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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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诗》即《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共收三○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地方的乐歌；“雅”是王畿的乐歌；“颂”是宗庙祭祀时的乐歌。

　　〔〔５〕《楚辞》战国时楚（今湖南、湖北等地）人的辞赋。其名最初见于《史记·张汤传》。后来汉代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成书，名为《楚辞》。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楚辞》“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６〕二陆指晋代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陆机（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所作四言诗有《短歌行》、《秋胡行》等十二首，陆云（２６２—３０３），字士龙，所作四言诗有《赠顾骠骑》、《赠顾彦先》等二十四首。束皙（？—３００以后），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晋代文学家。所作四言诗有《补亡诗》六首。陶潜（３７２？—４２７），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所作四言诗有《停云》、《时运》等九首。

　　〔７〕《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三卷，公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载汉末到东晋间文人学士的言谈轶事。

　　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时，袭封临川王。宋书·刘道规传》说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

　　〔８〕裴启又名裴荣，字荣期，东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所著《语林》，十卷，记汉魏两晋高士名流的言谈轶事，《世说新语》颇多取材于此书。原书已佚，遗文散见《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唐宋类书中，清代马国翰有辑本二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鲁迅亦有辑本，收入《古小说钩沉》。

　　〔９〕《幽明录》刘义庆编撰，三十卷。内容多记鬼怪故事。原书于唐宋间佚亡，遗文在类书中保留甚多。鲁迅有辑本，收入《古小说钩沉》。

　　〔１０〕南朝梁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的注释，引用古籍有四百多种，这些书的原本多已失传。

　　〔１１〕后人模拟《世说新语》体裁的书很多，如唐代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今佚），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清代李清的《女世说》、王○的《今世说》，近代易宗夔的《新世说》等。其中《今世说》、《新世说》等，都有作者自加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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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万历时进士。他在做官之前曾说：“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无限光景”（《与李本健书》）。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任吴县知县后却又说“官实能害我性命”（《与黄绮石书》），“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寄沈博士书》），并于一年后辞去官职。

　　〔１３〕曹宪隋唐时扬州江都（今属江苏扬州）人，精通文字学。

　　《旧唐书·曹宪传》说：“（宪）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李善（约６３０—６８９），唐代扬州江都人。从曹宪受文选学，显庆三年（６５８）撰成《文选》注释。开元六年（７１８）吕延祚又辑集吕延济、刘良、张诜、吕向、李周翰五人所作的注释为“五臣注”；宋人又把它和李善的注释合刻，称“六臣注”。后代学者关于《文选》的音义、考异、集释、旁证等著作甚多。

　　〔１４〕“妖孽”一九一七年七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通讯”栏钱玄同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此后，“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便成为当时反对旧文学的流行用语。

　　〔１５〕《古文观止》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十二卷。收入先秦至明代的散文二二二篇。

　　〔１６〕《昭明太子集》南朝梁萧统（谥昭明）的文集，原本二十卷，久已散佚，今存明代叶绍泰辑刊的六卷本，系由类书掇拾而成。又另有明刊五卷本一种。

　　〔１７〕《古文辞类纂》清代姚鼐编选，共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辞赋，依文体分为十三类。《惜抱轩全集》，姚鼐的著作集，共八十八卷。

　　〔１８〕《唐人万首绝句选》清代王士祯编选，七卷。王士祯论诗推崇盛唐，提倡“神韵”之说，这个选本是他从宋代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中选取能表现“神韵”特色的八九五首而编成的。

　　〔１９〕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字叔夜，谯国○（今安徽宿县）人，三国魏诗人。他的著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家诫》是用明哲保身思想训诫儿子的一篇文章，见《嵇康集》卷十。

　　〔２０〕《闲情赋》内容抒写对一位女子的眷恋。见《靖节先生集》卷五。

　　〔２１〕《子夜歌》乐府“吴声歌曲”之一，为民间男女赠答的情诗。《晋书·乐志（下）》：“《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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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儒林外史》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著。马二先生是书中的八股文选家。他游西湖吃处片的情节，见该书第十四回。“处片”，即处州（今浙江丽水）出产的酱笋干片。


哭范爱农〔１〕

　　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２〕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３〕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绍兴《民兴日报》，署名黄棘。这是《哀范君三章》的最后一首。其中第三联因作者忘却，于本书编集时补作，故与原发表时稍有出入。参看《朝花夕拾·范爱农》及《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

　　范爱农（１８８３—１９１２）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在日本留学时与鲁迅相识。一九一一年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后改称绍兴师范学校）监督时，他任学监。鲁迅离职后，他被守旧势力排挤出校，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落水身亡。〔２〕大圜即天。《吕氏春秋·序意》：“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

　　〔３〕新宫当时袁世凯的总统府在新华宫。


送Ｏ．Ｅ．君携兰归国〔１〕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

　　二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与《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同在《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的短讯中刊出。《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

　　“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君买兰将东归，为赋一绝句，书以赠之。”

　　Ｏ．Ｅ．即小原荣次郎日语读音的罗马字拼音（ＯｂａｒａＥｉｊｉｒｏ）的缩写。

　　当时他在东京开设京华堂，经营中国文玩和兰草。


无题〔１〕

　　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万籁静爸爸。

　　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２〕

　　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

　　三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参看本卷第１４３页注〔１〕。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本诗是书赠日本友人片山松藻（内山嘉吉夫人）的。

　　〔２〕秦醉汉代张衡《西京赋》：“昔者大帝说（悦）秦穆公而觐之，飨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赐）用此土，而剪诸鹑首。”按鹑首，星次名，我国古代将星宿分为十二次，配属于各国，鹑首指秦国疆土。越吟，《史记·张仪列传》：“陈轸适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舄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舄仕楚执?，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贵富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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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日本歌人〔１〕

　　春江好景依然在，远国征人此际行。〔２〕

　　莫向遥天望歌舞，西游演了是封神。〔３〕

　　三月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本诗是书赠日本剧评家升屋治三郎的。原诗所写的条幅上题“辛未三月送升屋治三郎兄东归”。诗中“远”作“海”，“望”作“忆”。

　　〔２〕春江指春申江，上海市境内黄浦江的别称。相传战国时楚春申君黄歇疏凿此江而得名。

　　〔３〕西游，即《西游记》；封神，即《封神演义》。当时上海演出的两部取材于同名小说的连台本京戏。


湘灵歌〔１〕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２〕

　　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３〕

　　三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本诗是书赠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诗中“如染”作“于染”，“皎如皓月”作“皓如素月”，“零落”作“苓落”。

　　湘灵，湘水之神。《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后汉书·马融传》唐代李贤注：“湘灵，舜妃，溺于湘水，为湘夫人也。”

　　〔２〕高丘楚国山名。《楚辞·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３〕太平成象从“太平无象”变化而来。《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六年：“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秋门，唐代李贺《自昌谷到洛后门》：“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明代曾益注：“《洛阳故宫纪》云：洛阳有宜秋门千秋门”。洛阳是唐朝的东都，这里借指南京。


自嘲〔１〕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损战袍。〔２〕

　　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３〕

　　十二月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诗是书赠郁达夫的；诗中“木落”作“浩荡”，“猩红”作“心红”，“吟不得”作“吟亦险”。

　　〔２〕洞庭木落《楚辞·九歌·湘夫人》：“粬粬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３〕泽畔湖边。《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离骚，屈原被放逐后所作的长诗。


二十二年元旦〔１〕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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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一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又戏为邬其山生书一笺……已而毁之，别录以寄静农。”诗中“到底”作“依旧”。邬其山，即内山完造；静农，即台静农。按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为夏历癸酉年元旦。


题彷徨〔１〕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三月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本诗为日本山县初男索取《彷徨》并要求题诗而作；诗中“独”作“尚”。


题三义塔〔１〕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２〕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之。

　　奔霆飞蠣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３〕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４〕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５〕

　　六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为西村真琴博士书一横卷……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诗中“蠣”作“焰”。

　　西村真琴（１８８３—１９５６），日本生物学家。一二八事变时曾来上海。

　　〔２〕鸠指鸽子，日语称为堂鸠。

　　〔３〕大心佛家语，“大悲心”的略称。《大乘起信论》以“欲拔一切众生苦”之心为大悲心。瀛洲，传说中的东海神山，这里指日本。《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皦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

　　〔４〕精禽即精卫。《山海经·北山经》：“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反，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５〕劫波佛家语，梵文Ｋａｌｐａ的音译，略称为劫。古印度传说，世界经历若干万年毁灭一次，重新开始，叫做一“劫”。后人借用指天灾人祸。


悼丁君〔１〕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２〕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六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涛声》周刊第二卷第三十八期。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本诗是书赠陶轩的；诗中“夜气”作“遥夜”，“压”作“拥”，“瑶”作“湘”。

　　丁君指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在上海被捕，六月间盛传她在南京遇害，鲁迅因作本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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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剪柳春风唐代贺知章《咏柳》：“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赠人〔１〕

　　明眸越女罢晨装，荇水荷风是旧乡。〔２〕

　　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３〕

　　其二

　　秦女端容理玉筝，梁尘踊跃夜风轻。〔４〕

　　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５〕

　　七月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本诗是书赠日本森本清八的；诗中“理”作“弄”，“但”作“独”。

　　〔２〕越女唐代王维《洛阳女儿行》：“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越女，原指西施，也泛指江浙一带的女子。

　　〔３〕唱尽新词欢不见唐代刘禹锡《踏歌词四首》之一：“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露映树鹧鸪鸣。”欢，古代吴声歌曲中对情人的称谓。

　　〔４〕秦女相传秦穆公女名弄玉，能吹箫作凤鸣（见《列仙传》）。这里泛指善弹奏的女子。梁尘踊跃，形容乐声的动人。《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引刘向《别录》：“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

　　〔５〕奔星《尔雅·释天》“奔星”注：“流星大而疾，曰奔。”

　　《晋书·天文志（中）》：奔星“声隆隆者，怒之象也”。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１〕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２〕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３〕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４〕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十二月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本诗是为当时郁达夫妻子王映霞写的；诗中“假”作“遐”，“风波”作“风沙”。

　　郁达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重要成员之一。一九二八年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迷途的羔羊》、《她是一个弱女子》等。郁达夫于一九三三年春迁往杭州，并拟定居。后来他在《回忆鲁迅》中说：“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

　　〔２〕钱王登假钱王即钱槿（８５２—９３２），临安（今浙江杭州）人，五代时吴越国的国王。据宋代郑文宝《江表志》载：“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麂号叫达曙，问于驿吏，乃县司征科也。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间，执事非刻理不可，虽贫者亦家累千金。”登假，同登遐，旧称帝王的死亡为登假。《礼记·曲礼下》：“告丧，曰‘天王登假’。”汉代郑玄注：“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伍相随波，伍相，即伍子胥（？—前４８４），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父兄为楚平王所杀，他出奔吴国，助吴伐楚。后劝吴王夫差灭越，吴王不听，赐剑迫令自刎，“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见《史记·伍子胥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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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平楚南朝齐谢粕《宣城郡内望远》：“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楚，丛木也。登高望远，见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犹所谓平林也。”高岑，三国魏王粲《登楼赋》：“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

　　〔４〕将军岳指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将领。后被主和派赵构（宋高宗）、秦桧谋害。杭州西湖畔有岳坟。处士林，指林逋（９６７—１０２８），字君复，谥号和靖先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代诗人。隐居西湖孤山，喜种梅养鹤。著有《和靖诗集》。孤山有他的坟墓、鹤关和放鹤亭。


《奔流》编校后记〔１〕

　　一

　　创作自有他本身证明，翻译也有译者已经解释的。现在只将编后想到的另外的事，写上几句——甚少。这一篇《Ｈａｍｌｅｔ　ｕｎｄ　Ｄｏｎ　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３〕是极有名的，我们可以看见他怎样地观察人生。《Ｈａｍｌｅｔ》中国已有译文，无须多说；《Ｄｏｎ　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则只有林纾〔４〕的文言译，名《魔侠传》，仅上半部，又是删节过的。近两年来，梅川〔５〕君正在大发《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翻译热，但愿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够得到一部可看的译本，即使不得不略去其中的闲文也好。

　　《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的书虽然将近一千来页，事迹却很简单，就是他爱看侠士小说，因此发了游侠狂，硬要到各处去除邪惩恶，碰了种种钉子，闹了种种笑话，死了；临死才回复了他的故我。所以Ｔｕｒｇｅｎｊｅｗ取毫无烦闷，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　ｔｙｐｅ”〔６〕，来和一生瞑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Ｈａｍｌｅｔ相对照。后来又有人和这专凭理想的“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ｉｓｍ式”相对，称看定现实，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Ｍａｒｘｉｓｍ式”。中国现在也有人嚷些什么“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了，〔７〕但因为实在并没有看过这一部书，所以和实际是一点不对的。

　　《大旱的消失》〔８〕是Ｅｓｓａｙ，作者的底细，我不知道，只知道是１９０２年死的。Ｅｓｓａｙ本来不容易译，在此只想绍介一个格式。将来倘能得到这一类的文章，也还想登下去。

　　跋司珂（Ｖａｓｃｏ）族是古来住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的Ｐｙ－ｒｅｎｅｅｓ〔９〕山脉两侧的大家视为世界之谜的人种。巴罗哈（Ｐｉｏ　Ｂａｒｏｊａ　ｙ　Ｎｅｓｓｉ）〔１０〕就禀有这族的血液，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廿八日，生于靠近法境的圣舍跋斯丁市。原是医生，也做小说，两年后，便和他的哥哥Ｒｉｃａｒｄｏ〔１１〕到马德里开面包店去了，一共开了六年。现在Ｒｉｃａｒｄｏ是有名的画家；他是最独创底的作家，早和Ｖｉｃｅｎｔｅ　Ｂｌａｓｃｏ　Ｉｂａ′ｎfｅｚ〔１２〕并称现代西班牙文坛的巨擘。他的著作至今大约有四十种，多是长篇。这里的小品四篇〔１３〕，是从日本的《海外文学新选》第十三编《跋司珂牧歌调》内，永田宽定〔１４〕的译文重翻的；原名《Ｖｉｄａ　Ｓｏｍｂｒｉａｓ》〔１５〕，因为所写的是跋司珂族的性情，所以仍用日译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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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说起“近视眼看匾”来，似乎很有几个自命批评家郁郁不乐，又来大做其他的批评。〔１６〕为免去蒙冤起见，只好特替作者在此声明几句：这故事原是一种民间传说，作者取来编作“狂言”样子，〔１７〕还在前年的秋天，本豫备登在《波艇》〔１８〕上的。倘若其中仍有冒犯了批评家的处所，那实在是老百姓的眼睛也很亮，能看出共通的暗病的缘故，怪不得传述者的。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１９〕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２０〕，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不过是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２１〕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２２〕的人们；Ｂｕｋｈａｒｉｎ〔２３〕们自然也主张支持劳动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几个是委员，如Ｖｏｒｏｎｓｋｙ，Ｂｕｋｈａｒｉｎ，Ｉａｋｏｖｌｅｖ，Ｔｒｏ－ｔｓｋｙ，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２４〕等；也有“锻冶厂”〔２５〕一派，如Ｐｌｅｔｎｉ－ｊｏｖ〔２６〕；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Ｖａｒｄｉｎ，Ｌｅｌｅｖｉｔｃｈ，Ａｖｅｒｂａｃｈ，Ｒｏｄｏｖ，Ｂｅｓａｍｅｎｓｋｙ〔２７〕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Ｖｏｒｏｎｓｋｙ，《赤色新地》〔２８〕的编辑者；对于他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ＬｅｌｅFｖｉ－ｔｃｈ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且指摘Ｖｏｒｏｎｓｋｙ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２９〕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３０〕在《现代俄国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Ｖｏｒｏｎｓｋｙ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Ｌｅｌｅｖｉｔｃｈ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Ｔｒｏｔｓｋｙ，Ｒａｄｅｋ〔３１〕都已放逐，Ｖｏｒｏｎｓｋｙ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着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鲁迅。

　　二

　　纸数的关系，只能分登两期了。篇末有译者附记，以为“小说里有一种Ｋ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３３〕的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厌世的东洋色彩”，这是极确凿的。但作者究竟是德国人，所以也终于不脱日耳曼气，要绘图立说，来发明“幸福的摆”，自视为生路，而其实又是死因。我想，东洋思想的极致，是在不来发明这样的“摆”，不但不来，并且不想；不但不想到“幸福的摆”，并且连世间有所谓“摆”这一种劳什子也不想到。这是令人长寿平安，使国古老拖延的秘法。老聃作五千言，释迦有恒河沙数说〔３４〕，也还是东洋人中的“好事之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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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国人Ｒｅｎｅ′　Ｆｕｅｌｏｅｐ－Ｍｉｌｌｅｒ〔３５〕的叙述苏俄状况的书，原名不知道是什么，英译本曰《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Ｆａｃｅ　ｏｆ　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今年上海似乎到得很不少。那叙述，虽说是客观的，然而倒是指摘缺点的地方多，惟有插画二百余，则很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因为图画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很难由第三者从中作梗的。可惜有些“艺术家”，先前生吞“琵亚词侣”，活剥拾谷虹儿，〔３６〕今年突变为“革命艺术家”，早又顺手将其中的几个作家撕碎了。这里翻印了两张，都是Ｉ．ＡｎFｎｅｎｋｏｖ〔３７〕所作的画像；关于这画像，著者这样说——“……其中主要的是画家Ｉｕａｎｉｉ　Ａｎｎｅｎｋｏｖ。他依照未来派艺术家的原则工作，且爱在一幅画上将各刹那并合于一件事物之中，但他设法寻出一个为这些原质的综合。

　　他的画像即意在‘由一个人的传记里，抄出脸相的各种表现来’。俄国的批评家特别称许他的才能在于将细小微末的详细和画中的实物发生关连，而且将这些制成更加恳切地显露出来的性质。他并不区别有生和无生，对于他的题目的周围的各种琐事，他都看作全体生活的一部分。他爱一个人的所有物，这生命的一切细小的碎片；一个脸上的各个抓痕，各条皱纹，或一个赘疣，都自有它的意义的。”

　　那Ｍａｘｉｍ　Ｇｏｒｋｙ〔３８〕的画像，便是上文所讲的那些的好例证。他背向西欧的机械文明，面对东方，佛像表印度，磁器表中国，赤色的地方，旗上明写着“Ｒ．Ｓ．Ｆ．Ｓ．Ｒ．”〔３９〕，当然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了，但那颜色只有一点连到Ｇｏｒｋｙ的脑上，也许是含有不满之意的罢——我想。这像是一九二○年作，后三年，Ｇｏｒｋｙ便往意大利去了，今年才大家嚷着他要回去。

　　Ｎ．Ｅｖｒｅｉｎｏｖ〔４０〕的画像又是一体，立方派〔４１〕的手法非常浓重的。Ｅｖｒｅｉｎｏｖ是俄国改革戏剧的三大人物之一，我记得画室先生译的《新俄的演剧和跳舞》〔４２〕里，曾略述他的主张。这几页“演剧杂感”，论人生应该以意志修改自然，虽然很豪迈，但也仍当看如何的改法，例如中国女性的修改其足，便不能和胡蝶结相提并论了。

　　这回登载了Ｇｏｒｋｙ的一篇小说，一篇关于他的文章，〔４３〕一半还是由那一张画像所引起的，一半是因为他今年六十岁。

　　听说在他的本国，为他所开的庆祝会，是热闹极了；我原已译成了一篇拔曙梦的《最近的Ｇｏｒｋｙ》说得颇详细，但也还因为纸面关系，不能登载，且待下几期的余白罢。

小书虫

　　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然而一向迁延，现在单是绍介也来不及了。于是我们只好这样：旧的呢，等他五十岁，六十岁……大寿，生后百年阴寿，死后Ｎ年忌辰时候来讲；新的呢，待他得到诺贝尔奖金〔４４〕。但是还是来不及，倘是月刊，专做庆吊的机关也不够。那就只好挑几个于中国较熟悉，或者较有意义的来说说了。

　　生后一百年的大人物，在中国又较耳熟的，今年就有两个：Ｌｅｏｖ　Ｔｏｌｓｔｏｙ和Ｈｅｎｒｉｋ　Ｉｂｓｅｎ〔４５〕。Ｉｂｓｅｎ的著作，因潘家洵〔４６〕先生的努力，中国知道的较多。本刊下期就想由语堂〔４７〕，达夫，梅川，我，译上几篇关于他的文章，如Ｈ，Ｅｌｌｉｓ，Ｇ．Ｂｒａｎｄｅｓ，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Ｌ．Ａａｓ，有岛武郎〔４８〕之作；并且加几幅图像，自年青的Ｉｂｓｅｎ起，直到他的死尸，算作一个纪念。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鲁迅。

　　三

　　前些时，偶然翻阅日本青木正儿〔４９〕的《支那文艺论丛》，看见在一篇《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里，有云——“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陈。他们的进攻这城的行动，原是战斗的次序，非向这里不可的，但使他们至于如此迅速地成为奇兵底的原因，却似乎是这样——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丈的翌月号上钱玄同君之所说（随感录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

　　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Ｉｂｓｅｎ来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Ｉｂｓｅｎ敢于挑战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碍，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

　　那时的此后虽然颇有些纸面上的纷争，但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当时的《时事新报》〔５０〕所斥为“新偶像”者，终于也并没有打动一点中国的旧家子的心。后三年，林纾将“Ｇｅｎｇａｎｇｅｒｅ”译成小说模样，名曰《梅孽》——但书尾校者的按语，却偏说“此书曾由潘家洵先生编为戏剧，名曰《群鬼》”——从译者看来，Ｉｂｓｅｎ的作意还不过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