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且介亭杂文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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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中国的遭遇，还算好，翻印的画虽然制版术太坏了，或者被缩小，黑线白地却究竟还是黑线白地。不料中国“文艺”家的脑子今年反常了，在挂着“文艺”招牌的杂志〔３〕上绍介格罗斯的黑白画，线条都变了雪白；地子呢，有蓝有红，真是五颜六色，好看得很。

      自然，我们看石刻的拓本，大抵是黑地白字的。但翻印的绘画，却还没有见过将青绿山水变作红黄山水，水墨龙化为水粉龙的大改造。有之，是始于二十世纪过了三十五年的上海的“文艺”家。我才知道画家作画时候的调色，配色之类，都是多事。一经中国“文艺”家的手，全无问题，——嗡，嗡，随随便便。

      这些翻印的格罗斯的画是有价值的，是漫画而又漫画。

      二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印入《小品文和漫画》一书，署名且介。

      〔２〕格罗斯（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德国画家、装帧设计家，后移居美国。一九二九年上海春潮书局出版许霞（许广平）翻译、鲁迅校订的匈牙利童话《小彼得》，收有格罗斯作的插图六幅，鲁迅并在序文中作了介绍（参看《三闲集·〈小彼得〉译本序》）。一九三二年在上海举行的“德国版画展览会”中，曾展出他作的《席勒剧本〈强盗〉警句图》十幅。

      〔３〕挂着“文艺”招牌的杂志指《文艺画报》，月刊，穆时英、叶灵凤编，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二月）曾刊载格罗斯的漫画八幅，其中四幅就是蓝地、红地、黑地和五彩的。


“招贴即扯”

      了一切古今人，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２〕要是古今中外真的有过这等事，这才叫作希奇，但实际上并没有，将来大约也不会有。岂但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

      然而世间往往混为一谈。就以现在最流行的袁中郎〔３〕为例罢，既然肩出来当作招牌，看客就不免议论这招牌，怎样撕破了衣裳，怎样画歪了脸孔。这其实和中郎本身是无关的，所指的是他的自以为徒子徒孙们的手笔。然而徒子徒孙们就以为骂了他的中郎爷，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觉得现在的世界是比五四时代更狂妄了。但是，现在的袁中郎脸孔究竟画得怎样呢？时代很近，文证具存，除了变成一个小品文的老师，“方巾气”〔４〕的死敌而外，还有些什么？和袁中郎同时活在中国的，无锡有一个顾宪成〔５〕，他的著作，开口“圣人”，闭口“吾儒”，真是满纸“方巾气”。而且疾恶如仇，对小人决不假借。他说：“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于扶阳抑阴，君子即不幸有诖误，当保护爱惜成就之；小人即小过乎，当早排绝，无令为后患。……”（《自反录》）推而广之，也就是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正如李白〔６〕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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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郎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么？有的。万历三十七年，顾宪成辞官，时中郎“主陕西乡试，发策，有‘过劣巢由’之语。监临者问‘意云何？’袁曰：‘今吴中大贤亦不出，将令世道何所倚赖，故发此感尔。’”（《顾端文公年谱》〔７〕下）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８〕，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中郎之不能被骂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画歪。但因此也就不能作他的蛀虫们的永久的巢穴了。

      一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公汗。

      过去城市中有些人家在临街的墙壁上，写着“招贴即扯”、“不许招贴”等字样，以防止别人在上面粘贴广告。

      〔２〕林语堂在《论语》第五十七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发表《做文与做人》一文，其中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这样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

      〔３〕袁中郎参看本卷第１７６页注〔２１〕。

      〔４〕“方巾气”又称“头巾气”，意思就是道学气。方巾是明代学者士人日常所戴的帽子，明代王圻《三才图会·衣服》卷一载：“方巾：此即古所谓角巾也……相传国初服此，取四方平定之意。”林语堂在《方巾气研究》一文（连载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五月三日《申报·自由谈》）中说：“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

      〔５〕顾宪成（１５５０—１６１２）字叔时，无锡（今属江苏）人。明万历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曾因“忤旨”被革职；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始起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力辞不就。他在万历三十二年重修无锡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同在东林书院讲学，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死后谥端文。著有《泾皋藏稿》、《小心斋劙记》、《自反录》等。

      〔６〕李白（７０１—７６２）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代诗人。著有《李太白集》。

      〔７〕《顾端文公年谱》四卷，由顾宪成之子与沐、孙枢、曾孙贞观相继编定，成书于清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

      〔８〕《金瓶梅》长篇小说，明代兰陵笑笑生撰，一百回。它广泛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世态和生活，其中有不少淫秽的描写。明代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载：“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１６０６）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秩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按袁中郎在《觞政》之十“掌故”中分酒经酒谱、子史诗文、词曲传奇为内典、外典、逸典，并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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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漫画”

      孩子们吵架，有一个用木炭——上海是大抵用铅笔了——在墙壁上写道：“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２〕这和政治之类是毫不相干的，然而不能算小品文。画也一样，住家的恨路人到对门来小解，就在墙上画一个乌龟，题几句话，也不能叫它作“漫画”。为什么呢？就因为这和被画者的形体或精神，是绝无关系的。

      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

      漫画是Ｋａｒｉｋａｔｕｒ〔３〕的译名，那“漫”，并不是中国旧日的文人学士之所谓“漫题”“漫书”的“漫”。当然也可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的，但因为发芽于诚实的心，所以那结果也不会仅是嬉皮笑脸。这一种画，在中国的过去的绘画里很少见，《百丑图》或《三十六声粉铎图》〔４〕庶几近之，可惜的是不过戏文里的丑脚的摹写；罗两峰的《鬼趣图》〔５〕，当不得已时，或者也就算进去罢，但它又太离开了人间。

      漫画要使人一目了然，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夸张”，但又不是胡闹。无缘无故的将所攻击或暴露的对象画作一头驴，恰如拍马家将所拍的对象做成一个神一样，是毫没有效果的，假如那对象其实并无驴气息或神气息。然而如果真有些驴气息，那就糟了，从此之后，越看想像，比读一本做得很厚的传记还明白。关于事件的漫画，也一样的。所以漫画虽然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燕山雪花大如席”〔６〕，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变成笑话了。

      “夸张”这两个字也许有些语病，那么，说是“廓大”也可以的。廓大一个事件或人物的特点固然使漫画容易显出效果来，但廓大了并非特点之处却更容易显出效果。矮而胖的，瘦而长的，他本身就有漫画相了，再给他秃头，近视眼，画得再矮而胖些，瘦而长些，总可以使读者发笑。但一位白净苗条的美人，就很不容易设法，有些漫画家画作一个髑髅或狐狸之类，却不过是在报告自己的低能。有些漫画家却不用这呆法子，他用廓大镜照了她露出的搽粉的臂膊，看出她皮肤的褶皱，看见了这些褶皱中间的粉和泥的黑白画。这么一来，漫画稿子就成功了，然而这是真实，倘不信，大家或自己也用廓大镜去照照去。于是她也只好承认这真实，倘要好，就用肥皂和毛刷去洗一通。

      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但这种漫画，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我记得去年就有一位文学家说过，他最讨厌论人用显微镜。

      欧洲先前，也并不两样。漫画虽然是暴露，讥刺，甚而至于是攻击的，但因为读者多是上等的雅人，所以漫画家的笔锋的所向，往往只在那些无拳无勇的无告者，用他们的可笑，衬出雅人们的完全和高尚来，以分得一枝雪茄的生意。像西班牙的戈雅（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ｄｅＧｏｙａ）和法国的陀密埃（ＨｏｎｏｒéＤａｕｍｉｅｒ）〔７〕那样的漫画家，到底还是不可多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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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印入《小品文和漫画》一书。该书是《太白》半月刊一卷纪念的特辑，内收关于小品文和漫画的文章五十八篇，一九三五年三月生活书店出版。

      〔２〕“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二句，意思是“小三子可恶之极，戳他三千三百刀。”“同同”，形容戳的声音。

      〔３〕Ｋａｒｉｋａｔｕｒ德语，又译“讽刺画”。

      〔４〕《百丑图》描绘一百出丑角戏的图画，作者不详。《三十六声粉铎图》，全名为《天长宣氏三十六声粉铎图咏》，描绘昆剧三十六出丑角戏的图画，并加题咏。清代宣鼎作，《申报馆丛书》之一。

      〔５〕罗两峰（１７３３—１７９９）名聘，字遁夫，号两峰，江苏甘泉（今江都）人，清代画家。《鬼趣图》，是一幅讽刺世态的画。

      〔６〕“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北风行》中的句子。燕山在河北蓟县东南。

      〔７〕戈雅（１７４２—１８２８）一译戈耶，西班牙讽刺画家。作品多取材于民间生活，作有铜版组画《奇想集》、版画集《战争的灾难》等。陀密埃（１８０８—１８７９），通译杜米埃，法国画家。晚年曾参加巴黎公社革命运动，作品有石版画《立法肚子》等。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木刻的图画，原是中国早先就有的东西。唐末的佛像，纸牌，以至后来的小说绣像，启蒙小图，我们至今还能够看见实物。而且由此明白：它本来就是大众的，也就是“俗”的。明人曾用之于诗笺，近乎雅了，然而归结是有文人学士在它全体上用大笔一挥，证明了这其实不过是践踏。

      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葬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实绩具在，说它“雅”，固然是不可的，但指为“俗”，却又断乎不能。这之前，有木刻了，却未曾有过这境界。

      这就是所以为新兴木刻的缘故，也是所以为大众所支持的原因。血脉相通，当然不会被漠视的。所以木刻不但淆乱了雅俗之辨而已，实在还有更光明，更伟大的事业在它的前面。

      曾被看作高尚的风景和静物画，在新的木刻上是减少了，然而看起出品来，这二者反显着较优的成绩。因为中国旧画，两者最多，耳濡目染，不觉见其久经摄取的所长了，而现在最需要的，也是作者最着力的人物和故事画，却仍然不免有些逊色，平常的器具和形态，也间有不合实际的。由这事实，一面固足见古文化之裨助着后来，也束缚着后来，但一面也可见入“俗”之不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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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选集，是聚全国出品的精粹的第一本。但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天津《文地》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目录署名鲁迅，文末署名何干。

      同期所载该刊编者唐诃《哀鲁迅先生》一文中说：“《全国木刻联展专辑》，选好四十几幅画……在金肇野君寓中存放。不幸去年十二月运动（按指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犯爱国罪被捕入狱，这些作品也因之而失散。仅存的，只鲁迅先生亲笔所写序文的刻版，算是这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遗留下的唯一的纪念品！”《文地》所刊本文，即据这刻版排印的。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唐诃等以平津木刻研究会名义主办，于一九三五年元旦起开始作巡回展览，曾在北平、济南、上海等地展出。


名人和名言

      《太白》〔２〕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３〕，他举出：第一道是说“要做白话由于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说“要白话做好，先须文言弄通”。十年之后，才来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为你们说文言难，白话更难。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

      太炎〔４〕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语，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然有许多是古语，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每字都到《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诚然，如太炎先生说：“乍见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们即使知道了这两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还是用“好呀”或“是唉”。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

      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但这时就来了一个问题：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以后，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因为是：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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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还有江亢虎〔５〕博士，是先前以讲社会主义出名的名人，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从‘?’从‘心’，‘?’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６〕。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

      不过在社会上，大概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所以译一本欧洲史，就请英国话说得漂亮的名人校阅，编一本经济学，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题签；学界的名人绍介医生，说他“术擅岐黄”〔７〕，商界的名人称赞画家，说他“精研六法”〔８〕。……这也是一种现在的通病。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Ｖｉｒｃｈｏｗ）〔９〕，是医学界的泰斗，举国皆知的名人，在医学史上的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进化论，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几回讲演，据赫克尔（Ｈａｅｃｋｅｌ）〔１０〕说，很给了大众不少坏影响。因为他学问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视甚高，以为他所不解的，此后也无人能解，又不深研进化论，便一口归功于上帝了。现在中国屡经绍介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耳（Ｆａｂｒｅ）〔１１〕，也颇有这倾向。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农学者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耳的有微词，实也并非无故。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

      不过名人的流毒，在中国却较为利害，这还是科举的余波。那时候，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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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病根至今还没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我想，自此以后，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门，而对于他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以警戒。苏州的学子是聪明的，他们请太炎先生讲国学〔１２〕，却不请他讲簿记学或步兵操典，——可惜人们却又不肯想得更细一点了。

      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说，可是我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盖亦“悬诸日月而不刊”〔１３〕之论也。

      七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署名越丁。

      〔２〕《太白》参看本卷第２１４页注〔６〕。

      〔３〕南山即陈望道（１８９０—１９７７），浙江义乌人，学者。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等。《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太白》第二卷第七期。它开头说：“保守文言过去有过两道策。……直到最近，才由章太炎提出白话比文言还要难做的话头来，勉强算是缴了第三道。”其后引证了章太炎自己的话：“叙事欲声口毕肖，须录当地方言。文言如此，白话亦然……用语自不能限于首都，非广采各地方言不可。然则非深通小学，如何可写白话哉？寻常语助之字，如‘焉，哉，乎，也’。今白话中，‘焉，哉’不用，‘乎，也’尚用。如乍见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夫’字文言用在句末，……即白话之‘罢’字……‘矣’转而为‘哩’，……‘乎，也，夫，矣’四字，仅声音小变而已，论理应用‘乎，也，夫，矣’，不应用‘呀，唉，罢，哩’也。”（按章太炎的话见于他的讲演稿《白话与文言之关系》。）

      〔４〕太炎即章炳麟。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３０〕和《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５〕江亢虎（１８８３—１９５４）江西弋阳人。辛亥革命时曾组织“中国社会党”进行投机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汉奸，任汪伪政府的考试院院长。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在上海发起以“保存汉字保存文言为目的”的存文会；这里说他“谈到小学”的一些话，是同年三月在上海“讲学”时说的。

      〔６〕《说文解字》卷十下：“?，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从心。多则切。”又卷十二下：“?，正见也，从从十从目。徐锴曰：，隐也，今十目所见，是?也。除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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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岐黄指古代名医。黄即黄帝，名轩辕，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岐即岐伯，传说中的上古名医。今所传著名医学古籍《黄帝内经》，是战国秦汉时医家托名黄帝和岐伯所作。其中《素问》部分，用黄帝和岐伯问答的形式讨论病理，故后来常称医术高明者为“术精岐黄”。

      〔８〕六法中国画过去有“六法”之说。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名录》中说：“画有六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９〕维尔晓（１８２１—１９０２）通译微耳和。德国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细胞病理学的奠基人。早年曾拥护达尔文主义，后来却激烈反对达尔文主义。著有《细胞病理学》等。

      〔１０〕赫克尔（１８３４—１９１９）通译海克尔，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捍卫者和宣传者。主要著作有《宇宙之谜》、《人类发展史》等。

      〔１１〕法布耳（１８２３—１９１５）法国昆虫学家。他著的《昆虫记》出版于一九一○年，是一部以生动活泼的文笔介绍昆虫生活情态的书。当时我国有好几个节译本，如《法布尔科学故事》、《昆虫故事》、《昆虫记》等。

      〔１２〕一九三三年前后，章太炎曾在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授国学。他在《制言》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九月）中说：“余自民国二十一年返自旧都，讲学吴中三年矣。”

      〔１３〕“悬诸日月而不刊”语出汉代扬雄《答刘歆书》。扬雄在这封信里，引用张伯松赞美他的《方言》稿本的话：“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刊，这里是掉下的意思。


死魂灵百图小引

      果戈理开手作《死魂灵》第一部的时候，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离现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还是不幸呢，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不过那时的风尚，却究竟有了变迁，例如男子的衣服，和现在虽然小异大同，而闺秀们的高髻圆裙，则已经少见；那时的时髦的车子，并非流线形的摩托卡〔２〕，却是三匹马拉的篷车，照着跳舞夜会的所谓眩眼的光辉，也不是电灯，只不过许多插在多臂烛台上的蜡烛：凡这些，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像清楚的。

      关于《死魂灵》的有名的图画，据里斯珂夫说，一共有三种，而最正确和完备的是阿庚的百图〔３〕。这图画先有七十二幅，未详何年出版，但总在一八四七年之前，去现在也快要九十年；后来即成为难得之品，新近苏联出版的《文学辞典》里，曾采它为插画，可见已经是有了定评的文献了。虽在它的本国，恐怕也只能在图书馆中相遇，更何况在我们中国。今年秋末，孟十还〔４〕君忽然在上海的旧书店里看到了这画集，便像孩子望见了糖果似的，立刻奔走呼号，总算弄到手里了，是一八九三年印的第四版，不但百图完备，还增加了收藏家蔼甫列摩夫所藏的三幅，并那时的广告画和第一版封纸上的小图各一幅，共计一百零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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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约是十月革命之际，俄国人带了逃出国外来的；他该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抱守了十六年，终于只好拿它来换衣食之资；在中国，也许未必有第二本。藏了起来，对己对人，说不定都是一种罪业，所以现在就设法来翻印这一本书，除绍介外国的艺术之外，第一，是在献给中国的研究文学，或爱好文学者，可以和小说相辅，所谓“左图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纪上半的俄国中流社会的情形，第二，则想献给插画家，借此看看别国的写实的典型，知道和中国向来的“出相”或“绣像”〔５〕有怎样的不同，或者能有可以取法之处；同时也以慰售出这本画集的人，将他的原本化为千万，广布于世，实足偿其损失而有余，一面也庶几不枉孟十还君的一番奔走呼号之苦。对于木刻家，却恐怕并无大益，因为这虽说是木刻，但画者一人，刻者又别一人，和现在的自画自刻，刻即是画的创作木刻，是已经大有差别的了。

      世间也真有意外的运气。当中文译本的《死魂灵》开始发表时，曹靖华〔６〕君就寄给我一卷图画，也还是十月革命后不多久，在彼得堡得到的。这正是里斯珂夫所说的梭可罗夫〔７〕画的十二幅。纸张虽然颇为破碎，但图像并无大损，怕它由我而亡，现在就附印在阿庚的百图之后，于是俄国艺术家所作的最写实，而且可以互相补助的两种《死魂灵》的插画，就全收在我们的这一本集子里了。

      移译序文和每图的题句的，也是孟十还君的劳作；题句大概依照译本，但有数处不同，现在也不改从一律；最末一图的题句，不见于第一部中，疑是第二部记乞乞科夫免罪以后的事，这是那时俄国文艺家的习尚：总喜欢带点教训的。至于校印装制，则是吴朗西〔８〕君和另外几位朋友们所经营。这都应该在这里声明谢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鲁迅。

      〔１〕本篇最初印入《死魂灵百图》。此书由鲁迅出资，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２〕摩托卡英语Ｍｏｔｏｒ－ｃａｒ的音译，即汽车。

      〔３〕里斯珂夫（aPUcRHLG）在《关于〈死魂灵〉的插画》一文（原载一八九三年俄国《涅瓦》周刊第八期）中说：“作《死魂灵》插画的有三个俄国艺术家：阿庚、皤克莱夫斯基和梭可罗夫。”阿庚（１８１７—１８７５），俄国画家。这些插画的雕版者是培尔那尔特斯基，阿庚的同时代人。

      〔４〕孟十还原名孟斯根，辽宁人，翻译家。译有果戈理的《密尔格拉得》、涅克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等。

      〔５〕“出相”或“绣像”都是指过去印入通俗小说的书中人物的白描画像。

小书虫

      〔６〕曹靖华河南卢氏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曾在苏联留学和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归国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等校任教。译有长篇小说《铁流》等。

      〔７〕梭可罗夫（ffPGLGQG，１８２１—１８９９）俄国画家。

      〔８〕吴朗西四川重庆人，翻译家。当时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这也并非自己的发见，是在内山书店里听着漫谈的时候拾来的，据说：像日本人那样的喜欢“结论”的民族，就是无论是听议论，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不舒服的民族，在现在的世上，好像是颇为少有的，云。

      接收了这一个结论之后，就时时令人觉得很不错。例如关于中国人，也就是这样的。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２〕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３〕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

      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例如罢，中国向西洋派遣过许多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并不怎样喜欢研究西洋，于是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学的什么论文，使那边的学者大吃一惊，得了博士的学位，回来了。然而因为在外国研究得太长久，忘记了中国的事情，回国之后，就只好来教授西洋文学。他一看见本国里乞丐之多，非常诧异，慨叹道：他们为什么不去研究学问，却自甘堕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实在是无可救药的。

      不过这是极端的例子。倘使长久的生活于一地方，接触着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触，感得了那精神，认真的想一想，那么，对于那国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罢。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自己也常常去听漫谈，其实负有捧场的权利和义务的，但因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几句坏话在这里。其一，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不过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见，所以没有法子想。还有一点，是并非坏话也说不定的，就是读起那漫文来，往往颇有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而这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归根结蒂，也还是结论。幸而卷末没有明记着“第几章：结论”，所以仍不失为漫谈，总算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