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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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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的接受史上,《平凡的世界》具有某个方面的代表性意义:即以研究者和文学史所代表的学术界与评论者和读者大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观点分歧。该作甫一出版,就得到了评论家们非常明确的肯定,很快又获得由政府颁发、评论界主持的权威奖项——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最高荣誉;同样,读者对《平凡的世界》也有普遍的认可,该作刚问世时读者的反应非常热烈,一些电台和报纸进行了转载与转播,并组织听众与读者讨论。而且,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十多年后的今天,在近几年进行的多次读者调查中,《平凡的世界》的受欢迎程度在中国当代文学类、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学类中都名列前茅,不少大学生更是将该作列为自己最喜欢和最珍爱的文学作品。这样的阅读热情在中国新文学的接受史上是不多见的。
然而,与评论界和读者意见截然相反,学术界始终没有给予《平凡的世界》以明确的肯定,当代文学研究者中很少有人谈论这一作品,更缺少对作品的深入研究和积极评价。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几乎没有一部给予《平凡的世界》以重要位置,不少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如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王庆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该作品,也没有提及作者路遥。
《平凡的世界》不是像张恨水、琼瑶、金庸式的通俗文学作品(即使是它们,近年来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是绝对属于正规的严肃文学,因此,对它评价的严重分歧现象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一些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也表示了自己的困惑和追问①。应该说,《平凡的世界》不完美但也远非一无是处,在人们对它颇为极端的褒扬和贬斥中,折射着时代文化和文学批评观念的多元格局,也蕴涵着价值趋向和批评姿态上的一定问题。《平凡的世界》的评价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这一现象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史写作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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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种文学现象的基础是看作品本身。应该说,《平凡的世界》能具有如此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力,自有其不可忽略的优点。我以为,它最突出的长处,在于对现实生活(具体说就是对社会变革时代的乡村大众)的热切关注。路遥是一个来自于农村、也始终关注农村的作家,《平凡的世界》和他的另一部作品《人生》在读者大众中(尤其是在农村青年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就是因为它们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广阔现实,尤其是揭示了在这个农村社会中最深刻而彻底的变迁中,农民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追求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是现实的,但其底蕴则是几千年中国农民始终屈服在社会的底层的顽强身影。路遥对农民表示了真正的理解和同情,也部分地揭示了现实的冷酷和艰辛。
与这一关注相联系的,是《平凡的世界》对书写对象——农民强烈而真诚的爱心,并将这一感情毫无保留地融入作品中。正如路遥自己所说的:“作为正统的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怀着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而不仅仅是达到彼岸后的大欢乐。”②《平凡的世界》投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并且以无保留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对读者产生了很强的感染力。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作品经常将作者的感情和思想融注在人物性格和思想中,并对人物的命运和生活表现出深切的关怀。作品的主人公孙少平兄弟在得到作者特别的理解和关注之余,他们的口中也经常表达出对人生的深刻思索:“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③这可以说是人物的语言,同时也是作者的心声,二者的思想情感交融到了一起。客观来说,这一方法的艺术效果有利有弊,但它对于读者的感染力却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客观化写作正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创作潮流的时候,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创作展示出自己特别的艺术效果。
正是这两点,使《平凡的世界》赢得了众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认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90年代进入高峰的中国社会变革,是中国农村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也许除了封建时代的各次农民起义,但那毕竟是动乱时代的产物,而且广大农民承担的也主要是炮灰的角色),像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这样渴望依靠自己的努力拼搏,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命运的农村青年,实在是难以数计。当前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们,属于这种类型的应该也占到大半。如果说《人生》中高加林的困惑和失败更多只是加深他们的理性思考的话(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人生》在当代农村青年中获得的共鸣就不如《平凡的世界》),那么,《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兄弟的挣扎和成功则成为了他们的精神缩影,也成了他们的信心源泉。共同的生活道路,共同的命运选择,使这些读者自然地喜爱《平凡的世界》,像关注自己生活一样关注人物的起落与悲欢。
而且,《平凡的世界》的价值并非完全局限在现实本身,它也具有某些超越现实关注的意义,像作品表现的激情和理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因为当下的中国文学中,表现琐碎卑微生活的作品占据了绝对的市场,张扬理想、充满激情的作品很难找到,但是,生活是不可能缺少理想和激情的照耀的,当前的文学状况,很容易让那些渴望逃出生活的平庸和麻木的读者感到失望(最典型的是年轻大学生,他们正处在对生活有所幻想也有所希望的年龄,从本能上就会排斥那种缺乏理想精神的作品),对《平凡的世界》表示认可和欢迎。
最后,我们还应该提到《平凡的世界》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异化和畸变之后,现实主义方法已经为80年代后的大多数作家所不屑,但路遥运用这一方法,却取得了成功。像在现实生活的客观描摹方面,在对乡土乡情魅力的展现方面,《平凡的世界》表现出了认真的追求,也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一点,固然能强烈感染那些来自农村却又到城市中讨生活的读者们,使他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浓郁的思乡情绪,抚慰他们漂泊异乡的心灵,同时也能给城市青年读者一种新鲜感,在欣赏到乡村异域风情美的同时,也了解到更丰富的生活世界。
上述特点,是《平凡的世界》受到众多读者喜爱和关注的原因,也如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它同时及之后的许多其他创作的不足,折射出对它表示忽略和冷漠的当代文学史界在评价观念上的某些误区。
首先,《平凡的世界》对社会的关注意识与热情映照出当前文学对现实的淡漠和激情的匮乏。自80年代后期起,现实关注精神就退出了文学舞台的主流(除了张平和周梅森等人的反腐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有自己的不足,但它们的现实关注热情还是有其积极意义,而它们也遭受到与《平凡的世界》相似的读者欢迎、学术界不认可的命运)。如果说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尚体现出作家们对以往虚假现实主义的不满和矫正欲望的话,那么,此后文学向彻底个人化的转变,对现实进行排斥和疏离,则是对作家责任感和文学与现实关系的一种背离与割裂。文学越来越走向个人和自我,却失去了文学最根本的对人的关注。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的关系,缺乏对社会和大众关注的作品自然难以得到大众的认可。90年代文学日益被社会所遗忘,部分原因是商业文化的冲击,但文学远离现实,淡漠于人们大众现实中的苦难和追求,也应该承担部分原因。
来自: 豆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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