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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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授受不亲”语见《孟子·离娄》：“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６〕《礼记》儒家经典之一，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辑，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

      〔７〕释迎牟尼（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佛教创始人。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印度释迦族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８〕“风马牛”互不相干的意思。语见《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９〕“绮语戒”佛家的禁戒之一。凡佛家认为“邪淫不正”的言词，都称“绮语”，在禁戒之列。

      〔１０〕歌德德国诗人、学者。参看本卷第２２页注〔３４〕。他的文学作品有《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雪利，通译雪莱，英国诗人。参看本卷《坟·摩罗诗力说》第六节及注〔５８〕。

      〔１１〕《青光》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之一。“一段文章”，指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青光》所载一夫的《君与先生》。

      〔１２〕《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隐含“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为“春秋笔法”。


估学衡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２〕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３〕，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４〕诸公谈学理。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５〕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６〕说，“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绎”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达意”，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诸公怎么说：《弁言》云，“杂志迩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迩例”的宣言，并为一谈，太汗漫了。《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说，“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顾亭林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７〕其此之谓乎。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８〕的“言”了起来呢？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了。《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凡理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９〕，并未做ＰｉａｏｆＵｔｏ，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楦呢。于古未闻“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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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摭谭》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绅先生难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事，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绅先生难言之”〔１０〕者，乃指“百家言黄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记白鹿洞谈虎》中说，“诸父老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噬之状。闻者鲜不色变。退而记之。亦资诙噱之类也。”姑不论其“能”“健”“谈”“称”，床上安床，“抉噬之状”，终于未记，而“变色”的事，但“资诙噱”，也可谓太远于事情。倘使但“资诙噱”，则先前的闻而色变者，简直是呆子了。记又云，“伥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刚做新鬼，便“膏虎牙”，实在可悯。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这是古来未知的新发见。

      《渔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无道杀伍奢。覆巢之下无完家。”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出《说岳全传》），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倘说是因为押韵，不得不然，那我敢说：这是“挂脚韵”〔１１〕。押韵至于如此，则翻开《诗韵合璧》〔１２〕的“六麻”来，写道“无完蛇”“无完瓜”“无完叉”，都无所不可的。

      还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题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务，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记，务与游不并举，地与游才相连。匡庐〔１３〕峨眉，山也，则曰纪游，采硫访碑，务也，则曰日记。虽说采集时候，也兼游览，但这应该包举在主要的事务里，一列举便不“古”了。例如这记中也说起吃饭睡觉的事，而题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记》。

      以上不过随手拾来的事，毛举起来，更要费笔费墨费时费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

      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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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晨报副刊》《晨报》，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的机关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创刊于北京，原名《晨钟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报》。它的第七版刊登学术论文及文艺作品，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改成单张出版，名为《晨报副镌》。《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却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自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约三年间，由孙伏园编辑，作者经常为该刊写稿。

      〔３〕式芬先生的杂感指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晨报副刊》第三版“杂感”栏刊登的式芬的《〈评尝试集〉匡谬》。该文列举了胡先骕《评尝试集》一文中四个论点，逐个加以批驳。

      〔４〕《学衡》月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吴宓主编。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他们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见《学衡》杂志简章），实际是宣传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

      〔５〕“聚宝之门”聚宝门是南京城门之一。“学衡派”主要成员多在当时的南京东南大学教书，所以文中说“聚在‘聚宝之门’左近”。“聚宝之门”，是鲁迅故意模仿“学衡派”的“乌托之邦”、“无病之呻”等不通的古文笔调，用以讽刺他们的。下文的“英吉之利”、“睹史之陀”（睹史陀，梵语，“知足”的意思），“宁古之塔”（宁古桥，东北地名），“有病之呻”，也是同样的用意。

      〔６〕《弁言》以及下文所举《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作），《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萧纯锦作），《国学摭谭》（马承堃作）《渔丈人行》（邵祖平作）等，都登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学衡》杂志第一期，《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胡先骕作），全文在一九二二年的《学衡》杂志断续刊载。

      〔７〕顾亭林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的学者、思想家，“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见他著的《日知录》卷十九《书不当两序》条。

      〔８〕“突而弁兮”语见《诗经·齐风·甫田》：“未几见兮，突而弁兮。”

      〔９〕摩耳（Ｔ．Ｍｏｒｅ，１４７８—１５３５），通译莫尔，英国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他的《乌托邦》全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作于一五一六年。乌托邦，英语Ｕｔｏｐｉａ的音译，意即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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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太史公即司马迁（前１４５—？），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汉代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他在所著《史记》的《五帝本纪》中，叙述了五帝的事迹后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荐绅，即"绅，《史记·封禅书》裴马困《集解》引李奇注：“"，插也。插笏于绅。绅，大带。”后以“"绅”为官吏的代称。

      〔１１〕“挂脚韵”我国旧体诗一般都在句末押韵，叫“韵脚”。如果不顾诗句的意思，仅是为了押韵而用一个同韵字硬凑上去，就被称为“挂脚韵”。

      〔１２〕《诗韵合璧》韵书，清代汤文潞编，六卷。是旧时初学作诗者检韵的工具书。“六麻”，旧诗韵“下平声”的第六个韵目。下文的“蛇”、“瓜”、“叉”均属此韵目。

      〔１３〕匡庐即江西庐山。


即小见大

      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２〕，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

      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

      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３〕，其中有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

      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４〕这一件事了。

      十一月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晨报副刊》。

      〔２〕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一九二二年十月，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发生风潮。该校评议会议决开除学生冯省三一名。其实冯省三只是风潮发生后临时参加的，并非真正的主持者。按冯省三，山东人，当时北京大学预科法文班学生。

      〔３〕四烈士坟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三人炸袁世凯，未成被杀；同年一月二十六日，彭家珍炸清禁卫军协统兼训练大臣良弼，功成身死。后来民国政府将他们合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旧址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称为四烈士墓。

      〔４〕“散胙”旧时祭祀以后，散发祭祀所用的肉。


事实胜于雄辩

      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

      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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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胖伙计，拿出一双鞋来，那鞋头又尖又浅了。

      我将一只旧式的和一只新式的都排在柜上，说道：“这不一样……”

      “一样，没有错。”

      “这……”

      “一样，您瞧！”

      我于是买了尖头鞋走了。

      我顺便有一句话奉告我们中国的某爱国大家，您说，攻击本国的缺点，是拾某国人的唾余的，试在中国上，加上我们二字，看看通不通。

      现在我敬谨加上了，看过了，然而通的。

      您瞧！十一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所谓“国学”

      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

      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２〕小说出版。

      商人遗老们的印书是书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书籍而在古董。遗老有钱，或者也不过聊以自娱罢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借此获利。还有茶商盐贩，本来是不齿于“士类”的，现在也趁着新旧纷扰的时候，借刻书为名，想挨进遗老遗少的“士林”里去。他们所刻的书都无民国年月，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都是古董性质，至少每本两三元，绵连，锦帙〔３〕，古色古香，学生们是买不起的。这就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决不肯放过学生们的钱的，便用坏纸恶墨别印什么“菁华”什么“大全”之类来搜括。定价并不大，但和纸墨一比较却是大价了。至于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然而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用的并不是新式圈点），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这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洋场上的往古所谓文豪，“卿卿我我”“蝴蝶鸳鸯”诚然做过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场以来，从没有人称这些文章（？）为国学，他们自己也并不以“国学家”自命的。现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然而事实很可惨，他们之所谓国学，是“拆白之事各处皆有而以上海一隅为最甚（中略）余于课余之暇不惜浪费笔墨编纂事实作一篇小说以饷阅者想亦阅者所乐闻也”。（原本每句都密圈，今从略，以省排工，阅者谅之。）“国学”乃如此而已乎？

      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饷阅者的文士？

      倘说，从今年起，这些就是“国学”，那又是“新”例了。你们不是讲“国学”的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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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鸳鸯蝴蝶体鸳鸯蝴蝶派是兴起于清末民初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个文学流派。这派作品多以文言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常用鸳鸯蝴蝶来比喻这些才子佳人，故被称为鸳鸯蝴蝶体。代表作家有徐枕亚、陈蝶仙、李定夷等。他们出版的刊物有《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礼拜六》、《小说世界》等，其中《礼拜六》刊载白话作品，影响最大，故鸳鸯蝴蝶派又有“礼拜六派”之称。

      〔３〕绵连即连史纸，质坚色白，宜于印刷贵重书籍。锦帙，用锦绸裱制的精美的书函。


题记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１〕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２〕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３〕，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４〕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５〕。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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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６〕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１〕童子军资产阶级对在学少年儿童进行军事化训练的一种组织。由英国军官贝登堡于一九○八年创立，不久即流行于各资本主义国家。一九一二年中国开始有这种组织。五四运动期间，有童子军参加散发传单等活动。

      〔２〕山东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召开分赃的“巴黎和会”，中国虽作为战胜国被邀参加，但会议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操纵下，公然决议将战败的德国根据一八九八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种特权，完全让与日本，而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罢课，集会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决议，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北京学生的这次斗争，成为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开端。

      〔３〕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各地爱国群众纷纷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本驻福州领事馆为破坏这个运动，于十一月十五日派出日本浪人和便衣警察，殴打表演爱国新剧的学生。次日，又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造成引起全国公愤的福州惨案。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反而于十二月五日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硬说“事件责任全在中国”，要求取缔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小幡酉吉前此曾任日本驻中国的参赞，一九一五年帮助日本公使日置益和袁世凯订立所谓“二十一条”的条约。

      〔４〕《随感录》《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发表关于社会和文化的短评，总题为《随感录》。起初各篇都只标明次第数码，没有单独的篇名，从第五十六篇起才在总题之下有各篇的题目。作者在《新青年》发表这种短评，是从一九一八年九月第五卷第三号的《随感录二十五》开始，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该刊第六卷第六号的《六十六生命的路》为止，共二十七篇，后全部收在本书中。

      〔５〕这里说的上海《时报》，应为上海《时事新报》，参看本书《随感录四十六》及其注〔３〕。

      〔６〕“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北宋僧人道原《传灯录·蒙山道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南宋岳珂《[木呈]史·记龙眠海会图》又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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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勿“纠正”

      汪原放〔２〕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谁料流弊却无穷，一班效颦〔３〕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这也校改，又不肯好好的做，结果只是糟蹋了书。

      《花月痕》〔４〕本不必当作宝贝书，但有人要标点付印，自然是各随各便。这书最初是木刻的，后有排印本；最后是石印，错字很多，现在通行的多是这一种。至于新标点本，则陶乐勤〔５〕君序云，“本书所取的原本，虽属佳品，可是错误尚多。余虽都加以纠正，然失检之处，势必难免。……”我只有错字很多的石印本，偶然对比了第二十五回中的三四叶，便觉得还是石印本好，因为陶君于石印本的错字多未纠正，而石印本的不错字儿却多纠歪了。

      “钗黛直是个子虚乌有，算不得什么。……”

      这“直是个”就是“简直是一个”之意，而纠正本却改作“真是个”，便和原意很不相同了。

      “秋痕头上包着绉帕……突见痴珠，便含笑低声说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实何苦呢？’“……痴珠笑道，‘往后再商量罢。’……”

      他们俩虽然都沦落，但其时却没有什么大悲哀，所以还都笑。而纠正本却将两个“笑”字都改成“哭”字了。教他们一见就哭，看眼泪似乎太不值钱，况且“含哭”也不成话。

      我因此想到一种要求，就是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

      我因此又起了一个疑问，就是有些人攻击译本小说“看不懂”，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小说，当真看得懂么？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篇短文发表之后，曾记得有一回遇见胡适之先生，谈到汪先生的事，知道他很康健。胡先生还以为我那“成了古人”云云，是说他做过许多工作，已足以表见于世的意思。这实在使我“诚惶诚恐”，因为我本意实不如此，直白地说，就是说已经“死掉了”。可是直到那时候，我才知这先前所听到的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现在我在此敬向汪先生谢我的粗疏之罪，并且将旧文的第一句订正，改为：“汪原放君未经成了古人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身热头痛之际，书。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汪原放（１８９７—１９８０）安徽绩溪人。“五四”以后曾标点《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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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效颦《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后来把拙劣的模仿叫做效颦。

      〔４〕《花月痕》长篇小说，清末魏秀仁（子安）作，五十二回。内容系描写文士、妓女的故事。

      〔５〕陶乐勤江苏山人。他标点的《花月痕》一九二三年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


为“俄国歌剧团”

      我不知道，——其实是可以算知道的，然而我偏要这样说，——俄国歌剧团〔２〕何以要离开他的故乡，却以这美妙的艺术到中国来博一点茶水喝。你们还是回去罢！

      我到第一舞台着俄国的歌剧，是四日的夜间，是开演的第二日。

      一入门，便使我发生异样的心情了：中央三十多人，旁边一大群兵，但楼上四五等中还有三百多的看客。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说：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３〕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

      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销沉了罢。

      沙漠在这里。

      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

      流动而且歌吟的云……兵们拍手了，在接吻的时候。兵们又拍手了，又在接吻的时候。

      非兵们也有几个拍手了，也在接吻的时候，而一个最响，超出于兵们的。

      我是怎么一个褊狭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

      而且真的，我唱了我的反抗之歌了！

      沙漠在这里，恐怖的……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

      你们漂流转徙的艺术者，在寂寞里歌舞，怕已经有了归心了罢。你们大约没有复仇的意思，然而一回去，我们也就被复仇了。

      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

      呜呼！这便是我对于沙漠的反抗之歌，是对于相识以及不相识的同感的朋友的劝诱，也就是为流转在寂寞中间的歌人们的广告。

      四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晨报副刊》。

      〔２〕俄国歌剧团指一九二二年春经哈尔滨、长春等地来到北京的俄国歌剧团（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出来的一个艺术团体），它于四月初在北京第一舞台演出。

      〔３〕指爱罗先珂。参看本书第２２９页注〔２５〕。他关于沙漠的话，参看《呐喊·鸭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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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

      私立学校游艺大会〔２〕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

      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他似乎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实质的灵魂了，这不能不说他有一点错。

      回去要分点心给孩子们，我于是乎到一个制糖公司里去买东西。买的是“黄枚朱古律三文治”。

      这是盒子上写着的名字，很有些神秘气味了。然而不的，用英文，不过是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ａｐｒｉｃｏｔ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３〕我买定了八盒这“黄枚朱古律三文治”，付过钱，将他们装入衣袋里。不幸而我的眼光忽然横溢了，于是看见那公司的伙计正揸开了五个指头，罩住了我所未买的别的一切“黄枚朱古律三文治”。

      这明明是给我的一个侮辱！然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因为我不能保证他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也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

      但我在那时不高兴了，装出虚伪的笑容，拍着这伙计的肩头说：

      “不必的，我决不至于多拿一个……”

      他说：“那里那里……”赶紧掣回手去，于是惭愧了。这很出我意外，——我预料他一定要强辩，——于是我也惭愧了。

      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

      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四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晨报副刊》，署名鲁迅。

      〔２〕私立学校游艺大会指中国实验学校等二十四所男女学校，为解决经费困难，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八、九、十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的游艺大会。

      〔３〕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ａｐｒｉｃｏｔｓａｎｄｗｉｃｈ今译巧克力杏仁夹心面包。


智识即罪恶

      我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认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想求起智识来了。

      那时我在乡下，很为猪羊不平；心里想，虽然苦，倘也如牛马一样，可以有一件别的用，那就免得专以卖肉见长了。然而猪羊满脸呆气，终生胡涂，实在除了保持现状之外，没有别的法。所以，诚然，智识是要紧的！

      于是我跑到北京，拜老师，求智识。地球是圆的。元质〔２〕有七十多种。ｘ＋ｙ＝ｚ。闻所未闻，虽然难，却也以为是人所应该知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