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道德的困境
托马斯是个轻重倒错的人,他不愿接受社会给他的ES MUSS SEIN(It must be)的重担。他十分赞成巴门尼德的精神,即宇宙是被分割成对立的二元,轻者为正,重者为负。他对这世上所有庄重严肃逼人的“ES MUSS SEIN!”十分恼火,于是他想把重变成轻。当他决定永远不见自己第一任妻子,当他得知父母与他断绝关系时,当他感到他再也不需要当医生时,他松了一口气。当他的儿子叫他签名,请求共和国总统赦免政治犯,并告诉他这是责任“ES MUSS SEIN”时 ,他又拒绝了。他之所以选择特蕾莎,是因为六个偶然,特蕾莎是“ES MUSS SEIN”的对立面。
为什么托马斯要不断地逃避“ES MUSS SEIN”?难道仅仅是逃避责任的小人行径?然而当我们看到托马斯为了自己的良心,不愿屈从于斯大林的暴政,毅然离开了自己喜欢的医生职业,我们又似乎无法如此简单地用“轻重倒错”来诠释他。这轻重倒错的源头在哪里呢?道德。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大道已去的时代,所有一切道德呼吁都会变成虚伪的说教。这也是当时西方思想遇到的困境,理性主义高抬人类理性,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每个人都以自己所认为的真理为解释世界的方案,最终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缺乏宽容而彼此指责。同时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又把人挤压成单向度的人,人成了世界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这一切使得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排除一切绝对真理的重压,把那加给世界的ES MUSS SEIN踢出这个世界。
尼采是后现代主义的先声,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一段对道德的论述:“曾经你拥有热情并称之为魔鬼。但如今你只拥有你的道德:它们出自你的热情。你在那些热情的中心植入了更高的目标:于是它们变成了你的道德和欢乐。尽管你属于狂躁之族,或奢靡之族,或迷信之族,或报复之族;最终,你所有的热情都变成了道德,而你所有的罪恶都变成了天使……道德之间的嫉妒、不信任以及诽谤也是必须的。看!你的每一种道德是如何贪图最高地位的;它想要你的全部精神作为它的先驱,它想要你的愤怒、仇恨和爱中的全部力量。每种道德都嫉妒其他道德,嫉妒是可怕之物。很多道德甚至可以自毁于嫉妒。那被嫉妒的火焰包围的人,像蝎子一样,最后转而以毒针刺向他自己。啊!我的兄弟,你不曾看到一个道德的自毁与自刺吗?”尼采提出道德的源头是来自于人的热情,而不是真理。
类似的阐述还表现在福柯叙述的权力-知识网络中,不是真理产生权力,而是权力产生真理。真理仅仅只是幻象,权力才是真理背后的语言。权力关系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人类社会结构,权力-知识形态有历史的断裂和形变,但无所谓进步可言。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疾病,而是一种知识建构、文化建构”。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维度。在古希腊,“张狂”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苏格拉底式理性者的“明智”。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人与他们不加区别地称之为疯癫、痴呆或精神错乱的东西有某种关系。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模糊不清的存在,西方的理性才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是在古典时期,疯癫与理性的交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到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标志着对话的破裂。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疯癫归于沉默,精神病学的理性独白成为关于疯癫的唯一语言。这种理性就是社会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所以,尼采说道德之间彼此嫉妒,彼此诽谤,甚至彼此杀戮。比如希特勒因着要延续德国人纯正的血统,得到德国人的生存空间而大肆屠杀如同瘟疫一样的犹太人。红色高棉要建设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血腥屠杀柬埔寨人民,三年间竟有100万人死在他们手下。人类历史上的大规模屠杀,绝大多数是死在正义的道德的旗下,这不禁令人心寒。
这就是为什么托马斯一次又一次逃开生命之重(ES MUSS SEIN)的理由,当所有的事物上升到理所当然的道德的高度,他就想要逃开。这个思想尤其表现在他写的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王的文章。“凡认为中欧共产主义制度是专门制造罪人的,那他们至少没有看清一个根本性的事实:罪恶的制度并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的积极分子建立。他们大无畏地捍卫这条道路,并因此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若干时间以后,事情变得无比清晰明了,原来天堂并不存在,而那些积极分子也就成了杀人凶手。对ES MUSS SEIN的逃避从托马斯,直到尼采、克尔凯郭尔、福柯等等知识分子。因为ES MUSS SEIN的背后是败坏了的道德权威,反应的是权力的意志,暗藏着恐怖的杀戮。这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