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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 - 且介亭杂文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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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介亭杂文二集》是鲁迅先生的杂文集,收录了鲁迅1935年所作杂文四十八篇。杂文是鲁迅创造的一种新型文体。这种文体既吸收了英国随笔篇幅简短、绵里藏针、微而显著、小而见大的特色,又借鉴了魏晋散文“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文风,特别是继承了魏晋文章的骨力。其杂感和短评,是鲁迅杂文的骨干,侧重于议论,融会了诗的境界、形象和美的文字等。它是诗与政论的融合,是史笔与诗情的结晶,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有机体,是战士和诗人一致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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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0:00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序言

      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1〕,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

      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

      编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大感想。要感的感过了,要写的也写过了,例如“以华制华”〔2〕之说罢,我在前年的《自由谈》上发表时,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却是风平浪静。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宁可如邵洵美〔3〕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4〕,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5〕。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单将这些文字,过而存之,聊作今年笔墨的记念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1〕《文学论坛》《文学》月刊的一个专栏,自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四年一月)开始,至第六卷第六号(一九三六年六月)结束。

      〔2〕“以华制华”作者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以夷制夷”》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阴谋,傅红蓼等就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加以攻击。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及其附录。

      〔3〕邵洵美参看本卷第4页注〔1〕。

      〔4〕华北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指使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5〕保护正当的舆论一九三五年底,国内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保障舆论”。如平津报界十二月十日的电文中说:“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新闻学会的电文要求“保障正当舆论”和“新闻从业者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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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0:01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京派”和“海派”

      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2〕,但不多久,就完了。文滩上的风波,总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当。我也曾经略略的赶了一下热闹〔3〕,在许多唇枪舌剑中,以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错了的。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但到得今年春末,不过一整年带点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说的并不圆满。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

      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4〕,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5〕,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到这里要附带一点声明:我是故意不举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来的。先前,曾经有人用过“某”字,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但后来该刊的一个作者在该刊上说,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为这是因为不替它来作广告。〔6〕这真是聪明的好朋友,不愧为“熟悉商情”。由此启发,子细一想,他的话实在千真万确:被称赞固然可以代广告,被骂也可以代广告,张扬了荣是广告,张扬了辱又何尝非广告。例如罢,甲乙决斗,甲赢,乙死了,人们固然要看杀人的凶手,但也一样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尸,如果用芦席围起来,两个铜板看一下,准可以发一点小财的。我这回的不说出这刊物的名目来,主意却正在不替它作广告,我有时很不讲阴德,简直要妨碍别人的借死尸敛钱。然而,请老实的看官不要立刻责备我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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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0:02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他们那里肯放过这机会,他们自己会敲了锣来承认的。

      声明太长了一点了。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

      文豪,究竟是有真实本领的,法郎士做过一本《泰绮思》〔7〕,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其中就透露着这样的消息。他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们,也给自己积无量功德。事情还算顺手,泰绮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毁坏了她在俗时候的衣饰。但是,奇怪得很,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独房里继续修行时,却再也静不下来了,见妖怪,见裸体的女人。他急遁,远行,然而仍然没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为其实爱上了泰绮思,所以神魂颠倒了的,但一群愚民,却还是硬要当他圣僧,到处跟着他祈求,礼拜,拜得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终于决计自白,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

      不过京海之争的目前的结局,却和这一本书的不同,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她也张开两条臂膊,叫道“来口虐!”于是——团圆了。

      《泰绮思》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8〕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倘有严正的批评家,以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实本领”,我也不想来争辩。但我觉得自己却真如那本书里所写的愚民一样,在没有听到“我爱你”和“来?”之前,总以为奚落单是奚落,鄙薄单是鄙薄,连现在已经出了气的弗洛伊特学说也想不到。

      到这里又要附带一点声明:我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并非处心积虑,要用妓女来比海派的文人。这种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妨随意改换的,即改作隐士,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类,都无不可。况且泰绮思其实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时是泼剌的活,出家后就刻苦的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9〕。

      至于为什么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来?”了呢?说起来,可又是事前的推测,对不对很难定了。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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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0:03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四月十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署名旅隼。

      〔2〕指关于“京派和海派”的争论。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在上海的作家。十二月一日苏汶在上海《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接着,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就展开了所谓“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3〕指《“京派”与“海派”》一文,后收入《花边文学》。

      〔4〕老京派的题签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封面有当时在北平的周作人的题签;文中所说的“真正老京派”,即指周作人。

      〔5〕新出的刊物指一九三五年二月创刊的《文饭小品》月刊,康嗣群编辑。施蛰存发行。它是由施筹款创办的。该刊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第一篇文章是知堂(周作人)的《食味杂咏注》,最末一篇是施蛰存的《无相庵断残录》。文中所说“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指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该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卷首刊有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

      〔6〕《文饭小品》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发表署名酉生的《某刊物》一文,其中说《太白》半月刊第十一期有评论《文饭小品》的两篇小文,“文章一开头都是‘某刊物创刊号’那么一句。这地方,我觉得未免‘太’不坦‘白’了。”“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来看了,他说:‘……他们如果在文章中写明了《文饭小品》字样,岂不就等于替你登了广告?’”

      〔7〕法郎士(A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泰绮思》,长篇小说,作于一八九一年。它的两种中译本是:《黛丝》,杜衡译,一九二八年开明书店出版;《女优泰绮思》,徐蔚南译,一九二九年世界书局出版。

      〔8〕弗洛伊特(S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9〕打棚上海方言,开玩笑的意思。


“靠天吃饭”

      “靠天吃饭说”是我们中国的国宝。清朝中叶就有《靠天吃饭图》的碑〔2〕,民国初年,状元陆润庠〔3〕先生也画过一张:一个大“天”字,末一笔的尖端有一位老头子靠着,捧了碗在吃饭。这图曾经石印,信天派或嗜奇派,也许还有收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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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0:04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而大家也确是实行着这学说,和图不同者,只是没有碗捧而已。这学说总算存在着一半。

      前一月,我们曾经听到过嚷着“旱象已成”,现在是梅雨天,连雨了十几日,是每年必有的常事,又并无飓风暴雨,却又到处发现水灾了。植树节〔4〕所种的几株树,也不足以挽回天意。“五日一风,十日一雨”的唐虞之世〔5〕,去今已远,靠天而竟至于不能吃饭,大约为信天派所不及料的罢。到底还是做给俗人读的《幼学琼林》〔6〕聪明,曰:“轻清者上浮而为天”,“轻清”而又“上浮”,怎么一个“靠”法。

      古时候的真话,到现在就有些变成谎话。大约是西洋人说的罢,世界上穷人有份的,只有日光空气和水。这在现在的上海就不适用,卖心卖力的被一天关到夜,他就晒不着日光,吸不到好空气;装不起自来水的,也喝不到干净水。报上往往说:“近来天时不正,疾病盛行”,这岂只是“天时不正”之故,“天何言哉”〔7〕,它默默地被冤枉了。

      但是,“天”下去就要做不了“人”,沙漠中的居民为了一塘水,争夺起来比我们这里的才子争夺爱人还激烈,他们要拚命,决不肯做一首“阿呀诗”就了事。洋大人斯坦因〔8〕博士,不是从甘肃敦煌的沙里掘去了许多古董么?那地方原是繁盛之区,靠天的结果,却被天风吹了沙埋没了。为制造将来的古董起见,靠天确也是一种好方法,但为活人计,却是不大值得的。

      一到这里,就不免要说征服自然了,但现在谈不到,“带住”可也。

      七月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署名姜珂。

      〔2〕《靠天吃饭图》的碑山东济南大明湖铁公祠有这样的碑,并附有清嘉庆癸酉(1813)魏祥的一篇文章,其中说:“余襄工五台,得此石拓,语虽近俚,实有理趣……今重刊一石,作《靠天论》,以与天下吃饭者共质之。”

      〔3〕陆润庠(1841—1915)字凤石,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同治时状元,官至东阁大学士。

      〔4〕植树节一九三○年,国民党政府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为植树节。

      〔5〕“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语见王充《论衡·是应》:“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风不鸣条,雨不破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唐虞之世,指我国上古传说中的尧(陶唐氏)、舜(有虞氏)时代。儒家典籍中常把它作为太平盛世的典范。

      〔6〕《幼学琼林》参看本卷第52页注〔7〕。该书的首二句为:“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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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0:05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7〕“天何言哉”孔丘的话,见《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8〕斯坦因(MAStein,1862—1943)英国考古学家。他曾在一九○七年、一九一四年先后从甘肃敦煌千佛洞等处盗走我国大量古代文物。敦煌,汉唐时代我国与中亚和欧洲交通线上的重镇,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


“题未定”草(一至三)

      极平常的豫想,也往往会给实验打破。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2〕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蹰”,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

      新近就因为豫想的不对,自己找了一个苦吃。《世界文库》〔3〕的编者要我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没有细想,一口答应了。这书我不过曾经草草的看过一遍,觉得写法平直,没有现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时的人们还在蜡烛光下跳舞,可见也不会有什么摩登名词,为中国所未有,非译者来闭门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样的名词,譬如电灯,其实也不算新花样了,一个电灯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样:花线,灯泡,灯罩,沙袋,扑落〔4〕,开关。但这是上海话,那后三个,在别处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里有一篇短篇〔5〕,讲到铁厂,后来有一位在北方铁厂里的读者给我一封信,说其中的机件名目,没有一个能够使他知道实物是什么的。呜呼,——这里只好呜呼了——其实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纪末我在江南学习挖矿时,得之老师的传授。不知是古今异时,还是南北异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学家靠它修养的《庄子》和《文选》或者明人小品里,也找不出那些名目来。没有法子。“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最没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还太自大,竟又小觑了《死魂灵》,以为这倒不算什么,担当回来,真的又要翻译了。于是“苦”字上头。仔细一读,不错,写法的确不过平铺直叙,但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隐藏,要感得到;虽然重译,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锋头。里面确没有电灯和汽车,然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菜单,赌具,服装,也都是陌生家伙。这就势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但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罚酒是应该喝干的:硬着头皮译下去。到得烦厌,疲倦了的时候,就随便拉本新出的杂志来翻翻,算是休息。这是我的老脾气,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灾乐祸之意,其意若曰:这回是轮到我舒舒服服的来看你们在闹什么花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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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0:06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好像华盖运还没有交完,仍旧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学》四卷六号,一翻开来,卷头就有一幅红印的大广告,其中说是下一号里,要有我的散文了,题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编辑先生的确曾经给我一封信,叫我寄一点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谓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广告来了,情同绑票,令我为难。但同时又想到这也许还是自己错,我曾经发表过,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乃是挤出来的〔6〕。他大约正抓住了这弱点,在用挤出法;而且我遇见编辑先生们时,也间或觉得他们有想挤之状,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说:“我的文章,是挤也挤不出来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谈自己,以及有些文豪们的专讲别人。

      但是,积习还未尽除,稿费又究竟可以换米,写一点也还不算什么“冤沉海底”。笔,是有点古怪的,它有编辑先生一样的“挤”的本领。袖手坐着,想打盹,笔一在手,面前放一张稿子纸,就往往会莫名其妙的写出些什么来。自然,要好,可不见得。

      二

      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7〕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传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但副词的“地”字,却还是使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看惯了这字的读者已经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发见我的新职业了:做西崽〔8〕。

      还是当作休息的翻杂志,这回是在《人间世》二十八期上遇见了林语堂先生的大文,摘录会损精神,还是抄一段——“……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历史地’为形容词,‘历史地的’为状词,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辫子,然则‘快来’何不因‘快’字是状词而改为‘快地的来’?此类把戏,只是洋场孽少怪相,谈文学虽不足,当西崽颇有才。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今文八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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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0:07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其实是“地”字之类的采用,并非一定从高等华人所擅长的英文而来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况且看上文的反问语气,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实际上也并不将“快来”改为“快地的来”,这仅是作者的虚构,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谓“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之例了。不过不切实,倘是“自称摩登”的“今人”所说,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还住在故乡,看了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们那里只有几个洋教堂,里面想必各有几位西崽,然而很难得遇见。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标本,虽不过“颇”,也够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后来竟到了上海,上海住着许多洋人,因此有着许多西崽,因此也给了我许多相见的机会;不但相见,我还得了和他们中的几位谈天的光荣。不错,他们懂洋话,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这是他们的吃饭家伙,专用于服事洋东家的,他们决不将洋辫子拖进中国话里来,自然更没有捣乱中国文法的意思,有时也用几个音译字,如“那摩温”,“土司”〔9〕之类,但这也是向来用惯的话,并非标新立异,来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10〕;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不过要戴草帽,眼镜也不用玳瑁边的老样式,倘用华洋的“门户之见”看起来,这两样却不免是缺点。

      又倘使我要另找职业,能说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为我以为用工作换钱,西崽和华仆在人格上也并无高下,正如用劳力在外资工厂或华资工厂换得工资,或用学费在外国大学或中国大学取得资格,都没有卑贱和清高之分一样。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租界上的中国巡捕,也常常有这一种“相”。

      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乐,除非你扫了他的兴头。三

      由前所说,“西崽相”就该和他的职业有关了,但又不全和职业相关,一部份却来自未有西崽以前的传统。所以这一种相,有时是连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11〕,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虽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众人之上”的文素臣〔12〕,就是这标本。他是崇华,抑夷,其实却是“满崽”;古之“满崽”,正犹今之“西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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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楼主| 发表于 2012-8-15 20:00:08 | 只看该作者 标记书签
      所以虽是我们读书人,自以为胜西崽远甚,而洗伐未净,说话一多,也常常会露出尾巴来的。再抄一段名文在这里——“……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

      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今文八弊》中)〔13〕

      但是,这种“新装”的开始,想起来却长久了,“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14〕,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但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势奴才,拜金崽子,当然更不会知道。但即使现在绍介波兰诗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他们就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吗?况且“已经闻名”,是谁闻其“名”,又何从而“闻”的呢?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15〕,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外国的文人,要在中国闻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够的,他反要得到轻薄。

      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剌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诃德》〔16〕,纵使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对于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语堂先生的训词移到这里来的——

      “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

      不过后两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来思去,不过“奴”得巧妙一点而已。中国宁可有未“思”的西崽,将来的文学倒较为有望。

      但“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国却确是不遇的。中国的立学校来学这四国语,为时已久〔17〕,开初虽不过意在养成使馆的译员,但后来却展开,盛大了。学德语盛于清末的改革军操,学法语盛于民国的“勤工俭学”〔18〕。学英语最早,一为了商务,二为了海军,而学英语的人数也最多,为学英语而作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最多,由英语起家的学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军不过将军舰送人,绍介“已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19〕,连绍介最大的“已经闻名”的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的,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20〕。这缘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则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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