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先写了《月亮与六便士》，才再写的《刀锋》。可我却在看过《刀锋》很多年后，才想起要翻翻这本《月亮与六便士》。记得在“迷恋”拉里的那个暑假，爸爸喊我吃饭，我却捧着书，坐在地板上岿然不动。可这么多年过去，尤其正当冗长的毕业论文将一个人对于文学的“知觉”麻痹掉大半，我不知道再读毛姆，究竟还能否让我有所触动？怀揣这样的忐忑，以及想在书中找到“月亮与六便士”含义的念头，我很快读完了这本书。
手里的本子是译文的“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从大学城里花四块钱淘来，只因图书馆里根本没有英文版可借阅。没有前言、译序或者后记，封底却印上了两百来字的简介，末一句是：“毛姆在小说中探讨了生活和艺术两者的矛盾和相互作用，并似乎十分明显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了不起的艺术成就，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先前硬着心肠摆脱社会——尤其是女人——强加于他的束缚的充足理由。”对这个总结我没什么好说的，即便先天拥有合法的性别立场，也没法发出“女性主义”的声音。因为我被这样一段话触动：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与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镑，娶一位美丽的妻子，就是成功吗？我想，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这是作家自己不时发表的“意见”之一，虽然他善于把许多其他人的声调糅合到小说中来，造成所谓“复调”的效果，但任何传统作家必定都专有一个特殊声调，即他的意见。在思特里克兰德未去马赛以前，“我”跟他直接照面，亲见他离弃家庭、伤害施特略夫夫妇。尽管他在这一挣脱所谓社会尤其是女人的束缚（并不因为他罹患“厌女症”，而仅仅因为夫妻、情人关系是文明社会规约的最突出表现，所以他尚能接受爱塔，一个不会打扰自己的“自然人”）的过程中，冷漠、刻毒得令人咋舌，但只有戴尔克施特略夫，这个浑身上下无处不可与之对比的蹩脚小画家，却始终提醒“我”，思特里克兰德是个天才。
直至画家死后声名大噪，而“我”又偶然去到塔希提，结识了形形色色认识画家的人，把他最后几年的生活拼凑出来，毛姆的“复调”技艺方才真正显山露水。尼柯尔斯船长显然不值信赖，他是游刃于名人八卦的二流子，但可悲的是，似乎愈是这样的人，还愈生活在社会规约以内，所以他的太太就像命运与良心一样追赶着他，避无可避；“我”则对蒂阿瑞讲述了阿伯拉罕的故事，他是医生版的思特里克兰德，某天没来由就被一股莫名的热情按捺在了埃及，再不去想后来被阿莱克卡尔米凯尔“捡”去的金钱、地位与女人；布吕诺船长是个虔诚可爱的人，他对“我”说，“我不是告诉你了，从某一个角度讲，我也是个艺术家吗？我在自己身上也深深感到激励着他的那种热望。但是他的手段是绘画，我的却是生活”；而库特拉斯医生和太太则为读者充当了一回称职的画评人……
最后的画评虽令许多人读后难忘，但那并不是重点——一个疑问尚未被回答：为什么书里从没有出现“月亮与六便士”的字眼？这只有通过另一部《人性的枷锁》，我们才了解它的含义原来是“like so many young men… so busy yearning for moon that he never saw the sixpence at his feet”。对于思特里克兰德而言，终于有一天，他不再年轻，才停止了仰望月光，转而“卑微”地拾起脚下的六便士来……毛姆无非想通过这个嘈杂满地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一旦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攫住，再美妙的月光也比不上目所仅及的六便士。虽然，每个人的六便士值得不同的物品：艺术或是生活。
于是，我开始想，究竟什么才是我的六便士，我又如何拾得起它？虽然仍是不解，却还要感谢毛姆，你又一次没有叫我失望。
读毛姆的小说，就有一种舔舐重口味负重前行的感觉。他所用的每个词语都看似简单、平淡，情节处理地十分流畅，人物对白多到罗嗦，总而言之阅读不是一目十行也可以是一气呵成。虽则这样，却时常感到困惑，时常感到“这里应该有什么深意吧”或“这里其实是在讲另外一件事吧”，英语里叫做read between the lines，提心吊胆的。
毛姆说，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和狄更斯，“这四位世上有过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在其各自的语言中，文笔很一般。”他又解释说，伟大人物不一定需要好文笔。你可以从他的书中获得更多：结构严谨，起承转落自然，语言简洁——也许对于伟大的小说而言，情节、思想、气质、节奏之类，更为重要。
所以他收起小说家华丽的词藻，主观的评论，尽可能地以旁观者地身份毫无美感地进行叙述，如同善意而严肃的布道者，在想象中编织出了真实，又以一种不存在的方式在场。而他不摘下他的面具，书中人物的是非黑白与美善丑恶，全然弃之不管从不道破，让读者自己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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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2-8-29 17: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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