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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竹杂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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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耕
1987年7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钟叔河、鄢琨任责任编辑的周作人文集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苦竹杂记》是其中的一本。没有新的出版序言说明,也没有跋,只是在书后附了个简单的作者介绍: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教,五四运动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周作人1938年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其行为不得原谅,但他的著述仍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价值。
我那时读书不多,只知道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是个汉奸。对一个大汉奸的文字,评价其还有“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我很惊愕,想探个究竟,毫不犹豫地把书买了下来: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1-11300册,价:1.45元。
前两日,大病初愈,在《病榻上的“胡思乱想”》一文里,提到了汉奸胡兰成,自然也想起了另一个人:周作人,想起了他的《苦竹杂记》,把这“胡思乱想”继续了下来。
《苦竹杂记》1936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那时的周作人还没有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他在想什么,关注什么,和他后来依附日本占领者有什么关联?是值得我们琢磨和玩味的。
周作人“五、四”以后的文章是不怎么谈政治,论时事的。他议论最多的,还是关乎文化和与文化紧密相关联的生活的趣味。
他在《日本的衣食住》一文里,开篇就说:“我留学日本还在民国以前,只在东京住了六年,所以对于文化云云够不上说什么认识,不过这总是一个第二故乡,有时想到或是谈及,觉得对于一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种爱着。”虽然说“对于文化云云够不上说什么认识”,作为一种中日文化的比较,他是自觉的。
他这种文化自觉的表达是充分的:“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他那时自许为“民族革命的一信徒”,有民族主义复古的思想。可见,在一半是古昔的地方,他在文化溯源的同时,找到了强烈的文化认同,以及适合他自己审美品味的生活趣味。
他喜欢日本的房屋,觉得那房子的适用,特别便于简单生活。他在对比中日房屋时这样写道:“中国公寓住室多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多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华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
他喜欢日本的木屐,说是:“觉得比广东用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因为这似乎更着力可以走路。”
他喜欢日本饮食的蔬食、鱼生,清淡而不油腻。看不惯“中国人惯食火热的东西,……吃饭由锅到碗,由碗到口,迅疾如暴风雨……”。
在《入厕读书》一文里,他表示“我是颇赞成厕上看书的。”他说:“小时候听祖父说,北京的跟班有一句口诀云,老爷吃饭快,小的拉矢快。”老爷拉矢要看书,当然慢了。老爷对厕所的要求自然不同。周作人对厕所的感受,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
在他看来,当时北京的厕所,只有一个坑,两垛砖,雨淋风吹日晒全不管,是不宜读书的。至于那种人在岸上,猪在坑中,猪咕咕的叫,不习惯的人难免要害怕,哪有功夫读什么书!他对中国厕所的要求不高:只要有屋顶,有墙有窗有门,晚上可以点电灯,没有电灯就点白蜡烛亦可,离住房不妨有二三十步,……如有这样的厕所,那么上厕时随意带本书去读我想到还是唔啥的吧。
说到日本的厕所,他引用了日本文人谷崎润一郎《荫翳礼赞》的文字,谈到日本建筑厕所的好处:“……某种程度的阴暗,彻底的清洁,连蚊子的呻吟声也听得清楚地寂静,都是必须的条件。我很喜欢在这样的厕所里听萧萧地下着的雨声。特别在关东的厕所,靠着地板装有细长的扫出尘土的小窗,所以那从屋檐或树叶上滴下来的雨点,洗了石灯笼的脚,润了跕脚石上的苔,幽幽地沁到土里去的雨声,更能够近身地听到。实在这厕所是宜于虫声,宜于鸟声,亦复宜于月夜,要赏识四季的物情之最相适的地方,恐怕古来的俳人曾从此处得到过无数的题材吧。这样看来,那么说日本建筑之中最是造得风流的是厕所,也没有什么不可。”
周作人赞叹到:“日本在近古的战国时代前后,文化的保存与创造差不多全在五山的寺院里,这使得风气一变,如由工笔的院画转为水墨的枯木竹石,建筑自然也是如此,而茶室为之代表,厕之风流化正其馀波也。”
对于中日两国的历史,在《日本的衣食住》的末尾,他说得更加直白:“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族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又何以嗜好迴殊耶。我这样说似更有阴沉的宿命观,但我固深钦日本之善于别择,一面却亦仍梦想中国能与将来荡涤此诸污染,盖此不比衣食住是基本的生活,或者其改变尚不至于绝难欤。”
他后面继续道:“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乎,念之惘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
应该注意,此刻的周作人,已经滑过了中华民族的底线,把亚细亚文化作为日本和中国文化的未来,丧失了民族自尊,在文化上,他有了汉奸的自觉。
和周作人文化自觉的汉奸不同,胡兰成是做了汉奸后,在日本流亡期间,学问的文化。两个都是汉奸,也有分别:一个是文化的自觉,越过了中华民族的底线,一个是品行的沦丧,越过了道德规范底线的同时,还越过了中华民族的底线。他们的道路,都是我们不可以效法的。
也许您会想到:这周作人是走错了历史路线,犹如股市、期货踩错了点,老是亏损一样。如今我们唱的,《爱我中华》这首歌的歌词“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里,就包括有满族。周作人的历史路线得逞,今天我们也许唱的是“五十七个民族,五十七朵花呢”?
我说,即使是在股市里,更多的人还是亏了不至于跳楼;挣了的,也做不了吃夜草的马。况且,历史与股市、期货的类比并不合适。中华民族的底线和道德的底线是任何人都不能越过的。
我以为,周作人依附于日本侵略者,更多的是他在文化上的自觉。如果说,主观上,他抱有文化的自信,有凤凰涅磐的勇气,那么,他也错了!因为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胡思乱想”了这些,我没有任何为周作人唱赞歌,闹平反的意思。只是想为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大题目多提供一个视角,以助谈资。
200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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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非鱼
●子非鱼兮
先抄一段文字:
关于蒋子潇的著作和事迹,我从玄同借到《碑传集补》第五十卷,内有夏寅官的《蒋湘南传》,又从幼渔借到《七经楼文钞》六卷,其《春晖阁诗》六卷无从去借,只在书店里找来一册抄本,面题《盛昱校抄本陈蒋二家诗》,内收元和陈梁书固始蒋子潇各一卷,各有王鹄所撰小传一篇,而蒋诗特别少,只有八爷四十三首,纸尾有裁截痕,可知并非完本。夏寅官所传大抵只是集录《文钞》中王济宏刘元培刘彤恩诸人序中语,只篇首云“先世本回部”为各序所无耳,王鹄小传则云,“故回籍也,而好食肉饮酒”,盖蒋君脱籍已久远,如《释藏总论》中云,“回教即婆罗门正派也”,便可见他对于这方面已是颇疏隔的了。夏传根据王序,云蒋于道光乙未中式举人,后乃云道光戊子仪征张椒云典河南乡试时所取中,自相矛盾。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周作人《蒋子潇游艺考》。国庆假期中读知堂《苦竹杂记》,读到这篇文字时,发现知堂所说的蒋子潇竟是吾乡人也。周文说,“蒋君的最可佩服的地方还是在他思想的通达”,知堂一生阅人无数,读书也无可计数,所佩服的人更为少了,中国历史上为其所欣赏的人,他只找出了三个,王充,李贽,俞理初。他们在其各处的时代都算是“异数”了,而知堂能在这三人之外还说句可佩服的话,足见蒋子潇思想有他可取的地方。知堂在文中引述蒋君《近人古文》后说,“八家以后的古文无非是不对仗的八股,这意见似新奇而十分确实”,能得此赞,盖周氏是五四的一名骁将,曾经激烈地反对八股文也,思想有通融处,故尔能够惺惺相惜。他随后又说,“我却更佩服他关于道的说法,道不可见,只就日用饮食人情物理上看出来。”这也和知堂“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和而成的人生观是一致的。放下书本,再想想,道家所说的平常心即是道,释家的凡处皆可成佛不都一样么?世无虚空之理,皆从生活中得也。
关于蒋子潇其人,知堂也正如开头所引那样,说的很是模糊,查《清史稿》,其卷帙浩繁,竟不得矣。复又看知堂文中所引龚定庵《己亥杂诗》一首云:
问我清游何日最,木樨风外等秋潮,
忽有故人心上过,乃是虹生与子潇。
定庵乃斯时名诗人,料想其“故人”亦非等闲之辈。读《七经楼文钞》中《废翁诗》其一首云:
日暮挥戈讵再东,读书有志奈途穷。
饥驱上座诸侯客,妄想名山太史公。
作贼总非伤事主,欺人毕竟不英雄。
茫茫四顾吾衰甚,文苑何尝要废翁。
自嘲之语,憨态可掬。有感叹,更多的是率性至纯,盖刘元培“大而入细,奇不乖纯”是也,苦雨斋主人在清代诸贤中除俞理初之外又发现一“伟大的常人”,而又能作竟夕之谈,这是蒋的幸运,于缈缈历史烟尘中,尚能引起百年之后一著名作家的垂青,子潇于九泉之下也该欣然而笑了;而于我,能在这个世纪得知蒋子潇是吾桑梓之高士,不禁要引以为傲了。
20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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