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

小书虫

　　“此书用意甚微：盖劝告少年，勿作浪游，身被隐疾，肾宫一败，生子必不永年。……余恐读者不解，故弁以数言。”

　　然而这还不算不幸。再后几年，则恰如Ｉｂｓｅｎ名成身退，向大众伸出和睦的手来一样，先前欣赏那汲Ｉｂｓｅｎ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５１〕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

　　不知是有意呢还是偶然，潘家洵先生的《Ｈｅｄｄａ　Ｇａ－ｂｌｅｒ》〔５２〕的译本，今年突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计算起来，距作者的诞生是一百年，距《易卜生号》〔５３〕的出版已经满十年。我们自然并不是要继《新青年》的遗踪，不过为追怀这曾经震动一时的巨人起见，也翻了几篇短文〔５４〕，聊算一个记念。因为是短文的杂集，系统是没有的。但也略有线索可言：第一篇可略知Ｉｂｓｅｎ的生平和著作；第二篇叙述得更详明；第三篇将他的后期重要著作，当作一大篇剧曲看，而作者自己是主人。第四篇是通叙他的性格，著作的琐屑的来由和在世界上的影响的，是只有他的老友Ｇ．Ｂｒａｎｄｅｓ才能写作的文字。第五篇则说他的剧本所以为英国所不解的缘故，其中有许多话，也可移赠中国的。可惜他的后期著作，惟ＢｒａｎFｄｅｓ略及数言，没有另外的详论，或者有岛武郎的一篇《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５５〕，可以稍弥缺憾的罢。这曾译载在本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那意见，和Ｂｒａｎｄｅｓ的相同。

　　“人”第一，“艺术底工作”第一呢？这问题，是在力作一生之后，才会发生，也才能解答。独战到底，还是终于向大家伸出和睦之手来呢？这问题，是在战斗一生之后，才能发生，也才能解答。不幸Ｉｂｓｅｎ将后一问解答了，他于是尝到“胜者的悲哀”。

　　世间大约该还有从集团主义的观点，来批评Ｉｂｓｅｎ的论文罢，无奈我们现在手头没有这些，所以无从绍介。这种工作，以待“革命的智识阶级”及其“指导者”罢。

　　此外，还想将校正《文艺政策》时所想到的说几句：

　　托罗兹基是博学的，又以雄辩著名，所以他的演说，恰如狂涛，声势浩大，喷沫四飞。但那结末的豫想，其实是太过于理想底的——据我个人的意见。因为那问题的成立，几乎是并非提出而是袭来，不在将来而在当面。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我们且不问；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在“那巴斯图”派因怕主义变质而主严，托罗兹基因文艺不能孤生而主宽的问题。许多言辞，其实不过是装饰的枝叶。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小书虫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鲁迅。

　　四

　　有岛武郎是学农学的，但一面研究文艺，后来就专心从事文艺了。他的《著作集》，在生前便陆续辑印，《叛逆者》是第四辑，内收关于三个文艺家的研究〔５６〕；译印在这里的是第一篇。

　　以为中世纪在文化上，不能算黑暗和停滞，以为罗丹〔５７〕的出现，是再兴戈谛克的精神〔５８〕：都可以见作者的史识。当这第四辑初出时候，自己也曾翻译过，后来渐觉得作者的文体，移译颇难，又念中国留心艺术史的人还很少，印出来也无用，于是没有完工，放下了。这回金君〔５９〕却勇决地完成了这工作，是很不易得的事，就决计先在《奔流》上发表，顺次完成一本书。但因为对于许多难译的文句，先前也曾用过心，所以遇有自觉较妥的，便参酌了几处，出版期迫，不及商量，这是希望译者加以原宥的。

　　要讲罗丹的艺术，必须看罗丹的作品，——至少，是作品的影片。然而中国并没有这一种书。所知道的外国文书，图画尚多，定价较廉，在中国又容易入手的，有下列的二种——《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Ｒｏｄｉｎ．》６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Ｌｏｕｉｓ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ｂｒａｒｙ》第４１本。９５ｃｅｎｔｓｎｅｔ．美国纽约ＢｏｎｉａｎｄＬｉｖｅｒｉｇｈｔ，Ｉｎｃ．出版。〔６０〕《Ｒｏｄｉｎ》高村光太郎〔６１〕著。《Ａｒｓ美术丛书》第二十五编。特制本一圆八十钱，普及版一圆。日本东京Ａｒｓ社出版。

　　罗丹的雕刻，虽曾震动了一时，但和中国却并不发生什么关系地过去了。后起的有Ｉｖａｎ　Ｍｅｓｔｒｏｖｉｃ〔６２〕（１８８３年生），称为塞尔维亚的罗丹，则更进，而以太古底情热和酷烈的人间苦为特色的，曾见英国和日本，都有了影印的他的雕刻集。

　　最近，更有Ｋｏｎｅｎｋｏｖ〔６３〕，称为俄罗斯的罗丹，但与罗丹所代表是西欧的有产者不同，而是东欧的劳动者。可惜在中国也不易得到资料，我只在拔曙梦编辑的《新露西亚美术大观》里见过一种木刻，是装饰全俄农工博览会内染织馆的《女工》。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夜，鲁迅。

　　五

　　本月中因为有印刷局的罢工，这一本的印成，大约至少要比前四本迟十天了。

　　《她的故乡》〔６４〕是从北京寄来的，并一封信，其中有云：

　　“这篇小文是我在二年前，从《Ｗｏｒｌ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之‘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ｓｓａｙｓ’里无意中译出的，译后即搁在书堆下；前日在北海图书馆看到Ｗ．Ｈ．Ｈｕｄｓｏｎ的集子十多大本，觉得很惊异。然而他的大著我仍然没有细读过，虽然知道他的著作有四种很著名。……

小书虫

　　“作者的事情，想必已知？我是不知道，只能从那选本的名下，知他生于一八四一，死于一九二二而已。

　　“末了，还有一极其微小的事要问：《大旱之消失》的作者，《编校后记》上说是一九○二年死的，然而我看《Ｗｏｒｌ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关于他的生死之注，是：１８３１—１９１３，这不知究竟怎样？”

　　Ｗ．Ｈ．Ｈｕｄｓｏｎ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新近得到一本Ｇ．Ｓａｍｐｓｏｎ　增补的　Ｓ．Ａ．Ｂｒｏｏｋｅ　所编《Ｐｒｉｍｅｒ　ｏｆ　ＥｎｇF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ｔｕｒｅ》〔６５〕，查起来，在第九章里，有下文那样的语句——

　　“Ｈｕｄｓｏｎ在《Ｆａｒ　Ａｗａｙ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Ａｇｏ》〔６６〕中，讲了在南美洲的他的青年时代事，但于描写英国的鸟兽研究，以及和自然界最为亲近的农夫等，他也一样地精工。仿佛从丰饶的心中，直接溢出似的他的美妙而平易的文章，在同类中，最为杰出。《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ｉｎ　Ｌａ　Ｐｌａｔａ》，《Ｔｈｅ　Ｐｕｒｐｌｅ　Ｌａｎｄ》，《Ａ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ｓ　Ｌｉｆｅ》等，是在英文学中，各占其地位的。”

　　再查《蔷薇》的作者Ｐ．Ｓｍｉｔｈ〔６７〕，没有见；Ｗｈｉｔｅ〔６８〕却有的，在同章中的“后期维多利亚朝的小说家”条下，但只有这几句，就是——

　　“‘Ｍａｒｋ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即Ｗｍ．Ｈａｌｅ　Ｗｈｉｔｅ）的描写非国教主义者生活的阴郁的小说，是有古典之趣的文章，表露着英国人心的一面的。”

　　至于生卒之年，那是《Ｗｏｒｌ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上的对，我写后记时，所据的原也是这一本书，不知怎地却弄错了。

　　近来时或收到并不连接的期刊之类，其中往往有关于我个人或和我有关的刊物的文章，但说到《奔流》者很少。只看见两次。一，是说译著以个人的趣味为重，所以不行。这是真的。《奔流》决定底地没有这力量，会每月选定全世界上有世界的意义的文章，汇成一本，或者满印出有世界的意义的作品来。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弛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又其一，是说《奔流》的“执事者都是知名的第一流人物”，“选稿也许是极严吧？而于著，译，也分得极为明白，不仅在《奔流》中目录，公布着作译等字样，即是在《北新》，《语丝》……以及一切旁的广告上，也是如此。”

小书虫

　　但“汉君作的《一握泥土》，实实在在道道地地的的确确是‘道地’地从翻译而来的。……原文不必远求西版书，即在商务出版的《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６９〕中就有。

　　题目是：

　　《Ａ　Ｈａｎｄｆｕｌ　ｏｆ　Ｃｌａｙ》作者是Ｈｅｎｒｙ　Ｖａｎ　Ｄｙｋｅ。这种小错误，其实不必吹毛求疵般斤斤计较，不过《奔流》既然如此地分得明白；那末译而曰作，似乎颇有掠美之嫌，故敢代为宣布。

　　此或可使主编《奔流》的先生，小心下一回耳。”

　　其实，《奔流》之在目录及一切广告上声明译作，倒是小心之过，因为恐怕爱读创作而买时未暇细看内容的读者，化了冤钱，价又不便宜，便定下这一种办法，竟不嫌弄坏了。

　　但这回的译作不分，却因编者的“浅薄”，一向没有读过那一种“Ｒｅａｄｉｎｇ”之类，也未见别的译文，投稿上不写原作者名，又不称译，便以为是做的，简直当创作看了，“掠美”的坏意思，自以为倒并没有的。不过无论如何小心，此后也难保再没有这样的或更大的错误，那只好等读者的指摘，检切要的在次一本中订正了。

　　顺便还要说几句别的话。诸位投稿者往往因为一时不得回信，给我指示，说编辑者应负怎样的责任。那固然是的。不过所谓奔流社的“执事者”，其实并无和这一种堂皇名号相副的大人物；就只有两三个人，来译，来做，来看，来编，来校，搜材料，寻图画，于是信件收送，便只好托北新书局代办。而那边人手又少，十来天送一次，加上本月中邮局的罢工积压，所以催促和训斥的信，好几封是和稿件同到的。无可补救。各种惠寄的文稿及信件，也因为忙，未能壹壹答复，这并非自恃被封为“知名的第一流人物”之故，乃是时光有限，又须谋生，若要周到，便没有了性命，也编不成《奔流》了。这些事，倘肯见谅，是颇望见谅的。因为也曾想过许多回，终于没有好方法，只能这样的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鲁迅。

　　六

　　编目的时候，开首的四篇诗〔７０〕就为难，因为三作而一译，真不知用怎样一个动词好。幸而看见桌上的墨，边上印着“曹素功监制”字样，便用了这“制”字，算是将“创作”和“翻译”都包括在内，含混过去了。此外，能分清的，还是分清。

　　这一本几乎是三篇译作的天下，中间夹着三首译诗，不过是充充配角的。而所以翻译的原因，又全是因为插画，那么，诗之不关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一幅的作者　Ａｒｔｈｕｒ　ｓ　Ｆａｂｌｅｓ》的图画等多种，这幅从《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ｔｉｄｅ　ｏｆ　Ｌｉｆｅ》〔７２〕里选出，原有彩色，我们的可惜没有了。诗的作者　Ａｌｇｅｒｎｏ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１８３７—１９０９）是维多利亚朝末期的诗人，世称他最受欧洲大陆的影响，但从我们亚洲人的眼睛看来，就是这一篇，也还是英国气满满的。

小书虫

　　《跳蚤》的木刻者Ｒ．Ｄｕｆｙ〔７３〕有时写作Ｄｕｆｕｙ，是法国有名的画家，也擅长装饰；而这《禽虫吟》的一套木刻尤有名。

　　集的开首就有一篇诗赞美他的木刻的线的崇高和强有力；Ｌ．Ｐｉｃｈｏｎ〔７４〕在《法国新的书籍图饰》中也说——

　　“……Ｇ．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所著《Ｌｅ　Ｂｅｓｔｉａｉｒｅ　ａｕ　Ｃｏｒ

　　－ｔｅ′ｇｅ　ｄ’Ｏｒｐｈｅ′ｅ》的大的木刻，是令人极意称赞的。

　　是美好的画因的丛画，作成各种殊别动物的相沿的表象。

　　由它的体的分布和线的玄妙，以成最佳的装饰的全形。”

　　这书是千九百十一年，法国Ｄｅｐｌａｎｃｈ〔７５〕出版；日本有堀口大学〔７６〕译本，名《动物诗集》，第一书房（东京）出版的，封余的译文，即从这本转译。

　　拾谷虹儿的画，近一两年曾在中国突然造成好几个时行的书籍装饰画家；这一幅〔７７〕专用白描，而又简单，难以含胡，所以也不被模仿，看起来较为新鲜一些。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鲁迅。

　　七

　　生存八十二年，作文五十八年，今年将出全集九十三卷的托尔斯泰，即使将一本《奔流》都印了关于他的文献的目录，恐怕尚且印不下，更何况登载记念的文章。但只有这样的材力便只能做这样的事，所以虽然不过一本小小的期刊，也还是趁一九二八年还没有全完的时候，来作一回托尔斯泰诞生后百年的记念。

　　关于这十九世纪的俄国的巨人，中国前几年虽然也曾经有人介绍，今年又有人叱骂，然而他于中国的影响，其实也还是等于零。他的三部大著作中，《战争与和平》至今无人翻译；传记是只有　Ｃｈｒｏｌｅａ〔７８〕的书的文言译本和一小本很不完全的《托尔斯泰研究》〔７９〕。前几天因为要查几个字，自己和几个朋友走了许多外国书的书店，终竟寻不到一部横文的他的传记。关于他的著作，在中国是如此的。说到行为，那是更不相干了。我们有开书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没有分田给农夫的地主——因为这也是“浅薄的人道主义”；有软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没有写信直斥皇帝的胡涂虫〔８０〕——因为这是没有用的，倒也并非怕危险。至于“无抵抗”呢，事实是有的，但并非由于主义，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将嘴巴给人打，倘以为会有俄国的许多“灵魂的战士”（Ｄｏｕｋｈｏｂｏｒ）〔８１〕似的，宁死不当兵卒，那实在是一种“杞忧”。

　　所以这回是意在介绍几篇外国人——真看过托尔斯泰的作品，明白那历史底背景的外国人——的文字，可以看看先前和现在，中国和外国，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是怎样的不同。

小书虫

　　但自然只能从几个译者所见到的书报中取材，并非说惟这几篇是现在世间的定论。

　　首先当然要推Ｇｏｒｋｙ的《回忆杂记》〔８２〕，用极简洁的叙述，将托尔斯泰的真诚底和粉饰的两面，都活画出来，仿佛在我们面前站着。而作者Ｇｏｒｋｙ的面目，亦复跃如。一面可以见文人之观察文人，一面可以见劳动出身者和农民思想者的隔膜之处。达夫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小疑问，是第十一节里有Ｎｅｋａｓｓｏｖ这字，也许是错的，美国版的英书，往往有错误。我因为常见俄国文学史上有Ｎｅｋｒａｓｓｏｖ〔８３〕，便于付印时候改了，一面则寻访这书的英国印本，来资印证，但待到三校已完，而英国本终于得不到，所以只得暂时存疑，如果所添的“ｒ”是不对的，那完全是编者的责任。

　　第一篇通论托尔斯泰的一生和著作的，是我所见的一切中最简洁明了的文章，从日本井田孝平〔８４〕的译本《最新露西亚文学研究》重译；书名的英译是《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ｓF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ｔｕｒｅ》，但不知全书可有译本。原本在一九二三年出版；著者先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员，屡被拘囚，终遭放逐，研究文学便是在狱中时的工作。一九○九年回国，渐和政治离开，专做文笔劳动和文学讲义的事了。这书以Ｍａｒｘｉｓｍ为依据，但侧重文艺方面，所以对于托尔斯泰的思想，只说了“反对这极端底无抵抗主义而起的，是Ｋｏｒｏｌｉｅｎ－ｋｏ〔８５〕和Ｇｏｒｋｉ，以及革命底俄国”这几句话。

　　从思想方面批评托尔斯泰，可以补前篇之不足的，是Ａ．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讲演〔８６〕。作者在现代批评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无须多说了。这一篇虽讲在五年之前，其目的多在和政敌“少数党”〔８７〕战斗，但在那里面，于非有产阶级底唯物主义（Ｍａｒｘｉｓｍ）和非有产阶级底精神主义（Ｔｏｌｓｔｏｉｓｍ）的不同和相碍，以及Ｔｏｌｓｔｏｉｓｍ的缺陷及何以有害于革命之点，说得非常分明，这才可以照见托尔斯泰，而且也照见那以托尔斯泰为“卑死的说教者”〔８８〕的中国创造社旧旗下的“文化批判”者。

　　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８９〕以托尔斯泰比卢梭〔９０〕，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演说里也这样。近来看见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的一篇论文《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和Ｌｅｏ　Ｔｏｌｓｔｏｉ》〔９１〕的附记里，却有云，“现今开始以托尔斯泰来比卢梭了，然而这样的比较，不过得到否定底的结论。卢梭是辩证论者（十八世纪少数的辩证论者之一人），而托尔斯泰则到死为止，是道地的形而上学者（十九世纪的典型底形而上学者的一人）。敢于将托尔斯泰和卢梭并列者，是没有读过那有名的《人类不平等起原论》或读而不懂的人所做的事。在俄国文献里，卢梭的辩证法底特质，在十二年前，已由札思律支〔９２〕弄明白了。”三位都是马克斯学者的批评家，我则不但“根本不懂唯物史观”〔９３〕，且未曾研究过卢梭和托尔斯泰的书，所以无从知道那一说对，但能附载于此，以供读者的参考罢了。

小书虫

　　小泉八云〔９４〕在中国已经很有人知道，无须绍介了。他的三篇讲义，为日本学生而讲，所以在我们看去，也觉得很了然。其中含有一个很够研究的问题，是句子为一般人所不懂，是否可以算作好文学。倘使为大众所不懂而仍然算好，那么这文学也就决不是大众的东西了。托尔斯泰所论及的这一层，确是一种卓识。但是住在都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实行是极难的，先要“到民间去”〔９５〕，用过一番苦功。否则便会像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一样，成仿吾刚大叫到劳动大众间去安慰指导他们（见本年《创造月刊》）〔９６〕，而“诗人王独清教授”又来减价，只向“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说话（见《我们》一号）〔９７〕。但过了半年，居然已经悟出，修善寺温泉浴场〔９８〕和半租界洋房中并无“劳动大众”，这是万分可“喜”的。

　　Ｍａｉｓｋｉ〔９９〕的讲演也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所以从历史说起，直到托尔斯泰作品的特征，非常明了。日本人的办事真敏捷，前月底已有一本《马克斯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１００〕出版，计言论九篇，但大抵是说他的哲学有妨革命，而技术却可推崇。一篇的主意也一样，我想，自然也是依照“苏维埃艺术局”的纲领书的，所以做法纵使万殊，归趣却是一致。奖其技术，贬其思想，是一种从新估价运动，也是廓清运动。虽然似乎因此可以引出一个问题，是照此推论起来，技术的生命，长于内容，“为艺术的艺术”〔１０１〕，于此得到苏?的消息。然而这还不过是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年后的托尔斯泰论。在这样的世界上，他本国竟以记念观念相反的托尔斯泰的盛典普示世界，以他的优良之点讲给外人，其实是十分寂寞的事。到了将来，自然还会有不同的言论的。

　　托尔斯泰晚年的出奔，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部，是家庭的纠纷。我们不必看别的记录，只要看《托尔斯泰自己的事情》〔１０２〕一篇，便知道他的长子Ｌ．Ｌ．Ｔｏｌｓｔｏｉ便是一个不满于父亲的亲母派。《回忆杂记》第二十七节说托尔斯泰喜欢盘问人家，如“你想我的儿子莱阿，是有才能的么？”的莱阿，便是他。末尾所记的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　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ｓａｙ：“Ａｌｌ　ｍ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尤为奇特，且不易解。托尔斯泰死掉之前，他的夫人没有进屋里去，作者又没有说这是医生所传述，所以令人觉得很可疑怪的。

　　末一篇〔１０３〕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不过可以知道一点前年的Ｉａｓｎａｉａ　Ｐｏｌｉａｎａ的情形。

小书虫

　　这回的插图，除卷面的一幅是他本国的印本，卷头的一幅从Ｊ．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编的《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０４〕，他和夫人的一幅从《Ｓｐｈｅｒｅ》〔１０５〕取来的之外，其余七幅，都是出于德人Ｊｕｌｉｕｓ　Ｈａｒｔ的《托尔斯泰论》和日本译的《托尔斯泰全集》里的。这全集共六十本，每本一图，倘使挑选起来，该可以得到很适宜的插画，可惜我只有六本，因此其中便不免有所迁就了。卷面的像上可以看见Ｇｏｒｋｙ看得很以为奇的手；耕作的图是Ｒｉｅｐｉｎ〔１０６〕于一八九二年所作，颇为有名，本期的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和藏原惟人的文章里，就都提起它，还有一幅坐像，也是Ｒｉｅｐｉｎ之作，也许将来可以补印。那一张谑画（Ｃａｒｉｃａｔｕｒｅ）〔１０７〕，不知作者，我也看不大懂，大约是以为俄国的和平，维持只靠兵警，而托尔斯泰却在拆掉这局面罢。一张原稿，是可以印证他怎样有闲，怎样细致，和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１０８〕的请女速记者做小说怎样两路的：一张稿子上，改了一回，删了两回，临末只剩了八行半了。

　　至于记念日的情形，在他本国的，中国已有记事登在《无轨列车》〔１０９〕上。日本是由日露艺术协会电贺全苏维埃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一面在东京读卖新闻〔１１０〕社讲堂上开托尔斯泰记念讲演会，有Ｍａｉｓｋｉ的演说，有Ｎａｐｒｏｎ女士的Ｅｓｅｎｉｎ〔１１１〕诗的朗吟。同时又有一个记念会，大约是意见和前者相反的人们所办的，仅看见《日露艺术》〔１１２〕上有对于这会的攻击，不知其详。

　　欧洲的事情，仅有赵景深〔１１３〕先生写给我一点消息——“顷阅《伦敦麦考莱》十一月号，有这样几句话：‘托尔斯泰研究会安排了各种百年纪念的庆祝。十月末《黑暗的势力》和《教育之果》在艺术剧院上演。Ａｎｎａ　Ｓｔａｎ－ｎａｒｄ将《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改编剧本，亦将于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时在皇家剧院上演。同日下午八时Ｐ．Ｅ．Ｎ．会将为庆祝托尔斯泰聚餐，Ｇａｌｓｗｏｒｔｈｙ亦在席云。’“又阅《纽约时报》十月七号的《书报评论》，有法国纪念托尔斯泰的消息。大意说，托尔斯泰游历欧洲时，不大到法国去，因为他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所以不大欢喜法国的文学。他在法国文学中最佩服三个人，就是Ｓｔｅｎｄｈａｌ，Ｂａｌｚａｃ和Ｆｌａｕｂｅｒｔ。对于他们的后辈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Ｍｉｒｂｅａｕ等，也还称赞。法国认识托尔斯泰是很早的，一八八四年即有《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一八八五年又有《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和《忏悔》的法译本。Ｍ．Ｂｉｅｎｓｔｏｃｋ曾译过他的全集，可惜没有完。自从Ｅｕｇèｎｅ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ｄｅ　Ｖｏｇüｅ在一八八六年作了一部有名的《俄国小说论》，法国便普遍的知道托尔斯泰了。

小书虫

　　今年各杂志上更大大的著论介绍，其中有Ｍ．Ｒａｐｐｏｐｏｒｔ很反对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说他是个梦想的社会主义者。但大致说来，对于他还都是很崇敬的，罗曼罗兰对他依旧很是忠心，与以前做《托尔斯泰传》时一样。”

　　在中国，有《文学周报》和《文化战线》〔１１４〕，都曾为托尔斯泰出了记念号；十二月的《小说月报》上，有关于他的图画八幅和译著三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鲁迅记。

　　八

　　这一本校完之后，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话非说不可。

　　单是，忽然想起，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绍介给世界。有些学者，还要在载籍里竭力寻出食人风俗的证据来。这一层，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在英文学方面，小泉八云便是其一，他的讲义〔１１５〕，是多么简要清楚，为学生们设想。中国的研究英文，并不比日本迟，所接触的，是英文书籍多，学校里的外国语，又十之八九是英语，然而关于英文学的这样讲义，却至今没有出现。现在登载它几篇，对于看看英文，而未曾留心到史底关系的青年，大约是很有意义的。

　　先前的北京大学里，教授俄，法文学的伊发尔（Ｉｖａｎｏｖ）

　　和铁捷克（Ｔｒｅｔｉａｋｏｖ）〔１１６〕两位先生，我觉得却是善于诱掖的人，我们之有《苏俄的文艺论战》和《十二个》〔１１７〕的直接译本而且是译得可靠的，就出于他们的指点之赐。现在是，不但俄文学系早被“正人君子”们所击散，连译书的青年也不知所往了。

　　大约是四五年前罢，伊发尔先生向我说过，“你们还在谈Ｓｏｌｏｇｕｂ〔１１８〕之类，以为新鲜，可是这些名字，从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好像已经是一百来年以前的名字了。”我深信这是真的，在变动，进展的地方，十年的确可以抵得我们的一世纪或者还要多。然而虽然对于这些旧作家，我们也还是不过“谈谈”，他的作品的译本，终于只有几篇短篇，那比较长些的有名的《小鬼》，至今并没有出版。

　　这有名的《小鬼》的作者梭罗古勃，就于去年在列宁格勒去世了，活了六十五岁。十月革命时，许多文人都往外国跑；他却并不走，但也没有著作，那自然，他是出名的“死的赞美者”，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里，当然做不出东西来的，做了也无从发表。这回译载了他的一篇短篇——也许先前有人译过的——并非说这是他的代表作，不过借此作一点记念。那所描写，我想，凡是不知道集团主义的饥饿者，恐怕多数是这样的心情。

小书虫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鲁迅。

　　九

　　这算是第一卷的末一本了，此后便是第二卷的开头。别的期刊不敢妄揣，但在《奔流》，却不过是印了十本，并无社会上所珍重的“夏历”过年一样，有必须大放爆竹的神秘的玄机。惟使内容有一点小小的结束，以便读者购阅的或停或续的意思，却是有的。然而现在还有《炸弹和征鸟》〔１１９〕未曾完结，不过这是在重要的时代，涉及广大的地域，描写多种状况的长篇，登在期刊上需要一年半载，也正是必然之势，况且每期所登也必有两三章，大概在大度的读者是一定很能够谅解的罢。

　　其次，最初的计画，是想，倘若登载将来要印成单行本的译作，便须全部在这里发表，免得读者再去买一本一部份曾经看过的书籍。但因为译作者的生活关系，这计画恐怕办不到了，纵有匿名的“批评家”以先在期刊上横横直直发表而后来集印成书为罪状，也没有法子。确是全部登完了的只有两种：一是《叛逆者》，一是《文艺政策》。

　　《叛逆者》本文三篇，是有岛武郎最精心结撰的短论文，一对于雕刻，二对于诗，三对于画；附录一篇，是译者所作；插画二十种，则是编者加上去的，原本中并没有。《文艺政策》原译本是这样完结了，但又见过另外几篇关于文艺政策的文章，倘再译了出来，一切大约就可以知道得更清楚。此刻正在想：再来添一个附录，如何呢？但一时还没有怎样的决定。

　　《文艺政策》另有画室先生的译本，去年就出版了。听说照例的创造社革命文学诸公又在“批判”，有的说鲁迅译这书是不甘“落伍”，有的说画室居然捷足先登〔１２０〕。其实我译这书，倒并非救“落”，也不在争先，倘若译一部书便免于“落伍”，那么，先驱倒也是轻松的玩意。我的翻译这书不过是使大家看看各种议论，可以和中国的新的批评家的批评和主张相比较。

　　与翻刻王羲之〔１２１〕真迹，给人们可以和自称王派的草书来比一比，免得胡里胡涂的意思，是相仿佛的，借此也到“修善寺”温泉去洗澡，实非所望也。

　　又其次，是原想每期按二十日出版，没有迟误的，但竟延误了一个月。近时得到几位爱读者的来信，责以迟延，勉以努力。我们也何尝不想这样办；不过一者其中有三回增刊，共加添二百页，即等于十个月内，出了十一本的平常刊；二者这十个月中，是印刷局的两次停工和举国同珍的一回“夏历”岁首，对于这些大事，几个《奔流》同人除跳黄浦江之外，是什么办法也没有的。譬如要办上海居民所最爱看的“大出丧”，本来算不得乌托邦〔１２２〕的空想，但若脚色都回家拜岁去了，就必然底地出不出来。所以，据去年一年所积的经验，是觉得“凡例”上所说的“倘无意外障碍，定于每月中旬出版”的上一句的分量，实在着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