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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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勃洛克论》是我译添的，是《文学与革命》（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ｉＲｅｖｏｌｕｔｚｉａ）的第三章，从茂森唯士〔１６〕氏的日本文译本重译；韦素园君〔１７〕又给对校原文，增改了许多。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还以为托罗兹基是一个喑呜叱咤的革命家和武人，但看他这篇，便知道他也是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他在俄国，所得的俸钱，还是稿费多。但倘若不深知他们文坛的情形，似乎不易懂；我的翻译的拙涩，自然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

　　书面和卷中的四张画，是玛修丁（Ｖ．Ｍａｓｉｕｔｉｎ）〔１８〕所作的。他是版画的名家。这几幅画，即曾被称为艺术底版画的典型；原本是木刻。卷头的勃洛克的画像，也不凡，但是从《新俄罗斯文学的曙光期》〔１９〕转载的，不知道是谁作。

　　俄国版画的兴盛，先前是因为照相版的衰颓和革命中没有细致的纸张，倘要插图，自然只得应用笔路分明的线画。然而只要人民有活气，这也就发达起来，在一九二二年弗罗连斯〔２０〕的万国书籍展览会中，就得了非常的赞美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鲁迅记于北京。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六年八月北新书局出版的中译本《十二个》。

　　《十二个》，长诗，苏联勃洛克于一九一八年作，胡?译，《未名丛刊》

　　〔２〕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指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俄历二月二十七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般称为“二月革命”。

　　〔３〕安得列夫（Q．^．_UeRMMN，１８７１—１９１９）通译安德烈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著有小说《红的笑》，剧本《往星中》等

　　〔４〕梅垒什珂夫斯奇参看本卷第１０８页注〔１６〕。巴理芒德（n．E．，１８６７—１９４２），通译巴尔蒙特，俄国诗人。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５〕阿尔志跋绥夫（X．l．_RerdH·MN，１８７８—１９２７）俄国作家。一九一五年革命失败后成为颓废主义者，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著有长篇小说《沙宁》，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等。

　　〔６〕勃留梭夫（·．m．·RPITN，１８７３—１９２４）苏联诗人。早期受象征主义影响，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著有《镰刀和锤子》、《列宁》、《给俄罗斯》等。戈理奇，通译高尔基。参看本卷第受象征主义影响，十月革命时倾向革命。著有《祖国》、《俄罗斯颂》、《十二个》等。

　　〔７〕象征派十九世纪末叶在法国兴起的颓废主义文艺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它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痛苦的，而“另一世界”是真的、美的、永恒的。要求文艺创作用一种恍惚迷离的“意象”，即所谓“象征”，来暗示“另一世界”。这一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影响欧洲各国。俄国象征派代表人物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勃留梭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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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未来派参看本卷第２６８页注〔４〕。

　　〔９〕《梭罗忒亚卢拿》现译《金羊毛》，俄国象征派杂志。

　　〔１０〕这一句以及后文“向着我们这边突进了。突进而受伤了”，“咆哮狞猛，吐着长太息的破坏的音乐”，“时代的最重要的作品”等引文，均见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１１〕卡基卡《十二个》中的人物，酒馆的妓女。

　　〔１２〕戴着白玫瑰花圈的耶稣基督指《十二个》结尾描写的拿着旗帜、戴着花圈，走在十二个赤卫军前面的耶稣基督形象。

　　〔１３〕指饶了一译的《十二个》，载《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四期（一九二二年四月），是从美国杂志《活时代》一九二○年五月号转译的。

　　〔１４〕胡成才即胡?，浙江龙游人。一九二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文系。

　　〔１５〕伊发尔参看本卷第２０５页注〔１１６〕。

　　〔１６〕茂森唯士（１８９５—１９７３）日本的苏联问题研究者。

　　〔１７〕韦素园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１５〕。

　　〔１８〕玛修丁（Ｂ．·HIPVJU）苏联版画家。后流亡德国。

　　〔１９〕《新俄罗斯文学的曙光期》日本拔曙梦所作关于苏联早期文学的论著。有画室（冯雪峰）译本。

　　〔２０〕弗罗连斯通译佛罗伦萨，意大利中部城市。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１〕

　　俄国大改革之后，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或者说贵人怎样惨苦，简直不像人间；或者说平民究竟抬了头，后来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贬，结论往往正相反。我想，这大概都是对的。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

　　游览的人各照自己的倾向，说了一面的话。近来虽听说俄国怎样善于宣传，但在北京的报纸上，所见的却相反，大抵是要竭力写出内部的黑暗和残酷来。这一定是很足使礼教之邦的人民惊心动魄的罢。但倘若读过专制时代的俄国所产生的文章，就会明白即使那些话全是真的，也毫不足怪。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

　　以前的俄国的英雄们，实在以种种方式用了他们的血，使同志感奋，使好心肠人堕泪，使刽子手有功，使闲汉得消遣。

　　总是有益于人们，尤其是有益于暴君，酷吏，闲人们的时候多；餍足他们的凶心，供给他们的谈助。将这些写在纸上，血色早已轻淡得远了；如但兼珂〔２〕的慷慨，托尔斯多〔３〕的慈悲，是多么柔和的心。但当时还是不准印行。这做文章，这不准印，也还是使凶心得餍足，谈助得加添。英雄的血，始终是无味的国土里的人生的盐，而且大抵是给闲人们作生活的盐，这倒实在是很可诧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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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书里面的梭斐亚〔４〕的人格还要使人感动，戈理基笔下的人生〔５〕也还活跃着，但大半也都要成为流水帐簿罢。然而翻翻过去的血的流水帐簿，原也未始不能够推见将来，只要不将那帐目来作消遣。

　　有些人到现在还在为俄国的上等人鸣不平，以为革命的光明的标语，实际倒成了黑暗。这恐怕也是真的。改革的标语一定是较光明的；做这书中所收的几篇文章的时代，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给一切人们以一律的光明。但他们被拷问，被幽禁，被流放，被杀戮了。要给，也不能。这已经都写在帐上，一翻就明白。假使遏绝革新，屠戮改革者的人物，改革后也就同浴改革的光明，那所处的倒是最稳妥的地位。然而已经都写在帐上了，因此用血的方式，到后来便不同，先前似的时代在他们已经过去。

　　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自然无从断定。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只要翻翻这一本书，大略便明白别人的自由是怎样挣来的前因，并且看看后果，即使将来地位失坠，也就不至于妄鸣不平，较之失意而学佛，切实得多多了。所以，我想，这几篇文章在中国还是很有好处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风雨之夜，鲁迅记于厦门。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一二期，并同时印入《争自由的波浪》一书。

　　《争自由的波浪》，俄国小说和散文集。原名《专制国家之自由语》，英译本改名《大心》。董秋芳从英译本转译，一九二七年一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内收高尔基《争自由的波浪》、《人的生命》，但兼珂《大心》，列夫·托尔斯泰《尼古拉之死》等四篇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致瑞典和平会的一封信》和未署名的《在教堂里》、《梭斐亚·卑罗夫斯凯娅的生命的片断》等三篇散文。

　　〔２〕但兼珂（Ｂ．i．^MSJRTNJ]FEHU]MUYT，１８４４—１９３６）通译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俄国小说家，诗人。一九二一年流亡国外。他在小说《大心》中描写了一个妇女遭受的种种欺凌和屈辱，但又宣扬她含垢忍辱、宽宏仁爱的精神。

　　〔３〕托尔斯多即列夫·托尔斯泰。他在《尼古拉之棍》、《致瑞典和平会的一封信》中揭露了沙皇的暴虐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好战本性，但又鼓吹“毋杀戮”、“爱你们的邻居”等主张。

　　〔４〕梭斐亚（Ｃ．Q．lMRTNIYH，１８５３—１８８１）又译苏菲亚别罗夫斯卡娅。俄国民意党领导人之一。因参加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捕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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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戈理基笔下的人生指高尔基早期作品《争自由的波浪》和《人的生命》中所反映的俄国人民反对奴役、要求自由解放的斗争生活。


老调子已经唱完〔１〕

　　——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离奇，其实是并不奇怪的。

　　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罢，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里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

　　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举一个最近的例来说，就是俄国。他们当俄皇专制的时代，有许多作家很同情于民众，叫出许多惨痛的声音，后来他们又看见民众有缺点，便失望起来，不很能怎样歌唱，待到革命以后，文学上便没有什么大作品了。只有几个旧文学家跑到外国去，作了几篇作品，但也不见得出色，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先前的环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开口。

　　在这时候，他们的本国是应该有新的声音出现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听到。我想，他们将来是一定要有声音的。因为俄国是活的，虽然暂时没有声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环境的能力，所以将来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出现。

　　再说欧美的几个国度罢。他们的文艺是早有些老旧了，待到世界大战时候，才发生了一种战争文学。战争一完结，环境也改变了，老调子无从再唱，所以现在文学上也有些寂寞。将来的情形如何，我们实在不能豫测。但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的。

　　现在来想一想我们中国是怎样。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

　　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２〕。——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

　　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３〕的老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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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４〕，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５〕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宋朝唱完了，进来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么，宋朝的老调子也该随着宋朝完结了罢，不，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６〕，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

　　这个时候，起来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调子，到此应该唱完了罢，可是也还没有唱完。明太祖又觉得还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么八股咧，道学咧，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国人。中国的老调子，在新来的外国主人的眼里又见得新鲜了，于是又唱下去。还是八股，考试，做古文，看古书。但是清朝完结，已经有十六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们到后来，倒也略略有些觉悟，曾经想从外国学一点新法来补救，然而已经太迟，来不及了。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发生一点小议论。有人说：“可见中国的老调子实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试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满洲人，不是都被我们同化了么？照此看来，则将来无论何国，中国都会这样地将他们同化的。”原来我们中国就如生着传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还会将病传到别人身上去，这倒是一种特别的本领。

　　殊不知这种意见，在现在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为甚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

　　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们倘比我们更聪明，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同化他们，反要被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

　　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当然任凭你腐败下去。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从前西洋有一个国度，国名忘记了，要在非洲造一条铁路。顽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对，他们便利用了他们的神话来哄骗他们道：“你们古代有一个神仙，曾从地面造一道桥到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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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所造的铁路，简直就和你们的古圣人的用意一样。”〔７〕非洲人不胜佩服，高兴，铁路就造起来。——中国人是向来排斥外人的，然而现在却渐渐有人跑到他那里去唱老调子了，还说道：“孔夫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８〕所以外人倒是好的。”外国人也说道：“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

　　倘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怎样呢？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来类推。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着老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苦人会多起来。因为现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老调子将他们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这就因为，现在的外国人，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

　　那么，怎么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甚么？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

　　但是，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这“软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发明的，明朝有一个读书人，叫做贾凫西〔９〕的，鼓词里曾经说起纣王，道：“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一把软刀子。

　　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我们中国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了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枪炮来打我们的时候，听说是因为我们野蛮；现在，倒不大遇见有枪炮来打我们了，大约是因为我们文明了罢。现在也的确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那证据，是外国人也常在赞美。这就是软刀子。用钢刀，我们也许还会觉得的，于是就改用软刀子。我想：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已经要到了。

　　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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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的腐败；到了现在，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常听到他们说：“我在中国住得很舒服呵！”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

　　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虽是现在的阔人富翁，他们的子孙也不能逃。我曾经做过一篇杂感，大意是说：“凡称赞中国旧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稳地方的富人，因为他们有钱，没有受到国内战争的痛苦，所以发出这样的赞赏来。殊不知将来他们的子孙，营业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贱，去开的矿洞，也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深。”〔１０〕这就是说，将来还是要穷的，不过迟一点。但是先穷的苦人，开了较浅的矿，他们的后人，却须开更深的矿了。我的话并没有人注意。他们还是唱着老调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国去。但从此以后，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样，唱完别人了，他们是要唱完了自己。

　　这怎么办呢？我想，第一，是先请他们从洋楼，卧室，书房里踱出来，看一看身边怎么样，再看一看社会怎么样，世界怎么样。然后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点。“跨出房门，是危险的。”自然，唱老调子的先生们又要说。然而，做人是总有些危险的，如果躲在房里，就一定长寿，白胡子的老先生应该非常多；但是我们所见的有多少呢？他们也还是常常早死，虽然不危险，他们也胡涂死了。

　　要不危险，我倒曾经发见了一个很合式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牢狱。人坐在监，牢里便不至于再捣乱，犯罪了；救火机关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盗劫，到牢狱里去抢东西的强盗是从来没有的。坐监是实在最安稳。

　　但是，坐监却独独缺少一件事，这就是：自由。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那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来说了。

　　现在我还要谢诸位今天到来的盛意。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同年五月十一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八号曾予转载。

　　〔２〕“特别国情”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曾于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这种谬论，曾经成为反动派阻挠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学说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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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仍旧贯”语见《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４〕理学又称道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５〕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在宋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出任宰相，实行改革，推行均输、青苗、免役、市贸、方田均税、保甲保马等新法，后因受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而失败。

　　〔６〕元朝将全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最贵，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最贱。按汉人指契丹、女贞、高丽和原金朝治下的北中国汉人；南人指南宋遗民。

　　〔７〕关于西洋人用神话哄骗非洲土人的事，参看《热风·随感录四十二》。

　　〔８〕“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语见《论语·公冶长》。

　　〔９〕贾凫西（约１５９２—１６７４）字应宠，号木皮散人，山东曲阜人，明代遗民、鼓词作家。这里所引的话见于明亡后他作的《木皮散人鼓词》中关于周武王灭商纣王的一段：“多亏了散宜生定下胭粉计，献上个兴周灭商的女娇娃；……他爷们（按指周文王、武王父子等）昼夜商议行仁政，那纣王胡里胡涂在黑影爬；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鐮悬才知道命有差。”

　　〔１０〕参看《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游仙窟序言〔１〕

　　《游仙窟》今惟日本有之，是旧钞本，藏于昌平学〔２〕；题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文成者，张族鸟〔３〕之字；题署著字，古人亦常有，如晋常璩撰《华阳国志》〔４〕，其一卷亦云常道将集矣。张族鸟，深州陆浑人；两《唐书》〔５〕皆附见《张荐传》，云以调露初登进士第，为岐王府参军，屡试皆甲科，大有文誉，调长安尉迁鸿胪丞。证圣中，天官刘奇〔６〕以为御史；性躁卞，傥荡无检，姚崇〔７〕尤恶之；开元初，御史李全交劾族鸟讪短时政，贬岭南，旋得内徙，终司门员外郎。《顺宗实录》〔８〕亦谓族鸟博学工文词，七登文学科〔９〕。《大唐新语》〔１０〕则云，后转洛阳尉，故有《咏燕诗》〔１１〕，其末章云，“变石身犹重，衔泥力尚微，从来赴甲第，两起一双飞。”时人无不讽咏。《唐书》虽称其文下笔立成，大行一时，后进莫不传记，日本新罗〔１２〕使至，必出金宝购之，而又訾为浮艳少理致，论著亦率诋诮芜秽。族鸟书之传于今者，尚有《朝野佥载》及《龙筋凤髓判》〔１３〕，诚亦多诋诮浮艳之辞。《游仙窟》为传奇，又多俳调，故史志皆不载；清杨守敬作《日本访书志》〔１４〕，始著于录，而贬之一如《唐书》之言。日本则初颇珍秘，以为异书；尝有注，似亦唐时人作。河世宁曾取其中之诗十余首入《全唐诗逸》〔１５〕，鲍氏刊之《知不足斋丛书》〔１６〕中；今矛尘〔１７〕将具印之，而全文始复归华土。不特当时之习俗如酬对舞咏，时语如目兼目舌虎虎〔１８〕，可资博识；即其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前于陈球之《燕山外史》〔１９〕者千载，亦为治文学史者所不能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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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七日，鲁迅识。

　　〔１〕本篇最初以手迹制版印入一九二九年二月北新书局出版的《游仙窟》。

　　《游仙窟》，传奇小说，唐代张族鸟作。唐宪宗元和年间流入日本，国内久已失传。章廷谦据日本保存的通行本《游仙窟》、醍醐寺本《游仙窟》以及流传于朝鲜的另一日本刻本重新校订，标点出版。

　　〔２〕昌平学江户幕府一六三○年开办的以儒学为主的学校；一八六八年明治政府接收，改组为“昌平学校”，一八七○年关闭。地址在江户汤岛。

　　〔３〕张族鸟（约６６０—７４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按文中作“陆浑”，误。

　　〔４〕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晋代史学家。

　　《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是一部记述我国西南地区历史事迹的书。

　　〔５〕两《唐书》即《旧唐书》和《新唐书》。《旧唐书》，后晋刘颁等撰，共二百卷。《新唐书》，宋代宋祁、欧阳修等撰，共二二五卷。《张荐传》，见《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六一。张荐是张族鸟的孙子。

　　〔６〕刘奇滑州胙（今河南延津）人。《新唐书·刘政会传》：“次子奇，长寿中为天官侍郎，荐族鸟、司马槁为监察御史”。天官，武则天时改吏部为天官。

　　〔７〕姚崇（６５０—７２１）本名元崇，唐代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人。睿宗、玄宗时任宰相。

　　〔８〕《顺宗实录》唐代韩愈等撰，共五卷。

　　〔９〕文学科唐代临时设置的制科的一种，由皇帝主试。名目很多，应试者可以重复参加考试。张族鸟曾参加“下笔成章”、“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考试。

　　〔１０〕《大唐新语》笔记，唐代刘肃撰，共十三卷。张族鸟事见该书第八卷。

　　〔１１〕《咏燕诗》张族鸟作，全诗已佚，现仅存《大唐新语》所引四句。

　　〔１２〕新罗古国名，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

　　〔１３〕《朝野佥载》笔记，共六卷，记载隋唐两代朝野遗闻传说。《龙筋凤髓判》，判牍书，共四卷。收录判决司法案件的骈俪体文牍。

　　〔１４〕杨守敬（１８３９—１９１５）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地理学家、版本学家。《日本访书志》，共十六卷，是他任清朝驻日本公使馆馆员时，调查国内已失传而日本尚有留存的古书的著作。其中录有《游仙窟》，并加按语说：“男女姓氏，并同《会真记》，而情事稍疏，以骈俪之辞，写猥亵之状，真所谓傥荡无检，文成浮艳者”。

　　〔１５〕河世宁字子静，日本人。曾任昌平学学员长。《全唐诗逸》，共三卷，辑录流传于日本而《全唐诗》中遗漏的诗作百余首。内收《游仙窟》中的诗十九首。每首下分别署名张文成和《游仙窟》中的人物崔十娘、崔五娘、香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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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鲍氏鲍廷博（１７２８—１８１４），字以文，清代安徽歙县人。

　　《知不足斋丛书》，是他于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辑印的一部丛书，共三十集，一百九十七种。其中根据《全唐诗逸》录有《游仙窟》中的诗十九首。

　　〔１７〕矛尘即章廷谦，笔名川岛，浙江绍兴人。《语丝》撰稿人之一。

　　〔１８〕目兼目舌眼皮低垂；虎虎，羞涩的样子。都是唐代俗语。

　　〔１９〕陈球字蕴斋，清代浙江秀水（今嘉兴）人。《燕山外史》，共八卷，是他用骈体文写成的一部言情小说，约成书于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


近代木刻选集（１）小引〔１〕

　　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还有一件小公案，因为没有害，倒几乎忘却了。那便是木刻。

　　虽然还没有十分的确证，但欧洲的木刻，已经很有几个人都说是从中国学去的，其时是十四世纪初，即一三二○年顷。那先驱者，大约是印着极粗的木版图画的纸牌；这类纸牌，我们至今在乡下还可看见。然而这博徒的道具，却走进欧洲大陆，成了他们文明的利器的印刷术的祖师了。

　　木版画恐怕也是这样传去的；十五世纪初德国已有木版的圣母像，原画尚存比利时的勃吕舍勒〔２〕博物馆中，但至今还未发见过更早的印本。十六世纪初，是木刻的大家调垒尔（Ａ．Ｄüｒｅｒ）〔３〕和荷勒巴因（Ｈ．Ｈｏｌｂｅｉｎ）〔４〕出现了，而调垒尔尤有名，后世几乎将他当作木版画的始祖。到十七八世纪，都沿着他们的波流。

　　木版画之用，单幅而外，是作书籍的插图。然则巧致的铜版图术一兴，这就突然中衰，也正是必然之势。惟英国输入铜版术较晚，还在保存旧法，且视此为义务和光荣。一七七一年，以初用木口雕刻〔５〕，即所谓“白线雕版法”而出现的，是毕维克（Ｔｈ．Ｂｅｗｉｃｋ）〔５〕。这新法进入欧洲大陆，又成了木刻复兴的动机。

　　但精巧的雕镌，后又渐偏于别种版式的模仿，如拟水彩画，蚀铜版，网铜版等，或则将照相移在木面上，再加绣雕，技术固然极精熟了，但已成为复制底木版。至十九世纪中叶，遂大转变，而创作底木刻兴。

　　所谓创作底木刻者，不模仿，不复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记得宋人，大约是苏东坡罢，有请人画梅诗，有句云：“我有一匹好东绢，请君放笔为直干！”〔７〕这放刀直干，便是创作底版画首先所必须，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笔，以木代纸或布。中国的刻图，虽是所谓“绣梓”，也早已望尘莫及，那精神，惟以铁笔刻石章者，仿佛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