的事（大约五六岁），我就知道，自己当大以后要当作家”。
　　奥威尔在文章里提出影响作家的4个动机，分别是，1）纯粹的利己主义、2）审美热情，3）历史感。4）政治目的。奥威尔强调，在他刚成年的之前，前3个动机对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第4个，但是成年之后，政治目的开始主导他了他的写作。
　　他的第一份工作（驻缅甸的印度皇家警察）让他对权威有了天然的仇恨，也使他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并且对殖民主义的本质有所了解。1936年至1937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使他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此后的每一次严肃写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作。他也说，“你越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就能够一方面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一方面保持自己审美和思想方面的独立性。”
　　孤僻的性格，还有历史的因缘际会，造就了奥威尔独特的写作风格，这样的作家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当他在书中如此严厉地批判其他同时代的作家时，我却有些不赞同，奥威尔仿佛是一个带有强迫症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政治正确”当作判断作家好与坏的一个最重要目标，那些不达标的作家就会受到他的责备，这在他的《政治与文学》一书里屡见不鲜。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指奥威尔的批评没有道理，只是文学作为一门艺术，是不是仅仅只有那一项标准？在我看来，文学是一门审美的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门政治的艺术。此外，他在《李尔、托尔斯泰与弄人》里对托尔斯泰和甘地的批评，我也是不敢苟同的。
　　当然，我这种言说也是很危险的，上面的观点并不代表我赞同奥登在《西班牙》里的说法，只是想说，在我们谈论文学的时候，最好不要掉入政治的陷阱，就像我们今天谈论莫言。
　　
　　《政治与文学》，乔治奥威尔 著，李存捧 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5月版，定价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