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准风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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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那一国的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３〕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国的翰林院，是万分近理的，但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倘在十年以前，是决定不会的，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现在却可以了，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

      在事实上，我曾经见过苏联的Ａｃａｄｅｍｉａ新译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谈》，还有西班牙的《吉诃德先生》，英国的《鲁滨孙漂流记》〔４〕；在报章上，则记载过在为托尔斯泰印选集，为歌德〔５〕编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尔德兰〔６〕不但是加特力教〔７〕的宣传者，而且是王朝主义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纪初德意志布尔乔亚〔８〕的文豪歌德来，那作品也不至于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苏联来给他出一本选集，实在是很可能的。不过在这些书籍之前，想来一定有详序，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

      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块的砒霜，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药物学和矿物学上的知识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就是这一类。这倒是应该防备的。

      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

      九月十一日。

      补记：这一篇没有能够刊出。

      九月十五日。

      〔１〕本篇在当时没有能够刊出，原文前三行（自“因为我的一篇短文”至“也恐怕都是实在的错误”）被移至下篇之首，并为一篇发表。

      〔２〕穆木天（１９００—１９７１）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创造社。他这篇文章所谈的《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系指苏联弗里契原著、楼建南（适夷）翻译的中文本，一九三三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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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Ａｃａｄｅｍｉａ拉丁文：科学院（旧时曾译作大学院、翰林院）。法文作Ａｃａｄéｍｉｅ。法国翰林院，指法兰西学院（ＡｃａｄéｍｉｅＦｒａｎéａｉｓｅ）。苏联大学院，指苏联科学院（Ａ]IX^JWＨ]VＣＣＣＰ）。

      〔４〕《一千一夜》即《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谈》，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十日谈》，意大利薄伽丘著的故事集。《吉诃德先生》，即《堂吉诃德》，西班牙塞万提斯著的长篇小说。《鲁滨孙漂流记》，英国笛福著的长篇小说。

      〔５〕歌德（Ｊ．Ｗ．ｖｏｎＧｏｅｔｈｅ，１７４９—１８３２）德国诗人、学者。主要作品有诗剧《浮士德》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６〕倍尔德兰（Ｌ．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１）通译路易·贝特朗，法国作家。一九二五年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小说《种族之血》等及多种历史传记。

      〔７〕加特力教即天主教。加特力为拉丁文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ａ的音译。

      〔８〕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法文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音译。


关于翻译（下）〔１〕

      洛文

      但我在那《为翻译辩护》中，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实做的是第一句。以后呢，可能有别的批评家来做其次的文章，想起来真是一个大疑问。

      所以我要再来补充几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

      此后的译作界，恐怕是还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论民穷财尽，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给日本拿去了，一大块在水淹，一大块在旱，一大块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读者是减少了许许多了。因为销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机，欺骗，而拿笔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机，欺骗。即有不愿意欺骗的人，为生计所压迫，也总不免比较的粗制滥造，增出些先前所没有的缺点来。走过租界的住宅区邻近的马路，三间门面的水果店，晶莹的玻璃窗里是鲜红的苹果，通黄的香蕉，还有不知名的热带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这地方，中国人是很少进去的，买不起。我们大抵只好到同胞摆的水果摊上去，化几文钱买一个烂苹果。

      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２〕，不好；巴比塞〔３〕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４〕，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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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

      但这一类的批评，在中国还不大有，即以《自由谈》所登的批评为例，对于《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就是专指烂疤的；记得先前有一篇批评邹韬奋〔５〕先生所编的《高尔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几个缺点之外，也没有别的话。前者我没有看过，说不出另外可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后者却曾经翻过一遍，觉得除批评者所指摘的缺点之外，另有许多记载作者的勇敢的奋斗，胥吏的卑劣的阴谋，是很有益于青年作家的，但也因为有了烂疤，就被抛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萧伯纳于一九三三年乘英国皇后号轮船周游世界，二月十七日途经上海。

      〔３〕巴比塞（Ｈ．Ｂａｒｂｕｓｓｅ，１８７３—１９３５）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

      〔４〕“大学教授，下职官员”这是邵洵美在《十日谈》杂志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发表的《文人无行》一文中的话：

      “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少，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借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

      〔５〕邹韬奋（１８９５—１９４４）原名恩润，江西余江人，政论家、出版家。曾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著有《萍踪寄语》等书。《高尔基》（原书名《革命文豪高尔基》）是他根据美国康恩所著的《高尔基和他的俄国》一书编译而成，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里所谈的批评，是指林翼之的《读〈高尔基〉》一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新秋杂识（三）〔１〕

      旅隼

      “秋来了！”

      秋真是来了，晴的白天还好，夜里穿着洋布衫就觉得凉飕飕。报章上满是关于“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哀秋，责秋……等等。为了趋时，也想这么的做一点，然而总是做不出。我想，就是想要“悲秋”之类，恐怕也要福气的，实在令人羡慕得很。

      记得幼小时，有父母爱护着我的时候，最有趣的是生点小毛病，大病却生不得，既痛苦，又危险的。生了小病，懒懒的躺在床上，有些悲凉，又有些娇气，小苦而微甜，实在好像秋的诗境。呜呼哀哉，自从流落江湖以来，灵感卷逃，连小病也不生了。偶然看看文学家的名文，说是秋花为之惨容，大海为之沉默云云，只是愈加感到自己的麻木。我就从来没有见过秋花为了我在悲哀，忽然变了颜色；只要有风，大海是总在呼啸的，不管我爱闹还是爱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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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莹〔２〕女士的佳作告诉我们：“晨是学科学的，但在这一刹那，完全忘掉了他的志趣，存在他脑海中的只有一个尽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目的。……”这也是一种福气。科学我学的很浅，只读过一本生物学教科书，但是，它那些教训，花是植物的生殖机关呀，虫鸣鸟啭，是在求偶呀之类，就完全忘不掉了。昨夜闲逛荒场，听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鸣叫，觉得好像是美景，诗兴勃发，就做了两句新诗——

      野菊的生殖器下面，

      蟋蟀在吊膀子。

      写出来一看，虽然比粗人们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对于新诗人的由“烟士披离纯”而来的诗，还是“相形见绌”。写得太科学，太真实，就不雅了，如果改作旧诗，也许不至于这样。生殖机关，用严又陵〔３〕先生译法，可以谓之“性官”；“吊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语源，但据老于上海者说，这是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来的，引伸为诱惑或追求异性的意思。吊者，挂也，亦即相挟持。那么，我的诗就

      译出来了——

      野菊性官下，

      鸣蛩在悬肘。

      虽然很有些费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们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现在也还是一个做文豪的秘诀呀。质之“新诗人”邵洵美〔４〕先生之流，不知以为何如？

      九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冰莹谢冰莹，湖南新化人，女作家。下文引自她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海滨之夜》一文。

      〔３〕严又陵（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在关于自然科学的译文中，把人体和动植物的各种器官，都简译为“官”。

      〔４〕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余姚人。曾出资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义文学；著有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等。


礼〔１〕

      苇索

      看报，是有益的，虽然有时也沉闷。例如罢，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到这一天，报上照例得有几块记载，几篇文章。但这事真也闹得太重叠，太长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过了，明年也许还可用，只要没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为反正总只能说这几句话。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会觉再沉闷，看不出新的启示来。

      然而我还是看。今天偶然看见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２〕的记事，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成，奏乐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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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是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３〕，连在外国也译出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礼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新的忌日添出来，旧的忌日就淡一点，“新鬼大，故鬼小”〔４〕也。我们的纪念日也是对于旧的几个比较的不起劲，而新的几个之归于淡漠，则只好以俟将来，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样的。有人说，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真是有识见。

      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５〕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总之，这一节不说也罢。

      古时候，或以黄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６〕。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责备民众的对于纪念日的淡漠是错的，《礼》曰：“礼不下庶人”〔７〕；舍不得物质上的什么东西也是错的，孔子不云乎：“赐也尔爱其羊，

      我爱其礼！”〔８〕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９〕，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１０〕，礼也。

      九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邓文当时东北军马占山部的骑兵师长，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张家口被暗杀。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报纸曾载“京各界昨日追悼邓文”的消息。京，指南京。

      〔３〕三部关于礼的书，指《周礼》、《仪礼》、《礼记》。《仪礼》有英国斯蒂尔（Ｊ．Ｓｔｅｅｌ）的英译本，一九一七年伦敦出版。

      〔４〕“新鬼大，故鬼小”见《左传》文公二年：春秋时鲁闵公死后，由他的异母兄僖公继立；僖公死，他的儿子文公继立，依照世序，在宗庙里的位次，应该是闵先僖后；但文公二年八月祭太庙时，将他的父亲僖公置于闵公之前，说是“新鬼大，故鬼小”。意思是说死去不久的僖公是哥哥，死时年纪又大；而死了多年的闵公是弟弟，死时年纪又小，所以要“先大后小”。

      〔５〕“礼让为国”语出《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６〕以黄老治天下指以导源于道家而大成于法家的刑名法术治理国家。黄老，指道家奉为宗祖的黄帝和老聃。以孝治天下，指用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治理国家。

      〔７〕“礼不下庶人”语见《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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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语见《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据宋代朱熹注：饩羊，即活羊。诸侯每月朔日（初一）告庙听政，叫做告朔。子贡（端木赐）因见当时鲁国的国君已废去告朔之礼，想把为行礼而准备的羊也一并去掉；但孔丘以为有羊还可以在形式上保留一点礼的虚文，所以这样说。

      〔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丘的话，语见《论语·颜渊》。

      〔１０〕“多行不义，必自毙”语见《左传》隐公元年，原语为春秋时郑庄公说他弟弟共叔段的话。


打听印象〔１〕

      桃椎

      五四运动以后，好像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

      罗素〔２〕到中国讲学，急进的青年们开会欢宴，打听印象。

      罗素道：“你们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急进的青年愤愤然，以为他滑头。

      萧伯纳周游过中国，上海的记者群集访问，又打听印象。

      萧道：“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３〕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愤愤然，以为他刻薄。

      这回是瑞典的卡尔亲王〔４〕到上海了，记者先生也发表了他的印象：“……足迹所经，均蒙当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余，异常愉快。今次游览观感所得，对于贵国政府及国民，有极度良好之印象，而永远不能磨灭者也。”这最稳妥，我想，是不至于招出什么是非来的。

      其实是，罗萧两位，也还不算滑头和刻薄的，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道：“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

      我们是生长在中国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见也好；而意见又怎么说呢？说我们像浑水里的鱼，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罢，不像意见。说中国好得很罢，恐怕也难。这就是爱国者所悲痛的所谓“失掉了国民的自信”，然而实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听印象，就恰如求签问卜，自己心里先自狐疑着了的缘故。

      我们里面，发表意见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见的是无拳无勇，未曾“杀死十万条人命”，倒是自称“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见也无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于有位有势的大人物，则在野时候，也许是很急进的罢，但现在呢，一声不响，中国“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看当时欢宴罗素，而愤愤于他那答话的由新潮社〔５〕而发迹的诸公的现在，实在令人觉得罗素并非滑头，倒是一个先知的讽刺家，将十年后的心思豫先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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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拟答案，是从外国人的嘴上抄来的。

      九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中国，在北京大学讲过学。

      〔３〕萧伯纳的话，见《论语》半月刊第十二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载镜涵的《萧伯纳过沪谈话记》：“问我这句话有什么用——到处人家问我对于中国的印象，对于寺塔的印象。老实说——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你们不会听我的指挥。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

      〔４〕卡尔亲王（ＣａｒｌＧｕｓｔａｖＯｓｋａｒＦｒｅｄｒｉｋ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当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侄子，一九三三年周游世界，八月来中国。下引他对记者的谈话，见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申报》。

      〔５〕新潮社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织的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社团。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和《新潮丛书》。后来由于主要成员的变化，该社逐渐趋向右倾，无形解体；傅斯年、罗家伦等成为国民党政权在教育文化方面的骨干人物。


吃教〔１〕

      丰之余

      达一〔２〕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３〕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４〕，二是《老子》〔５〕，三是《维摩诘经》〔６〕，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７〕，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

      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８〕，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

      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清朝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近年则有杂志上的所谓“主张”〔９〕。《现代评论》〔１０〕之出盘，不是为了迫压，倒因为这派作者的飞腾；《新月》〔１１〕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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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之在中国，何尝不如此。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１２〕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刘勰亦然，盖仅由“不撤姜食”〔１３〕一变而为吃斋，于胃脏里的分量原无差别，何况以和尚而注《论语》《孝经》或《老子》，也还是不失为一种“天经地义”呢？

      九月二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达一即陈子展，湖南长沙人，古典文学研究者。《文统之梦》一文，载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其中有一节说：“文统之梦，盖南北朝文人恒有之。刘勰作《文心雕龙》，其序略云：

      予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圣人之难见也，薨小子之垂梦欤？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可知刘勰梦见孔子，隐然以文统自肩，而以道统让之经生腐儒。微惜其攻乎异端，皈依佛氏，正与今之妄以道统自肩者同病，贻羞往圣而不自知也。”

      〔３〕刘勰（？—约５２０）字彦和，南朝梁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文艺理论家。晚年出家为僧。

      〔４〕《论语》儒家经典，孔丘弟子记录孔丘言行的书。《孝经》，儒家经典，记载孔丘与其弟子曾参关于“孝道”问答的书。

      〔５〕《老子》又名《道德经》，道家经典，相传为春秋时老聃所作。

      〔６〕《维摩诘经》全称《维摩诘所说经》，佛教经典，维摩诘是经中所写的大乘居士，相传是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人。

      〔７〕三教辩论始见于北周，盛于唐代。唐德宗每年生日，在麟德殿举行儒、释、道三教的辩论，形式很典重，但三方都以常识性的琐碎问题应付场面，并无实际上的问难，相反却强调三教“同源”，并往往杂以谐谑。唐懿宗时，还有俳优在皇帝面前以“三教辩论”作为逗笑取乐的资料（见《太平广记》卷二五二引《唐阙史·俳优人》）。

      〔８〕《太上感应篇》《道藏·太清部》著录三十卷，题“宋李昌龄传”。清代经学家惠栋曾为它作注。《文昌帝君阴骘文》，相传为晋代张亚子所作。《明史·礼志（四）》说张亚子死后成为掌管人间禄籍的神道，称文昌帝君。二者都是宣传道家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

      〔９〕杂志上的所谓“主张”指胡适在《努力周报》上提出的“好政府”主张，参看本卷第６５页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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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现代评论》综合性周刊，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徐志摩等人办的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停刊。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后来多在教育界或反动政界充任要职。

      〔１１〕《新月》新月社主办的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三年六月停刊。

      〔１２〕这里是对戴季陶一类国民党政客言行的讽刺。戴季陶在大革命时期伪装革命，不久即暴露出反革命面目，竭力鼓吹忠孝等封建道德。关于他“跟大拉嘛打圈子”及“造塔藏主义”，参看本卷第２８２页注〔５〕、第１４０页注〔６〕。

      〔１３〕不撤姜食语见《论语·乡党》。据朱熹注：“姜，通神明，去秽恶，故不撤。”


喝茶〔１〕

      丰之余

      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

      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但这是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吃教》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的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２〕，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

      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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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悲哉秋之为气也”语见战国时楚国诗人宋玉《九辩》。


禁用和自造〔１〕

      孺牛

      据报上说，因为铅笔和墨水笔进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笔了。〔２〕我们且不说飞机大炮，·美·棉·美·麦，都非国货之类的迂谈，单来说纸笔。

      我们也不说写大字，画国画的名人，单来说真实的办事者。在这类人，毛笔却是很不便当的。砚和墨可以不带，改用墨汁罢，墨汁也何尝有国货。而且据我的经验，墨汁也并非可以常用的东西，写过几千字，毛笔便被胶得不能施展。倘若安砚磨墨，展纸舔笔，则即以学生的抄讲义而论，速度恐怕总要比用墨水笔减少三分之一，他只好不抄，或者要教员讲得慢，也就是大家的时间，被白费了三分之一了。

      所谓“便当”，并不是偷懒，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这就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古人说，“非人磨墨墨磨人”〔３〕，就在悲愤人生之消磨于纸墨中，而墨水笔之制成，是正可以弥这缺憾的。

      但它的存在，却必须在宝贵时间，宝贵生命的地方。中国不然，这当然不会是国货。进出口货，中国是有了帐簿的了，人民的数目却还没有一本帐簿。一个人的生养教育，父母化去的是多少物力和气力呢，而青年男女，每每不知所终，谁也不加注意。区区时间，当然更不成什么问题了，能活着弄弄毛笔的，或者倒是幸福也难说。

      和我们中国一样，一向用毛笔的，还有一个日本。然而在日本，毛笔几乎绝迹了，代用的是铅笔和墨水笔，连用这些笔的习字帖也很多。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便当，省时间。然而他们不怕“漏鞍”〔４〕么？不，他们自己来制造，而且还要运到中国来。

      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

      九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禁用进口笔，改用毛笔的报道，见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大晚报》载路透社广州电：广东、广西省当局为“挽回利权”，禁止学生使用自来水笔、铅笔等进口文具，改用毛笔。

      〔３〕“非人磨墨墨磨人”语见宋代苏轼《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一诗。

      〔４〕“漏鞍”鞍是圆形的酒器，汉代桓宽《盐铁论·本议》有“川源不能实漏鞍”的话；后人常用“漏鞍”以比喻利权外溢。


看变戏法〔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