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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 - 且介亭杂文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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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1:19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书的还魂和赶造

      把大部的丛书印给读者看,是宋朝就有的〔2〕,一直到现在。缺点是因为部头大,所以价钱贵。好处是把研究一种学问的书汇集在一处,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寻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单本小种的著作在里面,使它不易于灭亡。但这第二种好处,是也靠着部头大,价钱贵,人们就因此格外珍重的缺点的。

      但丛书也有蠹虫。从明末到清初,就时有欺人的丛书出现。那方法之一,是删削内容,轻减刻费,而目录却有一大串,使购买者只觉其种类之多;之二,是不用原题,别立名目,甚至另题撰人,使购买者只觉其收罗之广。如《格致丛书》,《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3〕等,就都是的。现在是大抵消灭了,只有末一种化名为《唐代丛书》,有时还在流毒。

      然而时代改变,新花样也要跟着出来了。

      推测起新花样来:其一,是豫先设定一种丛书的大名,罗列目录,大如宇宙,微至苍蝇身上的细菌,无所不包,这才分头觅人,托他译作,限定时日,必须完工,虽然译作者未必定是专家,但总之有许多手同时在稿纸上写字,于是不必穷年累月,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其二,是原有一批零碎的旧译作,一向不甚流行,或者虽曾流行,而现在却已经过了时候,于是聚在一起,略加类别,开成一串五花八门的目录,而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

      出版者是明白读者们的心想的,有些读者们,苦于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书,所以往往以为被选进丛书里的,总该是必要的书籍;而且丛书里的一本,价钱也比单行本便宜,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上算;加以大小一律,也很合人们爱好整齐的心情。本数又多,一下子可以填满几书架,规模不大的图书馆有这几部,馆员就省下时常留心选购新书的精神了。然而出版者是又很明白购买者们的经济状况的,他深知道现在他们手头已没有这许多钱,所以这些书一定是廉价,使他们拚命的办出来,或者是分期豫约,使他们逐渐的缴进去。

      汇印新作,当然是很好的,但新作必须是精粹的本子,这才可以救读者们的智识的饥荒。就是重印旧作,也并不算坏,不过这旧作必须已是一种带着文献性的本子,这才足供读者们的研究。如果仅仅是克日速成的草稿,或是栈房角落的存书,改换新装,招摇过市,但以“大”或“多”或“廉”诱人,使读者化去不少的钱,实际上却不过得到一大堆废物,这恶影响之在读书界是很不小的。

      凡留心于文化的前进的人,对于这些书应该加以检讨!

      二月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长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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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1:2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2〕我国最早印行的丛书,是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太学生俞鼎孙及其兄俞经辑刊的《儒学警悟》,内收宋人著作六种,共四十一卷。度宗咸淳九年(1273),左圭又辑刊《百川学海》十集,共一百种,收有汉、晋、六朝、唐、宋各代著作,其中宋人著作,占十分之八以上。

      〔3〕《格致丛书》明代万历间胡文焕编。据《汇刻书目》说:“是编杂采诸书,更易名目,古书一经其点窜,使人厌观。且所列诸书,亦无定数……世间所行之本,部部各殊,究不知其全书凡几种。”所收各书从周代到明代都有,名目较多的一部凡分三十七类,共三四六种,现存者只一六八种。《历代小史》,明代万历间李栻编,收六朝至明代的野史、杂记共一○六种,每种一卷。《五朝小说》,不著编者名氏,收魏、晋一一四种,唐一○四种,宋、元一四四种,明一○九种。《唐人说荟》,旧有桃源居士编刻本,收小说、杂记一四四种,清代乾隆间陈莲塘增编为一六四种。后来坊刻本又改名《唐代丛书》。


从帮忙到扯淡

      “帮闲文学”〔2〕曾经算是一个恶毒的贬辞,——但其实是误解的。

      《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3〕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4〕,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5〕,只在弄臣之例。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6〕,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我们在南朝的几个末代时,可以找出这实例。然而主虽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帮闲者,文采却究竟还有的,他们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灭。

      谁说“帮闲文学”是一个恶毒的贬辞呢?

      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7〕,袁枚的《随园诗话》〔8〕,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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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1:21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六月六日。

      〔1〕本篇写成时未能刊出,后来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杂文》月刊第三号。参看本书《后记》。

      〔2〕“帮闲文学”作者一九三二年曾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后收入《集外集拾遗》)的讲演中说:“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

      〔3〕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诗人,楚怀王时官左徒,主张修明政治,联齐抗秦,但不见容于贵族集团而屡遭迫害,后被顷襄王放逐到沅、湘流域,终于投江而死。《离骚》是他被放逐后的作品。

      〔4〕宋玉战国后期楚国诗人,顷襄王时任大夫,著有《九辩》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他与唐勒、景差等“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5〕“俳优蓄之”语见《汉书·严助传》:“朔(东方朔)、皋(枚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蓄之。”

      〔6〕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代辞赋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他“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又说:“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

      〔7〕李渔(1611—约1679)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初戏曲作家。《一家言》,又名《闲情偶寄》,是他的诗文杂著,共六卷。

      〔8〕袁枚(1716—1798)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诗人。曾任江宁知县,辞官后筑随园于江宁城西小仓山,自号随园。著有《小仓山房全集》,其中收《随园诗话》十五卷,补遗十卷。


三论“文人相轻”

      《芒种》第八期上有一篇魏金枝先生的《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是为以前的《文学论坛》上的《再论“文人相轻”》而发的。他先给了原则上的几乎全体的赞成,说,“人应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是不错的,文人应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热烈的好恶,这也是不错的。”中间虽说“凡人在落难时节……能与猿鹤为伍,自然最好,否则与鹿豕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万没有办法的时候,至于躺在破庙角里,而与麻疯病菌为伍,倘然我的体力,尚能为自然的抗御,因而不至毁灭以死,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看起来好像有些微辞,但其实说的是他的憎恶骗子屠夫,远在猿鹤以至麻疯病菌之上,和《论坛》上所说的“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的话,也并不两样。至于说:“平心而论,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确论。”则在近来的庄子道友中,简直是鹤立鸡群似的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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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1:22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然而魏先生的大论的主旨,并不专在这一些,他要申明的是:是非难定,于是爱憎就为难。因为“譬如有一种人,……

      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无是非之分。……于是其所谓‘是’,不免似是而实非了。”但“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处,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的。

      到这地步,我们的文人就只好吞吞吐吐,假揩眼泪了。“似是之非”其实就是“非”,倘使已经看穿,不是只要给以热烈的憎恶就成了吗?然而“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又不得不爱护“非中之是”,何况还有“似非而是”和“是中之非”,取其大,略其细的方法,于是就不适用了。天下何尝有黑暗,据物理学说,地球上的无论如何的黑暗中,不是总有X分之一的光的吗?看起书来,据理就该看见X分之一的字的,——我们不能论明暗。

      这并非刻薄的比喻,魏先生却正走到“无是非”的结论的。他终于说:“总之,文人相轻,不外乎文的长短,道的是非,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则空谈是非,何补于事!已而已而,手无寸铁的人呵!”人无全德,道无大成,刚说过“非中之是”,胜过“似是之非”,怎么立刻又变成“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了呢?文人的铁,就是文章,魏先生正在大做散文,力施搏击,怎么同时又说是“手无寸铁”了呢?这可见要抬举“非中之是”,却又不肯明说,事实上是怎样的难,所以即使在那大文上列举了许多对手的“排挤”,“大言”,“卖友”的恶谥,而且那大文正可通行无阻,却还是觉得“手无寸铁”,归根结蒂,掉进“无是非”说的深坑里,和自己以为“原非确论”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说成了“朋友”——这里不说“门阀”——了。

      况且,“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魏先生的文章,就他自己的结论而言,就先没有动笔的必要。不过要说结果,这无须动笔的动笔,却还是有战斗的功效的,中国的有些文人一向谦虚,所以有时简直会自己先躺在地上,说道,“倘然要讲是非,也该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汉,我等小民,不任其咎。”明明是加入论战中的了,却又立刻肩出一面“小民”旗来,推得干干净净,连肋骨在那里也找不到了。论“文人相轻”竟会到这地步,这真是叫作到了末路!

      七月十五日。

      备考

      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

      魏金枝人应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是不错的。文人应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热烈的好恶,这也是不错的。但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除了是非之外,还有“似是而非”的“是”,和“非中有是”之非,在这当口,我们的好恶,便有些为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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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1:23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譬如有一种人,他们借着一个好看的幌子,做其为所欲为的勾当,不论是非,无分好恶,一概置之在所排挤之列,这叫做玉石俱焚,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无是非之分。但他还要大言不惭,自以为是。于是其所谓“是”,不免似是而实非了。这是我们在谈话是非之前,所应最先将它分辩明白的。次则以趣观之,往往有些具着两张面孔的人,对于腰骨硬朗的,他会伏在地下,打拱作揖,对于下一点的,也会装起高不可扳的怪腔,甚至给你当头一脚,拒之千里之外。其时是非,便会煞时分手,各归其主,因之好恶不同,也是常事。在此时际,要谈是非,就得易地而处,平心而论,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确论。

      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处,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凡人在落难时节,没有朋友,没有六亲,更无是非天道可言,能与猿鹤为伍,自然最好,否则与鹿豕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万没有办法的时候,至于躺在破庙角里,而与麻疯病菌为伍,倘然我的体力,尚能为自然的抗御,因而不至毁灭以死,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所以,倘然要讲是非,也该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汉,我等小民,不任其咎。但近来那般似是的人,还在那里大登告白,说是“少卿教匈奴为兵”,那个意思,更为凶恶,为他营业,卖他朋友,甚而至于陷井下石,望人万劫不复,那层似是的甜衣,不是糖拌砒霜,是什么呢?

      总之,文人相轻,不外乎文的长短,道的是非,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则空谈是非,何补于事!已而已而,手无寸铁的人呵!

      七月一日,《芒种》第八期。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四论“文人相轻”

      前一回没有提到,魏金枝先生的大文《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里,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文章。他以为现在“往往有些具着两张面孔的人”,重甲而轻乙;他自然不至于主张文人应该对谁都打拱作揖,连称久仰久仰的,只因为乙君原是大可钦敬的作者。所以甲乙两位,“此时此际,要谈是非,就得易地而处”,甲说你的甲话,乙呢,就觉得“非中之是,……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把“门阀”留给甲君,自去另找讲交道的“朋友”,即使没有,竟“与麻疯病菌为伍,……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了。

      这拥护“文人相轻”的情境,是悲壮的,但也正证明了现在一般之所谓“文人相轻”,至少,是魏先生所拥护的“文人相轻”,并不是因为“文”,倒是为了“交道”。朋友乃五常〔2〕之一名,交道是人间的美德,当然也好得很。不过骗子有屏风,屠夫有帮手,在他们自己之间,却也叫作“朋友”的。“必也正名乎”〔3〕,好名目当然也好得很。只可惜美名未必一定包着美德。“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4〕这是李太白先生罢,就早已“感慨系之矣”,更何况现在这洋场——古名“彝场”——的上海。最近的《大晚报》的副刊上就有一篇文章〔5〕在通知我们要在上海交朋友,说话先须漂亮,这才不至于吃亏,见面第一句,是“格位(或‘迪个’)朋友贵姓?”此时此际,这“朋友”两字中还未含有任何利害,但说下去,就要一步紧一步的显出爱憎和取舍,即决定共同玩花样,还是用作“阿木林”〔6〕之分来了。“朋友,以义合者也。”古人确曾说过的,然而又有古人说:“义,利也。”〔7〕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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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1:24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如果在冷路上走走,有时会遇见几个人蹲在地上赌钱,庄家只是输,押的只是赢,然而他们其实是庄家的一伙,就是所谓“屏风”——也就是他们自己之所谓“朋友”——目的是在引得蠢才眼热,也来出手,然后掏空他的腰包。如果你站下来,他们又觉得你并非蠢才,只因为好奇,未必来上当,就会说:“朋友,管自己走,没有什么好看。”这是一种朋友,不妨害骗局的朋友。荒场上又有变戏法的,石块变白鸽,坛子装小孩,本领大抵不很高强,明眼人本极容易看破,于是他们就时时拱手大叫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这并非在要求撒钱,是请托你不要说破。这又是一种朋友,是不戳穿戏法的朋友。把这些识时务的朋友稳住了,他才可以掏呆朋友的腰包;或者手执花枪,来赶走不知趣的走近去窥探底细的傻子,恶狠狠的啐一口道:“……瞎你的眼睛!”

      孩子的遭遇可是还要危险。现在有许多文章里,不是常在很亲热的叫着“小朋友,小朋友”吗?这是因为要请他做未来的主人公,把一切担子都搁在他肩上了;至少,也得去买儿童画报,杂志,文库之类,据说否则就要落伍。

      已成年的作家们所占领的文坛上,当然不至于有这么彰明较著的可笑事,但地方究竟是上海,一面大叫朋友,一面却要他悄悄的纳钱五块,买得“自己的园地”〔8〕,才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交道”,可也不见得就不会出现的。

      八月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三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2〕五常我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旧时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认为制约他们各自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不可变易的常道,所以称为五常。

      〔3〕“必也正名乎”孔丘的话,见《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4〕“翻手为云覆手雨”等句,见杜甫《贫交行》一诗。管鲍,即管仲和鲍叔牙,春秋时齐国人,二人少年时友善,后齐桓公命叔牙为相,叔牙推荐管仲自代。

      〔5〕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上海《大晚报》副刊《剪影》上载有罗侯的《上海话那能讲头》一文,其中说:“在上海,……要这些上下三等人都不把你看作可欺的阿木林瘟生呢,你就非得好好研究上下三等交朋友用的谈话,在上海交朋友,你必须了解的是,所谓‘朋友轧得要好,讲个闲话要漂亮’……譬如你们初见面,道名问姓起来,上海的上等朋友就爱半说话半咬文的,‘格位朋友尊姓?’……‘格位’和‘迪位’是‘这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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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1:25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6〕“阿木林”上海话,即傻瓜。

      〔7〕“朋友,以义合者也”语出《论语·乡党》朱熹注:“朋友以义合”。“义,利也”,语见《墨子·经上》。

      〔8〕“自己的园地”一九三五年五月,杨邨人、杜衡等组织“星火”文艺社,出版《星火》月刊。他们标榜该刊是“无名作家自己的园地”和“新进作家自己的园地”。当时《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论坛”栏发表署名“扬”的《文艺自由的代价》一文,批评了上海一些文人用商人手法,要文学青年“投资五元”,以取得在“自己的园地”“投稿而且被登出的权利”。杨邨人、杜衡等即以“本社同人”名义在《星火》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发表《警告〈文学〉编者傅东华》一文,否认该刊要作者“投资五元”,说只是“曾向社员征收按月三元(暂以三个月为限)的出版费”。


非有复译不可

      好像有人说过,去年是“翻译年”〔2〕;其实何尝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译,不过又给翻译暂时洗去了恶名却是真的。

      可怜得很,还只译了几个短篇小说到中国来,创作家就出现了,说它是媒婆,而创作是处女。〔3〕在男女交际自由的时候,谁还喜欢和媒婆周旋呢,当然没落。后来是译了一点文学理论到中国来,但“批评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现了,说是“硬译”,“死译”,“好像看地图”〔4〕,幽默家还从他自己的脑子里,造出可笑的例子来〔5〕,使读者们“开心”,学者和大师们的话是不会错的,“开心”也总比正经省力,于是乎翻译的脸上就被他们画上了一条粉。

      但怎么又来了“翻译年”呢,在并无什么了不起的翻译的时候?不是夸大和开心,它本身就太轻飘飘,禁不起风吹雨打的缘故么?

      于是有些人又记起了翻译,试来译几篇。但这就又是“批评家”的材料了,其实,正名定分,他是应该叫作“唠叨家”的,是创作家和批评家以外的一种,要说得好听,也可以谓之“第三种”。他像后街的老虔婆一样,并不大声,却在那里唠叨,说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译完了吗,你们只在译别人已经译过的,有的还译过了七八次。

      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译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约的居多;不过别人却也因此不敢译,新妇就在闺中老掉。这种广告,现在是久不看见了,但我们今年的唠叨家,却正继承着这一派的正统。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罗,是维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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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1:26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

      三月十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庚。

      〔2〕“翻译年”当系一九三五年。《文学》第四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一月)“文学论坛”栏载有《今年该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说:“过去的一年是‘杂志年’,这好像大家都已承认了。今年该是什么年呢?记得也早已有人预测过——不,祝愿过——该是‘翻译年’。”

      〔3〕郭沫若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月刊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该刊编者李石岑的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认为“处子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4〕指梁实秋。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摘鲁迅的翻译是“硬译”、“死译”,并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5〕指刘半农。他在《中国文法通论》的《四版附言》中,故意将《论语·学而》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按欧化句法排列成几种句式,加以嘲笑。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逃名

      就在这几天的上海报纸上,有一条广告,题目是四个一寸见方的大字——

      “看救命去!”

      如果只看题目,恐怕会猜想到这是展览着外科医生对重病人施行大手术,或对淹死的人用人工呼吸,救助触礁船上的人员,挖掘崩坏的矿穴里面的工人的。但其实并不是。还是照例的“筹赈水灾游艺大会”,看陈皮梅沈一呆〔2〕的独脚戏,月光歌舞团的歌舞之类。诚如广告所说,“化洋五角,救人一命,……一举两得,何乐不为”,钱是要拿去救命的,不过所“看”的却其实还是游艺,并不是“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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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1:27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有人说中国是“文字国”,有些像,却还不充足,中国倒该说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弄到暂时非把“解放”解作“孥戮”〔3〕,“跳舞”解作“救命”不可。捣一场小乱子,就是伟人,编一本教科书,就是学者,造几条文坛消息,就是作家。于是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

      天津《大公报》〔4〕的副刊《小公园》,近来是标榜了重文不重名的。这见识很确当。不过也偶有“老作家”的作品,那当然为了作品好,不是为了名。然而八月十六日那一张上,却发表了很有意思的“许多前辈作家附在来稿后面的叮嘱”:“把我这文章放在平日,我愿意那样,我骄傲那样。我和熟人的名字并列得厌倦了,我愿着挤在虎生生的新人群里,因为许多时候他们的东西来得还更新鲜。”

      这些“前辈作家”们好像都撒了一点谎。“熟”,是不至于招致“厌倦”的。我们一离乳就吃饭或面,直到现在,可谓熟极了,却还没有厌倦。这一点叮嘱,如果不是编辑先生玩的双簧的花样,也不是前辈作家玩的借此“返老还童”的花样,那么,这所证明的是:所谓“前辈作家”也者,有一批是盗名的,因此使别一批羞与为伍,觉得和“熟人的名字并列得厌倦”,决计逃走了。

      从此以后,他们只要“挤在虎生生的新人群里”就舒舒服服,还是作品也就“来得还更新鲜”了呢,现在很难测定。逃名,固然也不能说是豁达,但有去就,有爱憎,究竟总不失为洁身自好之士。《小公园》里,已经有人在现身说法了,而上海滩上,却依然有人在“掏腰包”〔5〕,造消息,或自称“言行一致”〔6〕,或大呼“冤哉枉也”,或拖明朝死尸搭台,或请现存古人喝道,或自收自己的大名入辞典中,定为“中国作家”〔7〕,或自编自己的作品入画集里,名曰“现代杰作”〔8〕——忙忙碌碌,鬼鬼祟祟,煞是好看。作家一排一排的坐着,将来使人笑,使人怕,还是使人“厌倦”呢?——现在也很难测定。但若据“前车之鉴”,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大约也还不免于“悲夫”〔9〕的了!

      八月二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署名杜德机。

      〔2〕陈皮梅,沈一呆都是当时在上海游艺场演唱滑稽戏的演员。

      〔3〕“孥戮”语出《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意思是“不但你自身,连你的儿子也都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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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1:28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4〕《大公报》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创刊于天津,创办人英敛之。一九二六年九月起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接办,后与国民党政权发生关系。曾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版等。

      〔5〕“掏腰包”指杨邨人、杜衡等人创办《星火》月刊的自我表白。该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五月)刊出的《〈星火〉前致词》中说,他们这刊物是“由几十个同人从最迫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钞来”创办的。参看本书《四论“文人相轻”》及其注〔8〕。

      〔6〕“言行一致”施蛰存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曾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

      〔7〕顾凤城在他所编的《中外文学家辞典》(一九三二年乐华图书公司出版)中,除外国文学家外,收中国文学家二七○人,其中也列入了他自己的名字。

      〔8〕刘海粟编《世界名画》(中华书局出版),所收都是近代外国著名画家的作品,每人一集。其中的第二集是他自己的作品,由傅雷编辑。

      〔9〕“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语见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几乎无事的悲剧

      果戈理(NikolaiGogol)的名字,渐为中国读者所认识了,他的名著《死魂灵》的译本,也已经发表了第一部的一半。·那·译·文·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总·算借此知道了从第二至六章,一共写了五个地主的典型,讽刺固多,实则除一个老太婆和吝啬鬼泼留希金外,都各有可爱之处。至于写到农奴,却没有一点可取了,连他们诚心来帮绅士们的忙,也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

      然而当时的绅士们很不满意,一定的照例的反击,是说书中的典型,多是果戈理自己,而且他也并不知道大俄罗斯地主的情形。这是说得通的,作者是乌克兰人,而看他的家信,有时也简直和书中的地主的意见相类似。然而即使他并不知道大俄罗斯的地主的情形罢,那创作出来的脚色,可真是生动极了,直到现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像是遇见了有些熟识的人物。讽刺的本领,在这里不及谈,单说那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例如第四章里的罗士特来夫,是地方恶少式的地主,赶热闹,爱赌博,撒大谎,要恭维,——但挨打也不要紧。他在酒店里遇到乞乞科夫,夸示自己的好小狗,勒令乞乞科夫摸过狗耳朵之后,还要摸鼻子——“乞乞科夫要和罗士特来夫表示好意,便摸了一下那狗的耳朵。‘是的,会成功一匹好狗的。’他加添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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