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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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考：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熊以谦）

　　奇怪！真的奇怪！奇怪素负学者声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鲁迅先生说出这样浅薄无知识的话来了！鲁先生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里面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鲁先生！这不是中国书贻误了你，是你糟踏了中国书。我不知道先生平日读的中国书是些甚么书？或者先生所读的中国书——使先生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的书——是我们一班人所未读到的书。以我现在所读到的中国书，实实在在没有一本书是和鲁先生所说的那样。鲁先生！无论古今中外，凡是能够著书立说的，都有他一种积极的精神；他所说的话，都是现世人生的话。他如若没有积极的精神，他决不会作千言万语的书，决不会立万古不磨的说。后来的人读他的书，不懂他的文辞，不解他的理论则有之，若说他一定使你沉静，一定使你与人生离开，这恐怕太冤枉中国书了，这恐怕是明白说不懂中国书，不解中国书。不懂就不懂，不解就不解，何以要说这种冤枉话，浅薄话呢？古人的书，贻留到现在的，无论是经，是史，是子，是集，都是说的实人生的话。舍了实人生，再没有话可说了。不过各人对于人生的观察点有不同。因为不同，说他对不对（？）是可以的，说他离开了实人生是不可以的。鲁先生！请问你，你是爱做小说的人，不管你做的是写实的也好，是浪漫的也好，是《狂人日记》也好，是《阿鼠传》也好，你离开了实人生做根据，你能说出一句话来吗？所以我读中国书，——外国书也一样，适与鲁先生相反。我以为鲁先生只管自己不读中国书，不应教青年都不读；只能说自己不懂中国书，不能说中国书都不好。

　　鲁迅先生又说：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承认外国书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但是，鲁先生，你独不知道中国书也是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吗？不有活人，那里会有书？

　　既有书，书中的颓唐和厌世，当然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难道外国的书，是活人的书，中国的书，是死人的书吗？

　　死人能著书吗？鲁先生！说得通吗？况且中国除了几种谈神谈仙的书之外，没有那种有价值的书不是入世的。不过各人入世的道路不同，所以各人说的话不同。我不知鲁先生平日读的甚么书，使他感觉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我想除了葛洪的《抱朴子》这类的书，像关于儒家的书，没有一本书，每本书里没有一句话不是入世的。墨家不用说，积极入世的精神更显而易见。道家的学说以老子《道德经》及《庄子》为主，而这两部书更有它们积极的精神，入世的精神，可惜后人学他们学错了，学得像鲁先生所说的颓唐和厌世了。然而即就学错了的人说，也怕不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吧！杨朱的学说似乎是鲁先生所说的“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但是果真领略到杨朱的精神，也会知道杨朱的精神是积极的，是入世的，不过他积极的方向不同，入世的道路不同就是了。我不便多引证了，更不便在这篇短文里实举书的例。我只要请教鲁先生！先生所读的是那类中国书，这些书都是僵尸的乐观，都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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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佩服鲁先生的胆量！我佩服鲁先生的武断！鲁先生公然有胆子武断这样说：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先生所以有这胆量武断的理由是：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鲁先生：你知道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但你也知道行也要学来辅助么？古人已有“不学无术”的讥言。但古人做事，——即使做国家大事，——有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传统思想做指导，纵不从书本子上学，误事的地方还少。

　　时至今日，世界大变，人事大改，漫说家庭社会里的传统思想多成了过去的，即圣经贤传上的嘉言懿行，我们也要从新估定他的价值，然后才可以拿来做我们的指导。

　　夫有古人的嘉言懿行做指导，犹恐行有不当，要从新估定，今鲁先生一口抹煞了中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那种行，明白点说，怕不是糊闹，就是横闯吧！鲁先生也看见现在不爱读书专爱出锋头的青年么？这种青年，做代表，当主席是有余，要他拿出见解，揭明理由就见鬼了。

　　倡破坏，倡捣乱就有余，想他有什么建设，有什么成功就失望了。青年出了这种流弊，鲁先生乃青年前面的人，不加以挽救，还要推波助澜的说要少或竟不读中国书，因为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这种贻误青年的话，请鲁先生再少说吧！鲁先生尤其说得不通的是“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难道中国古今所有的书都是教人作文，没有教人做事的吗？鲁先生！我不必多说，请你自己想，你的说话通不通？

　　好的鲁先生虽教青年不看中国书，还教青年看外国书。以鲁先生最推尊的外国书，当然也就是人们行为的模范。读了外国书，再来做事，当然不是胸无点墨，不是不学无术。不过鲁先生要知道，一国有一国的国情，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你既是中国人，你既想替中国做事，那么，关于中国的书，还是请你要读吧！你是要做文学家的人，那么，请你还是要做中国的文学家吧！即使先生之志不在中国，欲做世界的文学家，那么，也请你做个中国的世界文学家吧！莫从大处希望，就把根本忘了吧！从前的五胡人不读他们五胡的书，要读中国书，五胡的人都中国化了。回纥人不读他们回纥的书，要读中国书，回纥人也都中国化了。满洲人不读他们的满文，要入关来读汉文，现在把满人也都读成汉人了。日本要灭朝鲜，首先就要朝鲜人读日文。英国要灭印度，首先就要印度人读英文。好了，现在外国人都要灭中国，外国人方挟其文字作他们灭中国的利器，惟恐一时生不出急效，现在站在中国青年前面的鲁迅先生来大声急呼，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只多读外国书，不过几年，所有青年，字只能认外国的字，书只能读外国的书，文只能作外国的文，话只能说外国的话，推到极点，事也只能做外国的事，国也只能爱外国的国，古先圣贤都只知尊崇外国的，学理主义都只知道信仰外国的，换句话说，就是外国的人不费丝毫的力，你自自然然会变成一个外国人，你不称我们大日本，就会称我们大美国，否则就大英国，大德国，大意国的大起来，这还不光荣吗，不做弱国的百姓，做强国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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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后要请教鲁先生一句：鲁先生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何以有这样果决说这种话？既说了这种话，可不可以把先生平日看的中国书明白指示出来，公诸大家评论，看到底是中国书误害了先生呢？还是先生冤枉了中国书？

　　十四，二，二十一，北京。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京报副刊》。

　　〔２〕《易经》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

　　〔３〕《抱朴子》晋代葛洪撰，共八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时政人事。

　　〔４〕杨朱字子居，战国初期魏国人，思想家。他没有留下著作，关于他的记载散见于先秦诸子书中。

　　〔５〕《列子》相传战国时列御寇撰。《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八篇，已佚。今本《列子》八篇，可能为晋人所作。

　　〔６〕赵尔巽（１８４４—１９２７）字公镶，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

　　清末曾任湖南巡抚、四川总督等。辛亥革命后，又任北洋政府临时参政院议长、奉天都督、清史馆馆长等职。

　　〔７〕五胡乱华西晋末年，匈奴、、鲜卑、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先后在中国北方和巴蜀地区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旧史称为“五胡乱华”。

　　〔８〕五族共和指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由汉、满、蒙、回、藏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共和政体，建立中华民国。

　　〔９〕蔡松坡（１８８２—１９１６），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被推为云南都督。袁世凯阴谋称帝时，他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起讨袁战争。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的首领。

　　〔１０〕“处于才与不才之间”语出《庄子·山木》：“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１１〕墨翟（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者。现有《墨子》五十三篇，其中多为其弟子所记述。

　　〔１２〕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儒家学派创始者。元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加谥他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定瞻“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１〕

　　陶璇卿君是一个潜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画家，为艺术上的修养起见，去年才到这暗赭色的北京来的。到现在，就是有携来的和新制的作品二十余种藏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谁也没有知道，——但自然除了几个他熟识的人们。

　　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和情绪，尤可以看见他对于笔触，色采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国画的，于是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然而又并不由于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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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会当更进于神化之域罢，但现在他已经要回去了。

　　几个人惜其独往独来，因将那不多的作品，作一个小结构的短时期的展览会，以供有意于此的人的一览。但是，在京的点缀和离京的纪念，当然也都可以说得的罢。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六日，鲁迅。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京报副刊》。

　　陶元庆（１８９３—１９２９）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教员、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他曾为鲁迅著译的《彷徨》、《坟》、《朝花夕拾》、《苦闷的象征》等设计封面。当时他在北京举办个人的西洋绘画展览会，鲁迅为他写了这篇序。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１〕

　　从赵雪阳先生的通信（三月三十一日本刊）里，知道对于我那篇“青年必读书”的答案曾有一位学者向学生发议论，以为我“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

　　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一种顺便而不相干的声明。一个朋友告诉我，《晨报副刊》上有评玉君的文章〔２〕，其中提起我在《民众文艺》〔３〕上所载的《战士和苍蝇》的话。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

　　至于文坛上，我觉得现在似乎还没有战士，那些批评家虽然其中也难免有有名无实之辈，但还不至于可厌到像苍蝇。现在一并写出，庶几乎免于误会。

　　备考：青年必读书

　　伏园先生：

　　青年必读十部书的征求，先生费尽苦心为青年求一指导。各家所答，依各人之主观，原是当然的结果；富于传统思想的，贻误青年匪浅。鲁迅先生缴白卷，在我看起来，实比选十部书得的教训多，不想竟惹起非议。发表过的除掉副刊上熊以谦先生那篇文章，我还听说一位学者关于这件事向学生发过议论，则熊先生那篇文章实在不敢过责为浅薄，不知现在青年多少韫藏那种思想而未发呢！兹将那位学者的话录后，多么令人可惊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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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弟兄（自然连周二先生也在内了）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他家中藏的书很多，家中又便易，凡想着看而没有的书，总要买到。中国书好的很多，如今他们偏不让人家读，而自家读得那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真是什么意思呢！试过的此路不通行，宣告了还有罪么？鲁迅先生那一点革命精神，不彀他这几句话扑灭，这是多么可悲呵！

　　这几年以来，各种反动的思想，影响于青年，实在不堪设想；其腐败较在《新青年》杂志上思想革命以前还甚；腐朽之上，还加以麻木的外套，这比较的要难于改革了。偏僻之地还不晓得“新”是什么，譬如弹簧之一伸，他们永远看那静的故态吧。请不要动气，不要自饰，不要闭户空想，实地去观察，看看得的结果惊人不惊？

　　（下略）

　　赵雪阳。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京报副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京报副刊》。

　　〔２〕评玉君的文章指《我也来谈谈关于玉君的话》，金满成作，载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的《晨报副刊》。其中说：“‘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竟不过是苍蝇。’——鲁迅（见京副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玉君的作者呀！我祝你把创伤养好，起来再战，当一个文艺园中的健将。假如你没有伤口，苍蝇也不会来‘嘬’你的。”

　　〔３〕《民众文艺》《京报》附出的文艺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创刊于北京，原名《民众文艺周刊》，自第十六号起改名《民众文艺》，自第二十五号起改为《民众周刊》，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至第四十七期停刊。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１〕

　　俄国既经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遂入战时共产主义〔２〕时代，其时的急务是铁和血，文艺简直可以说在麻痹状态中。

　　但也有Ｉｍａｇｉｎｉｓｔ（想像派）〔３〕和Ｆｕｔｕｒｉｓｔ（未来派）〔４〕试行活动，一时执了文坛的牛耳。待到一九二一年，形势就一变了，文艺顿有生气，最兴盛的是左翼未来派，后有机关杂志曰《烈夫》〔５〕——即连结ＬｅｖｙＦｒｏｎｔＩｓｋｕｓｔｖａ的头字的略语，意义是艺术的左翼战线，——就是专一猛烈地宣传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ｓｍ（构成主义）〔６〕的艺术和革命底内容的文学的。

　　但《烈夫》的发生，也很经过许多波澜和变迁。一九○五年第一次革命的反动，是政府和工商阶级的严酷的迫压，于是特殊的艺术也出现了：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变态性欲主义〔７〕。又四五年，为改革这一般的趣味起见，印象派〔８〕终于出而开火，在战斗状态中者三整年，末后成为未来派，对于旧的生活组织更加以激烈的攻击，第一次的杂志在一九一四年出版，名曰《批社会趣味的嘴巴》〔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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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社会对于这一类改革者，自然用尽一切手段，给以骂詈和诬谤；政府也出而干涉，并禁杂志的刊行；但资本家，却其实毫未觉到这批颊的痛苦。然而未来派依然继续奋斗，至二月革命后，始分为左右两派。右翼派与民主主义者共鸣了。左翼派则在十月革命时受了波尔雪维〔１０〕艺术的洗礼，于是编成左翼队，守着新艺术的左翼战线，以十月二十五日开始活动，这就是“烈夫”的起原。

　　但“烈夫”的正式除幕，——机关杂志的发行，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此后即动作日加活泼了。那主张的要旨，在推倒旧来的传统，毁弃那欺骗国民的耽美派〔１１〕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艺术来。所以他们自称为艺术即生活的创造者，诞生日就是十月，在这日宣言自由的艺术；名之曰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

　　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人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任国桢〔１２〕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译文论三篇，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别有《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篇，是用Ｍａｒｘｉｓｍ于文艺的研究的，因为可供读者连类的参考，也就一并附上了。一六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之夜，鲁迅记。

　　一六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之夜，鲁迅记。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的《苏俄的文艺论战》。

　　《苏俄的文艺论战》，任国桢译，《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间，苏联文艺界曾就文艺政策等问题展开辩论，参加论争的有《列夫》、《在岗位上》和《红色处女地》等杂志为代表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联共〔布〕中央为此作了《关于在文艺领域内党的政策》的决议。该书收入有关文章四篇。

　　〔２〕战时共产主义苏联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如农业中的余粮征集制，工业中的实物供给制，主要消费品的配售制，以及劳动义务制等。

　　〔３〕Ｉｍａｇｉｎｉｓｔ想像派，现译意像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产生于英国的一个形式主义文学流派。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间在苏俄流行，主要人物有玛利恩科夫、塞尔塞涅维奇、叶赛宁等。这一流派的特点是轻视文学的思想内容，追求臆造的隐喻的形象。

　　〔４〕Ｆｕｔｕｒｉｓｔ未来派，二十世纪初产生于意大利的形式主义文艺流派。其特点在于要求表现现代机械文明的飞快速度和激烈的运动，否定文化遗产和一切传统，追求怪诞的形式，宣扬创造一种“未来”艺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间未来派在俄国流行，主要人物有卡明斯基、赫列勃尼柯夫、肖维略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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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烈夫》现译《列夫》，苏联早期文学团体“列夫”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创刊，一九二五年停刊。按“列夫”成立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三○年解散。主要成员有阿谢耶夫、特烈季亚柯夫（又译铁捷克）、马雅柯夫斯基、卡明斯基及画家罗德钦科等。“列夫”成立时宣称要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艺术的建设，但大多数成员仍然信奉未来主义。

　　〔６〕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ｓｍ（构成主义）一九二一年在苏联形成的艺术流派。参看本卷第３４７页注〔８〕。

　　〔７〕象征主义参看本卷第３０２页注〔７〕。神秘主义，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文艺倾向。它否认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强调表现个人难以捉摸的感受或某种超自然的幻觉。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神秘主义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代表作家有安得列夫、别雷、黑比丝等。变态性欲主义，俄国一九○五年以后反动时期资产阶级颓废文学中的一种恶劣倾向。代表作家有阿尔志跋绥夫、卡明斯基、罗尚诺夫等。

　　〔８〕印象派原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欧洲形成的文艺思潮和艺术流派。参看本卷第３４０页注〔６〕。这里指一九○九年在俄国以诗文集《法官的饲养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它是俄国未来派的前身。

　　〔９〕《批社会趣味的嘴巴》现译《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创刊于一九一二年。

　　〔１０〕波尔雪维通译布尔什维克。

　　〔１１〕耽美派即唯美派。

　　〔１２〕任国桢（１８９８—１９３１）辽宁安东（今丹东）人。北京大学俄文专修科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后在山西太原被捕牺牲。


通讯〔１〕（复高歌）

　　高歌〔２〕兄：

　　来信收到了。

　　你的消息，长虹〔３〕告诉过我几句，大约四五句罢，但也可以说是知道大概了。

　　“以为自己抢人是好的，抢我就有点不乐意”，你以为这是变坏了的性质么？我想这是不好不坏，平平常常。所以你终于还不能证明自己是坏人。看看许多中国人罢，反对抢人，说自己愿意施舍；我们也毫不见他去抢，而他家里有许许多多别人的东西。

　　迅四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开封《豫报》副刊。

　　〔２〕高歌山西盂县人，狂飙社成员。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与吕蕴儒、向培良等在河南开封编辑《豫报》副刊。

　　〔３〕长虹高长虹，高歌之兄。参看本卷第２０７页注〔１４１〕。


通讯〔１〕（复吕蕴儒）

　　蕴儒〔２〕兄：

　　得到来信了。我极快慰于开封将有许多骂人的嘴张开来，并且祝你们“打将前去”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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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

　　（下略。）

　　迅〔四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

　　〔２〕蕴儒吕蕴儒，名琦，河南人。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


通讯〔１〕（致向培良）

　　培良〔２〕兄：

　　我想，河南真该有一个新一点的日报了；倘进行顺利，就好。我们的《莽原》〔３〕于明天出版，统观全稿，殊觉未能满足。

　　但我也不知道是真不佳呢，还是我的希望太奢。

　　“琴心”的疑案〔４〕揭穿了，这人就是欧阳兰。以这样手段为自己辩护，实在可鄙；而且“听说雪纹的文章也是他做的”。想起孙伏园〔５〕当日被红信封绿信纸迷昏，深信一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的事来，不觉发一大笑。

　　《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槟榔集》〔６〕两篇。第三篇斥朱湘〔７〕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８〕。我想你一定很忙，但仍极希望你常常有作品寄来。

　　迅〔四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

　　〔２〕培良向培良（１９０５—１９６１），湖南黔阳人。一九二四年与高长虹等人在北京创办《狂飙周刊》，次年参加莽原社，后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３〕《莽原》参看本卷第７９页注〔６〕。

　　〔４〕“琴心”的疑案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内容几乎完全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上指出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了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为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这位“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一连写几篇文字替他分辩。事实上，所谓“琴心”女士，是欧阳兰女友夏雪纹（当时女师大学生）的别号，而署名“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

　　〔５〕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参看本卷第４８页注〔５〕。他任《京报副刊》编辑时，收到欧阳兰以琴心的署名投寄的一些抒情诗，误认为是一个新起的女作家的作品，常予刊载。

　　〔６〕《槟榔集》向培良在《莽原》周刊发表的杂感的总题，分别刊载于该刊第一、五、二九、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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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朱湘（１９０４—１９３３）字子沅，安徽太湖人，诗人。著有《草莽集》、《石门集》等。下文说他“似乎也已掉下去”，疑指他当时日益倾向徐志摩等人组成的新月社。

　　〔８〕济慈（Ｊ．Ｋｅａｔｓ，１７９５—１８２１）英国诗人。著有抒情诗《夜莺颂》、《秋颂》及长诗《恩底弥翁》等。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京报副刊》发表闻一多的《泪雨》一诗，篇末有朱湘的“附识”，其中说：“《泪雨》这诗没有济慈……那般美妙的诗画，然而《泪雨》不失为一首济慈才作得出的诗。”这里说朱湘“是中国的济慈”，疑系误记。


通讯〔１〕（致孙伏园）

　　伏园兄：

　　今天接到向培良兄的一封信，其中的有几段，是希望公表的，现在就粘在下面——

　　“我来开封后，觉得开封学生智识不大和时代相称，风气也锢蔽，很想尽一点力，而不料竟有《晨报》造谣生事，作糟蹋女生之新闻！

　　《晨报》二十日所载开封军士，在铁塔奸污女生之事，我可以下列二事证明其全属子虚。

　　一：铁塔地处城北，隔中州大学及省会不及一里，既有女生登临，自非绝荒僻。军士奸污妇女，我们贵国本是常事，不必讳言，但绝不能在平时，在城中，在不甚荒僻之地行之。况且我看开封散兵并不很多，军纪也不十分混乱。

　　二：《晨报》载军士用刺刀割开女生之衣服，但现在并无逃兵，外出兵士，非公干不得带刺刀。说是行这事的是外出公干的兵士，我想谁也不肯信的。

　　其实，在我们贵国，杀了满城人民，烧了几十村房子，兵大爷高兴时随便干干，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号为有名的报纸，却不应该这样无风作浪。本来女子在中国并算不了人，新闻记者随便提起笔来写一两件奸案逃案，或者女学生拆白等等，以娱读者耳目，早已视若当然，我也不过就耳目之所及，说说罢了。报馆为销行计，特约访员为稿费计，都是所谓饭的问题，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其奈之何？”

　　其实，开封的女学生也太不应该了。她们只应该在深闺绣房，到学校里已经十分放肆，还要“出校散步，大动其登临之兴”，怪不得《晨报》的访员要警告她们一下了，说：“你看，只要一出门，就有兵士要来奸污你们了！赶快回去，躲在学校里，不妥，还是躲到深闺绣房里去罢。”

　　其实，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这些新闻并不足怪。即在北京，也层出不穷：什么“南下洼的大老妖”，什么“借尸还魂”，什么“拍花”〔２〕，等等。非“用刺刀割开”他们的魂灵，用净水来好好地洗一洗，这病症是医不好的。

　　但他究竟是好意，所以我便将它寄奉了。排了进去，想不至于像我去年那篇打油诗《我的失恋》一般，恭逢总主笔先生白眼，赐以驱除，而且至于打破你的饭碗〔３〕的罢。但占去了你所赏识的琴心女士的“阿呀体”诗文的纸面，却实在不胜抱歉之至，尚祈恕之。不宣。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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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四月二十七日于灰棚〔４〕。

　　备考：并非《晨报》造谣（素昧）

　　昨日本刊《来信》的标题之下，叙及开封女生被兵士怎么的新闻，因系《晨报》之所揭载，似疑《晨报》造谣，或《晨报》访员报告不实，其实皆不然的，我可以用事实来证明。

　　上述开封女学生被兵士○○的新闻，是一种不负责任捏名投稿，这位投稿的先生，大约是同时发两封信，一给《京报》，一给《晨报》（或者尚有他报），我当时看了这封信，用观察新闻的眼光估量，似乎有些不对，就送他到字纸篓中去了。《晨报》所揭载的，一字不差，便是这样东西，我所以说并不是《晨报》造谣，也不是《晨报》访员报告不实，至多可以说他发这篇稿欠郑重斟酌罢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京报副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京报副刊》。

　　〔２〕“拍花”旧时称歹徒用迷药诱拐小儿为拍花。

　　〔３〕《我的失恋》鲁迅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写的一首诗，《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发排后，被《晨报》代总编辑刘勉己抽掉，孙伏园为此愤而辞职。

　　〔４〕灰棚指北京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寓所里的一间灰顶房子，即“老虎尾巴”。


一个“罪犯”的自述〔１〕

　　《民众文艺》虽说是民众文艺，但到现在印行的为止，却没有真的民众的作品，执笔的都还是所谓“读书人”。民众不识字的多，怎会有作品，一生的喜怒哀乐，都带到黄泉里去了。

　　但我竟有了介绍这一类难得的文艺的光荣。这是一个被获的“抢犯”做的；我无庸说出他的姓名，也不想借此发什么议论。总之，那篇的开首是说不识字之苦，但怕未必是真话，因为那文章是说给教他识字的先生看的；其次，是说社会如何欺侮他，使他生计如何失败；其次，似乎说他的儿子也未必能比他更有多大的希望。但关于抢劫的事，却一字不提。

　　原文本有圈点，今都仍旧；错字也不少，则将猜测出来的本字用括弧注在下面。

　　四月七日，附记于没有雅号的屋子里。

　　我们不认识字的。吃了好多苦。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二日。我进京来。卖猪。走平字们（则门）外。我说大庙堂们口（门口）。多坐一下。大家都见我笑。人家说我事（是）个王八但（蛋）。我就不之到（知道）。人上头写折（着）。清真里白四（礼拜寺）。我就不之到（知道）。人打骂。后来我就打猪。白（把）猪都打。不吃东西了。西城郭九猪店。家里。人家给。一百八十大洋元。不卖。我说进京来卖。后来卖了。一百四十元钱。家里都说我不好。后来我的。曰（岳）母。他只有一个女。他没有学生（案谓儿子）。他就给我钱。给我一百五十大洋元。他的女。就说买地。买了十一母（亩）地。（原注：一个六母一个五母洪县元年十。三月二十四日）白（把）六个母地文曰（又白？）丢了。后来他又给钱。给了二百大洋。我万（同？）他说。做个小买卖。（原注：他说好我也说好。你就给钱。）他就（案脱一字）了一百大洋元。我上集买卖（麦）子。买了十石（担）。我就卖白面（麦丐）。长新店。有个小买卖。他吃白面。吃来吃去吃了。一千四百三十七斤。（原注：中华民国六年卖白面）算一算。五十二元七毛。到了年下。一个钱也没有。长新店。人家后来。白都给了。露娇。张十石头。他吃的。白面钱。他没有给钱。三十六元五毛。他的女说。你白（把）钱都丢了。你一个字也不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