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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波德莱尔 |
最新书评 共 4 条
虾米
（友情提醒，长文慎入）
“荣耀归于您，撒旦我的君主！
您统治着人间、天上和地府；
无限孤寂地享有您的长梦，
充满着内疚，沉浸于悔恨！
噢，就让我也躺在您的身旁，
同在古老的知识之树下冥想！”
连同这首题为《祈祷》的撒旦崇拜诗，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确乎独具一种“近墨者黑”的本事。他为其精神导师、美国作家和诗人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酗酒辩护，结果人人皆知后者是个无可救药的大酒鬼（《浪漫派艺术家》）；他反对毒品造成的艺术虚幻美，却盛赞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由鸦片催化而生的文章堪称一流，到头来倒把自己给连累了（《人造天堂》）。而关于他和他的《恶之花》，他的挚友、浪漫主义巨匠菲奥泰奥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评论道：“如果说他（波德莱尔）的艺术花束是由一些具有金属色泽和异国芬芳的奇特花朵组成，其花萼不是包含着欢乐，而是浸透着苦泪和毒液，那么他会答道：他只在黑土中种一些这样的‘花’，其根茎叶蕊浸着腐败的汁液，就像墓地的土壤以四周的毒氛分解上一世纪的尸体一样”。苦泪、毒液、腐败、墓地、毒氛，这些瘆人的字眼在在指向这位诗人恶魔般的艺术气质。而终至病死，波德莱尔一直就是人们眼中的浪子、欠债人、梅毒患者、疑似瘾君子的嗑药人，他同时代的人们将之视为魔鬼诗人，而后世的文人墨客，特别是包括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在内的艺术流派，则争先恐后地尊他为现代派的鼻祖，他离经叛道的一生又为新新人类引为知己，俨然是他们追求身心解放与自由的引路人。
然而，这真是波德莱尔吗？围绕他谜样的创作人生，《回忆波德莱尔》由一个世纪前英国学者盖伊桑（Guy Thorne）编订的一个小纪念册，而扩展至如今涵盖了多重解读与分析的夯实文本，其中既有戈蒂耶于波德莱尔去世不到半年就发表的《波德莱尔的生平和对他亲切的回忆》，也有盖伊桑本人的《杂谈波德莱尔对现代诗歌和思想的影响》，及其辑录的波德莱尔的若干诗文，而中译者陈圣生为波德莱尔的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不仅以出色的文笔译出了原有版本中的全部诗文，而且增收了波德莱尔的71篇书信与艺术人生箴言，加之其本人的两篇文字，构成了一部跨越了三个不同时代、三种不同思潮（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当代文艺思潮）的解读文本。应该讲，即使这个本子依然有这样那样的疏漏与不足，但对于我们廓清和认识波德莱尔的人生，尤其是他恶魔般的诗艺，确实有不小的帮助与启示。
■恶魔写的诗，也是邪恶的吗？
这是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戈蒂耶打了个比方，“似乎鞭挞罪恶的就是罪恶本身，似乎撰写毒药学的人就是放毒者”，直言波德莱尔的诗不是恶魔诗，诗人本身也不是恶魔。但他肯定了波德莱尔诗歌的素材来源于“丑恶”，甚至就是从“丑恶”中生发而出的。戈蒂耶指出波德莱尔对“丑恶”情有独钟，恰是对人性中的“性本恶”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理解。波德莱尔不相信人们天生是善良的，即使在最纯洁的人的心灵深处也存在着“性本恶”的因素。在他看来，“性本恶”来自人心中“原始的邪恶或反常性”，而人们的气质中多多少少都带着它，“它是罪恶的参谋，诱导你去干对自己有致命危险的坏事”。
波德莱尔诗艺独特的一面在于，他承认这种“反常性”是人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东西，但不应该用法律、道德或宗教教条之类的东西来惩罚或匡正它，因这种反常性不具功利性，它那“致命的、带有跟法律唱反调的乐趣、不伏首贴耳于权势”的特点使其具有别样的意味，超出了“感官的享受、利益的考虑或美的魅力等正常的吸引力范围”。（这一论点为追求自由与创新的浪漫主义所激赏，也被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奉为圭臬。）因之，在波德莱尔笔下，各种古怪的忧虑、不能自已的狂想、难以言状的痛苦、歇斯底里的骄纵，这些带着病态色彩的人性内容都得到了最为人性化的展示。
而为了表现这种人性的“反常性”，就需要有一种能使之相匹配的表达方式，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意象与词汇来表达这种新思想。在陈圣生看来，相对于宣扬波德莱尔“艺术享乐主义的负面影响”，诗人的“艺术形式和技巧的创新效果”更值得一书。
这便牵涉到“颓废”，一种无涉道德内容而更倾向于艺术技艺的东西。陈圣生举出中国唐代诗人杜甫以曲尽其妙的诗句描绘复杂矛盾的现实世界的例子，说明艺术上的雕琢求工可以达致“苦求精致近颓废”的程度。此“颓废”为一种苦修精炼的诗艺，这种诗艺浑然天成而不刻意求新逐异或矫揉造作。我们可从戈蒂耶颇具象征色彩的描述中咂摸这种“颓废”的文风，它“独特，复杂，机灵，委婉多姿，妙趣横生，通过术语的借用，彩色的调和与音调的多样，捕捉和表达最难于捉摸的思绪和转瞬即逝的模糊影像，谛听自己深沉的心声，忏悔引人堕落的情欲和固执到趋于疯狂的奇思异想”。经由这种融声音、色彩和视觉为一体的艺术，自波德莱尔始，法语诗歌中再无“不可表达”之物。
■“除了自身，诗没有其他目的”
“丑恶”既为人性的反常性，“颓废”也是一种臻于完美的艺术，那么，是否就此可以认定波德莱尔是一位唯美主义者呢？确实，在盖伊桑论波德莱尔诗艺对华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等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的影响时强调了这一点，但盖伊桑本人即是该流派的一位批评家，彼时唯美主义在英国方兴未艾，盖伊桑自然要为其觅得一位理论上的奠基人，他从波德莱尔的诗艺中抽出为其所需要的东西当然无可厚非，但他没有突出波德莱尔艺术上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戈蒂耶则清楚地看到了波德莱尔诗歌中一种类似但丁（Dante Alighieri）《神曲》“贝雅特里齐”的象征形象，指引诗人从“丑恶”向着崇高的精神进发，是“诗人内心的一种祈求、不安于现状的灵魂的一次翱翔，和为接近绝对境界而做的不完善的努力的永久标志”。
戈蒂耶的这一评价殊为公正，正是这一点使波德莱尔化腐朽为神奇，赋予笔下的腐尸、幽灵、墓地、舞蛇和魔鬼一种超脱的“灵性”之美，也使其诗歌从无病呻吟的窠臼中脱颖而出。以本文开首的《祈祷》为例，被逐出了伊甸园的诗人（这也是波德莱尔自身的写照）只能与撒旦为伍，但他在“内疚”与“悔恨”之余，并没有自甘堕落，而是汲汲于“古老的知识之树下”的冥想。纵观波德莱尔的大多数诗篇，“灵性”始终为诗人宕开阴郁和丑陋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垂死的肉体与可鄙的环境只为反衬思想和灵魂的轻盈无羁，波德莱尔的诗艺之“美”是永远包含着这一主旨的。
这还不是波德莱尔的最大成就。他彪炳史册的建树在于使诗歌成为一门戛戛独造的艺术，使之迥异于道德、科学和哲学，也使其从音乐、绘画的领域中解放出来，并且划定了“诗艺”与“诗意”本质上的区别，为诗歌赢得了不可为其他东西替代的存在合理性。他说：“诗很少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参透自我、审问良知或回忆以往的热情，因为除了它自身的目的之外，诗没有其他目的；它也不可能存有其他目的。因为，没有一首诗会比纯然为了写作的快乐而写的诗更伟大，更高尚，更真正配称为诗。”
对此，有必要说一说波德莱尔的伦理观与诗艺观之间的联系。戈蒂耶既为浪漫主义的领袖，也是唯美主义的精神先驱，但他与盖伊桑最大的不同便是强调并认同波德莱尔对道德在诗歌中地位问题的看法。波德莱尔对人性的“反常性”并不照单全收，他认为出于心机的“卑劣的心灵”会对真理和正义施加暴虐，而且背叛理智和良心，更重要的是，会对诗艺造成严重的伤害，导致“美感的扭曲和失调”。波德莱尔主张，“应该将一切违背美好道德的行为都当作在节奏和普遍的诗律方面的一种失误”，如果诗的最终结果只是将人摆在庸俗的实利标准上，那显然是荒谬的。但是，他反对诗人追求一种道德目的，因为这样只会削弱诗的力量。表现真理的方式另有所属，道德诉求同样如此。我们再清楚不过地看到，波德莱尔并非主张从诗歌中刻意逐出道德，只说道德并非诗歌追求的目的。后来的唯美主义只看到了波德莱尔的目的论，却狭隘化了他的道德论，不能不说有点断章取义的意思。
■都市文明的吟游歌手
同样，戈蒂耶敏锐地发现波德莱尔的诗艺除去反映人的“反常性”之外，在素材选择上还有“反自然”的特点，他对一切“人工雕饰”之物都有着不能遏止的偏爱。波德莱尔对自然的反感甚至会让我们觉得古怪：“存在之物是毫无用处的，任何存在之物都不能使我满意。自然是丑的，我宁愿挑选我想象中的怪物，也不想去理那些地地道道的琐碎的东西。”反之，“一切时尚之物都有魅力，或者较有魅力，因为它们多多少少体现了人们寻求新颖的一种美的努力，大体上可以说明人类这样的一个理念，或者说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在不停地嘲弄永不满足的人心。”
因而，对波德莱尔而言，较之自然风光，人工之物，无论宫殿、柱廊、塔楼，还是火炉、祭台、香水，显然更具奇趣。它们虽是“江湖骗术”，却是“人类意志按自己的鉴赏趣味来纠正物质形态和色彩的标志”，是有着精神上的辛劳与审美付出的。在他眼中，一个为了博取情人欢心，或者出于对美的虚荣追求而艳服冶容的女人，要比一个秋水芙蓉的朴素姑娘更值得称道。他从不去写也反对写那种规劝妇女们不要涂脂抹粉、不要使用裙撑的道德文章，凡是能使人尤其是妇女摆脱自然状态的东西，都会赢得他的青睐和首肯。
然而，与“反常性”不包含“心灵的卑劣”一样，这种“反自然”的人工美同样有一个限定，那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毒品之类的致幻剂，这种东西使主体产生的美感只能是虚假的，“来自极度兴奋的大脑状态”，并且会摧毁艺术家赖以生存和工作的思想和意志力量。而对于波德莱尔来说，作为诗人和哲学家，必须“通过持续不懈的工作和思考，通过对自己意志的艰苦磨练和树立永远高尚的目标”，才能“创造一个真正美的园地”，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而正是这种“组合的美”，这些人工的东西构成了先进然而不健全的现代文明，这光怪陆离的文明既吸引波德莱尔投身其中，诗人的使命感又使其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于光鲜的表象中去“追踪那些备受现代生活的实际苦恼和内心的种种情欲所折磨的人们”，对他们的艰难、困苦、不幸、屈辱和激动难忍的绝望心情，深表关切，并通过自己的诗歌，向世人吟唱。
■失意人生与百年志业
如果说戈蒂耶的《回忆》、盖伊桑和陈圣生的评论、波德莱尔的艺术人生箴言这三组文章主要着眼于对波德莱尔艺术的分析与评价，那么波德莱尔的书信则带领我们走进他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波德莱尔初登诗坛时，肇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已发生深刻变化，“1830年的一代”已分化为两派，以雨果（Victor Hugo）和拉马丁（Lamartine）为代表的一派将浪漫主义引入与政治的蜜月之中；而以戈蒂耶为首的一派对权力兴味索然，继续其在文艺中剔除僵化守旧的古典主义，发现新形式和新表达的探索。因而波德莱尔幸得戈蒂耶这位伯乐推崇并不在意料之外，但彼时浪漫主义已经走过了它的鼎盛期，搭上了末班车的波德莱尔未必就是个正宗的浪漫主义者（尽管他自认正宗）。如前所述，他诗艺中的“反常性”、“反自然”、理想主义、不追求道德的艺术目的，特别是对现代都市文明和寓居其中的人类的描写，使他成为众多流派你汲我取、相继师法的源泉，但他本人却无法被简单地归类于任何一个流派。
波德莱尔在诗歌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其人生却充满坎坷和跌宕。他终身过着浪荡不羁、四处举债、倚靠老母接济的生活。在旁人眼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他在众多女人间游弋，却未曾成家留得一点血脉；他不能给老母的晚年带来一些安慰，却处处教她挂心。波德莱尔与母亲的通信在书信辑中占有很大篇幅，它们既可以视为一个有志于功名却经常一败涂地的儿子的苦闷、焦虑和自我辩护，也是诗人面对一个不理解和不包容他的世界（即使是母亲，毋宁说，就是以母亲为代表的那个世界）的谴责、抨击和最终的告饶与和解。读这一部分书信，最能体会诗人的心痛和不甘。
而他穷尽一生心血、被后世赞为一个世纪法语诗坛最美收获的《恶之花》，只为诗人换来了法院的一纸判决，诗人不仅被科以罚金，还被责令删除那些“触犯公共道德和善良风俗”的诗篇。同一年（1857年）稍早时候，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也以同样罪名被指控。也许是惺惺相惜之故吧，福楼拜、圣伯夫（Sainte-Beuve）、雨果等一干巨擘向波德莱尔表示了慰问。雨果称赞《恶之花》“光辉耀眼，犹如星辰”，并鼓励作者继续努力。
波德莱尔没有辜负几位知己的信任。他曾在一首名为《祝福》的诗中诅咒过诗人的营生，当母亲得知自己的宠儿将要以卖诗度过此生，不禁惊恐万分，对着上帝抡起了拳头：
“啊！我宁愿生下的是一团毒蛇，
也不愿喂养这招人耻笑的东西！
真该诅咒啊那片刻欢娱的一夜，
我腹中开始孕育我的赎罪祭礼！”
然而诗人在经历尘世中的一番摸爬滚打之后，依然选择诗歌当作自己一生的志业：
“我知道痛苦乃是唯一的高贵，
无论人世和地狱都不能腐蚀，
为了把我那神秘的冠冕编缀，
须将一切时代一切领域征集。”
在人生最后十年中，波德莱尔继续舔舐着法兰西第二帝国过熟的淫靡与堕落，“苦求精致近颓废”，成就了一个诗人从浪子向诗性文化的杰出使者的过渡。1949年，法国最高法院撤销原判，为波德莱尔恢复名誉，《恶之花》始以完整版在法国境内出版。诗人终于被象征性地请进法兰西文化的先贤祠，此时距他告别人世已有八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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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卐肥
爱默生说，每一本被焚毁的书，都照亮了这个世界。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作品，不少都有被禁毁的经历。且不说我国最传奇的两部小说《金瓶梅》与《石头记》的历史，就是宝玉黛玉读个《西厢记》还要搞得如做贼一般。可在以“浪漫”闻名的法国，很多不容于时局或法律的书，却并被真正意义上的“淫书”。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并无多少露骨的情节，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惹上官司也有点冤枉。
不过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恶之花》不但被大作家雨果誉为“象星星一般闪耀在高空”，还在被送上法庭四年后获得再版并取得了空前成功，甚至在百年以后，无数次再版的《恶之花》依然能够在法国畅销书榜排在前列。波德莱尔也因为他独特的颓废风格，上承古典的浪漫派抒情诗，下起现代派诗歌，为诗歌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
伟大的作品总会走在时代前面。《红与黑》出版后反应冷淡，司汤达却说：“30年后人们将读我的作品，我将在1880年被人理解。”所以我一直觉得，波德莱尔对于爱伦-坡作品的翻译，本雅明对波德莱尔思想的研究实在有种“他乡遇故知”的味道。当然波德莱尔更应该感谢他“非常亲爱和非常尊敬的老师和朋友”泰奥菲尔-戈蒂耶——仅在波德莱尔去世一年后，戈蒂耶创作了他的经典传记杰作：《波德莱尔的生平和对他的亲切回忆》。
戈蒂耶的这篇回忆文章并不同于传统的传记。其间不仅有对波德莱尔生平的概述，两人共同经历事情的回顾，对于波德莱尔创作风格和手法，还有作者从一个艺术家角度对波德莱尔所创作的文学世界的解读。可以说戈蒂耶的这篇传记是研究波德莱尔最权威、最经典、最重要的资料了。而传记中漂亮的词句，细腻的刻画、散文般的笔法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美妙的，更重要的是戈蒂耶的文风和波德莱尔有一种契合，阅读过波德莱尔诗歌的人，再去品味这篇传记，一定会有相映成趣的感觉。
看完这篇传记更让我坚信，中国人是难以读懂波德莱尔的。一个非基督徒很难理解波德莱尔诗歌中所蕴藏的叛逆性，我们也就很难估量《恶之花》对于当时法国的震动。另外诗歌是无法翻译的，即便《恶之花》目前拥有钱春绮、郭宏安、刘楠祺、文爱艺、施蛰存等译本，但是没有法语基础，对外国诗歌的结构和发展史没有了解，看中文翻译实在品味不出波德莱尔诗歌中精妙的地方。因此看波德莱尔对于我们来说更多是“看热闹”，但是阅读完戈蒂耶的传记，那我们在“看热闹”的时候或许能窥出一些“门道”。
当然戈蒂耶这篇传记只是这本《回忆波德莱尔》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文译者陈圣生的序文以及盖-伊桑创作的《杂谈波德莱尔对现代诗和思想的影响》，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与英国不同时期波德莱尔译者对于诗人的不同解读，其中有相通的地方，还有因时代与国别相异的很多艺术评判。这三个波德莱尔“知音”所作的文章，系统地、立体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清晰、生动的波德莱尔。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波德莱尔的读者，读完这本书一定延伸出很多阅读欲望。爱伦-坡的诗集和故事集，十四行诗以及诸多浪漫派抒情诗人的作品，本雅明的作品，《巴黎的忧郁》，《人造天堂》，德-昆西的《瘾君子自白》，波德莱尔本人的诸多散文和美学论文，甚至是受到波德莱尔风格影响的亚洲作品如夏目漱石的《梦十夜》、鲁迅的《野草》等等。我很喜欢阅读波德莱尔，但却始终不得门道，读完这部《回忆波德莱尔》，很多心中的困惑突然清晰了许多。当然这本书绝不应该是阅读波德莱尔的入门读物，最好还是在阅读过波德莱尔的主要作品后再去参照印证。毕竟伯牙弹琴的时候，子期手中可总来没有曲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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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文青
《回忆波德莱尔》这本书，我总在空闲的时候翻翻，只因除了第一部分著名法国诗人、艺术理论家波德莱尔“非常亲爱和非常尊敬的老师和朋友”泰奥菲尔·戈蒂耶的《波德莱尔的生平和对他的亲切回忆》之外，《恶之花》和《小散文诗》的节选，以及选自《巴黎的忧郁》等书里的“艺术箴言”以前都读过，而剩下的就是波德莱尔的书信集了。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里，启蒙运动之后，浪漫主义达到最灿烂辉煌的顶点，无论是文学、音乐还是艺术都是如此，而在其中还能在“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波德莱尔则另有更深远的影响力。或许，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些“诗意”，于是，那个时代的人留下的书信集很多。偶尔翻翻，便能看见除了他们作品之外的另一面。
在“七月革命”前后，巴黎的文人们、艺术家们，贵妇人们，聚集在沙龙里、剧院里，聆听门德尔松、肖邦、李斯特、柏辽兹、舒曼、比才等人的作品，阅读雨果、大仲马、乃至乔治·桑的作品，欣赏德拉克洛瓦、籍里柯的画，就像一幅妍丽的浮世绘，是文化的绚烂，是人类进步发展的伟大一步，而这片绚烂的环境里，波德莱尔从一个孩子开始在慢慢长大。然后，接下来的“六月起义”，他已经是参与者了。
终于出版《恶之花》的波德莱尔身处浪漫主义末期，过去的辉煌的一切都已告结束，而曾经公认的主题已经空乏，诗人们虽然坚守，却已经少有创新。认为美不应该受到束缚，善并不等于美，美同样存在于恶与丑之中的波德莱尔，便这样“革命性”地将他自己所创造的“美”展现给了世人。以致于被为“恶魔诗人”。
这个“恶魔诗人”在我这个读书人眼中，其实从来不是恶魔，倒是有几分浪费自己天份的“颓废”公子哥，了解到他挥霍父亲的遗产，我总是报以叹息，对这点来说，我很理解萨巴蒂埃夫人对他的怜惜。在波德莱尔的一生之中，他飞扬着将自己的生活从这一头直接拉到另外一头，总是将自己的思维跳跃性地从光明直接到黑暗，从善直接到恶，几乎没有任何介意和在乎，他秉承着浪漫主义的人性化，却不再有浪漫主义的理想化，他甚至“因为，自认为不必旁人高明，因此只好让纯净的天穹和灿烂的群星蒙上不洁的迷雾。”总让我怜才之余不停地感伤着他颇为“愤青”思想。
有一次与朋友戏言能阅读波德莱尔作品的，不是从事文学的便是从事艺术的，闲人是不会读他的文章的，虽然他对文学和艺术的影响深刻，但，他的作品很难打动这两个界面之外的人，因为，波德莱尔的诗里全是“阳光下的罪恶”。
至于这本书呢，在读完那篇回忆录，再读占整书三分之二的波德莱尔的书信选辑，我便发现了与“阳光下的罪恶”完全不同的波德莱尔。就如同我曾从肖邦的书信里发现他其实极其矫情阴霾的一面，从莫扎特书信集发现他极其理性的一面，一样，波德莱尔书信里，充满了一种文雅的风度。
当他在旅馆或邮局给母亲写信询问健康的时候；当他在皇后面前请求为他的《恶之花》减免处罚的时候；当他给福楼拜抱怨自己工作忙碌或延误《包法利夫人》书评的时候，当他竭力向圣伯普推荐当时还没有成名的美国作家爱伦·坡的时候；当他纠结地面对萨巴蒂埃夫人的示爱的时候；当他写给赞赏瓦格纳的作品恢弘蕴涵丰富的时候；等待，体会到的不再是他在《恶之花》里的暗调，而是非常生活化的多彩。
世上是没有完人的，波德莱尔也从来不当自己完美，而读波德莱尔，盛赞波德莱尔的人们，未必能接受不完美的波德莱尔。
生命之路上，喜欢一个人，着迷一个人，到不改变对一个人的热爱，这是一个漫长的阅历过程。
当然，这本书里收集的不是波德莱尔的全貌，但闲时读来，将它当做波德莱尔的一种精选集或者浓缩集，便可以对于今世影响深远的波德莱尔一窥管径了。
【原文地址】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2996523&Key=52155148&ostID=36845505&BlogID=150117
因感觉可以作为了解认识波德莱尔的入门书，加了五星推荐，要读波德莱尔，还是需要读更多的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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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h
转贴谷亚韬的妙文
还没读完戈蒂耶《回忆波德莱尔》这本小书，任性的审美欲望迫不及待地诱惑我非先作番自我陶醉不可。总的说来，这本书的整体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著名的法国诗人、艺术理论家泰奥菲尔戈蒂耶所写的《回忆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选萃、波德莱尔书信选辑，以及英国学者盖伊桑的《杂谈波德莱尔对现代诗和思想的影响》。另外，在我读完陈圣生先生为中译本作的序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将这篇序作为理解《回忆波德莱尔》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该书就有了五个不同的理解视角（波德莱尔的作品和他的书信我暂时将它们归入不同的思考领域）。而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去理解戈蒂耶、盖伊桑和陈圣生，他们在做评论时所展示的思维递进的相承关系，将这三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人物的评论揉合到一起，我能感受到的就不单单是波德莱尔那个时代的颜色了，共通的智慧如兴奋剂一般惹得我亢奋起来。按照个人的读书习惯，我先读完了中译本序和该书的最后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盖伊桑的评论。盖伊桑在评论的第一段引用了王尔德一篇杂文里的话：假如那个人的服式和语言都与我们不同，而且他又是生活在罗马帝国或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或者生活在17世纪的西班牙，或者生活在非本世纪、非本国的任何国度的任何世纪里，我们便十分可能对他的地位和价值作出几乎不存在任何偏见的估量……当然，他太靠近我们自己的时代了，我们不可能对他进行纯艺术的判断。
近些年在国内流行甚广的评论术语似乎可以从里面找到些自己的影子，比如“他太靠近我们自己的时代了”之类。因为自己所接触过的关于评论类的书籍太有限，我不能妄断王尔德的这段话是国内某些评论术语的渊源，但是这段完整、宽阔，以假设、比较手法唤起人们的关联力的论断，是我目前见过的最精辟的语言。当然，盖伊桑引这段话是为了赞美戈蒂耶的回忆录的，因为他随后写道：然而，仅在夏尔波德莱尔去世一年之后，戈蒂耶就写出了《回忆波德莱尔》这篇杰出的传论。不过，盖伊桑深入浅出的解说力很快就将我的兴趣引向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上来，这包括他对戈蒂耶的进一步赞赏，对波德莱尔诗歌的解读，包括波德莱尔对王尔德、对史文朋、对佩特、对恩涅斯特道森的影响。在这里我要感谢译者，是他们深厚的翻译功底和优美的语言提升我进行思考的信心。
最近迷上了名词与形容词。木心在《琼美卡随想录》的《荒年》一文里引用了某英国诗人说的话：我们活在形容词的荒年（遗憾的是我一直未找到确切出处），所以在看到译者丰富自然的词汇时内心泛起暖流，涤荡至我全身：“这是一副充满光辉意念的大脑的杰作，在这副光华四溢的大脑中，‘种种形象就像千万只金色的蜜蜂一样嗡嗡地涌出’”。千万只金色的蜜蜂让我似乎看到了才华的数量与形状。从前一直以为诗歌是不允许被解读的，因为解读本身经过了另外一个人的大脑加工，不太能展示诗的原貌，但看过盖伊桑在比较波德莱尔的《闲谈》与史文朋的《诗与歌谣》，比较波德莱尔的《呼应》和佩特的名著《文艺复兴史研究》的结论部分后，才渐渐觉得旁人带领读某些诗的必要。并不是所有的诗都需要自己去悟，一是缺乏那样的精力和才气，二是缺乏单靠经验不能弥补的背景材料。现在暂时把波德莱尔的《闲谈》取出来再啃啃吧，香艳的滋味着实让人爱不释口。
你是秋季美丽的天空，淡红、晴朗！
可是，哀愁像潮水在我胸中升起，
等退潮之后，在我沉闷的嘴唇上，
却留下苦涩泥土的灼人的回忆。
——你的手徒然掠过我昏厥的胸房；
它所探寻的，爱人啊，乃是被妇女
用她的獠牙利爪细结果的地方。
别再寻我的心；它已被野兽吞去。
我的心是被众人破坏过的宫殿！
他们在那儿酗酒、残杀、揪扭头发。
——在你裸露的乳房四周香雾弥漫！……
美人，请便吧！灵魂的无情的连枷！
用你那宛如节日的发火的眼睛
把野兽吃剩下的残骸烧成灰烬！
盖伊桑的文章只要稍加留意，即会发现它处处真知灼见，比较典型的是他对翻译工作的理解：“确实罕有一位英国散文大家拨冗去搞翻译。他全身心沉浸于自己的创作中。翻译于他毋宁说是一种徒劳的爱；从中所得的经济实惠是极少极少的。于是，英国公众必定要借助于低劣的译作，这类译作大半出于那些懂法语、但缺乏文学鉴赏力、也再现不了原作‘氛围’的译匠之手”。类似的背景，我为能读到陈圣生先生的这本译作而感到庆幸。接下来我的视野就落到了陈圣生先生的序作上，这篇短短四五千字的序将波德莱尔诗作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它的贡献、选择盖伊桑编译的这本小书进行再译的原因，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力图客观的意愿表达得淋漓尽致。当然在里面我更感兴趣的译者对波德莱尔在诗歌界位置的评述，和对自己从前只有进行过感性认识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凝练阐释：“每一位伟大的作家都因为他超脱时尚、不同于流俗而为人们所永久纪念。所谓‘浪漫派’与‘现代派’的对立并非是绝对的：波德莱尔本人对维尼、雨果、尤其对戈蒂耶德推崇，他诗中对浪漫主义理想的眷恋，他奉以为师的美国作家爱伦坡的浪漫主义的奇诡手法，都证实波德莱尔象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本质上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波德莱尔比一般的浪漫主义者更深刻独到之处在于，他从他自身的体验和颖悟中认识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反常性’，并且最早地以精湛的诗艺，集中、完美地表现了这种‘反常性’。”（“反常性”的论述在戈蒂耶的文章里被细细提及）。另外陈圣生先生引用戈蒂耶的言论，“波德莱尔对‘颓废’或‘颓废主义’有他自己独特的解释，他不过认为盛极一时的法国浪漫主义诗歌已经发展到自己的巅峰，而从他开始就要‘衰落’或‘走下坡路’了”表现出波德莱尔对艺术所具的天才的超前感悟力（这份恰当的超前性是每个愿于艺术上有所成的人必须具备的，恰当是指超前性最好不要超过个人生活那个时代的观念太远，否则孤苦的与日俱增和自信心的崩塌也会随之而来）。关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我还需要借助从中学时读到的雨果的《悲惨世界》来为我今天所理解到的浪漫主义寻找原初起点。那里磅礴生动的语言、夸张丰富的故事情节不止一次让我流连忘返，那时也追随着浪漫的字面意义掺合自己臆想的浪漫情景浪漫了好一阵。生活的步步深入将我拉进如今的“现实主义”阵营里来。“没有艺术性和美感效果的‘真实’，不仅会玷污‘现实主义’，尤为甚者是使文学艺术本身降格；当然，远离‘真实性’或事物本质的所谓艺术，效果与此相同。如果我们将“浪漫主义”理解为主要从主观意向出发，更自由或更随意地发挥作家的才能和技巧来表现世界的本质，那么，‘现实主义’就可以认为是作家在这样做之时表现得更自觉、更精确和更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在读完盖伊桑对戈蒂耶于波德莱尔的评论，陈圣生对盖伊桑、戈蒂耶与波德莱尔的评论之后，我终于开始读戈蒂耶的文章。正如本文开始所谈到的，戈蒂耶的《回忆波德莱尔》这一主题环节还没有读完，我便匆匆将自己难以扼制的情绪还原成文本，这多少有些对原作者思想的欠尊重，因为所想所谈在未睹文章全貌时肯定会出现偏颇，但是近来糟糕的身体状态一直影响着我的读书进度，使我不确定何时能将这本书读完，我只好在共鸣的情感衰退之前记录下这份难得的心情，也算是自己生命历程里的一次思想纪念。
戈蒂耶的文章里谈到一个人让我警醒，这个人便是戈蒂耶与波德莱尔相识之地——皮莫丹公寓的主人费尔南波瓦萨。文章里这么评价他：没有一个人的禀赋会比波瓦萨更优越了。他具有最开放、爽朗的心灵；他对于绘画、诗歌和音乐都绝好的理解力；不过，在他的身上，“玩票”的成分要比艺术家的成分更多一些。对别人作品的钦羡和赞赏占掉他太多的时间：他纯粹是在对艺术的热烈爱好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他是艺术领域中的一个“好色之徒”，没有人能像他那么精到、热情和敏感地欣赏真正的艺术杰作。叹羡之下，他忘了自己来表现美；他的感受是那么深刻，于是自以为同时也创造了所感受的艺术。
后面的这段话几乎让我战栗起来，我知道这是我不自量力进行的自况成分促成的。这种‘忘记表现美’是每个深陷美中的人容易犯的毛病，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况使我的感官这样敏感，让我在读到戈蒂耶对邦德尔在《巴黎人的新浮雕》一书中关于波德莱尔年轻时肖像描写（德鲁瓦曾绘过波德莱尔20岁时的肖像）的评论时几乎要昏厥。这段肖像描写简直唯美到顶峰，于是戈蒂耶说到“人们不应该死扣字眼地看待这一肖像描写。这是通过绘画和诗歌的媒介所看到的波德莱尔面目，因此必然包含着某种理想化的成分。……声誉一般来得较晚。经过知识上的苦学、人生方面的苦斗、以及欲望心志的折磨，青春已经衰萎，只留下一次次悲哀镌刻过的退色、变形的面具。但所留下的这幅画像仍有它的美点，正是它使人永志不忘。”
随着我心智的逐渐模糊、脆弱，我暂时需要停笔了，希望对这本书的进一步阅读能够持续下去，并且能读到书中的最后一字，因为这本身也是我生命一次短暂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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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5 18: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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