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师 - 书评

连接你我他

　　他们被羞辱、被凌虐，他们的痛苦只能藏在心里，他们一个个被送去处死，他们想起而反抗，却遭到杀人机器最残暴的镇压……但，有一个人，他躲藏在这座死城里，在悲伤寂寥的空气中弹奏著萧邦小夜曲，他不愿被打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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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na

　　是看完电影再看书的，让我感触最大的是书后附上的那几篇日记。那出自一位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军官之手。
　　有人说他是大善之人，有人说他搭救犹太人是为了战败后的出路做考虑。而我真的不敢对这位军官的人格做过多的评价，因为毕竟对于他，我们所知道的很少很少。我唯一敢确定的是，他是一个好人；更可贵的是，他同时还是一个有见识的、清醒、懂得思考的人。
　　在读到他的日记之前，我以为这只是辛德勒的另一版本。但是当读到他在1942年得知党卫军对犹太人的暴行的时候就确信战争就要失败时，我开始对他有了另一种敬佩。在他私密的日记中，他联系到了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的断头台，还有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在历史中吸取精髓，得出违背了人道的战争必败的结论。要知道那时是1942年，德国向苏联进军的时间还不长，不管前线的战况如何，后方的气氛一定还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念。那时前线指挥作战的军官也许已经感受到了战事的严峻，但是作为驻扎后方的军官，理论上讲，他很难会想到“战败”这个可能性。作为一个经历过一战的人、一个年纪稍大的老师，他表现出了远见，也显示出在那个疯狂年代他所保有的清醒。也许就是从那以后，他对自己作为德国军官的身份开始感到耻辱，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搭救。在我看来，不能排除他认为战争早晚会失败，于是准备为自己铺一条退路的心理，毕竟他搭救过的人，他都详细的记录了名字和身份，并在战俘营把这些寄回家里让他们救助他。但是这只是一部分。他真正在做的，是自我的拯救。
　　自我的拯救。他把自己的论调记录在日记本里，从没有煽动他人，到最后救助什皮尔曼的时候，他还不想让别人看见。至于他对犹太人的救助，就书上写出来的那几次来讲，似乎对于他都近似于举手之劳。他只要停下脚步，做些许安排，便可以了。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做出其他任何出格的事。他认为自己作为这场无人道的战争的参与者，是有罪的。而他所做的，其中很大一部分也许就是为自己脱罪。不管有没有为自己在战后脱罪的成分，至少，他在为自己的心理脱罪。这种心理也折射在了他战后的种种遭遇中。直至最后，他还坚信着他所拯救的人会来就他，认为在救人的过程中，他已经变得坦荡，即使有罪过，也已经赎清，而且从他的日记中以及和什皮尔曼的对话中都可以看出他信仰上帝，也许他以为上帝会明白他所作的一切，会原谅他、帮助他，会让他“活着”。然而事与愿违，苏联人不是上帝，对待战俘也许连“人”都不能算是。然后他变得绝望了、精神失常了。也许他明白无论他曾做了什么，等待着他的也只有那个悲惨的结局，这个世界就是没有那么单纯。
　　所以我说他和辛德勒是不同的。他所做的一切充满了理性。辛德勒告诉我们，人性至善；而这位德国军官则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时代，真正理性的、充满智慧的思考都会把人引向善行，无论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还是自己的命运，真正清醒地明白时局的人不会是那些暴戾之人。
　　事实何尝不是这样呢？法国革命时开始时的启蒙思想出自伟大哲人的思考，自由平等博爱，到如今也是人类所向往的终极社会；然而当人们开始狂躁，不再有人沉心思索，启蒙思想就沦为了断头台的无耻助手。至于中国，曾经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火花多么灿烂，而后来呢，无非为下一个专制统治加上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真正的理性思考是不会孕育出暴戾的，只是这些思想的光辉往往悲哀地殊途同归，成为疯狂、野蛮的盲从的开路者。
　　既然人类的智慧总会引向的善良和美好，那么也许，我是说也许，我们终将迎来一个真正灿烂的明天呢？

鬼薪

　　有人评价这本书的风格是语言冷静，几乎是忧郁的、超脱的口气来描述苦难。华沙城在碎砾中重生，什皮尔曼发誓要亲吻重生后第一个见到的波兰人，而他饱经摧残、人鬼难辨的外形吓坏了被他亲的波兰军官。书中确有不少处类似这样让人含泪而笑的的片断。“给我计算时间的人，接着计算。告诉我，他在计算什么？”在集中营准备登上死亡列车的那一章确实让人动容，一家人分糖的细节、亲手扼死孩子的母亲悲怮的忏悔、穿过人群卖糖果的犹太小男孩。。很难想像作者在若干年后用如此干净、精准的笔触描述那一个个刻骨铭心的生死离别。死亡列车带走了他的父母兄妹，留下了一段钢琴家的生死奇迹，救赎和反思，用作者父亲的话说：“唉，我们不是英雄，我们是地道的普通人，所以我们还是对那百分之十的生存机会抱有希望。”

alice

　　    写历史，分两种。一种是当政者或旁观者写历史，一种是经历历史的普通人写历史。前者多以历史事件为主，后者多以切身感受为主。无所谓好坏，可以作为补充，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于我而言，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总是觉得冰冷、陌生。从普通经历者的历史入手，反过来再看当政者或旁观者写的历史，也许更直观。
　　    目前，我尚处于第一阶段。《钢琴师——二战期间华沙幸存记》一书就是我在这一阶段遇见的好书，是一位波兰钢琴师什皮尔曼讲述自己在波兰首都华沙苟延残喘直至二战结束的经历。
　　    作者什皮尔曼是在二战结束不久后完成此书的，记忆依然清晰，文字画面感非常强，各种骇人听闻的遭遇历历在目。阅读过程中，我总是不经意地往后翻。因为我读到的苦难已经很荒唐了，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苦难、多少荒唐。关于苦难，许多人是避而不谈的，正如《道德的重量》一书中经历过文革的医生，因为，回忆的过程实在是再经历一次苦难的过程啊。
　　    在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2年，用迷茫二字根本不足以形容普通犹太人的困惑感。没有真相，到处都是谣言，谁也无法弄清楚二战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党卫军会不会突然掏出抢猛地朝自己射击，自己会不会被送到犹太人集中营。
　　    现实如此残酷，许多犹太人还是保留着对未来的一线希望。在战争无法避免的时刻，以“不会是我，怎么会是我”的心理安慰自己。在德国警察荒唐地得到在犹太人聚居区内偷盗的授权时，母亲总会精心安排晚餐，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给家人希望。在被运往犹太人集中营途中的集中转运站，人们除了寒暄，尽量避免谈话，宁愿把焦虑留在自己心里。
　　    如果矛盾仅存在于纳粹与犹太人之间倒也简单了，人们被混乱和巨大的恐怖笼罩着，人性的自私自利便变得明目张胆了，这主要源于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为了避免遭受党卫军的迫害，有的犹太人自愿加入犹太警察队，帮助纳粹“对付”犹太人。他们甚至还跟纳粹比赛，看谁对付犹太人的手段更残酷。因为聚居区内限制食品交易，为了填饱肚子，有的犹太人成群结队地拦截富裕的公民，把带结核病菌的唾液喷到他的脸上。
　　    如果说什皮尔曼在华沙熬过二战的前2年可以用惨烈来概括的话，那么他在废墟中依靠脏水、干面包维持生命的后4年可以用胆战心惊来概括了。被纳粹猛烈炮轰后，在废墟中的华沙生存，什皮尔曼食物的短缺程度是可想而知的，4年来，什皮尔曼几乎都是以每17天进食1个面包的进食量维持生命。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如此体力不支的情况下，他还要与纳粹周旋，从一个大楼逃到另一个大楼。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能坚持多久？”什皮尔曼经常这样问自己，但是，最终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没有为什么，只是活了下来。恐怕，这便是执政者或旁观者写历史与亲身经历者写历史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之处吧？前者乐于探究生存下来的信念，后者只是以“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态艰难地维持生命。在疑惑中生存，也许才是生命的常态吧。奇迹般生活下来的什皮尔曼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奇迹，正如许多历史事件只有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正确评判出它的历史价值，在发生的当下，只是发生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