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准风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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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惜在这里听到的是吧儿狗。它躲躲闪闪，叫得很脆：

      汪汪！

      我不爱听这一种叫。

      我一面漫步，一面发出冷笑，因为我明白了使它闭口的方法，是只要去和它主子的管门人说几句话，或者抛给它一根肉骨头。这两件我还能的，但是我不做。

      它常常要汪汪。

      我不爱听这一种叫。

      我一面漫步，一面发出恶笑了，因为我手里拿着一粒石子，恶笑刚敛，就举手一掷，正中了它的鼻梁。

      呜的一声，它不见了。我漫步着，漫步着，在少有的寂寞里。

      秋已经来了，我还是漫步着。叫呢，也还是有的，然而更加躲躲闪闪了，声音也和先前不同，距离也隔得远了，连鼻子都看不见。

      我不再冷笑，不再恶笑了，我漫步着，一面舒服的听着它那很脆的声音。

      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犬声如豹”语出唐代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原作“深巷寒犬，吠声如豹”。


“揩油”〔１〕

      苇索

      “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罢。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设法向妇女调笑几句，或乘机摸一下，也谓之“揩油”，这虽然不及对于金钱的名正言顺，但无大损于被揩者则一也。

      表现得最分明的是电车上的卖票人。纯熟之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付钱而不给票，客人本该索取的，然而很难索取，也很少见有人索取，因为他所揩的是洋商的油〔２〕，同是中国人，当然有帮忙的义务，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这时候，不但卖票人要报你憎恶的眼光，连同车的客人也往往不免显出以为你不识时务的脸色。

      然而彼一时，此一时，如果三等客中有时偶缺一个铜元，你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车，这时他就不肯通融，变成洋商的忠仆了。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门丁，西崽之类闲谈起来，他们大抵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然而他们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

      “揩油”的生活有福了。这手段将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于帝国主义的复仇。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所谓“高等华人”也者，也何尝逃得出这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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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如“吃白相饭”朋友那样，卖票人是还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收钱而不给票来了，他就默然认罚，决不说没有收过钱，将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揩的是洋商的油解放前，上海租界内的电车是分别由英商和法商投资的两个电车公司经营的。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１〕

      旅隼

      看见了讲到“孔乙己”〔２〕，就想起中国一向怎样教育儿童来。

      现在自然是各式各样的教科书，但在村塾里也还有《三字经》和《百家姓》〔３〕。清朝末年，有些人读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神童诗》〔４〕，夸着“读书人”的光荣；有些人读的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的《幼学琼林》〔５〕，教着做古文的滥调。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听说，唐末宋初用过《太公家教》〔６〕，久已失传，后来才从敦煌石窟中发现，而在汉朝，是读《急就篇》〔７〕之类的。

      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

      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一面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８〕。

      《自由谈》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为对于这工作，是很有胜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有意于此者乎？现在提出这问题，盖亦知易行难，遂只得空口说白话，而望垦辟于健者也。

      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指陈子展所作《再谈孔乙己》一文，内容是关于旧时书塾中教学生习字用的描红语诀“上大人，丘（孔）乙己……”的考证和解释，载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３〕《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一说宋末元初人区适子）作。《百家姓》，相传为宋代初年人作。都是旧时书塾中所用的识字课本。

      〔４〕《神童诗》旧时书塾中初级读物的一种，相传为北宋汪洙作。这里所引的是该书开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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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幼学琼林》旧时学童初级读物，清代程允升等编著。内容系杂集关于天文、人伦、器用、技艺……的多种成语典故而成，全都是骈文。这里所引的第三四句，原文作：“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６〕《太公家教》旧时学童初级读物，作者不详。太公即曾祖或高祖。此书在唐宋时颇流行，后失传，清光绪末年在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发现写本一卷，有罗振玉《鸣沙石室古佚书》影印本。

      〔７〕《急就篇》一名《急就章》，旧时学意识字读物，西汉史游撰。有唐代颜师古及王应麟注。内容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多数为七字一句。

      〔８〕其功德，当不在禹下是唐代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称赞孟轲的话：“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亚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禹是一条虫，是顾颉刚在一九二三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参看本卷第１３页注〔４〕。


为翻译辩护〔１〕

      洛文

      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

      或曰“硬译”，或曰“乱译”，或曰“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２〕。

      这种现象，在翻译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抢先”。

      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翻译者当然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而书店和读者，实在也没有容纳同一原本的两种译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译稿，别一译本就没有书店肯接收出版了，据说是已经有了，怕再没有人要买。

      举一个例在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古典的达尔文〔３〕的《物种由来》，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武〔４〕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然而那里还会有书店肯出版呢？除非译者同时是富翁，他来自己印。不过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盘，再也不来弄什么翻译了。

      还有一层，是中国的流行，实在也过去得太快，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靠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来，则到他脱稿时，社会上早已无人过问。中国大嚷过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５〕，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６〕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惰气，势必至于读者也厌倦，译者也厌倦，出版者也厌倦，归根结蒂是不会完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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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现在最普通的对于翻译的不满，是说看了几十行也还是不能懂。但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倘是康德〔７〕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

      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见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申报·自由谈》载林翼之《“翻译”与“编述”》，文中说：“许多在那儿干硬译乱译工作的人，如果改行来做改头换面的编述工作，是否胜任得了？……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连把原作从头到尾瞧一遍的工夫也没有，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又同年八月十三日《自由谈》载有大圣《关于翻译的话》，又中说：“目前我们的出版界的大部分的译品太糟得令人不敢领教了，无论是那一类译品，往往看了三四页，还是不知所云。”

      〔３〕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他的《物种起源》（一译《物种由来》）一书，于一八五九年出版，是奠定生物进化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

      〔４〕马君武（１８８２—１９３９）名和，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去德国，获柏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及上海中国公学、广西大学校长等职。他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译名《物种原始》，一九二○年中华书局出版。

      〔５〕托尔斯泰（M．N．OGPQRGS，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屠格纳夫（T．U．ＴVHWXKXY，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罗亭》、《父与子》等。辛克莱（Ｕ．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等。

      〔６〕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乐山人。创造社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历史论文集《奴隶制时代》等。他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共三册（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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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康德（Ｉ．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德国哲学家。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出版于一七八一年。


爬和撞〔１〕

      荀继

      从前梁实秋教授曾经说过：穷人总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２〕。不但穷人，奴隶也是要爬的，有了爬得上的机会，连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

      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种地，拣大粪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俭，背着苦恼的命运，和自然奋斗着，拚命的爬，爬，爬。可是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大多数人却还只是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

      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会渐渐的侵蚀善良的人心，至少，也会发生跪着的革命。于是爬之外，又发明了撞。

      这是明知道你太辛苦了，想从地上站起来，所以在你的背后猛然的叫一声：撞罢。一个个发麻的腿还在抖着，就撞过去。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就是五十万元大洋〔３〕，妻，财，子，禄都有。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么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何况有些人不过撞着玩罢了，根本就不怕跌交的。

      爬是自古有之。例如从童生到状元，从小瘪三到康白度〔４〕。撞却似乎是近代的发明。要考据起来，恐怕只有古时候“小姐抛彩球”〔５〕有点像给人撞的办法。小姐的彩球将要抛下来的时候，——一个个想吃天鹅肉的男子汉仰着头，张着嘴，馋涎拖得几尺长……可惜，古人究竟呆笨，没有要这些男子汉拿出几个本钱来，否则，也一定可以收着几万万的。

      爬得上的机会越少，愿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叫你们化些小本钱，而豫约着你们名利双收的神仙生活。所以撞得好的机会，虽然比爬得上的还要少得多，而大家都愿意来试试的。这样，爬了来撞，撞不着再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八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梁实秋在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话：“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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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五十万元大洋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头等奖为五十万元。

      〔４〕康白度英语Ｃｏｍｐｒａｄｏｒ的音译，即买办。

      〔５〕“小姐抛彩球”旧小说戏曲中描述的官僚贵族小姐招亲的一种方式，小姐抛出彩球，落在哪个男子身上，就嫁给他为妻。


各种捐班〔１〕

      洛文

      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这一伙。财主少爷吃得油头光脸，忽而忙了几天，头上就有一粒水晶顶，有时还加上一枝蓝翎〔２〕，满口官话，说是“今天天气好”了。

      到得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学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顶戴。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钱。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容易办了。譬如，要捐学者罢，那就收买一批古董，结识几个清客，并且雇几个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纹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书，名之曰“什么集古录”或“什么考古录”。李富孙〔３〕做过一部《金石学录》，是专载研究金石〔４〕的人们的，然而这倒成了“作俑”〔５〕，使清客们可以一续再续，并且推而广之，连收藏古董，贩卖古董的少爷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６〕的收进去了，这就叫作“金石家”。

      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而“文学家”或“艺术家”也就这样的起来了。

      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学者文人也不会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卖现钱，古董将来也会有洋鬼子肯出大价的。

      这又叫作“名利双收”。不过先要能“投资”，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学士也就不大值钱了。

      而现在还值钱，所以也还会有人忙着做人名辞典，造文艺史，出作家论，编自传。我想，倘作历史的著作，是应该像将文人分为罗曼派，古典派一样，另外分出一种“捐班”派来的，历史要“真”，招些忌恨也只好硬挺，是不是？

      八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水晶顶、蓝翎都是清代用以区别官员等级的帽饰。五品官礼帽上用亮白色水晶顶。帽后又分别垂戴孔雀翎（五品以上）或?羽蓝翎（六品以下）。富家子弟也可以因捐官而得到这种“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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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李富孙（１７６４—１８４３）字芗蒜，清代嘉兴人。著有《金石学录》、《汉魏六朝墓铭纂例》等书。

      〔４〕金石这里金指铜器，石指石碑等，古代常在这些东西上面铸字或刻字以记事，故称这类历史文物为金石。

      〔５〕“作俑”《孟子·梁惠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后来即称开头做坏事为“作俑”。俑，古代殉葬用的木偶或泥人。

      〔６〕一榻括子上海话，统统、全盘的意思。


四库全书珍本〔１〕

      丰之余

      现在除兵争，政争等类之外，还有一种倘非闲人，就不大注意的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２〕。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学界却以为库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

      但是，学界的主张，是不会通过的，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这理由很分明，就因为要赶快。四省不见，九岛出脱〔３〕，不说也罢，单是黄河的出轨〔４〕举动，也就令人觉得岌岌乎不可终日，要做生意就得赶快。况且“钦定”二字，至今也还有一点威光，“御医”“贡缎”，就是与众不同的意思。便是早已共和了的法国，拿破仑〔５〕的藏书在拍卖场上还是比平民的藏书值钱；欧洲的有些著名的“支那学者”，讲中国就会引用《钦定图书集成》〔６〕，这是中国的考据家所不肯玩的玩艺。但是，也可见印了“钦定”过的“珍本”，在外国，生意总可以比“善本”好一些。

      即使在中国，恐怕生意也还是“珍本”好。因为这可以做摆饰，而“善本”却不过能合于实用。能买这样的书的，决非穷措大也可想，则买去之后，必将供在客厅上也亦可知。这类的买主，会买一个商周的古鼎，摆起来；不得已时，也许买一个假古鼎，摆起来；但他决不肯买一个沙锅或铁镬，摆在紫檀桌子上。因为他的目的是在“珍”而并不在“善”，更不在是否能合于实用的。

      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７〕。这回的《四库全书》中的“珍本”是影印的，决无改错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

      然而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因为“将来”的事，和现在的官商是不相干了。

      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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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四库全书》是清乾隆下令编纂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三千余种。为了维护清政权的封建统治，有些书曾被抽毁或窜改。一九三三年六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当时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和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影印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未刊本；北京图书馆馆长蔡元培则主张采用旧刻或旧抄本，以代替经四库全书馆馆臣窜改过的库本，藏书家傅增湘、李盛铎和学术界陈垣、刘复等人，也与蔡元培主张相同，但为教育部长王世杰所反对，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也主张照印库本。结果商务印书馆仍依国民党官方意见，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刊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选书二百三十一种。

      〔３〕四省不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侵占我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九岛出脱，九一八事变后，法国殖民主义者趁机提出吞并我国领土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无理要求，并于一九三三年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九个岛屿。对此，中国人民群起抗议，当时中国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当局提出了严正交涉。

      〔４〕黄河的出轨指一九三三年七月黄河决口，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安徽以至江苏北部，都泛滥成灾。

      〔５〕拿破仑（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藏书很多，死后其藏书辗转易主，一九三二年曾有一部分被人运往柏林，准备拍卖，后由法国政府设法运回巴黎。

      〔６〕《钦定图书集成》即《古今图书集成》，我国大型类书之一。清康熙、雍正时命陈梦雷、蒋廷锡等先后编纂，于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完成。全书共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总计凡一万卷。

      〔７〕“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


新秋杂识〔１〕

      旅隼

      门外的有限的一方泥地上，有两队蚂蚁在打仗。

      童话作家爱罗先珂〔２〕的名字，现在是已经从读者的记忆上渐渐淡下去了，此时我却记起了他的一种奇异的忧愁。他在北京时，曾经认真的告诉我说：我害怕，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人发明一种方法，只要怎么一来，就能使人们都成为打仗的机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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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这方法早经发明了，不过较为烦难，不能“怎么一来”就完事。我们只要看外国为儿童而作的书籍，玩具，常常以指教武器为大宗，就知道这正是制造打仗机器的设备，制造是必须从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入手的。

      不但人们，连昆虫也知道。蚂蚁中有一种武士蚁，自己不造窠，不求食，一生的事业，是专在攻击别种蚂蚁，掠取幼虫，使成奴隶，给它服役的。但奇怪的是它决不掠取成虫，因为已经难施教化。它所掠取的一定只限于幼虫和蛹，使在盗窟里长大，毫不记得先前，永远是愚忠的奴隶，不但服役，每当武士蚁出去劫掠的时候，它还跟在一起，帮着搬运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虫和蛹去了。

      但在人类，却不能这么简单的造成一律。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

      然而制造者也决不放手。孩子长大，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是我们时时看见的。经济的雕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学术文艺书籍，不是教科书，便是儿童书，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但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要将我们的孩子们造成什么东西呢？却还没有看见战斗的批评家论及，似乎已经不大有人注意将来了。

      反战会议〔３〕的消息不很在日报上看到，可见打仗也还是中国人的嗜好，给它一个冷淡，正是违反了我们的嗜好的证明。自然，仗是要打的，跟着武士蚁去搬运败者的幼虫，也还不失为一种为奴的胜利。但是，人究竟是“万物之灵”，这样那里能就够。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

      八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爱罗先珂（Ｂ．Z．ＥHG[XKG，１８８９—１９５２）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曾来中国，与鲁迅结识，鲁迅译过他的作品《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等。

      〔３〕反战会议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在上海召开的远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争取国际和平等问题。开会前，国民党政府和法租界、公共租界当局对会议进行种种诽谤和阻挠，不许在华界或租界内召开。但在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支持下终于秘密举行。英国马莱爵士、法国作家和《人道报》主笔伐扬－古久里、中国宋庆龄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鲁迅被推为主席团名誉主席。在会议筹备期间，鲁迅曾尽力支持和给以经济上的帮助。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鲁迅复萧军的一封信中曾说：“会（按指反战会议）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了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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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闲法发隐〔１〕

      桃椎

      吉开迦尔〔２〕是丹麦的忧郁的人，他的作品，总是带着悲愤。不过其中也有很有趣味的，我看见了这样的几句——“戏场里失了火。丑角站在戏台前，来通知了看客。大家以为这是丑角的笑话，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说是火灾。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的罢。”

      不过我的所以觉得有趣的，并不专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帮闲们的伎俩。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譬如罢，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如果是杀人，他就来讲当场的情形，侦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艳尸”，或介绍她的日记。

      如果是暗杀，他就来讲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恋爱呀，遗闻呀……人们的热情原不是永不弛缓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而这位打诨的脚色，却变成了文学者。

      假如有一个人，认真的在告警，于凶手当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还没有僵死。但这时他就又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仍用打诨，从旁装着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边都化为笑话。耸肩装穷，以表现对方之阔，卑躬叹气，以暗示对方之傲；使大家心里想：这告警者原来都是虚伪的。幸而帮闲们还多是男人，否则它简直会说告警者曾经怎样调戏它，当众罗列淫辞，然后作自杀以明耻之状也说不定。周围捣着鬼，无论如何严肃的说法也要减少力量的，而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却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它呢？这回它倒是道德家。

      当没有这样的事件时，那就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

      八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吉开迦尔（Ｓ．Ａ．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１８１３—１８５５）通译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下面引文见于他的《非此即彼》一书的《序幕》。原书注解说，一八三六年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按鲁迅这段引文是根据日本宫原晃一郎译克尔凯郭尔《忧愁的哲理》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