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且介亭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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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前“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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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１〕，前“第三种人”〔２〕施蛰存〔３〕和杜衡即苏汶〔４〕，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５〕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６〕，和生存不能两立。

      这一本集子和《花为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７〕，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８〕。

      〔１〕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余姚人。曾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所谓唯美主义文学。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２〕“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中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之外的“第三种人”，鼓吹“文艺自由论”，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第三种人”“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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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施蛰存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编《现代》月刊、《文饭小品》等。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服尔泰》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

      〔４〕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苏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曾编辑《现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中说，“杂文的流行”，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至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

      〔５〕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杂文和杂文家》中，说杂文的兴盛，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６〕“死之说教者”原是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这里借用其字面的意思。

      〔７〕诗史意思是可以作为历史看的诗，语见《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后也泛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

      〔８〕且介亭当时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个地区是“越界筑路”（帝国主义者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区域，即所谓“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以眼还眼”

      杜衡先生在“最近，出于‘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凯撒传》〔２〕。这一读是颇有关系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拜读他从读旧书而来的新文章：《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见《文艺风景》〔３〕创刊号）。

      这个剧本，杜衡先生是“曾经用两个月的时间把它翻译出来过”的，就可见读得非常子细。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剧里，莎氏描写了两个英雄——凯撒，和……勃鲁都斯。……还进一步创造了两位政治家（煽动家）——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但最后的胜利却属于安东尼，而“很明显地，安东尼底胜利是凭借了群众底力量”，于是更明显地，即使“甚至说，群众是这个剧底无形的主脑，也不嫌太过”了。

      然而这“无形的主脑”是怎样的东西呢？杜衡先生在叙事和引文之后，加以结束——决不是结论，这是作者所不愿意说的——道——

      “在这许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记把群众表现为一个力量的；不过，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自然，我们不能贸然地肯定这是群众底本质，但是我们倘若说，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大概不会有什么错误吧。这看法，我知道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至于我，说实话，我以为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至今还超乎我底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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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衡先生是文学家，所以这文章做得极好，很谦虚。假如说，“妈的群众是瞎了眼睛的！”即使根据的是“理性”，也容易因了表现的粗暴而招致反感；现在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莎士比亚老前辈“把群众这样看法的”，您以为怎么样呢？“巽语之言，能无说乎”〔４〕，至少也得客客气气的搔一搔头皮，如果你没有翻译或细读过莎剧《凯撒传》的话——只得说，这判断，更是“超乎我底能力之上”了。

      于是我们都不负责任，单是讲莎剧。莎剧的确是伟大的，仅就杜衡先生所绍介的几点来看，它实在已经打破了文艺和政治无关的高论了。群众是一个力量，但“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据莎氏的表现，至少，他们就将“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况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判断了。一本《凯撒传》，就是作政论看，也是极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却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自然，在杜衡先生，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应该爱惜这一位以《凯撒传》给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断了那一种“朋友们”，却未免太不顾事实了。现在不但施蛰存先生已经看见了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见《现代》九月号）〔５〕，便是《资本论》里，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尝说他有罪么？将来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６〕来证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责莎士比亚的迷信一样，会特地“吊民伐罪”〔７〕，和杜衡先生一般见识的。

      况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写给心情和他两样的人们来读的，因为会看见《文艺风景》这一本新书的，当然决不是怀着“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书，可也就不至于只看一本《文艺风景》了，讲莎剧的书又很多，涉猎一点，心情就不会这么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家”（煽动家）所煽动。那些“朋友们”除注意作者的时代和环境而外，还会知道《凯撒传》的材料是从布鲁特奇的《英雄传》〔８〕里取来的，而且是莎士比亚从作喜剧转入悲剧的第一部；作者这时是失意了。为什么事呢，还不大明白。但总之，当判断的时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豫言的痛快，简单。

      单是对于“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两样的就有的是。现在只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国的显斯妥夫（ＬｅｖＳｈｅｓｔｏｖ）〔９〕先生的见解，而且是结论在这里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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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攸里乌斯·凯撒》中活动的人，以上之外，还有一个。那是复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说‘群众’。

      莎士比亚之被称为写实家，并不是无意义的。无论在那一点，他决不阿谀群众，做出凡俗的性格来。他们轻薄，胡乱，残酷。今天跟在彭贝〔１０〕的战车之后，明天喊着凯撒之名，但过了几天，却被他的叛徒勃鲁都斯的辩才所惑，其次又赞成安东尼的攻击，要求着刚才的红人勃鲁都斯的头了。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１１〕之辈的，他们那一面，也轻蔑着群众。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撒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面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他们的功绩之类，是用不着想到的。他们那一面也很明白，施与些像个王者的宽容，借此给自己收得报答。在拥挤着这些满是虚荣心的人们的连串里，间或夹杂着勃鲁都斯那样的廉直之士，是事实。然而谁有从山积的沙中，找出一粒珠子来的闲工夫呢？群众，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从群众看来，不过是余兴。在其间，正义就占了胜利，而幕也垂下来了。”（《莎士比亚〔剧〕中的伦理的问题》）

      这当然也未必是正确的见解，显斯妥夫就不很有人说他是哲学家或文学家。不过便是这一点点，就很可以看见虽然同是从《凯撒传》来看它所表现的群众，结果却已经和杜衡先生有这么的差别。而且也很可以推见，正不会如杜衡先生所豫料，“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了。

      所以，杜衡先生大可以不必替莎士比亚发愁。彼此其实都很明白：“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就是在那时候的群众，也“不过是余兴”而已。

      九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五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同年九月三十日《鲁迅日记》：“夜作《解杞忧》一篇”，即此文。

      “以眼还眼”，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２〕莎士比亚（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家、诗人。《凯撒传》，即《攸里乌斯·凯撒》。是一部以凯撒为主角的历史剧。凯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罗马将领、政治家。公元前四十八年被任为终身独裁者，公元前四十四年被共和派领袖勃鲁都斯（约前８５—前４２）刺死。勃鲁都斯刺杀凯撒后，逃到罗马的东方领土，召集军队，准备保卫共和政治；公元前四十二年被凯撒部将安东尼（约前８３—前３０）击败，自杀身死。卡西乌斯（？—前４２），罗马地方长官，刺杀凯撒的同谋者，亦为安东尼所败，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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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文艺风景》月刊，施蛰存编辑，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仅出二期。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４〕“巽语之言，能无说乎”孔丘的话。语见《论语·子罕》。“巽语”原作“巽与”，据朱熹《集注》：“巽言者，婉而导之也。”“说”同“悦”。

      〔５〕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施蛰存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说：“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五年五月停刊。

      〔６〕《哈孟雷特》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剧中几次出现被毒死的丹麦国王老哈姆雷特的鬼魂。

      〔７〕“吊民伐罪”旧时学塾初级读物《千字文》中的句子。“吊民”原出《孟子·滕文公》：“诛其君，吊其民。”“伐罪”原出《周礼·夏官·大司马》：“救无辜，伐有罪。”

      〔８〕布鲁特奇（Ｐｌｕｔａｒｃｈ，约４６—约１２０）通译普鲁塔克，古希腊作家。《英雄传》，即《希腊罗马名人传》，是欧洲最早的传记文学作品后来不少诗人和历史剧作家都从中选取题材。

      〔９〕显斯妥夫（UVJHIG，１８６８—１９３８）俄国文艺批评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寓居巴黎。著有《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等。

      〔１０〕彭贝（ＧＰｏｍｐｅｉｕｓ，前１０６—前４８）古罗马将军，公元前七○年任执政；后与凯撒争权，公元前四十八年为凯撒所败，逃亡埃及，被他的部下所暗杀。

      〔１１〕辛那（ＬＣＣｉｎｎａ）公元前四十四年任罗马地方长官。凯撒被刺时，他同情并公开赞美刺杀者。


论俗人应避雅人

      这是看了些杂志，偶然想到的——浊世少见“雅人”，少有“韵事”。但是，没有浊到彻底的时候，雅人却也并非全没有，不过因为“伤雅”的人们多，也累得他们“雅”不彻底了。

      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２〕。新月社的作家们是最憎恶骂人的，但遇见骂人的人，就害得他们不能不骂〔３〕。林语堂先生是佩服“费厄泼赖”的〔４〕，但在杭州赏菊，遇见“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的青年，他就不能不“假作无精打彩，愁眉不展，忧国忧家”（详见《论语》五十五期）的样子〔５〕，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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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没有别人，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优，所谓“相反而实相成”〔６〕者，就是这。但又须别人凑趣，至少是知趣，即使不能帮闲，也至少不可说破，逼得好人们再也好不下去。例如曹孟德是“尚通侻”〔７〕的，但祢正平天天上门来骂他，他也只好生起气来，送给黄祖去“借刀杀人”了。〔８〕祢正平真是“咎由自取”。所谓“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罗帐，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觉和吃饭，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盘算些挣钱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绝无其事。但他的出众之处，是在有时又忽然能够“雅”。倘使揭穿了这谜底，便是所谓“杀风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带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若无此辈，何至于此呢？所以错处总归在俗人这方面。

      譬如罢，有两位知县在这里，他们自然都是整天的办公事，审案子的，但如果其中之一，能够偶然的去看梅花，那就要算是一位雅官，应该加以恭维，天地之间这才会有雅人，会有韵事。如果你不恭维，还可以；一皱眉，就俗；敢开玩笑，那就把好事情都搅坏了。然而世间也偏有狂夫俗子；记得在一部中国的什么古“幽默”书里〔９〕，有一首“轻薄子”咏知县老爷公余探梅的七绝——红帽哼兮黑帽呵，风流太守看梅花。

      梅花低首开言道：小底梅花接老爷。

      这真是恶作剧，将韵事闹得一塌胡涂。而且他替梅花所说的话，也不合式，它这时应该一声不响的，一说，就“伤雅”，会累得“老爷”不便再雅，只好立刻还俗，赏吃板子，至少是给一种什么罪案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你俗，再不能以雅道相处了。

      小心谨慎的人，偶然遇见仁人君子或雅人学者时，倘不会帮闲凑趣，就须远远避开，愈远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着和他们口头大不相同的脸孔和手段。晦气的时候，还会弄到卢布学说〔１０〕的老套，大吃其亏。只给你“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倒还不打紧，——然而险矣。

      大家都知道“贤者避世”〔１１〕，我以为现在的俗人却要避雅，这也是一种“明哲保身”。

      十二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署名且。

      〔２〕朱子即朱熹。他给官妓吃板子一事，见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天台营妓严蕊……色艺冠一时……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与正赏之双缣……其后朱晦庵（按即朱熹）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筍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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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指梁实秋等对作者的谩骂攻击。梁实秋在发表于《新月》第二卷第八号（一九二九年十月）的（“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副药太冷，那一到药太热，这一副药太猛，那—副药太慢。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又说：“‘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我们要的是积极的一个诊断，使得现状渐趋（或突变）于良善。现状如此之令人不满，有心的人恐怕不忍得再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了罢？”参看《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４〕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所谓性灵幽默文学。“费厄泼赖”，英语Ｆａｉｒｐｌａｙ的音译，意译为公正的比赛，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林语堂在《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提倡所谓“费厄泼赖”精神。参看《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及其有关注释。

      〔５〕林语堂在《论语》第五十五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游杭再记》中说：“见有二青年，口里含一支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于是防他们看见我‘有闲’赏菊，又加一亡国罪状，乃假作无精打采，愁眉不展，忧国忧家似的只是走错路而并非在赏菊的样子走出来。”

      〔６〕“相反而实相成”语出《汉书·艺文志》：“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７〕曹孟德（１５５—２２０）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官至丞相，封魏王，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帝。他处世待人，一般比较放达，不拘小节。通侻，即此意。

      〔８〕祢正平（１７３—１９８）即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据《后汉书·祢衡传》，祢衡屡次辱骂曹操，曹操想杀他而有所顾忌，就将他遣送与荆州刺史刘表；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与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

      〔９〕古“幽默”书清代倪鸿的《桐阴清话》卷一载有这首诗，其中“低首”作“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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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卢布学说指反动派诬蔑进步文化工作者受苏俄收买，接受卢布津贴的谣言。参看《二心集·序言》。

      〔１１〕“贤者避世”孔丘的话，见《论语·宪问》。据朱熹《集注》，“避世”是“天下无道而隐”的意思。


草鞋脚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２〕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３〕，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但这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４〕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参看本书《附记》。《草鞋脚》，鲁迅应美国人伊罗生之约和茅盾共同编选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二十六篇，由伊罗生等译成英文，当时未能出版，后经重编，于一九七四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印行。

      〔２〕《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作。通行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清代高鹗所续。

      〔３〕“文学革命”运动指“五四”前后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运动。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起鲁迅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４〕“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见明代杨慎编辑的《古今谚》所录方回《山经》引《相冢书》：“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肝而能语，医师色如土。”清代沈德潜编《古诗源》卷一亦载有此诗，“肺肝”作“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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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小学大全记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２〕，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竟无意之间买到了一种，曰《小学大全》，共五本，价七角，看这名目，是不大有人会欢迎的，然而，却是清朝的禁书。

      这书的编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亲尹会一〔３〕，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４〕。还请令旗籍〔５〕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６〕，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这部书便成于两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学》六卷，《考证》和《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二卷，合成一函，是为《大全》。也曾进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钦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许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为他的父亲请谥，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不过他豫先料不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所以接着还有一本，是请许“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８〕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铨当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时，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书和别项著作，实在不少，但其实也并无什么干碍之作。不过那时是决不能这样就算的，经大学士三宝〔９〕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结了。

      这也还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