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 书评

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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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峰山

　　                       没有英雄，也没有恶棍
　　         ——二战的起源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与《慕尼黑——悲剧的序幕》比较思考
　　
　　      近来一部名叫《钢铁苍穹》的科幻喜剧电影在网上炒得火热，讲述2018年月球上的纳粹反攻地球的故事。七十多年前，德国悍然突袭波兰，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灾难的序幕。这场悲剧是如何酿成的？
　　回忆我们高中的教学，仍然是苏式理论，即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帝国主义之间“垄断基础上的竞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是一战、二战的根本原因。
　　     而在西方史学界，则有不同的情况。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一些史著对局势的分析，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因此形成了被称为“正统学派”的对二战起源的权威解释。但是六十年代，发生变化，出现了所谓的“修正学派”的挑战。 两者的观点针锋相对，成为解释二战起源的两大派别。
　　     约翰惠勒-贝内特的《慕尼黑——悲剧的序幕》和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分别是两派的代表作。
　　      贝内特的著作初版于1948年，可谓是奠定正统学派学术基础的最重要著作，本书的主要观点，关于慕尼黑协定，作者认为是“无法逃避”的， 在当时情况下，张伯伦除了绥靖政策，“别无其他办法”，“他坚持不渝地执行了一项他老老实实地认为是正确的政策”。当然同样这也是“西方大国的奇耻大辱”，真正取得的成效也是很小的，“慕尼黑只不过是蝗虫已经吃掉的几年和它们就要吞噬的几个月之间的一个里程碑罢了”。 慕尼黑的不可挽救，以及之后二战的不可挽救，一方面是希特勒的精心策划和阴谋，另一方面是“失去的五年”，英法等国昏睡过去，失去了遏制纳粹的关键机会。
　　     这些观点奠定了正统学派的基调，此后数十年除了个别观点修正外几乎没有大的挑战。作者在1962年再版时，几乎未加多数改变，自豪的说，十多年新的研究证明，自己多年前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
　　     然而此时，修正学派已经开始挑战，泰勒的这部书就是射向正统学派的一发炮弹。1961年泰勒著作甫出，就震惊学界。“书中聪明的看法、精警的判断跟强词夺理的奇怪言谈交织在一起。他对许多现存的概念、论据和结论的直言不讳的贬斥，有时甚至是肆无忌惮的亵渎，也使许多西方学者莫名惊骇”。 贝内特称之为一部“才气横溢、挑衅性的、引起争论的”，“危险地把人引入歧途的著作”。
　　    用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描述泰勒的书绝不过分，其中许多大胆的观点的确让人大跌眼镜。与贝内特的严谨与史料丰富不同，泰勒的特色是大胆与机敏。书中虽然也使用很多原始史料，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几乎全是使用猜想，因此多数关键论点都是一些模糊的语句，“大概”、“也许”等等。一部精彩的历史著作，除了论点新颖外，必须严谨，决不能建立在“大概”上面。这一点上与贝内特相比，大大逊色了。
　　不过与贝内特相同的是，虽是一部历史书，但是书中妙语如珠，遍地都是经典优美的比喻和调侃。如“正如只要保证水是暖和的就可以诱导一个小孩入海一样。那个小孩发现保证是假的，但是他已习惯了寒冷，并且还在学习游泳。国际事务的情况也是这样，一旦法国和德国开始和解，他们会发现这个过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危险。” “以政治保证去反对沙赫特发明的互惠主义，就好像用一群捕狐的猎狗去捕巨兽，虽则壮观，但却无效”。 等等，这些有趣的比喻，为本书增色不少。
　　     关于二战的起源，作者认为，在战争的发生颇似交通事故，既有一般原因，又有特殊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也有其深刻原因，但它也是由特殊事件引发的。
　　    这一深刻的原因就是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实际上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说是一个事件造成了另一起事件。” 二战“是一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瞬间既已孕育的战争”。
　　    另外就是两次大战期间的各种偶然事件特殊事件，各种外交错误，和德国的运气。“1939年的战争不是预谋的，它是一个错误，是双方外交上失策的结果”。 全书的主体部分，正是在论述这些错误如何一步步酿成二战。
　　    与贝内特略显文艺的叙述不同，泰勒的著作火药味十足。观点犀利大胆之外，往往喜欢不时停下来，对战争起源的其他理论进行批判。如贝内特等人的正统学派，认为二战主要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尚武精神侵略性格。泰勒直接指出“对手的失策，如同独裁者个人的不义一样，也是战争的起因。” 许士尼格、贝奈斯、张伯伦等人外交的错误，才是战争的起因。希特勒其实并不希望这场战争，“与历史上几乎任何一次战争相比，1939年的战争都更不受欢迎，更不符合每一个人的愿望。” 只是一些外交错误一步步走向战争。
　　     另外的马克思主义左派认为“经济形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战争” 。泰勒指出“这种看法含有正确的因素，但是这种因素并不多” 。马克思主义派别认为德国当时生产过剩，急需殖民地市场。泰勒干脆直接说，“这是又一个教条”，“德国的问题是信贷膨胀，而不是生产过剩”。
　　还有一种“生存空间”的理论，根据希特勒的演讲和书，认为因为德意殖民地不足，德国的剑需要为德国的面包开拓土地。泰勒则说，“生存空间并没有驱使德国走向战争，相反，是战争和好战政策产生了生存空间的要求” 。德国当时并不缺乏生存空间，周边的仆从国，东欧东南欧实际上早已成为德国的经济殖民地，生存空间只是一个借口。
　　    最重要的是，泰勒为希特勒进行了辩护。整本书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希特勒的性格和处事方针。和贝内特等多数人的看法截然不同的是，在泰勒笔下的希特勒是一个只是一个毫无计划、只有信念的投机分子。他根本没有任何计划和战略，也不愿意发动大战，在外交上没有任何主动性，仅仅是一个异想天开，野心勃勃，等待机会的政治家。他唯一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他会行动。也许看完泰勒的著作，我们会觉得希特勒的事迹是一个励志的故事，是一个信念、行动和抓住机会的励志故事，而不是我们常常以为的，一个战争狂人的故事。
　　                              
　　        二战的起源，可以有不同的理论，但在一点上各派是相同的。“现有的一个解释能使每一个人感到满意，并且看来可能排除一切争论。这个解释乃是：希特勒。” 偏偏泰勒大胆地向这个观点挑战。
　　     关于希特勒，传统两种看法，一是他本身好战，为了战争而战争，二是他很有理性，有一个战争的长期计划。如贝内特所说，“希特勒不仅犯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行，而且也犯有积极策划在某个时期对东方以及西方进行潜在侵略的罪行。”他为了修约愿意发动一切战争，时刻准备着一场大战。
　　    泰勒则认为，第一，希特勒并不是一个狂人，他只是一个普通正常的人。他的思想，包括“极权主义的独裁制度”，“充分就业的经济学”甚至“反犹主义”，在当时德国很流行。甚至外交的欺诈，也是一个正常维护国家利益的人，并没有比以往的德国领导人或者英法领导坏多少。“在原则和学说上，希特勒并不比许多当代的政治家更恶劣和无耻”。 “创造他这个人的，部分地是凡尔赛条约，部分地是当代欧洲的共同思想，尤其重要的则是德国的历史和现实。”在对外上，他和每一个争取国家利益的德国人甚至任何人都没有区别。“在国际事务中，希特勒除了他是一个德国人之外，并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 “希特勒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具有把平凡的思想转变为行动的才能。”
　　     第二，希特勒根本没有任何计划，他只是随机而变。“我的看法是，政治家过于专注一些偶然事件，就不会按事先想好的计划办事。他们采取一个步骤，下一个步骤跟着就从上一个步骤产生了。”希特勒的确有着世界主人的白日梦，但是他没有实现的计划。“他梦想统治的这个世界以及他打算达到目的的方式，都随着情势的改变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更重要的是，希特勒的处事原则，是耐心和等待，从不主动。“在希特勒的目的与方法之间，存在一种奇特的、虽然只是表面的矛盾。他的目的是改变，即推翻现存的欧洲秩序；他的方法却是忍耐。……他从不对已有准备的阵地实施正面攻击……他宁愿等待反对他的力量被内部混乱所削弱，他们只有让他取得成功。……这种等待最初或许不是自觉地，深思熟虑的，具有管理国家事务本领的行家正是那些不明白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事的人。”
　　    作者在书中一件件事为这个观点辩护。从希特勒上台开始，“希特勒对于如何才能上台并无主见，只有一个他一定会上台的信念”，最终运气好，上台了。上台后，“大权在握的希特勒对于如何使德国摆脱萧条再次没有主见，只有一个能做到的决心”，凭着这个决心通过重整军备奇迹的摆脱萧条。 1935年占领莱茵兰，希特勒没有主动，“采取主动从来就不是希特勒的办法，他喜欢别人为他代劳；他等待着欧洲体制内部的削弱”
　　    入侵奥地利也和希特勒预期的不同，希特勒设想奥地利纳粹分子逐步渗入政府，从而使奥地利变成一个独立的纳粹国家，从来没想过吞并奥地利。奥地利的纳粹动乱希特勒根本不知道。 西班牙内战也不是希特勒策划预计的，“暴乱是没有在罗马或柏林进行策划而准备就绪的” “决定西班牙内战结局的，是英法的政策或英法根本没有政策，而不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政策”。 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纳粹运动，同样，也是希特勒“没有制造这个运动，倒是这个运动在等待他，并且准备——其实是急切的准备——为他所用。 最后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因为斯洛伐克的民族运动。同样，和希特勒毫无关系。“这个运动不是他制造的，他只是利用了它” ，这是希特勒“许多即兴之作中最漫不经心的一次”，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只是“斯洛伐克事态发展意料之外的副产品”。 甚至二战爆发的征服波兰，希特勒“初期计划不是要消灭波兰；相反他希望解决但泽问题，以使德国与波兰能够保持友好关系”。 希特勒对波兰的恐吓，也只是想再进行一次慕尼黑，但是由于波兰的固执，英法苏的外交失误，不得不为了面子进攻波兰。
　　      第三作者认为希特勒根本没有计划发动大战，甚至局部战争都不希望有。“希特勒并没有拟定计划——为了征服世界，或者为了别的任何事情。他曾设想别人会提供机会，他会抓住这些机会。” “德国无力从事长期的战争，是他坚持不渝的主旨”，“他很不愿意进行战争”，“他想要的则是不经过全面战争便获得巨大战果”。
　　    那么泰勒如何解释希特勒不停的整顿军备、战争宣传、战争威胁和军事计划呢？泰勒发明了一个词：“神经战”——希特勒通过战争宣传和恐吓，以达到对方让步，自己不战而胜。所谓军备的数额只是宣传，并不是真的那么多。
　　     “假装正准备进行一次大战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是希特勒政治战略的本质”。 “从始至终，希特勒成功的诀窍是机敏而不是军事力量”。 作者认为，事实上，希特勒的意图是“不战而胜，或者，无论如何只进行一场与外交并无差异的常规战争”， “希特勒没有打算进行大战，也许根本就不打算进行战争”。
　　   
　　     至于生存空间，泰勒干脆认为“希特勒从未有过生存空间计划，他未曾研究过将要被征服的领土资源；甚至连这些领土为何物也不明确”。 希特勒只是“事前不考虑将要做什么或者如何做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这些关于希特勒的认识，全部都完全违反常规，挑战大家的信仰。甚至有人质疑他是为希特勒辩护，是新纳粹主义者。但是泰勒有自己的史观。
　　      他认为，“推倒这些传说并不是要为希特勒辩护，而是要揭示历史的真相，因此只能根据这一点，而不是人们能从中吸取某些政治道德来品评此书”。“我从来都认为，战争的罪与非罪问题毫无意义，在一个主权国家林立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殚精竭虑谋求自身利益，因此可以批评的至多是犯错误，而不是犯罪”。
　　     也就是说，他试图使自己摆脱道德、意识形态的束缚，实现史学求真的本性。这场大战，并没有犯罪，都是为了本国利益，只有“犯错误”，只有因为外交错误引发的恶果。
　　     这种去道德化、去意识形态化，在冷战日益严峻的六十年代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泰勒本身作为饱受希特勒摧残的一个英国人。
　　    事实上，他不仅仅是写二战的历史，这本书更是一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客观地思考这些档案，常使我做出的解释与当时的人们（包括我自己）所作的解释不同。我现在关注的是了解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对之辩解或谴责。” 历史学是求真求实，根据档案客观研究，而不是为某些原理某些主义辩解，即使这个主义多么道德、多么崇高。  
　　      在第一章的末尾，作者深情地说：“回顾以往，许多人是有罪责的，但是谁也不是清白的人，政治活动的目的是提供和平与繁荣，而就此而言，无论是什么理由，所有的政治家都失败了。这是一部没有英雄，甚至也没有恶棍的历史。”
　　     回顾泰勒的著作，他的观点很多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对希特勒的性格心理，在缺乏证据下很难准确描述；而且这些观点无法解释二战之后的事情，如果说希特勒不愿发动大战，只是事态发展与自己预期不同，不得不侵略，那么为什么在进攻波兰，英法意纷纷调停之际，他继续扩大战争，入侵北欧、直至英法，最后甚至向美苏宣战？这些理论先天的不足是很明显的，作者也意识到了，因此多数论点都是“可能”“大概”的推测语气。
　　     但是撇开这些具体的论点，这部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展示了史学的独立性。在冷战期间，史学往往依附于意识形态，正统学派一定意义上就是这样。泰勒大胆提出了“这是一部没有英雄，甚至也没有恶棍的历史”，这一观点是振聋发聩的，不要说陷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六十年代中国史学，即使是现在，能够真正做到撇开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和意识形态，客观地研究一个没有英雄和恶棍的历史，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