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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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风》收作者1918年至1924年所作杂文四十一篇。1925年11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作者生前共印行十版次。鲁迅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沦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鲁迅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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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之学说”

      我从《学灯》上看见驳吴宓君《新文化运动之反应》〔２〕这一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新报》〔３〕来看他的原文。

      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罢，——而且还有作者吴宓君的照相。记者又在论前介绍说，“泾阳吴宓君美国哈佛大学硕士现为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君既精通西方文学得其神髓而国学复涵养甚深近主撰学衡杂志以提倡实学为任时论崇之”。

      但这篇大文的内容是很简单的。说大意，就是新文化本也可以提倡的，但提倡者“当思以博大之眼光。宽宏之态度。肆力学术。深窥精研。观其全体。而贯通澈悟。然后平情衡理。执中驭物。造成一是之学说。融合中西之精华。以为一国一时之用。”而可恨“近年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本其偏激之主张。佐以宣传之良法。……加之喜新盲从者之多。”便忽而声势浩大起来。殊不知“物极必反。理有固然。”于是“近顷于新文化运动怀疑而批评之书报渐多”了。这就谓之“新文化运动之反应”。然而“又所谓反应者非反抗之谓……读者幸勿因吾论列于此。而遂疑其为不赞成新文化者”云。

      反应的书报一共举了七种，大体上都是“执中驭物”，宣传“正轨”的新文化的。现在我也来绍介一回：一《民心周报》，二《经世报》，三《亚洲学术杂志》，四《史地学报》，五《文哲学报》，六《学衡》，七《湘君》。〔４〕此外便是吴君对于这七种书报的“平情衡理”的批评（？）了。例如《民心周报》，“自发刊以至停版。除小说及一二来稿外。全用文言。不用所谓新式标点。即此一端。在新潮方盛之时。亦可谓砥柱中流矣。”至于《湘君》之用白话及标点，却又别有道理，那是“《学衡》本事理之真。故拒斥粗劣白话及英文标点。《湘君》求文艺之美。故兼用通妥白话及新式标点”的。总而言之，主张偏激，连标点也就偏激，那白话自然更不“通妥”了。即如我的白话，离通妥就很远；而我的标点则是“英文标点”〔５〕。

      但最“贯通澈悟”的是拉《经世报》来做“反应”，当《经世报》出版的时候，还没有“万恶孝为先”的谣言〔６〕，而他们却早已发过许多崇圣的高论，可惜现在从日报变了月刊，实在有些萎缩现象了。至于“其于君臣之伦。另下新解”，“《亚洲学术杂志》议其牵强附会。必以君为帝王”，实在并不错，这才可以算得“新文化之反应”，而吴君又以为“则过矣”，那可是自己“则过矣”了。因为时代的关系，那时的君，当然是帝王而不是大总统。又如民国以前的议论，也因为时代的关系，自然多含革命的精神，《国粹学报》〔７〕便是其一，而吴君却怪他谈学术而兼涉革命，也就是过于“融合”了时间的先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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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一个太没见识处，就是遗漏了《长青》，《红》，《快活》，《礼拜六》〔８〕等近顷风起云涌的书报，这些实在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应”，而且说“通妥白话”的。十一月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学灯》当时研究系报纸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创刊。驳吴宓的文章，指甫生写的《驳〈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一文，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学灯》。吴宓（１８９４—１９７８），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曾留学美、英、法等国，先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东南大学教授等。当时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人物之一。

      〔３〕《中华新报》当时政学系（杨永植、张群等政客组织的反动政治团体）的报纸，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上海。吴宓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该报增刊。

      〔４〕《民心周报》一九一九年创刊，上海民心周报社编辑。《经世报》，月刊，一九一七年创刊，先为日刊，后于一九二二年改为月刊，北京经世报社编辑。《亚洲学术杂志》，月刊，一九二二年创刊，上海亚洲学术研究会编辑。《史地学报》，季刊，一九二一年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编辑。《文哲学报》，季刊，一九二二年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学哲学研究会编辑。《湘君》，季刊，一九二二年创刊，湖南长沙明德学校湘君社编辑。这些报刊大多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宣传复古主义的。

      〔５〕“英文标点”其实即国际通用的标点符号，也就是“新式标点”。“学衡派”等反对新文化运动，连“新式标点”也加以排斥，甚至把国际上各种文字都可以通用的标点符号说成是“英文标点”。作者在这里引用时加上引号，含有讽刺意味。

      〔６〕“万恶孝为先”的谣言《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什么话”栏载：“三月八日上海《中华新报》上说：‘陈独秀之禽兽学说，……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无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陈独秀之学说，则诚滔天祸水，决尽藩篱，人心世道之忧，将历千万亿劫而不可复。’”陈独秀当时曾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

      〔７〕《国粹学报》月刊，一九○五年一月创刊于上海，邓实编辑，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停刊。主要撰稿人有章太炎、刘师培等。该志时常刊载明末遗民反清的文章，对当时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运动，起过一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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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长青》周刊，一九二二年九月创刊。《红》，即《红杂志》，周刊，一九二二年八月创刊。《快活》，旬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礼拜六》，周刊，一九一四年六月六日创刊。这些都是鸳鸯蝴蝶派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刊物。


“以震其艰深”

      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２〕，其中有一段说：

      “新学家薄国学为不足道故为钩辀格磔之文以震其艰深也一读之欲呕再读之昏昏睡去矣”

      领教。我先前只以为“钩辀格磔”〔３〕是古人用他来形容鹧鸪的啼声，并无别的深意思；亏得这《文字感想》，才明白这是怪鹧鸪啼得“艰深”了，以此责备他的。但无论如何，“艰深”却不能令人“欲呕”，闻鹧鸪啼而呕者，世固无之，即以文章论，“粤若稽古”〔４〕，注释纷纭，“绎即东雍”〔５〕，圈点不断，这总该可以算是艰深的了，可是也从未听说，有人因此反胃。呕吐的原因决不在乎别人文章的“艰深”，是在乎自己的身体里的，大约因为“国学”积蓄得太多，笔不及写，所以涌出来了罢。

      “以震其艰深也”的“震”字，从国学的门外汉看来也不通，但也许是为手民〔６〕所误的，因为排字印报也是新学，或者也不免要“以震其艰深”。

      否则，如此“国学”，虽不艰深，却是恶作，真是“一读之欲呕”，再读之必呕矣。

      国学国学，新学家既“薄为不足道”，国学家又道而不能亨，你真要道尽途穷了！

      九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涵秋李涵秋（１８７３—１９２４），江苏江都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作家之一。作品有《广陵潮》等。他的《文字感想》，载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四日上海《时报》的《小时报》专页。

      〔３〕“钩辀格磔”象声词，鹧鸪鸣声。《本草纲目》卷四十八《禽部》“集解”引孔志约的话：“鹧鸪生江南，形似母鸡，鸣云‘钩辀格磔’者是”。

      〔４〕“粤若稽古”语见《尚书·尧典》。粤，亦作“曰”，发语词。关于这四个字，自汉代以来注释的人很多，而各家的注释多不相同。据唐代孔颖达注，是“能考古道而行之”的意思。

      〔５〕“绛即东雍”语见唐代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樊宗师的文章以艰涩著名，很难断句。注释这篇文章的人很多，断句也不尽相同。该文第一句“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也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按樊宗师曾任绛州刺史，这句话的意思是：绛就东雍旧地建置太守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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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手民指排字工人。


不懂的音译

      一

      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然而在上海报（我记不清楚什么报了，总之不是《新申报》便是《时报》）上，却又有伏在暗地里掷石子的人来嘲笑了。他说，做新文学家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纳夫”“郭歌里”〔２〕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

      凡有旧来音译的名目：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都毫不为奇的使用，而独独对于几个新译字来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怜。

      其实是，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起往古的翻译家来，已经含有加倍的顽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３〕……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柯伯坚”〔４〕，倘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爷柯仲软的令兄的罢，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实是俄国的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那书上又有一个“陶斯道”〔５〕，我已经记不清是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呢，还是Ｔｏｌｓｔｏｉ了。

      这“屠介纳夫”和“郭歌里”，虽然古雅赶不上“柯伯坚”，但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却几乎成了现在译界的常习，比起六朝和尚〔６〕来，已可谓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还有人从暗中来掷石子，装鬼脸，难道真所谓“人心不古”么？

      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即如“柯伯坚”，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

      了，但第一音既然是Ｋ不是Ｋｕ，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因为Ｋ和Ｋｕ的分别，在中国字音上是办得到的。而中国却是更没有注意到，所以去年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时报》便用日俄战争时旅顺败将Ｋｕｒｏｐａｔｋｉｎ的照相，把这位无治主义老英雄的面目来顶替了〔７〕。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为“国学家”的对于译音也加以嘲笑，确可以算得一种古今的奇闻；但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

      倘如他的尊意，则怎么办呢？我想，这只有三条计。上策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中策是凡有外国人都称之为洋鬼子，例如屠介纳夫的《猎人日记》，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题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将外国人名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太〔８〕之类，例如进化论〔９〕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１０〕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见美洲〔１１〕的则为黄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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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不能，则为自命为国学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译语，可是要侵入真的国学的地域里来了。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１２〕，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１３〕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说，“案古简所出为地凡三（中略）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这些译音，并不比“屠介纳夫”之类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为有三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即使上海的国学家怎样冷笑，他们也仍然还是这样的称呼。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１４〕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绝口不提，或但云“得于华夏”，或改为“获之于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历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纳夫”的国文，因为单用些“鸳鸯”“蝴蝶”这些字样，实在是不够敷衍的。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敢请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场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厕足其间者也”的了。

      但我于序文里所谓三处中的“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却实在不知道怎样断句，读下去才明白二是“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籍”。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讲国学，也仍然须嵌外国字，须用新式的标点的。

      十一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六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屠介纳夫”通译屠格涅夫。参看本卷第１７０页注〔５〕。“郭歌里”，通译果戈理。

      〔３〕阿难陀印度斛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实叉难陀，印度高僧，武则天证圣一年（６９５）起在中国长安翻译《华严经》及其他佛经共十九部。鸠摩罗什婆（简称鸠摩罗什），父为印度人，母为龟兹国王妹。公元四○一年自龟兹至长安，后秦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译经三百八十余卷。

      〔４〕“柯伯坚”通译克鲁泡特金（T．D．e]PaP_WXY，１８４２—１９２１），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中国留法学生主办的《新世纪》周刊第八十七号（一九○九年三月六日）刊有他的照片，译名为“柯伯坚”。

      〔５〕“陶斯道”《新世纪》第七十三号（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和第七十六号（同年十二月五日）译载丘克朔夫的《我良心上喜欢如此》的文章，评介俄国作家“陶斯道”。从该文内容看，是指托尔斯泰（即文中的Ｔｏｌｓｔｏｉ），并不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即文中的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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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六朝和尚指道安、鸠摩罗什等著名的佛经翻译者。

      〔７〕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见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上海《时报》，其中刊有一张照片，下注文字是“近日逝世之俄国社会改革家苦鲁巴金”，而照片却是身着军服的俄国将军库罗巴特金（即文中的Ｋｕｒｏ－ｐａｔｋｉｎ，１８４８—１９２５）。

      〔８〕王羲之（３２１—３７９）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文学家、书法家。唐伯虎（１４７０—１５２３），名寅，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画家。黄三太，旧小说《彭公案》中的人物。

      〔９〕进化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的理论，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是这个科学理论的奠基者。

      〔１０〕相对论关于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关系的理论，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本世纪初由德国出生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Ａ．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７９—１９５５）等所建立。

      〔１１〕美洲是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Ｃ．Ｃｏｌｏｍｂｏ，约１４５１—１５０６）于一四九二年发现的。

      〔１２〕《流沙坠简》三卷，罗振玉、王国维合编。一九○○年、一九○七年，英国人斯坦因（Ａ．Ｓｔｅｉｎ）两次在我国新疆、甘肃掘得汉晋时代木简，偷运回国，法国人沙畹（Ｅ．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曾为这些木简作考释。罗振玉、王国维又把它们分类编排，重加考释，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等三卷。

      〔１３〕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著有《观堂集林》、《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

      〔１４〕沙士比亚英国戏剧家、诗人。参看本卷第４３页注〔９２〕。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评家还要发掘美点，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则叹息现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则叹息现代作品之没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轻佻。虽然似乎微辞过多，其实却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可感谢的。

      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试将粗浅的事来比罢：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２〕，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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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于文艺批评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５〕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更进一步，则批评以英美的老先生学说为主，自然是悉听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两国；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

      还有几位批评家，当批评译本的时候，往往诋为不足齿数的劳力，而怪他何不去创作。创作之可尊，想来翻译家该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于翻译者，一定因为他只能翻译，或者偏爱翻译的缘故。所以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因为这类言语，是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现在还将厨子来比，则吃菜的只要说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苦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缝或造房子，那是无论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说这位客官是痰迷心窍的了。

      十一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嗜痂之癖”病态的、反常的嗜好。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十载：“东莞刘邕性嗜食疮病，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痂落在床，邕取食之。”

      〔３〕“放诸四夷”语出《礼记·大学》：“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四夷，旧时汉族统治者对我国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带轻蔑性的称呼。

      放诸四夷，放逐到边远的地方。


儿歌的“反动”

      一儿歌胡怀琛〔２〕

      “月亮！月亮！

      还有半个那里去了？”

      “被人家偷去了。”

      “偷去做甚么？”

      “当镜子照。”

      二反动歌小孩子天上半个月亮，

      我道是“破镜飞上天”，原来却是被人偷下地了。

      有趣呀，有趣呀，成了镜子了！

      可是我见过圆的方的长方的八角六角的菱花式的宝相花〔３〕式的镜子矣，没有见过半月形的镜子也。

      我于是乎很不有趣也！

      谨案小孩子略受新潮，辄敢妄行诘难，人心不古，良足慨然！然拜读原诗，亦存小失，倘能改第二句为“两半个都那里去了”，即成全璧矣。胡先生夙擅改削〔４〕，当不以鄙言为河汉也。夏历中秋前五日，某生者〔５〕谨注。

      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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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九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２〕胡怀琛（１８８６—１９３８）字寄尘，安徽泾县人。他也是本书《所谓“国学”》一文中所说的国学家和“鸳鸯蝴蝶体”作家之一。他在一九二二年九月给郑振铎的信中曾攻击新文学运动说：“提倡新文学的人，意思要改造中国的文学；但是这几年来，不但没有收效，而且有些反动。”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儿歌的‘反动’”，就是针对这种言论而发的。

      〔３〕宝相花蔷薇科，花似蔷薇，朵大色丽。

      〔４〕胡怀琛曾把胡适《尝试集》中的一些诗，加以改削，重新发表。这里所说的“夙善改削”，即指此事。

      〔５〕某生者作者署名“某生者”，含有讽刺当时“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的意思，因为这一派作者常有用“××生”作笔名的，而且他们的小说多用“某生者，某地人，家世簪缨，文采斐雅……”一类话开头，几乎成为一个公式。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

      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鸿熙君的信〔２〕。

      一，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３〕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４〕的。《金瓶梅》卷首诚然有“意中人”三个字，但不能因为有三个字相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样。例如胡君要青年去忏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说是一部“改过的书”，若因为这一点意思偶合，而说胡君的主张也等于《金瓶梅》，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和大胆。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亲”〔５〕，后来也就会“瞟”，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６〕，也即等于《金瓶梅》了，又何有于《蕙的风》？

      二，胡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的话，便说是诬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７〕佛：这是近于宗教家而且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其实一个和尚悔出家，并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么？非“悔出家”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至于释迦牟尼，可更与文艺界“风马牛”〔８〕了，据他老先生的教训，则做诗便犯了“绮语戒”〔９〕，无论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报，可怕得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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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胡君说汪君的诗比不上歌德和雪利〔１０〕，我以为是对的。但后来又说，“论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娶，为世诟病，正无可讳。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岁以后忏悔的歌德，我们也知道么？”这可奇特了。雪利我不知道，若歌德即Ｇｏｅｔｈｅ，则我敢替他呼几句冤，就是他并没有“一生而十九娶”，并没有“为世诟病”，并没有“五十岁以后忏悔”。而且对于胡君所说的“自‘耳食’之风盛，歌德，雪利之真人格遂不为国人所知，无识者流，更妄相援引，可悲亦复可笑！”这一段话，也要请收回一些去。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过了五十岁倘没有，则即使用了胡君的论调来裁判，似乎也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因为以歌德为例，也还没有到“忏悔”的时候。

      临末，则我对于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我还想多写几句，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这一类话，实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起稿已完，才看见《青光》上的一段文章〔１１〕，说近人用先生和君，含有尊敬和小觑的差别意见。我在这文章里正用君，但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１２〕。现在声明于此，却反而多写了许多字了。

      十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关于胡梦华对《蕙的风》的批评，一九二二年八月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出版后，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其中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接着，章洪熙（即章衣萍）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年十月三十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加以批驳。胡梦华又在《觉悟》（同年十一月三日）发表《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进行答辩，内有“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等语。胡梦华，安徽绩溪人，当时南京东南大学学生。汪静之，安徽绩溪人，诗人。作品有《蕙的风》、《寂寞的国》等。

      〔３〕《金瓶梅》长篇小说，明代兰陵笑笑生（姓名不详）作，一百回。它广泛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但其中有许多淫秽的描写。

      〔４〕锻炼周纳罗织罪名，陷人于法的意思。《汉书·路温舒传》：“则锻炼而周内之。”晋代晋灼注：“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