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先写了《月亮与六便士》,才再写的《刀锋》。可我却在看过《刀锋》很多年后,才想起要翻翻这本《月亮与六便士》。记得在“迷恋”拉里的那个暑假,爸爸喊我吃饭,我却捧着书,坐在地板上岿然不动。可这么多年过去,尤其正当冗长的毕业论文将一个人对于文学的“知觉”麻痹掉大半,我不知道再读毛姆,究竟还能否让我有所触动?怀揣这样的忐忑,以及想在书中找到“月亮与六便士”含义的念头,我很快读完了这本书。
手里的本子是译文的“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从大学城里花四块钱淘来,只因图书馆里根本没有英文版可借阅。没有前言、译序或者后记,封底却印上了两百来字的简介,末一句是:“毛姆在小说中探讨了生活和艺术两者的矛盾和相互作用,并似乎十分明显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了不起的艺术成就,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先前硬着心肠摆脱社会——尤其是女人——强加于他的束缚的充足理由。”对这个总结我没什么好说的,即便先天拥有合法的性别立场,也没法发出“女性主义”的声音。因为我被这样一段话触动: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与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镑,娶一位美丽的妻子,就是成功吗?我想,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这是作家自己不时发表的“意见”之一,虽然他善于把许多其他人的声调糅合到小说中来,造成所谓“复调”的效果,但任何传统作家必定都专有一个特殊声调,即他的意见。在思特里克兰德未去马赛以前,“我”跟他直接照面,亲见他离弃家庭、伤害施特略夫夫妇。尽管他在这一挣脱所谓社会尤其是女人的束缚(并不因为他罹患“厌女症”,而仅仅因为夫妻、情人关系是文明社会规约的最突出表现,所以他尚能接受爱塔,一个不会打扰自己的“自然人”)的过程中,冷漠、刻毒得令人咋舌,但只有戴尔克施特略夫,这个浑身上下无处不可与之对比的蹩脚小画家,却始终提醒“我”,思特里克兰德是个天才。
直至画家死后声名大噪,而“我”又偶然去到塔希提,结识了形形色色认识画家的人,把他最后几年的生活拼凑出来,毛姆的“复调”技艺方才真正显山露水。尼柯尔斯船长显然不值信赖,他是游刃于名人八卦的二流子,但可悲的是,似乎愈是这样的人,还愈生活在社会规约以内,所以他的太太就像命运与良心一样追赶着他,避无可避;“我”则对蒂阿瑞讲述了阿伯拉罕的故事,他是医生版的思特里克兰德,某天没来由就被一股莫名的热情按捺在了埃及,再不去想后来被阿莱克卡尔米凯尔“捡”去的金钱、地位与女人;布吕诺船长是个虔诚可爱的人,他对“我”说,“我不是告诉你了,从某一个角度讲,我也是个艺术家吗?我在自己身上也深深感到激励着他的那种热望。但是他的手段是绘画,我的却是生活”;而库特拉斯医生和太太则为读者充当了一回称职的画评人……
最后的画评虽令许多人读后难忘,但那并不是重点——一个疑问尚未被回答:为什么书里从没有出现“月亮与六便士”的字眼?这只有通过另一部《人性的枷锁》,我们才了解它的含义原来是“like so many young men… so busy yearning for moon that he never saw the sixpence at his feet”。对于思特里克兰德而言,终于有一天,他不再年轻,才停止了仰望月光,转而“卑微”地拾起脚下的六便士来……毛姆无非想通过这个嘈杂满地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一旦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攫住,再美妙的月光也比不上目所仅及的六便士。虽然,每个人的六便士值得不同的物品:艺术或是生活。
于是,我开始想,究竟什么才是我的六便士,我又如何拾得起它?虽然仍是不解,却还要感谢毛姆,你又一次没有叫我失望。
读毛姆的小说,就有一种舔舐重口味负重前行的感觉。他所用的每个词语都看似简单、平淡,情节处理地十分流畅,人物对白多到罗嗦,总而言之阅读不是一目十行也可以是一气呵成。虽则这样,却时常感到困惑,时常感到“这里应该有什么深意吧”或“这里其实是在讲另外一件事吧”,英语里叫做read between the lines,提心吊胆的。
毛姆说,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和狄更斯,“这四位世上有过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在其各自的语言中,文笔很一般。”他又解释说,伟大人物不一定需要好文笔。你可以从他的书中获得更多:结构严谨,起承转落自然,语言简洁——也许对于伟大的小说而言,情节、思想、气质、节奏之类,更为重要。
所以他收起小说家华丽的词藻,主观的评论,尽可能地以旁观者地身份毫无美感地进行叙述,如同善意而严肃的布道者,在想象中编织出了真实,又以一种不存在的方式在场。而他不摘下他的面具,书中人物的是非黑白与美善丑恶,全然弃之不管从不道破,让读者自己见仁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