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南腔北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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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鲁迅记。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一个人的受难》。

      〔２〕“长卷”窄长的横幅卷轴国画。古来题名《长江万里》、《江山无尽》的长卷很多，著名的有宋代夏?、明代周臣、清代王?等人的作品。以陶渊明《归去来辞》为题材的长卷，有明代徐贲等人的作品。

      〔３〕“死书”（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又译“死者之书”，古代埃及宗教文艺的一种。本为王公、贵族的陪葬物。它将多种咒语、祷文、颂歌写在长卷纸上，冒于死者棺中。许多“死书”还附有冥间的图画。

      〔４〕麦绥莱勒（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译麦绥莱尔，比利时画家、木刻家。曾为美国惠特曼、法国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作家的作品作插图。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还出版过他的连环画《光明的追求》、《我的忏悔》和《没有字的故事》。

      〔５〕陀密埃（１８０８—１８７９）通译杜米埃，法国讽刺画家，擅长石版画。戈耶（１７４２—１８２８），西班牙讽刺画家，擅长铜版画。

      〔６〕耶稣的这段话，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自选集自序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２〕上提倡“文学革命”〔３〕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４〕，见过二次革命〔５〕，见过袁世凯称帝〔６〕，张勋复辟〔７〕，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８〕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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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９〕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１０〕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

      这本《自选集》内收《野草》中的七篇：《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呐喊》中的五篇：《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Ｑ正传》、《鸭的喜剧》；《彷徨》中的五篇：《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故事新编》中的两篇：《奔月》、《铸剑》；《朝花夕拾》中的三篇：《狗·猫·鼠》、《无常》、《范爱农》。共计二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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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新青年》参看本卷第３０５页注〔１６〕。《新青年》最初的编辑是陈独秀。在北京出版后，主要成员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复、吴虞等。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新青年》团体逐渐发生分化。鲁迅是这个团体中的重要撰稿人。

      〔３〕“文学革命”指“五四”时期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

      〔４〕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果实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夺。

      〔５〕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因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所以称为“二次革命”。它很快就被袁世凯扑灭。

      〔６〕袁世凯称帝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原为清朝大臣，他在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实行帝制，自称皇帝，定年号为“洪宪”；同年三月被迫撤销。

      〔７〕张勋复辟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任安徽督军时，从徐州带兵到北京，七月一日和康有为等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

      〔８〕“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原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致友人弗里杰什·凯雷尼信中的话，鲁迅在《野草·希望》中曾引用。

      〔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语见屈原《离骚》。鲁迅曾引用它作为《彷徨》的题辞。

      〔１０〕这两句话，引自《呐喊·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１〕

      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２〕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３〕的变幻，又在《新小说》〔４〕上，看见了焦士威奴（ＪｕｌｅｓＶｅｒｎｅ）〔５〕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ＨAＲｉ*洌澹颍龋幔纾纾幔颍洌┑男说了，〔６〕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的“先觉”先生，自然是例外。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７〕，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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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以拉玛和吉利瑟那（ＲａｍａａｎｄＫｒｉｓｈｎａ）〔８〕的对话，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９〕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１０〕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１１〕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学士的讨伐，有的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１２〕，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１３〕，而重译尤令人讨厌。的确，除了《俄国戏曲集》以外，那时所有的俄国作品几乎都是重译的。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们虽然从安特来夫（ＬAＡｎｄｒｅｅｖ）的作品里遇*搅丝植溃?⒍?景纤绶颍ǎ虯Ａｒｔｓｙ－ｂａｓｈｅｖ）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但也从珂罗连珂（ＶA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１４〕学得了宽宏，从戈理基（Ｍａｘｉ*恚牵铮颍耄?└受了反抗。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早不是几个论客的自私的曲说所能掩蔽，这伟力，终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１５〕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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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之间，自然又遭了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的讨伐。对于绍介者，有的说是为了卢布〔１７〕，有的说是意在投降〔１８〕，有的笑为“破锣”〔１９〕，有的指为共党，而实际上的对于书籍的禁止和没收，还因为是秘密的居多，无从列举。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有些人们，也译了《莫索里尼传》，也译了《希特拉传》，但他们绍介不出一册现代意国或德国的白色的大作品，《战后》〔２０〕是不属于希特拉〔２１〕的I字旗下的*?端赖氖だ?贰玻玻病秤种好以“死”自傲。但苏联文学在我们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２３〕，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微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还多得很。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对于苏联的“舆论”，刹时都转变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许多报章，总要提起几点苏联的好处，有时自然也涉及文艺上：“复交”〔２４〕之故也。然而，可祝贺的却并不在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将要灭顶的时候，只要抓得着，是无论“破锣”破鼓，都会抓住的，他决没有所谓“洁癖”。然而无论他终于灭亡或幸而爬起，始终还是一个自利者。随手来举一个例子罢，上海称为“大报”的《申报》，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张着“组织苏联考察团”（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时评），而一面又将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称为“反动书籍”（同二十七日新闻）么？

      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２５〕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２６〕。这，也是当我们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的开始。这是我们应该祝贺的。

      十二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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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时务报》旬刊，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主编，是当时鼓吹变法维新的主要刊物，一八九八年七月停刊。

      〔３〕《福尔摩斯包探案》英国作家柯南道尔（１８５９—１９３０）作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是书中的主要人物。

      〔４〕《新小说》月刊，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主编。该刊除登载创作小说之外，也刊登翻译小说。

      〔５〕焦士威奴（１８２８—１９０５）通译儒勒·凡尔纳，法国小说家。著有科学幻想及冒险小说《海底两万里》、《神秘岛》、《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等多种。

      〔６〕哈葛德（１８５６—１９２５）英国小说家。林琴南曾依靠别人口述，用文言翻译过他的《迦茵小传》、《埃及金塔剖尸记》、《斐洲烟水愁城录》。

      〔７〕苏菲亚即别罗夫斯卡娅（UAX艷`KLSOIb，１８５３—１８８１），俄国女革命家，民意党领导人之一。因参加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同年四月三日被沙皇政府杀害。清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办的刊物《新世纪》第二十七号（一九○七年十二月），曾介绍过她的事迹，刊出她的照片。

      〔８〕拉玛和吉利瑟那都是印度神话中的人物。〔９〕《俄国戏曲集》共学社丛书之一，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它包括戏曲十种：果戈理的《巡按》（贺启明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耿济之译），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耿济之译）和《教育之果》（沈颖译），契诃夫的《海鸥》（郑振铎译）、《伊凡诺夫》、《万尼亚叔父》和《樱桃园》（三者均耿式之译），史拉美克的《六月》（郑振铎译）。〔１０〕《俄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的增刊，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内收郑振铎《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耿济之《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沈雁冰《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鲁迅《阿尔志跋绥甫》、郭绍虞《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张闻天《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沈泽民《俄国的叙事诗歌》等论文，以及鲁迅、瞿秋白、耿济之等所译俄国文学作品多篇。

      〔１１〕《被压迫民族文学号》即《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期专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出版。内收鲁迅译的《近代捷克文学概观》（捷克凯拉绥克作）和《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德国凯尔沛来斯作）、沈雁冰译的《芬兰的文学》（ＨｅｒｍｉｏｎｅＲａｍｓｄｅｒ作）、沈泽民译的《塞尔维亚文学概观》（ＣｈｅｄｏＭｉｊａｔｏｖｉｃｈ作）、周作人译的《近代波兰文学概观》（波兰诃勒温斯奇作）等论文，以及鲁迅、沈雁冰等所译芬兰、保加利亚、波兰等国文学作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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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指那时曾留学英美的某些绅士派如吴宓等人，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有关论述。

      〔１３〕关于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的话，见《民铎》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致李石岑函：“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１４〕珂罗连珂（DACAdK`KFGJOK，１８５３—１９２１）通开柯罗连*疲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马尔加的梦》、《盲音乐家》、《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１５〕膜拜曼殊斐儿的绅士指陈源。他曾在《新月》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二八年六月）《曼殊斐儿》一文中，称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是“超绝一世的微妙清新的作家”。后来，他根据英译本翻译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６〕郭沫若曾根据德译本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文艺书局出版。

      〔１７〕为了卢布参看本卷第９页注〔１２〕及《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１８〕意在投降参看本卷第２２０页注〔５２〕。

      〔１９〕“破锣”反动派对“普罗文学”的污蔑。当时，一般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普罗文学”；“普罗”是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无产阶级）的音译“普罗列塔利亚”的简称。

      〔２０〕《战后》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的续篇，当时有沈叔之的中译本，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２１〕希特拉（ＡAＨｉｔｌ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４５）通译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下文的I字旗，即德国法西斯的旗子。“I”，纳粹党的党徽

      〔２２〕《死的胜利》意大利作家邓南遮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说，当时有芳信的中译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２３〕里培进斯基（oAYAXTVGJTJSOT，１８９８—１９５９）通译里进斯基，苏联作家。所作《一周间》，当时我国有蒋光慈的译本，一九三○年一月北新书局出版。又有江思、苏汶的译本，一九三○年三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２４〕“复交”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宣布和苏联断绝邦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复交。

      〔２５〕“黑土”苏联的黑土区面积广大，有以“黑土”作为它的代称的。如丹麦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乔治·勃兰兑斯（１８４２—１９２７），曾在他写的《俄国印象记》一书中称俄国为“黑土”。

      〔２６〕指英国作家萧伯纳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一九三一年发表《与过去告别》一文，热烈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萧伯纳，参看本书《谁的矛盾》及其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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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退却序

      中国久已称小说之类为“闲书”，这在五十年前为止，是大概真实的，整日价辛苦做活的人，就没有工夫看小说。所以凡看小说的，他就得有余暇，既有余暇，可见是不必怎样辛苦做活的了，成仿吾先生曾经断之曰：“有闲，即是有钱！”〔２〕者以此。诚然，用经济学的眼光看起来，在现制度之下，“闲暇”恐怕也确是一种“富”。但是，穷人们也爱小说，他们不识字，就到茶馆里去听“说书”，百来回的大部书，也要每天一点一点的听下去。不过比起整天做活的人们来，他们也还是较有闲暇的。要不然，又那有工夫上茶馆，那有闲钱做茶钱呢？

      小说之在欧美，先前又何尝不这样。后来生活艰难起来了，为了维持，就缺少余暇，不再能那么悠悠忽忽。只是偶然也还想借书来休息一下精神，而又耐不住唠叨不已，破费工夫，于是就使短篇小说交了桃花运。这一种洋文坛上的趋势，也跟着古人之所谓“欧风美雨”，冲进中国来，所以“文学革命”以后，所产生的小说，几乎以短篇为限。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构成巨制，自然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而且书中的主角也变换了。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因为他们是首先觉到了在“欧风美雨”中的飘摇的，然而总还不脱古之英雄和才子气。现在可又不同了，大家都已感到飘摇不再要听一个特别的人的运命。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某天才在泰山捶胸泣血，还有谁会转过脸去呢？他们要知道，感觉得更广大，更深邃了。

      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显示着分明的蜕变，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我以为作者的写工厂，不及她的写农村，但也许因为我先前较熟于农村，否则，是作者较熟于农村的缘故罢。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鲁迅记。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总退却》，葛琴的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内收短篇小说七篇，与鲁迅作序时的篇目有出入。

      〔２〕“有闲，即是有钱”这是李初梨的话，参看本卷第８页注〔８〕。


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文化列车》〔２〕破格的开到我的书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开车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道了近来有这样一种杂志，并且使我看见了杨邨人〔３〕先生给我的公开信，还要求着答复。对于这一种公开信，本没有一定给以答复的必要的，因为它既是公开，那目的其实是在给大家看，对我个人倒还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过目的也还是在给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给个人就完了么？因为这缘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应该先将原信重抄在下面——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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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笔名）的《读伪自由书》一文，近末一段说：“读着鲁迅：《伪自由书》，便想到鲁迅先生的人。那天，见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了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这都是使司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早变心了魏延。”（这末一句照原文十个字抄，一字无错，确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两个感想：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为什么是诸葛亮？先生的“旁边”那里来的“早变心了魏延”？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

      第一个感想使我惶恐万分！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这是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事！记得《呐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时候（大概总在十年前），我拜读之后，景仰不置，曾为文介绍颂扬，揭登于张东荪先生编的《学灯》，在当时我的敬爱先生甚于敬爱创造社四君子。其后一九二八年《语丝》上先生为文讥诮我们，虽然两方论战绝无感情，可是论战是一回事，私心敬爱依然如昔。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寿辰的庆祝会上，我是参加庆祝的一个，而且很亲切地和先生一起谈天，私心很觉荣幸。左联有一次大会在一个日本同志家里开着，我又和先生见面，十分快乐。可是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头只说先生出阵交战用的是大刀一词加以反攻的讽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绪与态度都是敬爱先生的。文中的意义却是以为先生对我加以“嘘”的袭击未免看错了敌人吧了。到了拜读大著《两地书》以后为文介绍，笔下也十分恭敬并没半点谩骂的字句，可是先生于《我的种痘》一文里头却有所误会似地顺笔对我放了两三枝冷箭儿，特别地说是有人攻击先生的老，在我呢，并没有觉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没有攻击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认为是老了吧了。伯纳萧的年纪比先生还大，伯纳萧的鬓毛比先生还白如丝吧，伯纳萧且不是老了，先生怎么这样就以为老了呢？我是从来没感觉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觉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读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惊讶，原来先生真的老了。李儵先生因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态的时候有过的情绪，我虽然也时常想念着我那年老的父亲，但并没有如人家攻击我那样地想做一个“孝子”，不过是天性所在有时未免兴感而想念着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联想到我的父亲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与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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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惶恐与惊讶的是，我们敬爱的文坛前辈老了，他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这敬爱的心理与观念上，我将今年来对先生的反感打个粉碎，竭诚地请先生训诲。可是希望先生以严肃的态度出之，如“嘘”，如放冷箭儿等却请慎重，以令对方心服。

      第二个感想使我……因为那是李儵先生的事，这里不愿有扰清听。

      假如这信是先生觉得有答复的价值的话，就请寄到这里《文化列车》的编者将它发表，否则希望先生为文给我一个严正的批判也可以。发表的地方我想随处都欢迎的。

      专此并竭诚地恭敬地问了一声安好并祝康健。

      杨邨人谨启。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带声明一句，我作这信是出诸至诚，并非因为鬼儿子骂我和先生打笔墨官司变成小鬼以后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邨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为是信的形式，所以开头照例是——

      邨人先生：

      先生给我的信是没有答复的价值的。我并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无须我批判，因为近二年来的文字，已经将自己的形象画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决不会相信“鬼儿子”们的胡说，但我也不相信先生。

      这并非说先生的话是一样的叭儿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为永久诚实的罢，不过因为急促的变化，苦心的躲闪，弄得左支右绌，不能自圆其说，终于变成废话了，所以在听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实是不必写的。

      先生首先问我“为什么是诸葛亮〔４〕？”这就问得稀奇。李儵〔５〕先生我曾经见过面，并非曹聚仁先生，至于是否李又燃先生，我无从确说，因为又燃先生我是没有豫先见过的。我“为什么是诸葛亮”呢？别人的议论，我不能，也不必代为答复，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说我是“人群的蟊贼”〔６〕的。“为什么？”——我都由它去。但据我所知道，魏延变心，是在诸葛亮死后，〔７〕我还活着，诸葛亮的头衔是不能加到我这里来的，所以“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８〕？”的问题也就落了空。那些废话，如果还记得《三国志演义》或吴稚晖先生的话，是不至于说出来的，书本子上及别人，并未说过人民是阿斗。现在请放心罢。但先生站在“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９〕的旗下，还是什么“无产阶级大众”，自己的眼睛看见了这些字，不觉得可羞或可笑么？不要再提这些字，怎么样呢？

      其次是先生“惊心动魄”于我的老，可又“惊心动魄”得很稀奇。我没有修炼仙丹，自然的规则，一定要使我老下去，丝毫也不足为奇的，请先生还是镇静一点的好。而且我后来还要死呢，这也是自然的规则，豫先声明，请千万不要“惊心动魄”，否则，逐渐就要神经衰弱，愈加满口废话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却决不会将地球带进棺材里去，它还年青，它还存在，希望正在将来，目前也还可以插先生的旗子。这一节我敢保证，也请放心工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