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且介亭杂文末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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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鲁迅。

      〔１〕本篇最初印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此书由鲁迅编选，一九三六年五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用珂罗版和宣纸印制。

      〔２〕“到民间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派别“民粹派”的口号。

      〔３〕斯滔发·培伦（１８５７—１８９１）现译施陶费尔－贝尔恩，瑞士画家。曾在柏林女子绘画学校任教。

      〔４〕奈台（ＥｍｉｌＮｅｉｄｅ）现译埃米尔·奈德，德国画家。作品多以犯罪为题材，据珂勒惠支回忆，其轰动一时的作品是《生之厌倦》。

      〔５〕哈台列克现译赫特里希。珂勒惠支曾在慕尼黑（旧译“闵兴”）的赫特里希美术学校（ＴｈｅＨｅｒｔｅｒｉｃｈＡｃａｄｅｍｙ）学习过。

      〔６〕《织工一揆》（ＥｉｎＷｅｂｅｒａｕｆｓｔａｎｄ）“织工起义”的意思。一揆，日本语。

      〔７〕霍普德曼（１８６２—１９４６）德国剧作家。他的剧本《织工》（ＤｉｅＷｅｂｅｒ）以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题材，出版于一八九二年。

      〔８〕Ｖｉｌｌａ－Ｒｏｍａｎａ奖金Ｖｉｌｌａ－Ｒｏｍａｎａ，意大利文，意为“罗马别墅”。这项奖金的获得者可在意大利居住一年，以熟悉当地艺术宝藏并进行创作。

      〔９〕里勃克内希（ＫＡＦ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１８７１—１９１９）通译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革命家、作家。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他领导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起义，于同月十五日被杀害。

      〔１０〕应为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

      〔１１〕霍普德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为德国的侵略战争辩护，希特勒执政后，又曾对纳粹主义表示妥协。但他早期的许多作品常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具有社会批判意义。下面所引他的话，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写的印在珂勒惠支画册上的题词。

      〔１２〕罗曼·罗兰参看本卷第４１５页注〔４〕。这里所引他的话，是他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写的印在珂勒惠支画册前面的题词，原文为法文。

      〔１３〕亚斐那留斯（１８５６—１９２３）德国艺术批评家、诗人，曾创办《艺术》杂志。这里所引他的话，见于一九二十年出版的《凯绥·珂勒惠支画帖》。

      〔１４〕《现代》参看本卷第１２４页注〔５〕。该刊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刊登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同时，刊出了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第五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八月）刊有她的《被死所袭击的孩子》、《饿》、《战后的寡妇》、《母亲们》等四幅版画。《译文》，参看本卷第４９２页注〔１〕。该刊终刊号（一九三五年九月）刊有珂勒惠支的木刻《吊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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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霍善斯坦因（１８８２—１９５７）德国文艺批评家。著有《艺术与社会》、《现代的艺术中的社会的要素》等。

      〔１６〕永田一修日本艺术评论家。这里所引他的话，见《无产阶级艺术论》（一九三○年出版）。

      〔１７〕里培尔曼（１８４７—１９３５）德国画家，德国印象派的先驱。作品有《罐头工厂女工》、《麻纺工场》等。

      〔１８〕六个青年作家遇害应为五个青年作家遇害。参看本卷第１５８页注〔３〕。

      〔１９〕第勒现译为路易斯·迪尔，德国美术家。

      〔２０〕应为一九一九年。

      〔２１〕勖列济安通译西里西亚。一八四四年六月四日，西里西亚的织工反对企业主的残酷剥削，发动起义，不久即遭到镇压而失败。

      〔２２〕关于《穷苦》，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致日本鹿地亘的信中说：“请将说明之二《穷苦》条下‘父亲抱一个孩子’的‘父亲’改为‘祖母’。我看别的复制品，怎么看也像是女性。Ｄｉｅｌ的说明中也说是祖母。”

      〔２３〕歌德（１７４９—１８３２）德国诗人、学者。《浮士德》是取材于民间传说的长篇诗剧，描写主人公浮士德为了探求生活的意义，借助魔鬼的力量遍尝人生悲欢的奇特经历。

      〔２４〕加尔玛弱儿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舞曲。“让我们来跳加尔玛弱儿舞罢”是这首舞曲中的一句歌词。

      〔２５〕玛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Ｌｕｔｈｅｒ１４８３—１５４６）德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他最初反对教皇，揭露教会的腐败，同情农民起义，但不久就站到统治阶级一边，和贵族、教皇等结成同盟，镇压农民起义。

      〔２６〕戈谛克式又译哥特式，十一世纪时创始于法国北部的一种建筑式样，以尖顶的拱门和高耸的尖屋顶为其特色。

      〔２７〕《母与子》制作于一九一○年。

      〔２８〕《面包！》制作于一九二四年。

      〔２９〕《德国的孩子们饿着！》制作于一九二四年。


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记得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新兴的国家出现的时候，我们曾经非常高兴过，因为我们也是曾被压迫，挣扎出来的人民。捷克的兴起〔２〕，自然为我们所大欢喜；但是奇怪，我们又很疏远，例如我，就没有认识过一个捷克人，看见过一本捷克书，前几年到了上海，才在店铺里目睹了捷克的玻璃器。

      我们彼此似乎都不很互相记得。但以现在的一般情况而论，这并不算坏事情，现在各国的彼此念念不忘，恐怕大抵未必是为了交情太好了的缘故。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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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意外地，译者竟首先将试尽这任务的光荣，加在我这里了。我的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鲁迅。

      〔１〕本篇是作者应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博士（ＤｒＪＰｒｕｓｅｋ，１９０７—１９８０）之请而写的。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出版的《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曾据作者所有底稿刊出，题作《捷克文译本〈短篇小说选集〉序》。一九三七年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时，编者据底稿改题为《捷克译本》。现据《呐喊》捷克译本（《Ｖｒａｕａ》）书前影印的手迹排印。捷克文译本译者为普实克和弗拉斯塔·诺沃特娜（ＶＮｏｖｏｔｎá），收《呐喊》中小说八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

      〔２〕捷克的兴起捷克和斯洛伐克原先长期受奥匈帝国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宣告独立，联合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译文复刊词

      先来引几句古书，——也许记的不真确，——庄子曰：“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２〕

      《译文》就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出世的。那时候，鸿篇巨制如《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库》〔３〕之类，还没有诞生，所以在这青黄不接之际，大约可以说是仿佛戈壁中的绿洲，几个人偷点余暇，译些短文，彼此看看，倘有读者，也大家看看，自寻一点乐趣，也希望或者有一点益处，——但自然，这决不是江湖之大。

      不过这与世无争的小小的期刊，终于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终刊号”和大家告别了。虽然不过野花小草，但曾经费过不少移栽灌溉之力，当然不免私心以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气和慰安：这是许多读者用了笔和舌，对于《译文》的凭吊。

      我们知道感谢，我们知道自勉。

      我们也不断的希望复刊。但那时风传的关于终刊的原因：是折本。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所以荏苒半年，简直死得无药可救。直到今年，折本说这才起了动摇，得到再造的运会，再和大家相见了。

      内容仍如创刊时候的《前记》里所说一样：原料没有限制；门类也没有固定；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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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回，将来的运命如何呢？我们不知道。但今年文坛的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我们真希望在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

      三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译文》月刊新一卷第一期“复刊号”。

      《译文》，鲁迅和茅盾发起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创刊于一九三四年九月，最初三期为鲁迅编辑，后由黄源接编，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五年九月出至第十三期停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一九三七年六月出至新三卷第四期停刊。

      〔２〕“涸辙之鲋”等语，参看本卷第４８９页注〔８〕。

      〔３〕《世界文学》介绍世界各国文学（包括我国）的双月刊，伍蠡甫编辑，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上海黎明书局发行。《世界文库》，参看本卷第３５８页注〔３〕。


白莽作孩儿塔序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还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要我给白莽〔２〕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那信的开首说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罢。……”——这就使我更加惆怅。

      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３〕，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偶尔一有，也终至于闹开，不过和白莽没有闹，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现在，对于他的诗，我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不能。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那一世界里有许多许多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单是这一点，我想，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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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文学丛报》月刊第一期，发表时题为《白莽遗诗序》。

      〔２〕白莽（１９０９—１９３１）原名徐祖华，笔名白莽、殷夫、徐白，浙江象山人，共产党员，诗人。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孩儿塔》是他的诗集。

      〔３〕徐培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署长。一九三四年间因航空署焚毁，曾被捕入狱。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候，喧传有好几位名人都要译《资本论》，自然依据着原文，但有一位还要参照英，法，日，俄各国的译本。到现在，至少已经满六年，还不见有一章发表，这种事业之难可想了。对于苏联的文学作品，那时也一样的热心，英译的短篇小说集一到上海，恰如一胛羊肉坠入狼群中，立刻撕得一片片，或则化为“飞脚阿息普”，或则化为“飞毛腿奥雪伯”〔２〕；然而到得第二本英译《蔚蓝的城》〔３〕输入的时候，志士们却已经没有这么起劲，有的还早觉得“伊凡”“彼得”，还不如“一洞”“八索”〔４〕之有趣了。

      然而也有并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像落后，但因为也不一哄而散，后来却成为中坚。靖华就是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着的一个。他二十年来，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烟袋》和《四十一》，〔５〕出了《铁流》以及其他单行小册很不少，然而不尚广告，至今无煊赫之名，且受挤排，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的在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这固然也因为一时自称“革命作家”的过于吊儿郎当，终使坚实者成为硕果，但其实却大半为了中国的读书界究竟有进步，读者自有确当的批判，不再受空心大老的欺骗了。

      靖华是未名社中之一员；未名社一向设在北京，也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但还是遭些无妄之灾，而且遭得颇可笑。它被封闭过一次〔６〕，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报，听说发动的倒是同行的文人；后来没有事，启封了。出盘之后，靖华译的两种小说都积在台静农家，又和“新式炸弹”〔７〕一同被收没，后来虽然证明了这“新式炸弹”其实只是制造化装品的机器，书籍却仍然不发还，于是这两种书，遂成为天地之间的珍本。为了我的《呐喊》在天津图书馆被焚毁，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以及未名社的横祸，我那时颇觉得北方官长，办事较南方为森严，元朝分奴隶为四等〔８〕，置北人于南人之上，实在并非无故。后来知道梁教授虽居北地，实是南人，以及靖华的小说想在南边出版，也曾被锢多日〔９〕，就又明白我的决论其实是不确的了。这也是所谓“学问无止境”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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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居然已经得到出版的机会，闲话休题，是当然的。言归正传：则这是合两种译本短篇小说集而成的书，删去两篇，加入三篇，以篇数论，有增无减。所取题材，虽多在二十年前，因此其中不见水闸建筑，不见集体农场，但在苏联，还都是保有生命的作品，从我们中国人看来，也全是亲切有味的文章。至于译者对于原语的学力的充足和译文之可靠，是读书界中早有定论，不待我多说的了。

      靖华不厌弃我，希望在出版之际，写几句序言，而我久生大病，体力衰惫，不能为文，以上云云，几同塞责。然而靖华的译文，岂真有待于序，此后亦如先前，将默默的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是无疑的。倒是我得以乘机打草，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鲁迅记于上海且介亭之东南角。

      〔１〕本篇最初印入《苏联作家七人集》。

      《苏联作家七人集》，共收短篇小说十五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２〕“飞脚阿息普”、“飞毛腿奥雪伯”这是苏联卡萨特金作的短篇小说《飞着的奥西普》的两种中译名。这两种中译本都是根据纽约国际出版社一九二五年出版的英译苏联短篇小说集《飞着的奥西普》转译的。

      〔３〕《蔚蓝的城》英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阿·托尔斯泰等著，一九二九年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有薛绩晖的中译本，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４〕“伊凡”“彼得”俄国常见的人名。“一洞”“八索”，中国麻将牌中的两种牌名。

      〔５〕《三姊妹》俄国作家契诃夫作的四幕剧。《白茶》，苏联独幕剧集，收独幕剧五篇，其中的《白茶》系班珂所作。《烟袋》，苏联短篇小说集，收小说十一篇，其中的《烟袋》系爱伦堡所作。《四十一》，即《第四十一》，中篇小说，苏联作家拉甫列涅夫作，后来收入《苏联作家七人集》中。

      〔６〕关于未名社的被封，参看本卷第６９页注〔７〕。

      〔７〕“新式炸弹”一九三二年秋，北平警察当局查抄台静农寓所时，把一件制造化妆品的器具误认为“新式炸弹”，将台拘捕；同时没收了曹靖华译的《烟袋》和《第四十一》的存书。

      〔８〕元朝分奴隶为四等元朝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把它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其次为色目人，指蒙古人在侵入中原之前所征服的西域人，包括钦察、唐兀、回回等族；再次为汉人，指在金人治下的北中国的汉族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最后为南人，即南宋遗民。

      〔９〕上海现代书局原说要出版曹靖华所译的苏联小说，但又将他的译稿搁置起来，后由鲁迅索回编成《苏联作家七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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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鲁迅先生：

      贵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

      我现因生活困难，身体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拟往乡间编译一点卖现钱的书后，再来沪上。趁此机会，暂作上海“文坛”的局外人，仔细想想一切问题，也许会更明白些的罢。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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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邱韵铎”三字，写成像“郑振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

      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

      拙译《斯太林传》快要出版，出版后当寄奉一册，此书甚望先生细看一下，对原意和译文，均望批评。敬颂痊安。

      懋庸上。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２〕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３〕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就也报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４〕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专对几个个人，“先安内而后攘外”〔５〕，不是我们的办法。

      但我在这里，有些话要说一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其实，我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说过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诬陷我“破坏统一战线”，硬要教训我说我“对于现在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么？）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也曾经提出过我对于组织这种统一的团体的意见过，那些意见，自然是被一些所谓“指导家”格杀了，反而即刻从天外飞来似地加我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首先就使我暂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了，因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暂避无益于人的危险，暂不听他们指挥罢。自然，事实会证明他们到底的真相，我决不愿来断定他们是什么人，但倘使他们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的不正当，观念的不正确，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为他们实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对于“文艺家协会”的态度，我认为它是抗日的作家团体，其中虽有徐懋庸式的人，却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为有了“文艺家协会”，就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告成了，还远得很，还没有将一切派别的文艺家都联为一气。那原因就在“文艺家协会”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不看别的，单看那章程，对于加入者的资格就限制得太严；就是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也就表示着“作家阀”的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论上，如《文学界》〔６〕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一个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讲的话，并以那些话为出发点，因此虽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７〕。这是作者忘记了时代。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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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个作者又引例了法国的人民阵线〔９〕，然而我以为这又是作者忘记了国度，因为·我·们·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的。另一个作者解释“国防文学”，说“国防文学”必须有正确的创作方法，又说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豫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１０〕。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Ｑ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这种文学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韩侍桁，杨邨人〔１１〕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１２〕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同时最好将所谓“领导权”移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专让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办。至于我个人的加入与否，却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１３〕，又说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１４〕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上你们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１５〕里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自然，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１６〕，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１７〕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请徐懋庸们来参加议讨。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便说句“标新立异”就完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也是胡说！但这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标准，徐懋庸说我“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更是胡说！我问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１８〕等所致的错误，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这里的“大众”，即照一向的“群众”，“民众”的意思解释也可以，何况在现在，当然有“人民大众”这意思呢。我说“国防文学”是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的并存，不必像辛人〔１９〕先生的“时期性”与“时候性”的说法，我更不赞成人们以各种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上。如果一定要以为“国防文学”提出在先，这是正统那么就将正统权让给要正统的人们也未始不可，因为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作为“文章”，取点稿费，靠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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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要说到我个人的几件事。徐懋庸说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我就检查我这半年的言行。所谓言者，是发表过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对访问者谈过一些闲天，对医生报告我的病状之类；所谓行者，比较的多一点，印过两本版画，一本杂感〔２０〕，译过几章《死魂灵》〔２１〕，生过三个月的病，签过一个名〔２２〕，此外，也并未到过咸肉庄〔２３〕或赌场，并未出席过什么会议。我真不懂我怎样助长着，以及助长什么恶劣倾向。难道因为我生病么？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个说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来搏斗。

      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２４〕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２５〕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２６〕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的则如《现实文学》〔２７〕发表了ＯＶ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ＯＶ是胡风，笔录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２８〕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２９〕。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终于在街上流浪，无处可归，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么？又有一个青年，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现在坐在苏州狱中，死活不知么？这两个青年就是事实证明了他们既没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过堂皇的悔过的文章，也没有像田汉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戏〔３０〕。同时，我也看人：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