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且介亭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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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Ｐｉｇ－ｔａｉｌ——猪尾巴。这一句话，现在是早不听见了，那意思，似乎也不过说人头上生着猪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国人自己一斗嘴，便彼此互骂为“猪猡”的，还要客气得远。不过那时的青年，好像涵养工夫没有现在的深，也还未懂得“幽默”，所以听起来实在觉得刺耳。而且对于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辫子的模样，也渐渐的觉得并不雅观，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来拖在背后，真好像做着好给别人来拔着牵着的柄子。对于它终于怀了恶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为·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的〔３２〕。（这两句，奉官谕改为“不足怪的”。）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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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四

      然而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３４〕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幸而不几天就失败了，使我们至今还可以剪短，分开，披落，烫卷……张勋的姓名已经暗淡，“复辟”的事件也逐渐遗忘，我曾在《风波》里提到它，别的作品上却似乎没有见，可见早就不受人注意。现在是，连辫子也日见稀少，将与周鼎商彝同列，渐有卖给外国人的资格了。

      我也爱看绘画，尤其是人物。国画呢，方巾长袍，或短褐椎结，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洋画呢，歪脸汉子，肥腿女人，也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这回见了几幅钢笔画和木刻的阿Ｑ像，这才算遇到了在艺术上的辫子，然而是没有一条生得合式的。想起来也难怪，现在的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生下来已是民国，就是三十岁的，在辫子时代也不过四五岁，当然不会深知道辫子的底细的了。·那·么，·我·的“·舒·愤·懑”，·恐·怕·也·很·难·传·给·别·人，·令·人·一·样·的·愤·激，·感·慨，·欢·喜，·忧·愁·的·罢。十二月十七日。

      一星期前，我在《病后杂谈》里说到铁氏二女的诗。据杭世骏说，钱谦益编的《列朝诗集》〔３５〕里是有的，但我没有这书，所以只引了《订讹类编》完事。今天《四部丛刊续编》的明遗民彭孙贻《茗斋集》〔３６〕出版了，后附《明诗钞》，却有铁氏长女诗在里面。现在就照抄在这里，并将范昌期原作，与所谓铁女诗不同之处，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较。照此看来，作伪者实不过改了一句，并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教坊献诗

      教坊脂粉（落籍）洗铅华，一片闲（春）心对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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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曲听来犹（空）有恨，故园归去已（却）无家。云鬟半挽（馨）临妆（青）镜，雨泪空流（频弹）湿绛纱。今日相逢白司马（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与诉（为赋）琵琶。

      但俞正燮《癸巳类稿》又据茅大芳希董集》，言“铁公妻女以死殉”〔３７〕；并记或一说云，“铁二子，无女。”那么，连铁铉有无女儿，也都成为疑案了。两个近视眼论扁额上字，辩论一通，其实连扁额也没有挂，原也是能有的事实。不过铁妻死殉之说，我以为是粉饰的。《合艹州史料》所记，奏文与上谕具存，王世贞明人，决不敢捏造。

      倘使铁铉真的并无女儿，或有而实已自杀，则由这虚构的故事，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因献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二十三日之夜，附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三号，发表时题目被改为《病后余谈》，副题亦被删去。参看本书《附记》。

      〔２〕宋端仪字孔时，福建莆田人，明成化时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佥事。著有《考亭渊源录》、《立斋闲录》等。《立斋闲录》，四卷，是依据明人的碑志和说部杂录的笔记，自太祖吴元年至英宗天顺（１３６７—１４６４）止。鲁迅家藏的是明抄《国朝典故》本，残存上二卷。

      〔３〕“礼不下庶人”语见《礼记·曲礼》。

      〔４〕《汇刻书目》清代王懿荣编，共二十卷，系将顾修原编本及朱隘增订本重编而成，是各种丛书的详细书目，共收丛书五百六十余种。后来又有《续汇刻书目》、《续补汇刻书目》、《再续补汇刻书目》等。

      〔５〕《宫闺秘典》即《皇明宫闺秘典》，又名《酌中志》，明代刘若愚著，共二十四卷，写明末太监魏忠贤专权时的宫廷内幕情况。

      〔６〕傅某指傅增湘（１８７２—１９４９），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

      〔７〕《永乐实录》明代杨士奇等编纂，共一三○卷；《明史·艺文志》作《成祖实录》。

      〔８〕《安徽丛书》安徽丛书编审会编辑，共四集，内容为汇集安徽人的著作，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陆续出版。

      〔９〕俞正燮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代学者。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四养斋诗稿》等。《癸巳类稿》，共十五卷，刻于道光癸巳（１８３３），内容是考订经、史以至小说、医学的杂记，《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一文载《癸巳类稿》卷十二中。收入《安徽丛书》的这一部书是作者晚年的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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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字元美，号凤洲，别号合艹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著有《合艹州山人四部稿》、《合艹山堂别集》等。《合艹州史料》，明代董复表编，系采录王世贞著作中有关朝野的记载编纂而成，计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

      〔１１〕齐泰江苏溧水人，官兵部尚书；下文的黄子澄，江西分宜人，官太常卿；茅大芳，江苏泰兴人，官副都御史。他们都是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永乐登位时被杀。

      〔１２〕惰民又作堕民，明代称作丐户，清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始废除惰民的“丐籍”。教坊废于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女乐废于清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１３〕“舒愤懑”汉代班固作有《典引》一文，歌颂朝廷功德，文前小引中说：“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舒愤懑”，即班固所说的“启发愤满”。

      〔１４〕“不亦快哉！”金圣叹在他批评的《西厢记》的《圣叹外书》卷七《拷艳》章篇首中说：“昔与亚斤山同客共住，霖雨十日，对床无聊，因约赌说快事，以破积闷。”下面就记录了“快事”三十三则，每则都用“不亦快哉”一语结束。

      〔１５〕《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校刊。共五集，计三十六种，所收主要是掌故、说部、释道方面的书。《茅亭客话》，宋代黄休复著，共十卷，内容系记录从五代到宋真宗时（约当公元十世纪）的蜀中杂事。

      〔１６〕《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编选影印的丛书《四部丛刊》的续编，共八十一种，五百册。

      〔１７〕洪迈（１１２３—１２０２）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代文学家。《容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又《五笔》十卷，是一部有关经史、文艺、掌故等的笔记。

      〔１８〕张元济（１８６７—１９５９）字菊生，浙江海盐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著有《校史随笔》、《涉园序跋集录》等。《容斋随笔五集》有张元济写于一九三四年的跋，其中说：“清代坊刻，《随笔》卷九阙《五胡乱华》一则，《三笔》卷三阙《北狄俘虏之苦》一则，卷五阙《北虏诛宗王》一则。盖当时深讳胡、虏等字，刊者惧罹禁网，故概从删削。”

      〔１９〕晁说之（１０５９—１１２９）字以道，号景迂，清丰（今属河北）人，宋代文学家。著有《嵩山文集》、《晁氏客语》等。《嵩山文集》，二十卷，是他的诗文集，《负薪对》载于卷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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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

      〔２１〕《訄书》章太炎早期的一部学术论著，木刻本印行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二年改订出版时，作者删去了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客帝》等篇，增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论文，共收《原学》、《原人》、《序种姓》、《原教》、《哀清史》、《解辫发》等文共六十三篇，卷首有“前录”二篇：《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并在《客帝匡谬》文末说：“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著之以自劾，录而删是篇。”一九一四年作者重行增删时，删去“前录”二篇及《解辫发》等文，并将书名改为《检论》。

      〔２２〕“客卿”战国时代，某一诸侯国任用他国人担任官职，称之为客卿。如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楚国人。

      〔２３〕《湖北学生界》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北学生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创刊于东京，第四期起改名为《汉声》。同年闰五月另编“闰月增刊”一册，题名为《旧学》，扉页背面印有集南朝梁萧统《文选》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四句，前二句见《文选》卷一东汉班固《西都赋》，后二句见同书卷五十六班固《封燕然山铭》。

      〔２４〕乾隆皇帝南巡清代乾隆帝在位六十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曾先后巡游江南六次，沿途供应频繁，销耗民财民力甚巨；在他第二次巡游后，视学江苏回来的大臣尹会一就已奏称：“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

      〔２５〕“长毛”指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队。为了对抗清政府剃发留辫的法令，他们都留发而不结辫，因此被称为“长毛”。“短毛”，指剃发的清朝官兵。“花绿头”，指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法、英帝国主义军队。清代许瑶光《谈浙》卷四“谈洋兵”条：“法国兵用花布缠头，英国兵则用绿布，故人称绿头、花头云。”

      〔２６〕“世袭云骑尉”云骑尉是官名。唐、宋、元、明各朝都有这名称；清朝则以为世袭的职位，为世职的末级。凡阵亡者授爵，自云骑尉至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不等。

      〔２７〕“心事如波涛”唐代诗人李贺《申胡子觱篥歌》中的句子。

      〔２８〕“四十而不惑”孔丘的话，语见《论语·为政》，据朱熹《集注》，“不惑”是“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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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满族旧俗，男子剃发垂辫（剃去头顶前部头发，后部结辫垂于脑后）。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薙（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此事曾引起各地人民的广泛反抗，有许多人被杀。

      〔３０〕开口跳传统戏曲中武丑的俗称。

      〔３１〕吴友如（？—约１８９３）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申江胜景图》分上下二卷，出版于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会审公堂，即会审公廨，清末民初上海租界内的审判机关，由中外会审官会同审理租界内华人和外侨的互控案件。

      〔３２〕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指国民党反动派诬蔑进步人士拿卢布，信俄国人的学说。“斯基”是俄国常见姓氏的词尾。

      〔３３〕指施蛰存。他在《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曾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

      〔３４〕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原为清朝提督，民国成立后，他和所部官兵仍留着辫子，表示忠于清王朝。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他在北京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

      〔３５〕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任礼部侍郎。清军占领南京时，他首先迎降，因此为人所鄙视。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列朝诗集》是他选辑的明诗的总集，共六集，计八十一卷；铁氏二女诗载闰集卷四中。

      〔３６〕彭孙贻（１６１５—１６７３）字仲谋，号茗斋，浙江海盐人。明代选贡生，明亡后闭门不出。著有《茗斋集》、《茗香堂史论》等。《茗斋集》是他的诗词集，共二十三卷；所附《明诗钞》共九卷，铁氏长女诗载卷五中。

      〔３７〕俞正燮在《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一文中引永乐上谕后的小注说：“大芳有《希董集》，言妻张氏及女媳皆死于井，未就逮；书藏其家。又铁公妻女亦以死殉，与此不同。”


难行和不信

      中国的“愚民”——没有学问的下等人，向来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无端的问他多少年纪，什么意见，兄弟几个，家景如何，他总是支吾一通之后，躲了开去。有学识的大人物，很不高兴他们这样的脾气。然而这脾气总不容易改，因为他们也实在从经验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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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被谁注意了，一不小心，至少就不免上一点小当，譬如罢，中国是改革过的了，孩子们当然早已从“孟宗哭竹”“王祥卧冰”〔２〕的教训里蜕出，然而不料又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年”〔３〕，爱国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笔，或者用舌，不怕劳苦的来给他们教训。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照读”“凿壁偷光”〔４〕的志士；一个说要爱国，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诃德〔５〕。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那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

      请援，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中国的儿童给大家特别看得起，那当然也很好，然而出来的题目就因此常常是难题，仍如飞剑一样，非上武当山〔６〕寻师学道之后，决计没法办。到了二十世纪，古人空想中的潜水艇，飞行机，是实地上成功了，但《龙文鞭影》或《幼学琼林》〔７〕里的模范故事，却还有些难学。

      我想，便是说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

      所以听的人也不相信。我们听了千多年的剑仙侠客，去年到武当山去的只有三个人，只占全人口的五百兆分之一，就可见。古时候也许还要多，现在是有了经验，不大相信了，于是照办的人也少了。——但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８〕，也就是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

      七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二期，署名公汗。

      〔２〕“孟宗哭竹”据唐代白居易所编《白氏六帖》：三国时吴人“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王祥卧冰”，据《晋书·王祥传》：王祥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这两个故事后来都收入《二十四孝》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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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儿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呈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又根据中华慈幼协会的呈请，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开始的一年为全国儿童年。

      〔４〕“囊萤照读”见《晋书·车胤传》：“车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凿壁偷光”，见《西京杂记》卷二：“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５〕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一六○五年和一六一五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角。

      〔６〕武当山在湖北均县北，山上有紫霄宫、玉虚宫等道教宫观。《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引南朝宋郭仲产《南雍州记》说：“武当山广三四百里，……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

      〔７〕《龙文鞭影》明代萧良友编著，内容是从古书中摘取一些历史典故编成四言韵语。《幼学琼林》，清代程允升编著，内容系杂集关于天文、人伦、器用、技艺等成语典故，用骈文写成。两书都是旧时学塾的初级读物。

      〔８〕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之流。戴季陶在一九三四年曾捐款修建吴兴孔庙。同年他又和当时已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宣扬“佛法”。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２〕，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上海的华界虽然接近夷（亦作彝）场〔３〕，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４〕。八月三十日的《申报》〔５〕报告我们说——“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四十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

      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

      乐器不分古今，一律配入，盖和周朝的韶乐，该已很有不同。但为“扩大音量起见”，也只能这么办，而且和现在的尊孔的精神，也似乎十分合拍的。“孔子，圣之时者也”〔６〕，“亦即圣之摩登者也”，要三月不知鱼翅燕窝味，乐器大约决非“共四十种”不可；况且那时候，中国虽然已有外患，却还没有夷场。

      不过因此也可见时势究竟有些不同了，纵使“扩大音量”，终于还扩不到乡间，同日的《中华日报》上，就记着一则颇伤“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的体面的新闻，最不凑巧的是事情也出在二十七——“（宁波通讯）余姚入夏以来，因天时亢旱，河水干涸，住民饮料，大半均在河畔开凿土井，借以汲取，故往往因争先后，而起冲突。廿七日上午，距姚城四十里之朗霞镇后方屋地方，居民杨厚坤与姚士莲，又因争井水，发生冲突，互相加殴。姚士莲以烟筒头猛击杨头部，杨当即昏倒在地。继姚又以木棍石块击杨中要害，竟遭殴毙。迨邻近闻声施救，杨早已气绝。而姚士莲见已闯祸，知必不能免，即乘机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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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７〕，

      ·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听说在阿拉伯，有些地方，水已经是宝贝，为了喝水，要用血去换。“我国民族性”是“酷爱和平”的，想必不至于如此。·但·余·姚·的·实·例·却·未·免·有·点·怕·人，·所·以·我·们·除·食·肉·者·听·了·而·不·知·肉·味·的“·韶·乐”·之·外，·还·要·不·知·水·味·者·听·了·而·不·想·水·喝·的“·韶·乐”。八月二十九日。〔８〕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公汗。

      〔２〕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提议，明令公布以八月二十七日孔丘生日为“国定纪念日”。当时南京、上海等地曾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曾于一九一四年二月颁布祀孔令，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主持盛大祭礼。

      〔３〕夷场指上海的租界。我国古代泛称东方各民族为夷，明清时也用以称外国人。因清朝统治者忌讳“夷狄”字样，所以有时“夷场”也写作“彝场”。

      〔４〕“韶乐”相传是虞舜时的乐曲。《论语·述而》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记载。

      〔５〕《申报》我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报纸，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时停刊。

      〔６〕“孔子，圣之时者也”语见《孟子·万章》，是孟轲称道孔丘的话。

      〔７〕“非小人无以养君子”语出《孟子·滕文公》：“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８〕本文发表时原未署写作日期，此处所记有误：文中所引新闻二则均见八月三十日报；又据《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寄望道信并稿一篇”，“望道”即当时《太白》的编辑陈望道，所寄稿即本文。


儒术

      元遗山〔２〕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３〕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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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４〕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k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５〕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６〕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７〕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８〕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