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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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篇文章的开首说，无论什么时候，总有“反诗歌党”的。

　　编成这一党派的分子：一、是凡要感得专诉于想像力的或种艺术的魅力，最要紧的是精神的炽烈的扩大，而他们却已完全不能扩大了的固执的智力主义者；二、是他们自己曾以媚态奉献于艺术神女，但终于不成功，于是一变而攻击诗人，以图报复的著作者；三、是以为诗歌的热烈的感情的奔迸，足以危害社会的道德与平和的那些怀着宗教精神的人们。但这自然是专就西洋而论。

　　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最显著的例是洛克〔６〕，他观作诗，就和踢球相同。在科学方面发扬了伟大的天才的巴士凯尔〔７〕，于诗美也一点不懂，曾以几何学者的口吻断结说：“诗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凡是科学底的人们，这样的很不少，因为他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近来的科学者虽然对于文艺稍稍加以重视了，但如意大利的伦勃罗梭〔８〕一流总想在大艺术中发见疯狂，奥国的佛罗特〔９〕一流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冷静到入了迷，至于不觉得自己的过度的穿凿附会者，也还是属于这一类。中国的有些学者，我不能妄测他们于科学究竟到了怎样高深，但看他们或者至于诧异现在的青年何以要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或者至于用算盘来算定新诗的乐观或悲观，即以决定中国将来的运命，则颇使人疑是对于巴士凯尔的冷嘲。因为这时可以改篡他的话：“学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

　　但反诗歌党的大将总要算柏拉图〔１０〕。他是艺术否定论者，对于悲剧喜剧，都加攻击，以为足以灭亡我们灵魂中崇高的理性，鼓舞劣等的情绪，凡有艺术，都是模仿的模仿，和“实在”尚隔三层；又以同一理由，排斥荷马〔１１〕。在他的《理想国》中，因为诗歌有能鼓动民心的倾向，所以诗人是看作社会的危险人物的，所许可者，只有足供教育资料的作品，即对于神明及英雄的颂歌。这一端，和我们中国古今的道学先生的意见，相差似乎无几。然而柏拉图自己却是一个诗人，著作之中，以诗人的感情来叙述的就常有；即《理想国》，也还是一部诗人的梦书。他在青年时，又曾委身于艺圃的开拓，待到自己知道胜不过无敌的荷马，却一转而开始攻击，仇视诗歌了。但自私的偏见，仿佛也不容易支持长久似的，他的高足弟子亚里士多德〔１２〕做了一部《诗学》，就将为奴的文艺从先生的手里一把抢来，放在自由独立的世界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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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是中外古今触目皆是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罗马法皇宫中的禁书目录〔１３〕，或者知道旧俄国教会里所诅咒的人名〔１４〕，大概可以发见许多意料不到的事的罢，然而我现在所知道的却都是耳食之谈，所以竟没有写在纸上的勇气。总之，在普通的社会上，历来就骂杀了不少的诗人，则都有文艺史实来作证的了。中国的大惊小怪，也不下于过去的西洋，绰号似的造出许多恶名，都给文人负担，尤其是抒情诗人。而中国诗人也每未免感得太浅太偏，走过宫人斜〔１５〕就做一首“无题”，看见树丫叉就赋一篇“有感”。和这相应，道学先生也就神经过敏之极了：一见“无题”就心跳，遇“有感”则立刻满脸发烧，甚至于必以学者自居，生怕将来的国史将他附入文苑传。

　　说文学革命之后而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听说前辈老先生，还有后辈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来尤厌恶恋爱诗；可是说也奇怪，咏叹恋爱的诗歌果然少见了。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其惭惶。纵使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所以正是毫不足怪，而且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即更无所用其惭惶。因为意在爱人，便和前辈老先生尤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倘因他们一摇头而慌忙辍笔，使他高兴，那倒像撩拨老先生，反而失敬了。

　　倘我们赏识美的事物，而以伦理学的眼光来论动机，必求其“无所为”，则第一先得与生物离绝。柳阴下听黄鹂鸣，我们感得天地间春气横溢，见流萤明灭于丛草里，使人顿怀秋心。然而鹏歌萤照是“为”什么呢？毫不客气，那都是所谓“不道德”的，都正在大“出风头”，希图觅得配偶。至于一切花，则简直是植物的生殖机关了。虽然有许多披着美丽的外衣，而目的则专在受精，比人们的讲神圣恋爱尤其露骨。即使清高如梅菊，也逃不出例外——而可怜的陶潜林逋〔１６〕，却都不明白那些动机。

　　一不小心，话又说得不甚驯良了，倘不急行检点，怕难免真要拉到打拳。但离题一远，也就很不容易勒转，只好再举一种近似的事，就此收场罢。

　　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宋玉司马相如〔１７〕之流，就受着这样的待遇，和后来的权门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声色狗马之间的玩物。查理九世〔１８〕的言动，更将这事十分透彻地证明了的。他是爱好诗歌的，常给诗人一点酬报，使他们肯做一些好诗，而且时常说：“诗人就像赛跑的马，所以应该给吃一点好东西。但不可使他们太肥；太肥，他们就不中用了。”这虽然对于胖子而想兼做诗人的，不算一个好消息，但也确有几分真实在内。匈牙利最大的抒情诗人彼彖飞（Ａ．ＰｅｔｏCｆｉ）有题Ｂ．Ｓｚ．夫人照像的诗〔１９〕，大旨说“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也正是一样的意思。但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在提倡青年要做好诗，必须在幸福的家庭里和令夫人天天打架。事情也不尽如此的。相反的例并不少，最显著的是勃朗宁和他的夫人〔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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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京报》附刊《文学周刊》第五期。

　　〔２〕“诗孩”指孙席珍，浙江绍兴人，作家。当时是绿波社成员，《文学周刊》编辑。他常在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诗歌，又很年轻，因被钱玄同、刘半农等戏称为“诗孩”。

　　〔３〕《文学周刊》《京报》的附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创刊于北京，初由绿波社、星星文学社合编，一九二五年九月改由北京《文学周刊》社编辑，同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四十四期。

　　〔４〕“鲁般门前掉大斧”语出明代梅之涣《题李白墓》诗：“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

　　〔５〕《学灯》即《学镫》，日本杂志。月刊，一八九七年创刊于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出版。春日一郎的《诗歌之敌》（上），载该刊第二十四卷第九号（一九二○年九月）。

　　〔６〕洛克（Ｊ．Ｌｏｃｋｅ，１６３２—１７０４）英国哲学家，著有《政府论》、《人类理解力论》等。他在《论教育》中认为“诗歌和游戏一样，不能对任何人带来好处。”又英国法学家约翰·塞尔丹曾记述洛克对于诗歌的意见：“贵族出版诗歌，真是滑稽可笑。他作诗自娱，当然无可厚非。他在自己房里玩弄项链或者踢球，聊以消遣，本无不可。但是如果他到菲利德大街，在商店里玩弄项链或踢球，那就一定会引起街上许多孩子的哗笑”。（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

　　〔７〕巴士凯尔（Ｂ．Ｐａｓｃａｌ，１６２３—１６６２）通译帕斯卡，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在《思想录》第三十八条曾说：“诗人是不诚实的人”。

　　〔８〕伦勃罗梭（Ｃ．Ｌｏｍｂｒｏｓｏ，１８３６—１９０９）意大利精神病学者。著有《犯罪者论》、《天才论》等。他认为世界上很多作家、艺术家是由于精神忧郁、狂热、疯癫的病态而产生杰出的艺术作品。他在《天才论·天才与疯狂》中说：“天才和疯狂虽然不应该混为一谈，但是两者的类似之处，充分证明在同一个人身上，天才和疯狂并不互相排斥”

　　〔９〕佛罗特（Ｓ．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通译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著有《释梦》、《精神分析引论》等。

　　〔１０〕柏拉图（Ｐｌａｔｏｎ，前４２７—前３４７）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著有《对话集》。文中所说的《理想国》，即是其中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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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荷马（Ｈｏｍｅｒｏｓ）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古希腊行吟盲诗人，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

　　〔１２〕亚里斯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前３８４—前３２２）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著有《形而上学》、《诗学》等。他在《诗学》中否定了柏拉图的超现实的理念世界，肯定了现实世界的存在以及模仿世界的文艺真实性和独立性。

　　〔１３〕罗马法皇宫中的禁书目录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兴起后，罗马教皇为了镇压“异端”，于一五四三年设立查禁书刊主教会议，随后教廷控制下的西欧各大学相继发布“禁书目录”，一五五九年罗马教皇亲自颁布“禁书目录”，所列禁书数以千计。其后被禁止的有：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泰纳的《英国文学史》以及卢梭、伏尔泰、梅特林克、左拉、大仲马和小仲马等人的著作。

　　〔１４〕俄国教会里所诅咒的人名十月革命前受帝俄沙皇政权直接控制利用的俄罗斯正教会，对当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人物都极为仇视。曾被教会指名诅咒的有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托尔斯泰等人。

　　〔１５〕宫人斜古代埋葬宫女的坟地。唐代孟迟《宫人斜》诗：

　　“云惨烟愁苑路斜，路旁丘关尽宫娃。”

　　〔１６〕陶潜参看本卷第１３８页注〔６〕。他的一些咏菊诗颇为人传诵。林逋，参看本卷第１５６页注〔４〕。他以咏梅诗著称。

　　〔１７〕宋玉战国后期楚国诗人。通音律，有文才，得楚襄王赏识，做过大夫，但不被重用。司马相如（前１７９—前１１７），字长卿，福郡成都人，汉代辞赋家。因作《子虚赋》、《上林赋》，得到汉武帝赏识，拜为郎。后失宠，称疾闲居。

　　〔１８〕查理九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Ⅸ，１５５０—１５７４）法国国王。曾资助“七星诗社”，供养龙沙等一批诗人。他的“诗人就像赛跑的马”等语，在法国皮埃尔·布代尔的《皮埃尔·布代尔全集》第五卷中曾有记载。

　　〔１９〕彼彖飞（１８２３—１８４９）通译裴多菲，匈牙利诗人、革命家。著有《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等。题Ｂ．Ｓｚ．夫人照像的诗，指《题在瓦·山夫人的纪册上》：“我知道，你使你的丈夫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我希望你不要那样去做，最低限度，你不要作得太过火。他是一只苦恼的夜莺，自从他获得了幸福，他绝少歌唱……折磨他吧，让我们谛听他甜蜜而痛苦的歌。１８４４年１２月２５日，佩斯。”按Ｂ．Ｓｚ．夫人应为Ｖ．Ｓ．夫人，原名乔鲍·马丽亚（ＣｓａｐｏＭａｒｉａ，１８３０—１８９６），匈牙利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晴天与阴天》等。Ｖ．Ｓ．是她丈夫、诗人瓦豪特·山陀尔（ａｃｈｏｔｔＳａ′ｎｄｏ′ｒ，１８１８—１８６１）名字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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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勃朗宁（Ｒ．Ｂｒｏｗｎｉｎｇ，１８１２—１８８９）英国诗人，著有诗剧《巴拉塞尔士》等。他的夫人伊丽莎白·芭雷特·勃朗宁（Ｅ．Ｂ．Ｂｒｏｗ－ｎｉｎｇ１８０６—１８６１），也是英国诗人，著有抒情诗集《葡萄牙十四行诗》等。他们不顾女方家庭的反对而结婚，长期旅居意大利。


关于苦闷的象征〔１〕

　　王铸〔２〕先生：

　　我很感谢你远道而至的信。

　　我看见厨川氏〔３〕关于文学的著作的时候，已在地震〔４〕之后，《苦闷的象征》是第一部，以前竟没有留心他。那书的末尾有他的学生山本修二氏〔５〕的短跋，我翻译时，就取跋文的话做了几句序〔６〕。跋的大意是说这书的前半部原在《改造》〔７〕杂志上发表过，待到地震后掘出遗稿来，却还有后半，而并无总名，所以自己便依据登在《改造》杂志上的端绪，题为《苦闷的象征》，付印了。

　　照此看来，那书的经历已经大略可以明了。（１）作者本要做一部关于文学的书，——未题总名的，——先成了《创作论》和《鉴赏论》两篇，便登在《改造》杂志上；《学灯》〔８〕上明权先生的译文，当即从《改造》杂志翻出。（２）此后他还在做下去，成了第三第四两篇，但没有发表，到他遭难之后，这才一起发表出来，所以前半是第二次公开，后半是初次。（３）四篇的稿子本是一部书，但作者自己并未定名，于是他的学生山本氏只好依了第一次公表时候的端绪，给他题为《苦闷的象征》。至于怎样的端绪，他却并未说明，或者篇目之下，本有这类文字，也说不定的，但我没有《改造》杂志，所以无从查考。

　　就全体的结构看起来，大约四篇已算完具，所缺的不过是修饰补缀罢了。我翻译的时候，听得丰子恺〔９〕先生也有译本，现则闻已付印，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上月看见《东方杂志》〔１０〕第二十号，有仲云先生译的厨川氏一篇文章，就是《苦闷的象征》的第三篇；现得先生来信，才又知道《学灯》上也早经登载过，这书之为我国人所爱重，居然可知。

　　现在我所译的也已经付印，中国就有两种全译本了。

　　鲁迅。一月九日。

　　备考：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

　　鲁迅先生：

　　我今天写这封信给你，也许像你在《杨树达君的袭来》中所说的，“我们并不曾认识了哪”；但是我这样的意见，忍耐得好久了，终于忍不住的说出来，这在先生也可以原谅的罢。

　　先生在《晨报》副镌上所登的《苦闷的象征》，在这篇的文字的前面，有了你的自序；记不切了，也许是像这样的说吧！“它本是厨川君劫后的作品，由了烧失的故纸堆中，发出来的，是一包未定稿。本来没有甚么名字，他的友人，径直的给他定下了，——叫作《苦闷的象征》。”先生这样的意见，或者是别有所见而云然。但以我在大前年的时候，所见到的这篇东西的译稿，像与这里所说的情形，稍有出入；先生，让我在下面说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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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灯》上，有了一位叫明权的，曾译载过厨川君的一篇东西，叫作《苦闷的象征》。我曾经拿了他的译文与先生的对照，觉得与先生所译的一毫不差。不过他只登了《创作论》与《鉴赏论》，下面是甚么也没有了，大约原文是这样的罢。这篇译文，是登在一九二一年的，那时日本还没地震，厨川君也还健在；这篇东西，既然有了外国人把它翻译过，大概原文也已揭载过了罢。这篇东西的命名，自然也是厨川君所定的，不是外国人所能杜撰出来的。若然，先生在自序上所说的，他友人给他定下了这个名字，——《苦闷的象征》，——至少也有了部分的错误了罢。

　　这个理由，是很明白的；因为那时候日本还没有地震，厨川君也还没有死，这篇名字，已经出现过而且发表的了。依我的愚见，这篇东西，是厨川君的未定稿，大约是靠底住的；厨川君先前有了《创作论》和《鉴赏论》，又已发表过，给他定下了名字，叫作《苦闷的象征》。后来《文艺上的几个根本问题的考察》，《文艺的起源》，又先后的做成功了。或者也已发表过，这在熟于日本文坛事实的，自然知道，又把它摒集在一块去。也许厨川君若没有死，还有第五第六的几篇东西，也说不定呢！

　　但是不幸厨川君是死了，而且是死于地震的了；他的友人，就把他这一包劫后的遗稿，已经命名过的，——《苦闷的象征》，——发表出来，这个名字，不是他的友人——编者——所臆定的，是厨川君自己定下的；这个假定，大约不至有了不对了罢。

　　以上几则，是我的未曾作准的见解，先生看见了它，可以给我个明白而且彻底的指导么？

　　先生，我就在这里止住了罢？

　　王铸。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三日《京报副刊》。

　　《苦闷的象征》，文艺论文集，日本厨川白村著。鲁迅的译本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由新潮社印行，为《未名丛刊》之一。同年十月《晨报副刊》曾断续地连载其中的前两篇。

　　〔２〕王铸即王淑明，安徽无为人。当时在家乡读书。

　　〔３〕厨川氏即厨川白村（１８８０—１９２３），日本文艺评论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著作除《苦闷的象征》外，还有《出了象牙之塔》、《文艺思潮论》等。

　　〔４〕指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上午十一时，厨川白村于这次地震中遇难。

　　〔５〕山本修二（１８９４—１９７６）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京都大学教授。当时是厨川白村纪念委员会的负责人。

　　〔６〕指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晨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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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改造》日本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四月创刊于东京，改造社印行，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

　　〔８〕《学灯》《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创刊于上海，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

　　〔９〕丰子恺（１８９８—１９７５）浙江桐乡人，美术家、散文家。作品有《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等。他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一九二五年三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０〕《东方杂志》综合性杂志。一九○四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初为月刊，一九二○年第十七卷起改半月刊，至一九四八年第四十四卷又改为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出四十四卷。仲云所译《文艺上几个根本问题的考察》载于该刊第二十一卷第二十号（一九二四年十月）。仲云，即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后堕落为汉奸。


聊答“……”〔１〕

　　柯先生

　　我对我对于你们一流人物，退让得够了。我那时的答话，就先不写在“必读书”栏，还要一则曰“若干”，再则曰“参考”，三则曰“或”，以见我并无指导一切青年之意。我自问还不至于如此之昏，会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那时的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和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如先生者，倘不是“喂”的指名叫了我，我就毫没有和你扳谈的必要的。

　　照你大作的上文看来，你的所谓“……”，该是“卖国”。

　　到我死掉为止，中国被卖与否未可知，即使被卖，卖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这是未来的事，我无须对你说废话。但有一节要请你明鉴：宋末，明末，送掉了国家的时候；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３〕的时候，我都不在场；在场的也不如你所“尝听说”似的，“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达尔文〔４〕的书还未介绍，罗素〔５〕也还未来华，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的著作却早经行世了。钱能训〔６〕扶乩则有之，却并没有要废中国文字，你虽然自以为“哈哈！我知道了”，其实是连近时近地的事都很不了了的。

　　你临末，又说对于我的经验，“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那么，你不是又将自己的判决取消了么？判决一取消，你的大作就只剩了几个“啊”“哈”“唉”“喂”了。这些声音，可以吓洋车夫，但是无力保存国粹的，或者倒反更丢国粹的脸。

　　鲁迅。

　　备考：偏见的经验（柯柏森）

　　我自读书以来，就很信“开卷有益”这句话是实在话，因为不论什么书，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事实，看它总可以增广些智识，所以《京副》上发表“青年必读书”的征求时，我就发生“为什么要分青年必读的书”的疑问，到后来细思几次，才得一个“假定”的回答，就是说：青年时代，“血气未定，经验未深”，分别是非能力，还没有充足，随随便便买书来看，恐怕引导入于迷途；有许多青年最爱看情书，结果坠入情网的不知多少，现在把青年应该读的书选出来，岂不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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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看见胡适之先生选出“青年必读书”后，每天都要先看“青年必读书”才看“时事新闻”，不料二月二十一日看到鲁迅先生选的，吓得我大跳。鲁迅先生说他“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也难怪。但是，他附注中却说“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云云，他的经验怎样呢？他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但除了印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的，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啊！的确，他的经验真巧妙，“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这种经验，虽然钱能训要废中国文字不得专美于前，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经验了。

　　唉！是的！“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所谓“人生”，究竟是什么的人生呢？“欧化”的人生哩？抑“美化”的人生呢？尝听说：卖国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大概鲁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吗？

　　哈哈！我知道了，鲁迅先生是看了达尔文罗素等外国书，即忘了梁启超胡适之等的中国书了。不然，为什么要说中国书是僵死的？假使中国书僵死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尚有他的著作遗传到现在呢？

　　喂！鲁迅先生！你的经验……你自己的经验，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无以名之，名之曰：“偏见的经验”。

　　十四，二，二十三。（自警官高等学校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京报副刊》。

　　〔２〕“必读书”栏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京报副刊》为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印发了一种表格，分上下两栏，上栏是“青年必读书”，下栏是“附注”。参看《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３〕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次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始归还我国。一八九七年，俄国侵占我国旅顺港，次年又强租旅顺、大连，日俄战争后，旅、大两地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归还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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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达尔文（Ｃ．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于一八九八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首先在中国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达尔文的《物种由来》最初由马君武译成中文，译名《物种原始》，一九二○年中华书局出版。

　　〔５〕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我国讲学。著有《数学原理》、《哲学问题》等。

　　〔６〕钱能训字干臣，浙江嘉善人。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报奇哉所谓……〔１〕

　　有所谓熊先生者，以似论似信的口吻，惊怪我的“浅薄无知识”和佩服我的胆量。我可是大佩服他的文章之长。现在只能略答几句。

　　一、中国书都是好的，说不好即不懂；这话是老得生了锈的老兵器。讲《易经》〔２〕的就多用这方法：“易”，是玄妙的，你以为非者，就因为你不懂。我当然无凭来证明我能懂得任何中国书，和熊先生比赛；也没有读过什么特别的奇书。但于你所举的几种，也曾略略一翻，只是似乎本子有些两样，例如我所见的《抱朴子》〔３〕外篇，就不专论神仙的。杨朱〔４〕的著作我未见；《列子》〔５〕就有假托的嫌疑，而况他所称引。我自愧浅薄，不敢据此来衡量杨朱先生的精神。

　　二、“行要学来辅助”，我知道的。但我说：要学，须多读外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是你的改本，你虽然就此又发了一大段牢骚，我可是没有再说废话的必要了。但我不解青年何以就不准做代表，当主席，否则就是“出锋头”。莫非必须老头子如赵尔巽〔６〕者，才可以做代表当主席么？

　　三、我说，“多看外国书”，你却推演为将来都说外国话，变成外国人了。你是熟精古书的，现在说话的时候就都用古文，并且变了古人，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了么？你也自己想想去。

　　我希望你一想就通，这是只要有常识就行的。

　　四、你所谓“五胡中国化……满人读汉文，现在都读成汉人了”这些话，大约就是因为懂得古书而来的。我偶翻几本中国书时，也常觉得其中含有类似的精神，——或者就是足下之所谓“积极”。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难说，但我还只愿意和外国以宾主关系相通，不忍见再如五胡乱华〔７〕以至满洲入关那样，先以主奴关系而后有所谓“同化”！假使我们还要依据“根本”的老例，那么，大日本进来，被汉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国进来，被汉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种红种进来，都被汉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后没有人再进来，欧美非澳和亚洲的一部都成空地，只有一大堆读汉文的杂种挤在中国了。这是怎样的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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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即如大作所说，读外国书就都讲外国话罢，但讲外国话却也不即变成外国人。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满洲人是“读汉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们的征服者，以后，即五族共和〔８〕，和我们共存同在，何尝变了汉人。但正因为“读汉文”，传染上了“僵尸的乐观”，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样，来蹂躏一通之后就跑回去，只好和汉人一同恭候别族的进来，使他同化了。但假如进来的又像蒙古人那样，岂不又折了很大的资本么？

　　大作又说我“大声急呼”之后，不过几年，青年就只能说外国话。我以为是不省人事之谈。国语的统一鼓吹了这些年了，不必说一切青年，便是在学校的学生，可曾都忘却了家乡话？即使只能说外国话了，何以就“只能爱外国的国”？蔡松坡反对袁世凯〔９〕，因为他们国语不同之故么？满人入关，因为汉人都能说满洲话，爱了他们之故么？清末革命，因为满人都忽而不读汉文了，所以我们就不爱他们了之故么？浅显的人事尚且不省，谈什么光荣，估什么价值。

　　六、你也同别的一两个反对论者一样，很替我本身打算利害，照例是应该感谢的。我虽不学无术，而于相传“处于才与不才之间”〔１０〕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还不无所知，但我不愿意照办。所谓“素负学者声名”，“站在中国青年前面”这些荣名，都是你随意给我加上的，现在既然觉得“浅薄无知识”了，当然就可以仍由你随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说些讨人喜欢的话，尤其是合于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话。但你所推测的我的私意，是不对的，我还活着，不像杨朱墨翟〔１１〕们的死无对证，可以确定为只有你一个懂得。我也没有做什么《阿鼠传》，只做过一篇《阿Ｑ正传》。

　　到这里，就答你篇末的诘问了：“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者，指“青年必读书”，写在本栏内；“何以果决地说这种话”者，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写在“附记”内。虽然自歉句子不如古书之易懂，但也就可以不理你最后的要求。而且，也不待你们论定。纵使论定，不过空言，决不会就此通行天下，何况照例是永远论不定，至多不过是“中虽有坏的，而亦有好的；西虽有好的，而亦有坏的”之类的微温说而已。我虽至愚，亦何至呈书目于如先生者之前乎？

　　临末，我还要“果决地”说几句：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１２〕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