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礼乐风景 - 书评

飞雪

　　新朝将定，乐兴而礼修；旧朝将亡，礼崩而乐坏。
　　胡先生视野浩瀚，思想幽微。本书以“礼”、“乐”为纲，枝蔓到诸如东方（主要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文明制度、易经、宗教、革命、文学、音乐、书法、绘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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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安

　　胡兰成是极其热爱人类文明的。他看得很透，神啊宗教啊，都是人造的形。但他依旧歌颂这人造的形。文明的价值在于其中的善与美，祖先的苦心可歌可泣。
　　
　　对文明的评价，他一贯主张西不如东。宗教如此，音乐如此。讲宗教，他说：“西洋的社会与圣灵分离，中国的人世则与圣灵为一，圣灵是空，人世是圣灵的色，中国谓之现世的仙意，这样的用色来表现空，才是实行神的意旨的极致。”讲音乐，他说：“西乐的练习非修行……惟中乐可以通于人理，达于人事，遍叶于万物之性情，虽行于极繁而立于太始之境。”中国的文明有他文明难以企及的大气。我们的信仰，不是西方对神的顶礼膜拜，而是与自然的合二为一，内心里怀有与天地相融的志气。
　　
　　胡兰成不是做学术的。因而他可以自由写文章，写爱情、写政治。这里有他对个人和时代的全部理解。解释“象”字，他可以写到这样的地步：“贾宝玉见了林黛玉，只觉得天地都在，自己也在，见了她就是三生石上的盟誓都在眼前了。见了她只觉人世什么都好，没有铿吝，什么都可以不担心了。这是见着她的真人了，没有再比这个是大信的。”解释“兴”字，他又说：“兴是意思满满的，子兮子兮，如此良辰何，只可以是来革命。”历史的成败并不能证明对错。且不评价胡的政治选择，其文脉中洋溢的至大信心、精微之见，叫人不得不叹服：这是个绝世天才。
　　
　　于是也便可理解，为何张爱玲面对他，会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飞渡先

　　      胡兰成的一生，关键词离不开“滥情”和“失节”。和张爱玲的情感纠葛，在汪伪政府的报人岁月，终令他背负终生骂名。这自然也连累了作为作家的胡兰成。即便是在二战结束三十年后的和平年代里，他的作品在台湾出版，仍会遭到文化界的口诛笔伐。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将“德”看得很重。古人讲“文以载道”，文章承载着作者的思想，一个在众人眼中道德出了问题的人，文章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好在时过境迁，人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更加趋于理性。正因如此，我们才有机会以作家的身份重新看待胡兰成。
　　    这本《中国人的礼乐风景》，此次是大陆首版。序文是朱天文写的。如同当年胡兰成为其妹朱天心的《击壤歌》作序一样，作为胡兰成的铁杆粉丝，朱天文的序难免有故作拔高之嫌，但客观说来，胡的这本书还算是一本严肃之作。
　　    中国人的礼乐是一个宏大的主题，自周公旦制礼作乐始，经过上千年的完善和发展，礼乐文明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中国的发展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历史上中国每一次王朝的更替都是由“乐兴而礼修”而起，至“礼崩而乐坏”而终。一旦“礼崩乐坏”出现，就是不祥之兆，说明离亡国的日子不远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东周王室不断衰弱，各地诸侯割据叛乱，礼乐制度受到严重践踏后，作为礼乐制度忠实信徒和维护者的孔子，对“佾舞于庭”等不合乎礼的做法表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在书中，胡兰成分别从“宗教”、“礼制”和“音乐”三部分出发，阐述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中礼乐制度的理解和认识。通过和西方文化的对比，强调中国的礼乐制度的优越和重要性，提倡再造礼乐。
　　从思想脉络上来看，胡兰成和的新儒家很多观点是非常一致的。比如，他和唐君毅的关系就一直不错。而唐正是新儒家第二代哲学家的代表，上承此派开山人物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下启杜维明、余英时等新儒家的当代学者。新儒家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强调儒家文化中所传达的思想具有永恒的价值，而这也是胡兰成非常赞同的。
　　    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界讲废旧立新，主张全盘西化。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礼乐制度自然是封建遗毒，少数维护传统文化的人如梁漱溟发出的声音立刻湮没在一片喊打喊杀中。新中国成立后，此种情况更甚，但凡提到“礼教”，一定要加上个“封建”的定语，仿佛“礼教”天生就是贬义词。最后的结果，要打倒“封建礼教”，但“封建”没有真倒，“礼教”倒是彻底倒了大霉。
　　    人们常拿今日的台湾和中国大陆作对比，去过台湾的游客普遍对台湾的观感不错。大体因为台湾经过快速的经济发展之后，对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保存较好，但对于西方文明的法制、民主、自由等思想又吸收得不错。而反观今日之中国，每日打开微博，不知有多少骇人听闻的新闻。人们惊恐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克己复礼”与“温良恭俭让”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代之则是道德沦丧与诚信体系缺乏。传统文化丢失殆尽，西方文化又学得不精，其结果就成了今天的四不像。
　　    在书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胡兰成对于东方文化深深地赞赏，而对西方文明则是深深地不屑。这种态度不但针对西方的宗教，也包括服饰、建筑、文学、绘画，音乐等各个方面。比如，在胡眼中，甚至贝多芬也是不好的，因为贝多芬的乐曲没有“辽远之思”、“不广”、不能使人“发高想”。而说的是中国的礼乐风景，很多时候更多地将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放在一起论述，从这些文字中也可以看出胡兰成确实对日本文化有着极深的认同感，这似乎也为其在抗战年代的 选择找到一丝住脚。
　　    胡适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对于胡兰成的为人，历史已有了定论，但抛开这一层面，重读作为一个作家胡兰成，重新阅读他对传统文化中形、象、意、息的理解，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仍是有借鉴意义的。

刀锋

　　【按】：大多读者接触胡兰成，多是从张爱玲的“低到尘埃里”，也就是《今生今世》开始。看过它的人，都觉出好，但似乎又说不出哪里好。这篇文章给了我们一个明白的原因。
　　    《今生今世》为抒情散文，“而胡兰成不仅将诗的意识引入其‘散文’，甚至还让晚年那一系列观照文明的大论述也都诗意盎然。
　　     所以朱天文才会说胡，‘写理论学问如诗。”
　　    《中国的礼乐风景》正是胡“晚年那一系列观照文明的大论述”，也真正是“诗意盎然”。
　　    说不出来的好，怕就是不可言传的“诗意”吧。
　　    而诗意在文章里是如何体现的呢？
　　    胡兰成有句：“(好文章)不但起句，便是写到中间亦随时有看似不相干的句子出来，文章就别有摇曳生姿。这通于做人的道理，亦通于一切做学问的道理。”
　　    同样的意思，阿城先生说：“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连着好句子一路下去，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来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费力气就好得不得了。人世亦如此，无时无刻不聪明会叫人厌烦。”
　　    《中国的礼乐风景》在国内终于出版了，读者有福了。
　　
　　
　　薛仁明：天地之始——胡兰成其艺
　　
　　甲 华服贵涩色，茶苦是至味--评所谓「耽美」说
　　
　　    一般论胡之艺者，几乎只谈其「文学」；而学院里谈胡之「文学」者，扣除情绪性谩骂 不算，「耽美」是最常见的提法。旅美作家苏炜，早先曾对胡兰成的人生特质提出了「耽美」的说法；然若就影响之大，引用之广，则王德威最可为代表。王德威于学问诚恳，也是个好评论者，但谈胡兰成，却失了准头。他在文章里，既说胡「再大的悲哀也都化作妮妮婀娜的『耽美姿态』」，又说胡「不脱一贯『耽美精神』，其极致处，可以以假乱真，以华靡的文字及生活方式信念『发明』来雕塑人生」，他还说朱天文是「承自胡兰成的『耽美诗学』」。
　　    这样「耽美」来「耽美」去，当然是误解。这种误解，自然是缘于王德威对胡兰成之不熟，又简化了近代史的隐微曲折；更缘于王与胡之不相应。然而，若论缘由之最要者，其实仍是当前学院那西方式学术体质，与中国文明本来就有最根柢之扞格，故学院中人对胡很难有相应之理解。若无此扞格，就不会如前文之所论，徐复观虽在学院里被奉为「中国文化大师」，但实际上，却对自家文明最称根柢之音乐完全陌生的怪现象；又若非学院里谈的中国文化有根本之异化，也不会有唐君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的悲叹，更不会有徐复观「钻研考证与思想方面的东西，以致性灵汨没」之憾恨；他们都是儒者，皆孔子之徒；然孔子只叹凤嗟麟，只会以道之不行为憾恨，没有「仁不能守」、「性灵汨没」这种问题的。这是学院的问题，非儒者真正该有的问题。当然，徐、唐皆栩栩然君子人也，他们切切于自家文化，力抗西化狂潮，其悲愿原甚动人，而可敬之处，本不该全揜；然彼之局限，荦荦甚大，今日中国文化扭曲异化至此，其咎亦难说全无。而学院不深入照察其功过，反倒一味吹捧，亦足证学院中人，与自家文明之隔阂是何其深！
　　    一般学者与胡兰成不相应，由来已久。胡亡命日本之初，还颇与汉学家交游，高谈阔论世道人心，众皆引他为同道。不多久，胡觉得他们不求进步，「就脱离他们，也不再与大学的文献学者们往来，自力求真知，于是大家都对我不高兴了，几至友谊全熄，我也不觉孤寂。」认真说来，其实是胡自绝于学院在先；一般学者谈起他时，自然多无好感，甚至充满敌意，种种误解遂在所难免了。
　　    既然与胡如此不相应，于是，就胡之文章而言，尽管学院颇有论述，但真见解却不多。反之，有别于学院里「正式」、显性之论述，散见在各处，许多「非正式」、隐性之论析，却不乏精采者。
　　    像尹丽川，非学者，但绝对是个会家子；又如杜至伟，颇在网络上力辟各种误解与诬陷，见解就常直指核心，譬如他说，「胡每于说理时用生命的亲历来印证，因此十分结实。」「读者个人须有相当的学殖和人生体验，才能有所会心。」对于「耽美」说，他则直截地说道，「一个敢于赌命、亡命，又在生命中颇有自觉，主动抛弃享乐的人，到底『耽』了什么『美』？」
　　    事实上，王德威之所以会有「耽美」说，亦因对胡「道人」那一面体会得不深，如若不然，单单凭胡一句「修行是应机于现前」，即知这种人离「耽美」会有多远；王德威可能且被胡张情缘之旖旎风光所惑，又受胡那出入其间、「不黏不滞」的文字本领所眩，遂有此想当然耳之说法。
　　    王德威又说胡的文字「甜腻妩媚」，这不能算错，但毕竟落于一端，忽略了胡文之「涩意」，更小看了其雄阔之一面；王德威对京剧很熟，一定知道「芦花荡」那一折戏，好的架子花脸必须要将极其粗豪的张飞演到几分妩媚；而前章提到的圜悟克勤，固然有「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这般缱绻缠绵的艳情诗，但是也莫忘其根柢乃「一剑当头，横尸万里」这等峻烈。凡此，粗豪与妩媚，缠绵与峻烈，都应并举，皆不该执于一端。谈胡之文章，亦当如是。
　　    胡之文字当然美；然其美乃在美与不美之间，更有在美之上者。其美与「耽美」，完全是两回事。江弱水是有见地的。他曾道，胡之文字奇绝，有着江湖之气，而「有江湖之气，自不会烂熟。」
　　    什么是耽溺？不正是依于惯性，以致烂熟么？而胡喜京剧更甚于昆曲，不正因京剧有江湖之气，而昆曲则典雅太过以致烂熟了么？胡这种出边出沿之人，最忌烂熟，对耽溺之事最不容赦；他是即便写成佳书，都要「宜如花事过后，寂然忘我。」这种随立随破之人，「到底『耽』了什么『美』？」
　　   关于胡文，江弱水还有段内行话，曰，「胡兰成的文章，虽然处处像鲜茶叶子揉得出碧绿的浆水般的诗意，味道却总带一点生涩。这叫人想起周作人，但知堂老人文笔雅驯，其涩在意；胡兰成却颇有些粗头乱服的样子，其涩在语。『今生今世』不是那种纯净流畅的白话文，他常爱掺一点文言，与一点方言，又好用单音字，造句有时经不起严格的推敲，像他形容他父亲的说话那样，『尚在文法之初』。」
　　   胡兰成这凡事打成一片之人，他文章的生涩，与其书法之涩意，是同一回事；又与他看重杨宝森之涩，而不贵马连良之过度流畅，亦是同一缘由。其书法集有句子曰，「华服贵涩色，茶苦是至味。」那是他的本色，亦是他的真滋味。胡之文字，不仅不避生涩，还在有意无意之间使其生涩； 因此，胡不喜「滑」，不愿文字「纯净流畅」，当然也不可能自限于世俗所谓的「美」；胡就曾说过，「(好文章)不但起句，便是写到中间亦随时有看似不相干的句子出来，文章就别有摇曳生姿。这通于做人的道理，亦通于一切做学问的道理。」诚如江弱水所说，「对这种只七分熟的文字，胡氏有清醒的自觉。」这种高度自觉要「生」求「涩」的文章，最清楚「涩」是以「不流畅」让「流畅」不落惯性，免于耽溺，再获生机，重新有个「天地之始」，故处处有新鲜的活气。因此，江弱水总结说，「（胡的文章）那真是不能无一、不可有二的鲜活的文体。」既是鲜活的，又怎么去「耽」什么「美」呢？
　　    坦白说，似胡如此自觉不耽溺于美者，并不多见。本文前一章「剑刃上行」那一节已然提及，胡兰成曾在保田家中，直指保田与重郎不该安住于后鸟羽院文学的唯美之境；而胡又直接批评川端康成耽溺于美，「雪乡」之后诸作品已堕入艺术的幽闇之谷。若自身都已「耽美」，那么，此种批评岂不可笑？而保田、川端这般人，竟还理会胡，甚至尊礼之，那又岂不荒谬？
　　    不仅仅是美，举凡世人所执念者，不管是学问、道德、亲情，他是一概不落情缘，是个「最最无情」之人。胡兰成自从一九四五年流亡以来，「东逃西窜」，极狼狈而不堪，逼得他只能一路披荆斩棘，凡不相干之所有执念，是「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斩了又杀，杀了又斩，直至「杀尽始安」。而到了最晚年，他犹念记着年少初到杭州时，身上那一无所有，唯薄衣俭食，要在雨雪风霜中，淬砺出不折不坠的志气。这后半辈子无慈无悲亦无缚无解的体露金风之徒，若真要把「耽美」这顶大帽子，硬生生安在他头上，怎么看，都实在别扭。
　　    学问之事，达者为尊；直觉感悟之事，更是会则会，不会则不会；和年纪大小不甚相关，与是否为「学术权威」则简直毫无干系。南京有个年轻人，初在学校图书馆借阅胡之著作，是《今生今世》，乍读「惊艳感叹之余惟有恍惚迷离。」接着他说，「(毋)怪乎卜少夫说他比张爱玲才华更高， (但)还是直觉胡兰成并非『作家』。」后面这个直觉很紧要，下节将详论。他还批评道，「封面上那些妄语、止庵的序，以及王德威『上溯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一脉』云云，很煞风景。」
　　    学术之事，虽可公开辩难，但许多时候，其实也可能是未必自觉的封闭系统；正如当代艺术，虽极度自诩自由、标榜颠覆，但骨子里却极具顽强坚固的封闭性，因此才被林谷芳批评为「国王的新衣」。学术界虽不若是甚，但其中可能存在的自我蒙蔽，果有多少真切诚恳之自省乎？学院中的「耽美」说，人云亦云已久，甚至骎骎已然成为「定论」。结果王德威这一个论点，虽然广被引述，却反被一个未必多么「博学多闻」，但确乎能够「入乎其内」的青年学子，给轻易看出有其根本之不相应，所以才被訾为「很煞风景」。青年学子这段话，未必严谨，也不尽公道，却也提醒了学者诚恳如王德威者，在立论成说之际，尤其面对胡兰成这种「过度」复杂，也「过度」丰富之生命时，毋宁该有更大的戒慎！
　　
　　乙、惊波回澜，潋滟无际--胡兰成的文章
　　
　　    南京那年轻人，初读「今生今世」，直觉胡「不是个作家」；这直觉准确，亦紧要。又依陈丹青之见，胡之书写、性情与器识，颇有胜沈从文、张爱玲者，而沈、张俱举世公认之大「文学家」；然而，陈丹青却说，「胡兰成晚岁写过十余种书，但他不是文学『家』」。
　　    胡兰成对文学极有自信，但他确乎「不是个作家」，亦非文学「家」。二零零八年暑日，联合副刊举办「大风起兮」朗诵会，由陈育虹、宇文正代读，此文作者林谷芳开场时唯声明，他非作家。
　　    此话寓意，可能有二。一，其文盖直抒本然，不费安排，「辞，达而已矣」，不等同一般「作家」文章之着意，亦不类乎「作家」之讲求姿态；二，更要紧者，乃其身份之自觉，系修行者，亦可为传统意义下之文人；然非今日专业主义下的「文学家」，亦非社会分工里所谓的「作家」。
　　    胡亦然。其身份自觉为士，国士、天下士；士所为何事？士尚志，志于道，胡乃求道者。他本非「文学家」，他尝说道，「文学家只等于艺人，中国向来对于陶工画师、雕匠、优伶等只许其当作一件活计来做，所谓做生活。文章之士的身份亦与雕匠优伶等同列。」正因他这身分的自觉极清楚，所以，一九六五年初，胡兰成因重伤风，发热病，卧床十日；病起后「春光正妍，日日惟游治，题字作诗」，并抄录诗作数首，寄赠唐君毅夫妇，但胡终归仍说，「自警此非志士业也，聊作病起养生可耳。」文章之事，胡兰成同于扬雄，「文章，小道也」。复因如此，胡才会听其挚友尾崎士郎两次自表身份后，当面直接批评他怎能安于只做个小说家。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身为修行者，对林谷芳而言，根本要务，唯了生死；其他，皆余事也；若不直指死生大事、根抵烦恼，则文学云云，皆可能只是玩物丧志。而作为求道者，对胡兰成来说，「志士无一物，欲使世界一。」此乃士之原点，若舍此不言，而专务文学，亦是偏离了主题；故李白苏轼尽管文章天下扬，但他们都不愿只做个文学之士。
　　    胡更不会是作家。依他看，现代之作家身分乃西方产物，而「西洋文学的作家譬如当律师，是小市民的一种职业上的分工。」这种体质，与「士」之身份大有径庭。士一如修行者，非职业，系生命之自觉。胡兰成批评川端康成之所以堕入艺术的幽闇之谷，正因川端是「西洋作家的素质」，他若为士，生命有更大、更高远的自觉，就不至耽溺艺术唯美之境而无法自拔。
　　    西洋的作家如律师、会计师，皆是一种专业的分工，正如两岸不时都有「书法必须专业化」之呼声，于焉「书家」亦为一专门之职业。作家既是专业之分工，于是其所从事之文学，便与其他学问亦分工，遂界定孰为文学，孰为非文学，于是凡历史、哲学、宗教等等，皆剔除在外，从而产生了所谓「纯文学」。其「文学」则又细分小说、戏剧、诗作，各自分工，美其名是专业化，实则类似工厂每个作业员锁着特定的那几颗螺丝；产业国家主义下，视人亦如物。
　　    西洋有「纯文学」，一如其有「纯艺术」；他们的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分开，和工艺品亦有别；艺术品专供教堂与美术馆让人瞻仰，他们是艺术神圣，故艺术家每每有其社会特别能容忍的傲慢。
　　    中国完全不然，中国是寻常日用的器皿亦可为好；而再好的器皿，像汝窑的瓷器，也都是平日实用之物，不是做来当艺术品被纯观赏的。今日被供奉在「艺术殿堂」的汝窑佳瓷，自可是艺术品，亦可是工艺品，但它的原点，是日用品。
　　    文章亦然。中国不贵专门的「文章之士」，亦不以「纯文学」为美。胡兰成说，「中国文学是遍在于非文学处。」中国最好的文章有史记、庄子和孟子：若以西方专业主义来看，前者为历史，后两者是哲学，皆非「纯文学」。但中国人读史记，读的是天人之际；看庄子，看的是游于大化；而孟子，则喜爱他讲王天下时的神采奕奕，佩服他谈人性本善之气象岩岩。这些书，当然可以是历史，可以是哲学，但在中国人眼里，更多的是风光。因为风光无限，才能读之不倦，才可以是千古文章。
　　    胡兰成又言道，「有限的社会而涵无限的风景，这是人世。」于是这人世中，「凭栏处可以是无限江山；草草离觞，可以贻千年之患。」虽有限而俱无限，既一朝风月又万古长空；真正的人世，风光可以处处。文章写的是什么？是风光；风光处处，因此，处处文章；中国人说「政事文章」、「道德文章」；政治、道德若有人世之风光，俱可成文章；胡更常讲的是，「礼乐文章」。
　　    胡兰成说「中国文学是遍在于非文学处。」其实就是遍在于人世处处。正因此，读史记，不必为了历史；看庄子、孟子，也不须为了哲学；中国人千百年观之不尽，是那里头有着人世的好风光。人世最大的风景是「无」，「无一物中无尽藏」，所以王维的「辛夷坞」，尽管寥寥二十字，但后世传诵，又岂只千载？
　　   八方四处，俱现文章，文学遍在非文学之处，故中国向来不贵「纯文学」，那毕竟窄隘，一如纯观赏用之艺术，鲜少受到真正的重视。而若以西方那种纯观赏用的为艺术品，胡兰成便以为，「文章与书法皆不是艺术，而是在艺术之上。」正如中国若为纯观赏用而唱奏音乐，乃优伶之事，素受轻贱；中国音乐之主体，原不在观赏之用，故音乐亦本在所谓「艺术」之上。至于书法，胡则说，「今人有以西洋艺术作书者，不可为庶民之日用，此则非书也。夫书通于庶民日日用，而同时要有王朝公卿之贵气，端正清华，祥和为上。」故书法亦非「艺术」，而在「艺术」之上。西洋的art 一如其抽象理论学问，和修行脱了钩，故向来没有所谓的「道艺一体」；他们的art 自有其种种之主题，但不知何谓「清华贵气、祥和为上。」
　　    西洋art 与中国的「艺」异质，同理，西洋文学当然亦迥异于中国文学。西洋文学处理情欲、冲突、挣扎，中国文学则「写可珍重的东西」。人世因含着无限的风景，处处可以有个「无」， 故人世原皆可珍重。胡兰成《今生今世》写的是「中国民间，江山有思」，即是他亲历亲覩之悠悠人世。他在<韶华胜极>里，连一片竹园，亦足珍视，「我小时后没有甚么玩，但是晓得游。而我的游亦只是游于平常，如平常屋后的竹园我就爱之不尽。竹子的好处是一个疏字，太阳照进竹林里，真个是疏疏斜阳疏疏竹，千竿万竿皆是人世的悠远。」这段文字，可以比诸摩诘居士。王维的「鹿砦」乃绝妙之禅诗，而胡兰成这段文字，张瑞芬则评为「禅文」。
　　    禅能体「无」，又知「无」之妙趣，故风光最是无限。「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乃处处有风光；「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则触目是道，凡事皆可珍重。唐宋以来，又唯禅僧特能知「机」，时时都有个「天地之始」。《今生今世》亦得此意， <瀛海三浅>记他亡命在日本，其中有段话，「我临窗趺坐，对着新洗抹过的几面，上放着纸与笔，纸如池荷，笔如菡萏，在朝露中尚未有言语。」这是静中生动，无中生有，将起又未起。这好比中国民歌和童谣，多有一声长长如「啊－－」的单音，唱的很高很远，而什么字义也没有，但光是这么个发声，有一个世界要开始了。
　　    这种风光无限、意思满满，是中国文学之根本体质；中国凡百之艺、整个文明人世，亦复如此。中国文学里，诗最为大宗，亦是主体；即便散文，若无诗意，也难成佳作；古典小说，注入诗意者，方可为大；至于穿插夹带数量那么庞大的诗句，则犹其次。中国之诗，诗经为首，诗之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看似与后头的「君子好逑」、「之子于归」全不相干，但正是这不相干，才光景无穷，如风吹花开。胡言道，「这就是兴。」
　　    「兴」是中国文明最根柢的质地。刘邦、曹操、孙文这一班人，即便失败到灰头土脸，都可呵呵一笑，随即又信心满满、意兴扬扬，马上又满口大话，「这就是兴」；一如汪精卫所说的，孙文「他亦何时都有一个光明灿烂的中华民国在前面。」音乐亦然，音乐极美于靡靡之音，然中国人向来戒慎之；因为这极美之音，会使人耽溺其中；靡靡之音，悦耳、动听、沁人骨髓、勾魂摄魄，但没有「兴」。兴，是天地之始；兴，是不耽溺。
　　   后代之诗，以盛唐为独绝，盖最得一「兴」字。故严沧浪言道，「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兴，是才刚刚开了未必相干的头，就意思满满，故「言有尽而意无穷」；兴，又是开向未知，在因果性之上，故无迹可求。亦因在因果性之上，所以中国音乐的「非结构」、「反结构」，实则是在「结构」之上；中国音乐是「生」成的，是「流露」的，因此胡兰成才会言道，「中国的调随时会有律动的自我反逆，有飞跃，有不协和音；律动随被破坏，随又顺行，散开了，又攒流而前，惊波回澜潋滟无际。」
　　    这一段话谈中国音乐，却完全可用来解释胡兰成自己的文章。张瑞芬曾经说道，「(胡兰成)他散文语言最为出奇，且几乎无任何文学创作者可与比并之处，即在于文字本身的符征(singnifier)是跳跃而无法衔接的，然其符旨(signified)却能完美的扣连，而兴发出另一层指涉。」张瑞芬这段话说得不错，却稍嫌繁芜。说白了，一个字，「诗」；一言以蔽之，「以诗入文」。被唐诺、朱天心等人视为「海峡两岸小说第一人」的阿城也曾说过，《红楼梦》之所以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其因素是「诗」，「但不是小说中角色的诗，而是曹雪芹将中国诗的意识引入小说。」
　　    胡兰成则不仅将诗的意识引入其「散文」，甚至还让晚年那一系列观照文明的大论述也都诗意盎然。
　　   所以朱天文才会说胡，「写理论学问如诗。」
　　   胡兰成写的，是真正的「论文」。凡说理，皆成文章；凡论述，皆如诗。和今日学院中枯槁无趣的「论文」，完全异质。唯具象化之理论学问，方能如诗；今日学院，是执于抽象化，故其「论文」才干枯至此，其人也才日益枯槁这般。胡言道，「文章也是先要作者的相貌好。」具象化的理论文章与修行结合，可以道艺一体，才能够「作者的相貌好。」
　　   胡兰成的文章，今天看来，确实「出奇」，且「几无任何文学创作者可与比并之处。」但这「出奇」，也仅限于「今天」看来。一如他对音乐的见解，虽然「独特」，但仍是承自殷周以来的老传统；其文章，若摆回中国文学真正的传统，并不出奇，可与「比并」者，亦是星繁如沸；尽管胡位列其中，是堪称熠耀的。
　　   中国的好文章都是「生」成的，所以是开向未知的，胡言道，「文章是写到此刻尚未知的事，是一路写一路知晓的。」像是好字，写时，有骚动，有喜悦；写罢回头看，才又心头一惊。
　　   既是「生」成的，故每一段都内蕴生机；虽然是部分，亦通于全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所以「好的文章从哪一段看起来都可以。」这合于中国凡百之艺，也因此懂戏者每爱看折子戏。庄子的文章，便是从哪一段亦可单独看；也正因为是「生」成的，庄子文章才会那般汪洋闳肆，一如李奭学说《山河岁月》能气吞河岳，若非是「生」成的，都不会有此「生」「气」。
　　    又因是「生」成的，故庄子的文章「像花苞的开放，像一池水波的漾动开来。」胡兰成晚年自成体系的诸篇论述，层层迭迭，反复徘徊，行于阴阳回荡之气，一如他所喜爱的易系辞与庄子的这种文体，「似重复非重复，像波澜的波波相似而又相异，像盛开的花，瓣瓣重复而非重复。」
　　    孟子长于诗经，这不仅是书中经常引用，更是他身上最有一个「兴」字，故文章满满全是浩然之气。胡兰成说，「好的理论文必是叫人读了兴发的。」这种理论文，除了孟子，还有书经，胡说「尧典里的世界使人读了胸襟开豁，这就是文学的最高效果。」他亦说，「尧典也真是一篇诗。读时亦不知是诗，只是爱那字字句句，像雨过天青时红砖路的一块块。」
　　   《山河岁月》是以诗入史。如同阿城评红楼梦，《山河岁月》也不单单因为遍布全书的诗句与民歌，而是胡将诗的意识引入于谈史论事中。于是胡纵论古今，读了可是让人眼睛一亮，世界彷佛都是新的。南京那青年，仔仔细细《山河岁月》读了十遍，病时、倦时，唯胡之著作是观，亦觉生命顿时清朗。而前章亦曾叙及，郭松棻旅居纽约，尝有疾，只读《今生今世》而感开豁；又尹丽川，读该书，每每「似有了个解脱」、「忽然得了清静」。这和孟子使人兴发，尧典读后胸襟为之开豁，是完全相通的。
　　    胡兰成又对苏轼极烂熟，据唐诺回忆，胡对东坡诗词全能背诵，学生曾拿全集「考」他，随便一页，再冷僻，竟都难不倒。但是，苏东坡的赤壁赋，又何必胡兰成，千年来能成诵者，岂可胜数？此文从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月出东山，游于赤壁，一路叙述起；再写客有感怀，悲人之渺小，哀生之须臾；继而东坡进行了一番<齐物论>式之论述，说得客喜而笑，遂洗盏更酌，最后相与枕藉舟中，不知东方既白。全文记叙、抒情、议论打成一片，完全浑然。然而，这种既议又叙兼抒情之文体，何必苏东坡，千百年如此为文者，又岂能遍数？都说《今生今世》为抒情散文，但全书主体其实仍是夹叙夹议，其论述遍布四处，甚有一论动辄千言者；即使缱绻旖旎如<民国女子>一章，仍是知性的；胡写张爱玲，更是论张爱玲；尽管晶莹剔透地刻画着张这「临水照花人」，亦还是随时说理、随处议论；正如朱天文所说，胡其实「写私情诗意又如论述。」
　　    <渔樵闲话>写汪政府，从初起至覆亡流离惊恐；胡既是当事者，又像局外人；记事历历中，穿插大量议论，间又无限感慨。如此笔法，直承史记；而胡当代人写当代史，又一如司马迁。<渔樵闲话>有一小节<新游侠传>，记当年上海第一白相人吴四宝，写的是江湖豪杰之气；这好似司马迁不愿那阳气灼灼给湮没无闻，特地为朱家、郭解立传；胡看重这侠情，以为乃文章之根本，他尝对着朱家姊妹，黑板上写道，「任侠是文魄」。而胡兰成写吴四宝，除了<渔樵闲话>那章， 后头隔了三百页，在<瀛海三浅>中<良时燕婉>那一节，借着谈吴太太畲爱珍，又将四宝给淋漓铺陈了一番。这笔法让人想起司马迁写人，也常常不一次写尽，总是在不同卷帙中，此呼彼应、遥相映照，就像他写刘邦。
　　    胡兰成去世前一年，尝说到，「我们今日是要恢复像春秋战国时那样的士。」他如此期
　　    待「三三」青年，当然也是如此自许。看胡兰成之文章，亦应作如是观。那种观照全面之格局，那股泱泱浩浩的兴发之气，使胡的文章在精神气度上，都更直承于晚周诸子，以及后代风姿肖之如史记、苏轼诗文这种「士」的传统。王德威所言，「(胡)他的抒情史观，其实上溯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一脉传统，不应小觑。」胡的文章，当然不应小觑；王德威所谓「抒情」上溯到诗经「诗言志」的传统，也确有所见；但若只将他安在所谓「抒情传统」里，也仍是小觑了胡兰成。
　　事实上，与其和废名等人比并，倒不如听听古琴曲「潇湘水云」；这首南宋古曲，「以水云之汹涌应和胸中之翻腾」，不仅有「满头风雨」之情，更有「大化尽纳我心」之势。通曲听罢，一如读胡兰成文章，直是惊波回澜，潋滟无际。
　　    抗战结束前，一九四四年，胡兰成和张爱玲结婚的那一年，六月，胡在上海《天地》杂志有一段话，说，「在见惯了腐败的阔人公馆的现代人看来，大观园里自夫人以下奶奶小姐丫头们的干净是可疑的。而其实只是可惊，并不可疑。」
　　    长久以来，学院中人，亦是如此；他们视胡兰成之种种，尽皆可疑。他们因深习于西方式之概念，又以抽象学问为当然，于是看胡兰成，怎么样都不顺眼。更有甚 者，一般学者，对修行之事陌生，又对中国文明疏隔；所以当胡说「修行是应机于现前」时，他们简直茫然；当胡标举出中国文明「真实颜色的记忆」时，他们唯斥 之为「乌托邦」；这些学者，先是不习惯，继而起疑， 最后起谤。
　　    胡兰成其实只是可惊，并不可疑。正如真正修行者，对禅宗诸多开悟之事，是尽可诧异，但毋须怀疑；又如中国文明真正精采之处，都只是可惊，并无可疑。可疑，是因为不相应。
　　    大陆网站百度「胡兰成吧」中，有则留言，文不雅驯，但饶富趣味，「若要问我最喜欢胡兰成的哪一句话，他妈的哪一句都好！文革乱世，我读毛主席语录，被迫读了一遍又一遍；如今我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自愿的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一本书能让我如此一遍又一遍的读下去，毫无厌倦。」胡兰成虽被池田笃纪誉为「小诸葛」，但大概也料不着有这么一天，《今生今世》会和《毛语录》如此比并！尽管官方压抑，学院扭曲，但今天中国大陆仍颇有这般隐性读者，诚可惊也， 亦可叹也。
　　    在所有显性论述一片非议中，在民族主义情绪里「汉奸」的大帽子下，《今生今世》二零零三年大陆版问世后，大为畅销，回响热烈；而这，论者犹可强说成乃附张 爱玲之骥尾；但来年随即出版的《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恐怕就很还难再和张爱玲硬扯在一起了；而这两册书依然掀起了一片「胡兰成热」，连中共都 为之侧目，使得中宣部下达了「冷却令」；但尽管冷却，其势却辽辽未央，又越明年，《山河岁月》静静地在广西付梓，静静地在中国大地流通，再静静地沁入像杨 少文那样年轻大学生的骨髓，细阅十遍，犹读之不倦。读罢，精神还为之一好。
　　    这「胡兰成现象」，论者亦可说是这群读者被胡的妖气所媚惑了。胡是向来不否认，也不反对有妖气的；但仔细看看那些推崇胡兰成的人，唐君毅、朱西寗、陈丹青、朱天文，怎么每个都是一脸聪明又满脸温厚呢？媚不媚惑，看来无关宏旨，而妖不妖气，也绝非重点。
　　    真正重点之一，当然是胡兰成那「惊波回澜，潋滟无际」的文章。久违了，那种泱泱浩浩，满是兴发之气的大块文章；多少人读罢，顿觉重新俯仰天地，四周浊混空 气也似乎为之一新。在习于挖掘人性幽黯、暴露社会丑恶的现代「文学者」看来，胡兰成文章里的明亮及向旋光性，当然是既刺眼，又可疑。但自性本来光明，人心必 有未死者，就算文革那种歇斯底里的狂躁终也过去了；虽然缓慢，但中国文明确实在苏醒；中国是易经的民族，终究是明亮喜气的。胡兰成说，「文学者就是以自心 的光明遍照世界，遂见万象历然。」这就是易经干卦里说的「天下文明」。
　　    「胡兰成现象」更关键的重点，是胡唤起了中国文明最真实也最健康的记忆。杨少文说，「我读《山河岁月》就是这般感受，确乎字字出中国，句句入人世。至今已 仔细阅读十遍， 还要读，因那是真话。」这种真实，不仅是胡抉开了现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迷思，跳脱了种种西方概念产生的「误区」，更在于胡兰成爬网了宋代以后中国文明自身 的异化。胡原始返本，上追汉唐，再及晚周，又一路上溯到文明之始，遂标举出最健康也最真实的中国文明。久违了，这种阳气畅旺、悠远明净的人世风景，多少人 一读，宛如茫茫人海，忽逢至亲，那是亲人哪！尽管有些知识分子对这人世风景，已然印象模糊，甚至颠倒错乱，他们无亲无记，于是动辄訿胡为美化中国文明。但 民族的记忆，又岂是轻易就能完全抹灭的？自有心中明白者，见胡标出这番风景，仍会频频颔首称道， 「这就对了。」
　　    宋代以后，士之萎缩，直接导致了民族气运之倾颓；而士气之不扬，越演越烈，直至今日， 多少读书人饱受彷徨无助之苦。之于世局，满是无奈；面对自己，无以安身。值此之际，横空而出一个久受禁制的胡兰成，许多明眼人，读胡读得是满眼熟悉，彷佛 说着了自己真正的身世。他们看到胡兰成重现了「士」原有的格局，昂首阔步，海雨天风；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大处着眼， 根源处留心。久违了，这样神完气足的读书人。大家这才恍然明白，原来，这样出入雅俗，游于天人，乃士之本务；原来，读书人所关心的道、艺、学、政，本是一 体，俱有其庄严，亦有其游戏自在；原来，士必要有能耐平视劫毁，生杀同时，方能开物成务，再造文明人世；又原来，士当不忘沟壑，体露金风，又时时如初出茅 庐，一切都是新鲜的，又都有锋芒，是险绝的，又是喜气的；彷佛是人类文明初创时，永远都要有个天地之始。
　　

燕小雀

　　
　　
　　有风的礼制
　　
　　
　　春风至人前
　　礼仪生百媚
　　
　　胡兰成老师的一幅书法。现在，简体字版的《中国的礼乐风景》要出版了，距离一九七九年繁体的初印，已经三十二年。眼前八月，大暑已过，立秋将近，热是热，往天气里嗅嗅，跟七月的热，到底不一样了。说是写序，我倒想起荞麦面的事。
　　
　　六月在岐阜，森家的三小姐代父母亲招待我们，米屋町街边，吉照庵麻白短帘稍稍一隔，那店招和墨色圆拙字体果然发挥了名符的魔力，把汽车嚣嚣隔开去，却留下隐约的市声，忽近忽远。店里做的是手打荞麦面。
　　
　　我请小山翻译，第一次吃荞麦面是三十二年前第一次来日本，不但吃不出好，甚至讨厌荞麦特有的一种粮仓味，而和式烹调偏就讲究吃原味，好像供馔。二十岁初的我不动声色（归功于土象星座的木讷），却是妹妹朱天心露出了喜恶，当场便给胡老师斥责 ：“凡事不要只是反射，先在心头过一过。”然后连我一起教训，说是遇到不习惯不明白的事物，不要就急着反弹，要会得领受，这是德性，于我们自己有益。对于新事物，要会得先看人家的好处，欣赏人家跟我们相异之处。不喜欢，常常是因为不理解。连对自己，都要能够异于自己。况且人生里多少时候，岂由得你挑三拣四喜欢不喜欢！
　　
　　三小姐听了也笑，也郑重应答 ：“我父亲本来是一个胆怯的人，受到胡先生启蒙，因为背后有胡先生在支持，才敢出来做了好些大事情。”
　　
　　我暗自嗟讶，女儿是这样看待她父亲，而我始终还留着二十岁初对森的大人印象，这会儿乍乍然童梦惊醒。
　　
　　森是今尾神社的宫司，世袭祖业。森夫人写得好字，好信，永远和服出现于人前，在当年穷荒野人的我们眼里，华贵如三月三女儿节摆出来的层层人偶似幻似仙。这会儿赴京都为拍摄《聂隐娘》勘景，以及名古屋爱知艺术中心办的“侯孝贤的诗学与时间”论坛，岐阜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星沉海底，幽玄的记忆星光闪动着召唤。遥闻森似乎中风后口齿不宜，七十四岁了，都是森夫人和女儿接电话，这趟不见，也许再难相见。搭乘京都往名古屋的新干线上，逝见羽岛，是的，如今我知道叫羽岛，当年我这样写下 ：“记得一回在岐阜某小站等车，突然一声霹雳，夹雷带电的一股旋风摧枯拉朽而过，我惊叫一声，魂魄险不被摄卷了去，原来就是新干线。乘客坐在车里只当是如履平地，闲逸地望着窗外过眼的山野川林，却不知新干线的速度可比喷射机那样快。可是我真喜欢，喜欢新干线刷的飞过去时，车顶与电线摩擦爆出的水银蓝光，真是一个惊心动魄！新干线的颜色我也喜欢，流线型的车头很像飞机，雪白的车身，普鲁士蓝窗框，彻底是现代西洋的，像 LIFE 上的广告摄影，明快而刺激。”
　　
　　三十二年间，犹似新干线擦爆着水银蓝光飞过。回去，从名古屋搭名铁到笠松，小巧的站台上换竹鼻线，是只有两节车厢的漆红电车，太像《神隐少女》动画片里铁轨浸在清浅水中的海原电铁，一站一站，南宿、须贺、不破一色、竹鼻、羽岛市役所前……我无可救药着迷于日文里的汉字，似汉非汉予人以翩想无穷，杳杳驶往毋忘我之乡。
　　
　　多少事（多少恨），我与昔日之我，隔着一整个冷战时代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两岸往来，而今地球暖化气候变迁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最大课题。我目睹大浪退潮之后搁浅在滩上的一代人败落，但我告诉自己会始终记得他们打上岸的浪花，他们的秀异曾经达到浪花的最高点，而我有幸看见他们最好的时刻。我隔着一整个岐阜长良川，这里是战国豪杰织田信长的本家，隔着护国神社内如汉摩崖如魏碑的巨石上刻有胡老师字“大八洲”，刀法传笔法三十年后依旧在，但我不知，三十年能够让一个人的思想被时人所接受吗？如果像我们二十岁初吃荞麦面，那是翻开书第一句就违反常识读不下去的。
　　
　　阿城有书《常识与通识》，曾经，在一个意识形态盖顶笼罩的语境里，常识通识是裂缝，是破口，让空气进来，有风流通，阳光透射，庶民的自为空间遂一点一点挣开了。
　　
　　与此形成对照的不同语境是，抵抗常识。当常识运行无阻就如地心引力规范着物理现象时，便有人想要跑出来抵抗地心引力。不怕说笑，产值庞大到吓人的化妆保养品工业美容健体瘦身业，做的不就是极尽抵抗地心引力之能事？本雅明有书，《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此抒情诗人无他，矢志于抵抗地心引力，呃，抵抗常识。身为现代文学里的一分子——小说书写者，基本天职，抵抗常识而已。
　　
　　我十分记得上个世纪六○年代末，父亲在晚饭桌上讲美国国防部长麦纳马拉，是管理经营的能人，肯尼迪把他挖来当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国防部长时他是福特汽车的总裁，他怎么经营管理呢，父亲拿起桌上一杯水说，好比这瓶汽水，装汽水的玻璃瓶，喝完就要摔碎不准收回，这样玻璃工厂就能一直生产汽水瓶。父亲带着传播新知的兴致向童龄的我们描述麦纳马拉，还说，他们鼓励人民向国家借钱，借越多，越富裕。有这等神奇事，在彼时我们物资匮乏储蓄至上的年代听闻，简直是世界发明了聪明水一喝会变聪明的令人羡慕死。今天回头看，真清楚，乃是这样教养出来的拔萃精英（彼时媒体称艳为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麦纳马拉一批人，主导发动了越战。二战后，美国在军工业复合体的经济结构下，越战，不就是摔碎汽水瓶好让军工业的生产线能够一直运转下去的必然出路吗？
　　
　　直到越战再无法打，麦纳马拉下台。越战结束后二十年，麦纳马拉出版了引起极大争议的回忆录，书中他深自悔恨，自言对越战做出的决策错得离谱，大错特错（terribly wrong）。
　　
　　眼前是九米五高的孔子像矗起又撤离在那儿搬来搬去时，我感叹，要在思想上做到抵抗常识而又能被时人所接受，比起文学写小说，太难了，比登天还难。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时代里，专业分工之门坎，既高且阻，任何一点跨界的举措都要撞到门禁。在已经没有综合性思考（多么松散疏漏不专业啊）大议题（野狐禅喔）的时代空气里，也许，我是说也许，只有写小说这门行当（小说的出身微贱，稗官野史兼及优伶滑稽），是被容许跨界的。小说家仍被容许在那儿苦恼迂阔又细琐的人生问题，评弹世道人心，死生事大，追索生命之终极价值。活在现代，有谁能获此特权出入于各个森冷门庭大喇喇行走而可以被善意（或者一笑）宽待的？所以我珍惜自己小说创作者的身份，并有生之年要善用它。因为换做了思想书写人，他几乎是得不到这份善意的。
　　
　　我瞥见周润发《孔子》的电影海报上一句，“礼崩乐坏，决战春秋”，心想礼乐一词，就这么当成广告轻易使用哦，有阵子流行 T 恤上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老在眼前晃。说是礼乐之治，礼还可以懂，礼仪礼制礼教，听说有个时候礼教恐怖到还会杀人吃人的。
　　
　　然而乐呢？总说礼求异，乐尚同，显然乐不只是乐器和音乐。但若说同，那又是什么样的同？书中有《礼制篇》与《音乐篇》，然后编入了《宗教篇》，论基督教、印度的吠陀和佛经、日本神道以及中国的礼乐之教，分辨各教彼此的所同与所异，而独标中国的有祭祀，但并非宗教。
　　
　　说到祭，我不想用天人合一这个语汇，这个东方情调的滥腔太叫人倒胃了。那么儒教呢？教化的教，一样不是宗教。又总说，儒家的礼制是道路，唯道路还是要有力气来行走，中华民族的力气在黄老。说黄老，而不说老庄，因为这在于有一个黄帝疆理四方的意志力，去了黄帝单说老庄，便要流于耍帅懒惰无作为。不过我更喜欢这个明晰不冬烘的现代语 ：“世界上有几个基础学问，数学、物理学、哲学，还有中国文明的礼乐之学。”
　　
　　孔子把政治正名为礼乐。政治是教化，风吹草偃，好吧，那是古代可以懂。但又说政治是修行呢？一个民族的修行。这么说好了，如果政治的场域和语境不仅仅只在于社会，而且还更在于大自然，而且还不是返祖，这会是个什么东西？大自然一词，不久的未来也许将成为常识，看看连好莱坞拍的灾难片都铿锵有力会得说了 ：“大自然的愤怒，对人类的反扑。”
　　
　　“凤凰鸣于岐山”，有风骀荡的礼制，只能是梦土吗？我站在二十岁初来到的松木樱树下，有铭文刻着胡兰成老师的诗与字 ：
　　
　　天上高天原
　　地下大八洲
　　小嬉多唐突
　　苔生樱又周
　　
　　讲的是日本的开国神话。我听过有些傻的日本国歌，取材于古时《古今集》的贺歌作成 ：“君之代，千代至八千代，砾石变成磐石，直至生苔。”回首我初履日本至今，樱花又已开过了三十遍，隔着一整个世代，从扩大生产才是硬道理的常识语境到现在鼓吹节能减碳救地球，我望着昔日之我。而现下正是大国崛起，《中国的礼乐风景》得以出版，作为读者，我会怀抱最大的善意读下去。我会存而不论的，像吃荞麦面那样的——煮好沥干的面盛在竹篾扁篮上，夹面入小碗一涡撩起而食，碗内是湛凉的柴鱼酱油，有海苔丝有鲜碧现磨的山葵。多时则两篮竹笥叠在一起，吃完一篮再一篮，最后一陶小壶面汤，或纯喝（我母亲总说原汤化原食），或注入碗内一洗残汁喝净，于是向请客的主人粲笑道（用仅会的那几句日语对话），真好吃啊。
　　
　　
　　                                   二○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该文为朱天文为《中国的礼乐风景》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