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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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问我来要钱呢？”

　　“因为你有钱呀。你教书，做文章，送来的钱多得很。”他说着，脸上做出凶相，手在身上乱摸。

　　我想：这少年大约在报章上看了些什么上海的恐吓团的记事，竟模仿起来了，还是防着点罢。我就将我的坐位略略移动，豫备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

　　“钱是没有。”我决定的说。

　　“说谎！哈哈哈，你钱多得很。”

　　女工端进一杯茶来。

　　“他不是很有钱么？”这少年便问他，指着我。

　　女工很惶窘了，但终于很怕的回答：“没有。”

　　“哈哈哈，你也说谎！”

　　女工逃出去了。他换了一个坐位，指着茶的热气，说：

　　“多么凉。”

　　我想：这意思大概算是讥刺我，犹言不肯将钱助人，是凉血动物。

　　“拿钱来！”他忽而发出大声，手脚也愈加舞蹈起来，“不给钱是不走的！”

　　“没有钱。”我仍然照先的说。

　　“没有钱？你怎么吃饭？我也要吃饭。哈哈哈哈。”

　　“我有我吃饭的钱，没有给你的钱。你自己挣去。”

　　“我的小说卖不出去。哈哈哈！”

　　我想：他或者投了几回稿，没有登出，气昏了。然而为什么向我为难呢？大概是反对我的作风的。或者是有些神经病的罢。

　　“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一做就登出，送许多钱，还说没有，哈哈哈哈。晨报〔３〕馆的钱已经送来了罢，哈哈哈。

　　什么东西！周作人〔４〕，钱玄同；周树人就是鲁迅，做小说的，对不对？孙伏园〔５〕；马裕藻就是马幼渔〔６〕，对不对？陈通伯〔７〕，郁达夫〔８〕。什么东西！Ｔｏｌｓｔｏｉ，Ａｎｄｒｅｅｖ〔９〕，张三，什么东西！

　　哈哈哈，冯玉祥，吴佩孚〔１０〕，哈哈哈。”

　　“你是为了我不再向晨报馆投稿的事而来的么？”但我又即刻觉到我的推测有些不确了，因为我没有见过杨遇夫马幼渔在《晨报副镌》上做过文章，不至于拉在一起；况且我的译稿的稿费至今还没有着落，他该不至于来说反话的。

　　“不给钱是不走的。什么东西，还要找！还要找陈通伯去。

　　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

　　我想：他连我的兄弟哥哥都要找遍，大有恢复灭族法之意了，的确古人的凶心都遗传在现在的青年中。我同时又觉得这意思有些可笑，就自己微笑起来。

　　“你不舒服罢？”他忽然问。

　　“是的，有些不舒服，但是因为你骂得不中肯。”

　　“我朝南。”他又忽而站起来，向后窗立着说。

　　我想：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忽而在我的床上躺下了。我拉开窗幔，使我的佳客的脸显得清楚些，以便格外看见他的笑貌。他果然有所动作了，是使他自己的眼角和嘴角都颤抖起来，以显示凶相和疯相，但每一抖都很费力，所以不到十抖，脸上也就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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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近于疯人的神经性痉挛，然而颤动何以如此不调匀，牵连的范围又何以如此之大，并且很不自然呢？——一定，他是装出来的。

　　我对于这杨树达君的纳罕和相当的尊重，忽然都消失了，接着就涌起要呕吐和沾了龌龊东西似的感情来。原来我先前的推测，都太近于理想的了。初见时我以为简率的口调，他的意思不过是装疯，以热茶为冷，以北为南的话，也不过是装疯。从他的言语举动综合起来，其本意无非是用了无赖和狂人的混合状态，先向我加以侮辱和恫吓，希图由此传到别个，使我和他所提出的人们都不敢再做辩论或别样的文章。而万一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则就用“神经病”这一个盾牌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当时不知怎样，我对于他装疯技术的拙劣，就是其拙至于使我在先觉不出他是疯人，后来渐渐觉到有些疯意，而又立刻露出破绽的事，尤其抱着特别的反感了。

　　他躺着唱起歌来。但我于他已经毫不感到兴味，一面想，自己竟受了这样浅薄卑劣的欺骗了，一面却照了他的歌调吹着口笛，借此嘘出我心中的厌恶来。

　　“哈哈哈！”他翘起一足，指着自己鞋尖大笑。那是玄色的深梁的布鞋，裤是西式的，全体是一个时髦的学生。

　　我知道，他是在嘲笑我的鞋尖已破，但已经毫不感到什么兴味了。

　　他忽而起来，走出房外去，两面一看，极灵敏地找着了厕所，小解了。我跟在他后面，也陪着他小解了。

　　我们仍然回到房里。

　　“吓！什么东西！……”他又要开始。

　　我可是有些不耐烦了，但仍然恳切地对他说：

　　“你可以停止了。我已经知道你的疯是装出来的。你此来也另外还藏着别的意思。如果是人，见人就可以明白的说，无须装怪相。还是说真话罢，否则，白费许多工夫，毫无用处的。”

　　他貌如不听见，两手搂着裤裆，大约是扣扣子，眼睛却注视着壁上的一张水彩画。过了一会，就用第二个指头指着那画大笑：

　　“哈哈哈！”

　　这些单调的动作和照例的笑声，我本已早经觉得枯燥的了，而况是假装的，又如此拙劣，便愈加看得烦厌。他侧立在我的前面，我坐着，便用了曾被讥笑的破的鞋尖一触他的胫骨，说：

　　“已经知道是假的了，还装甚么呢？还不如直说出你的本意来。”

　　但他貌如不听见，徘徊之间，突然取了帽和铅笔匣，向外走去了。

　　这一着棋是又出于我的意外的，因为我还希望他是一个可以理喻，能知惭愧的青年。他身体很强壮，相貌很端正。ＴｏｌFｓｔｏｉ和Ａｎｄｒｅｅｖ的发音也还正。

　　我追到风门前，拉住他的手，说道，“何必就走，还是自己说出本意来罢，我可以更明白些……”他却一手乱摇，终于闭了眼睛，拼两手向我一挡，手掌很平的正对着我：他大概是懂得一点国粹的拳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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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往外走。我一直送到大门口，仍然用前说去固留，而他推而且挣，终于挣出大门了。他在街上走得很傲然，而且从容地。

　　这样子，杨树达君就远了。

　　我回进来，才向女工问他进来时候的情形。

　　“他说了名字之后，我问他要名片，他在衣袋里掏了一会，说道，‘阿，名片忘了，还是你去说一声罢。’笑嘻嘻，一点不像疯的。”女工说。

　　我愈觉得要呕吐了。

　　然而这手段却确乎使我受损了，——除了先前的侮辱和恫吓之外。我的女工从此就将门关起来，到晚上听得打门声，只大叫是谁，却不出去，总须我自己去开门。我写完这篇文字之间，就放下了四回笔。

　　“你不舒服罢？”杨树达君曾经这样问过我。

　　是的，我的确不舒服。我历来对于中国的情形，本来多已不舒服的了，但我还没有豫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

　　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夜。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语丝》周刊第二期。

　　〔２〕杨遇夫（１８８５—１９５６）名树达，湖南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曾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教授。著有《高等国文法》、《词诠》等。按文中所说自称“杨树达”者本名杨鄂生。

　　〔３〕晨报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研究系的机关报。

　　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刊于北京，原名《晨钟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报》，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它的副刊《晨报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创刊，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推动下，一个时期内曾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之一。鲁迅在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孙伏园任编辑时经常为它撰稿，孙伏园去职后即不再投稿。

　　〔４〕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字启明，浙江绍兴人，鲁迅的二弟。曾留学日本，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堕落为汉奸。

　　〔５〕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毕业，新潮社和语丝社成员。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编辑。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６〕马裕藻（１８７８—１９４５）字幼渔，浙江鄞县人。曾留学日本，当时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７〕陈通伯（１８９６—１９７０）名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

　　〔８〕郁达夫参看本卷第１５５页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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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Ｔｏｌｓｔｏｉ托尔斯泰。Ａｎｄｒｅｅｖ，安德烈夫。

　　〔１０〕冯玉祥（１８８２—１９４８）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北洋直系将领，当时任国民军总司令。后来逐渐倾向进步。吴佩孚（１８７３—１９３９）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１〕

　　一

　　今天有几位同学极诚实地告诉我，说十三日访我的那一位学生确是神经错乱的，十三日是发病的一天，此后就加重起来了。我相信这是真实情形，因为我对于神经患者的初发状态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错的时候。

　　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当初，我确是不舒服，自己想，倘使他并非假装，我即不至于如此恶心。现在知道是真的了，却又觉得这牺牲实在太大，还不如假装的好。然而事实是事实，还有什么法子呢？

　　我只能希望他从速回复健康。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

　　伏园兄：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２〕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所以我想，我前天交出的那一点辩正，似乎不够了，很想就将这一篇在《语丝》第三期上给他发表。但纸面有限，如果排工有工夫，我极希望增刊两板（大约此文两板还未必容得下），也不必增价，其责任即由我负担。

　　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鲁迅。十一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三期。第一节排在李遇安《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之前，第二节排在李文之后。

　　〔２〕指李遇安，河北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烽话五则〔１〕

　　父子们冲突着。但倘用神通将他们的年纪变成约略相同，便立刻可以像一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伶俐人叹“人心不古”时，大抵是他的巧计失败了；但老太爷叹“人心不古”时，则无非因为受了儿子或姨太太的气。

　　电报曰：天祸中国〔２〕。天曰：委实冤枉！

　　精神文明人作飞机论曰：较之灵魂之自在游行，一钱不值矣。写完，遂率家眷移入东交民巷使馆界〔３〕。

　　倘诗人睡在烽火旁边，听得烘烘地响时，则烽火就是听觉。但此说近于味觉，因为太无味。然而无为即无不为〔４〕，则无味自然就是至味了。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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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语丝》周刊第二期。烽即烽火。本文写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所以题为“烽话”。

　　〔２〕天祸中国北洋军阀时期，军阀官僚在通电中常用的辞句。

　　如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段祺瑞电文：“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又十六日冯国璋电文：“天祸中国，变起京师”。

　　〔３〕东交民巷使馆界一九○○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将北京东交民巷东起崇文门、西至棋盘街一带划为使馆界，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这里往往也是官僚政客“避难”的地方。

　　〔４〕无为即无不为语出《老子》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音乐”？〔１〕

　　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坐起来点灯看《语丝》，不幸就看见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谈〔２〕，——不，“都是音乐”，是听到了音乐先生的音乐：“……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甘脆的Ｍｙｓ－ｔｉｃ〔３〕。我深信……”

　　此后还有什么什么“都是音乐”云云，云云云云〔４〕。总之：“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

　　我这时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确并不滑；再一摸耳轮，却摸不出笨也与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竟不是我的皮，还能听到什么庄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籁地籁和人籁〔５〕。但是，我的心还不死，再听罢，仍然没有，——阿，仿佛有了，像是电影广告的军乐。呸！错了。这是“绝妙的音乐”么？再听罢，没……唔，音乐，似乎有了：

　　“……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颉利，弥缚谛弥谛，从荆芥萝卜玎琤oe洋的彤海里起来。Ｂｒ－ｒｒｒｔａｔａｔａｔａｈｉｔａｌ无终始的金刚石天堂的娇袅鬼茱萸，蘸着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蓝血，将翠绿的忏悔写在腐烂的鹦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

　　咄！吁，我将死矣！婀娜涟漪的天狼的香而秽恶的光明的利镞，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艳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秃头，一匹黯黮欢愉的瘦螳螂飞去了。哈，我不死矣！无终……”〔６〕

　　危险，我又疑心我发热了，发昏了，立刻自省，即知道又不然。这不过是一面想吃辣子鸡，一面自己胡说八道；如果是发热发昏而听到的音乐，一定还要神妙些。并且其实连电影广告的军乐也没有听到，倘说是幻觉，大概也不过自欺之谈，还要给粗皮来粉饰的妄想。我不幸终于难免成为一个苦韧的非Ｍｙｓｔｉｃ了，怨谁呢。只能恭颂志摩先生的福气大，能听到这许多“绝妙的音乐”而已。但倘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将这位先生“送进疯人院”去，我可要拚命反对，尽力呼冤的，——虽然将音乐送进音乐里去，从甘脆的Ｍｙｓｔｉｃ看来，并不算什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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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音乐又何等好听呵，音乐呀！再来听一听罢，可惜而且可恨，在檐下已有麻雀儿叫起来了。

　　咦，玲珑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儿呵，你总依然是不管甚么地方都飞到，而且照例来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么？然而这也是音乐呀，只能怨自己的皮粗。

　　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２〕徐志摩的神秘谈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三期刊登了徐志摩译的法国波德莱尔《恶之华》诗集中《死尸》一诗，诗前有徐志摩的长篇议论，宣扬“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等神秘主义的文艺论。

　　〔３〕Ｍｙｓｔｉｃ英语：神秘主义者。

　　〔４〕“都是音乐”徐志摩在译诗前的议论中说：“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巷口那只石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你就把我送进疯人院去，我还是咬定牙龈认账的。是的，都是音乐——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全是的。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

　　〔５〕庄周（约前３６９—２８６）战国宋国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天籁地籁和人籁，见《庄子·齐物论》：“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６〕“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一段话，是鲁迅为讽刺徐志摩的神秘主义论调和译诗而编造的。


我来说“持中”的真相〔１〕

　　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２〕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今天寻出漏洞，虽然与我无干，但也就来回敬一箭罢：报仇雪恨，《春秋》之义〔３〕也。

　　他在《语丝》第二期上说，有某人挖苦叶名琛的对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大概可以作为中国人“持中”的真相之说明。〔４〕我以为这是不对的。

　　夫近乎“持中”的态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但境遇是很危险的，所以叶名琛终至于败亡，虽然他不过是无主意。后者则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然而在中国最得法，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倘改篡了旧对联来说明，就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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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于是玄同即应据精神文明法律第九万三千八百九十四条，治以“误解真相，惑世诬民”之罪了。但因为文中用有“大概”二字，可以酌给末减〔５〕：这两个字是我也很喜欢用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２〕玄同钱玄同。一九○八年，他在日本东京和鲁迅一同听过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

　　〔３〕《春秋》之义《春秋》中有不少地方赞美报仇雪恨，如《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称：“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又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４〕叶名琛（１８０７—１８５９）字昆臣，湖北汉阳人，清朝大臣。

　　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任两广总督。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侵略广州时，他不作战争准备，在家设长春仙馆，供奉所谓吕洞宾和李太白二仙的牌位，扶乩以占吉凶。广州失陷后被俘，送往香港，后又转囚印度加尔各答镇海楼，一八五九年病死。当时人们讽刺他的对联全文是：

　　“不战不和不守，相臣度量，疆臣抱负；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之罕有。”钱玄同在《语丝》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表的《随感录·“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中，引用了这副对联，说：“我觉得这大概可以作为‘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了。”

　　〔５〕末减减轻罪罚的意思。《左传》昭公十四年：“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晋代杜预注：“末，薄也；减；轻也。”


咬嚼之余〔１〕

　　我的一篇《咬文嚼字》的“滥调”，又引起小麻烦来了，再说几句罢。

　　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

　　第一回通信的某先生〔２〕似乎没有看见这一句，所以多是枝叶之谈，况且他大骂一通之后，即已声明不管，所以现在也不在话下。

　　第二回的潜源先生的通信是看见那一句的了，但意见和我不同，以为都非不能“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各人的意见，当然会各式各样的。

　　他说女名之所以要用“轻靓艳丽”字眼者，（一）因为“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但我却以为这“常想”就是束缚。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二）因为便当，譬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儿叫作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Ｔｏｌｓｔｏｉ〔３〕，全译出来太麻烦，用“妥S禒丝苔”就明白简单得多。但假如托尔斯泰还有两个女儿，叫做ＭａｒｙＴｏｌｓｔｏｉｅｔＨｉｌｄａＴｏｌｓｔｏｉ〔４〕，即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字样，反而麻烦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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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Ｇｏ可译郭，Ｗｉ可译王，Ｈｏ可译何，何必故意译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５〕为什么不能有伟力？但我却以为译“郭”“王”“何”才是“故意”，其游魂是《百家姓》；我之所以诧异《百家姓》的伟力者，意思即见前文的第一句中。但来信又反问了，则又答之曰：意思即见前文第一句中。

　　再说一遍罢，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所以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

　　末了，我对于潜源先生的“末了”的话，还得辩正几句。

　　（一）我自己觉得我和三苏〔６〕中之任何一苏，都绝不相类，也不愿意比附任何古人，或者“故意”凌驾他们。倘以某古人相拟，我也明知是好意，但总是满身不舒服，和见人使Ｇｏｒｋｙ姓高相同。（二）其实《呐喊》并不风行，其所以略略流行于新人物间者，因为其中的讽刺在表面上似乎大抵针对旧社会的缘故，但使老先生们一看，恐怕他们也要以为“吹敲”“苛责”，深恶而痛绝之的。（三）我并不觉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郑重，来维持已有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纵使别人以为无聊的东西，只要自己以为有聊，且不被暗中禁止阻碍，便总要发表曝露出来，使厌恶滥调的读者看看，可以从速改正误解，不相信我。因为我觉得我若专讲宇宙人生的大话，专刺旧社会给新青年看，希图在若干人们中保存那由误解而来的“信仰”，倒是“欺读者”，而于我是苦痛的。

　　一位先生当面，一位通信，问我《现代评论》〔７〕里面的一篇《鲁迅先生》〔８〕，为什么没有了。我一查，果然，只剩了前面的《苦恼》和后面的《破落户》，而本在其间的《鲁迅先生》确乎没有了。怕还有同样的误解者，我在此顺便声明一句：我一点不知道为什么。

　　假如我说要做一本《妥S禒丝苔传》，而暂不出版，人便去质问托尔斯泰的太太或女儿?我以为这办法实在不很对，因为她们是不会知道我所玩的是什么把戏的。

　　一月二十日。

　　备考：“无聊的通信”

　　伏园先生：

　　自从先生出了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的广告之后，《京报副刊》上就登了关于这类的许多无聊的通信；如“年青妇女是否可算‘青年’”之类。这样无聊的文字，这样简单的脑筋，有登载的价值么？除此，还有前天的副刊上载有鲁迅先生的《咬文嚼字》一文，亦是最无聊的一种，亦无登载的必要！《京报副刊》的篇幅是有限的，请先生宝贵它吧，多登些有价值的文字吧！兹寄上一张征求的表请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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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仲潜。

　　凡记者收到外间的来信，看完以后认为还有再给别人看看的必要，于是在本刊上发表了。例如廖仲潜先生这封信，我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虽然或者有人（也许连廖先生自己）要把它认为“无聊的通信”。我发表“青年二字是否连妇女也包括在内？”的李君通信，是恐怕读者当中还有像李君一般怀疑的，看了我的答案可以连带的明白了。关于这层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答辩。至于鲁迅先生的《咬文嚼字》，在记者个人的意见，是认为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文字的，所以特用了二号字的标题，四号字的署名，希望读者特别注意。因为鲁迅先生所攻击的两点，在记者也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不可不力求改革的。中国从翻译印度文字以来，似乎数千年中还没有人想过这样的怪思想，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者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的确是近十年来的人发明的（这种办法在严几道时代还未通行），而近十年来的翻译文字的错误百出也可以算得震铄前古的了。至于这两点为什么要攻击，只要一看鲁迅先生的讽刺文字就会明白。他以中国“周家的小姐不另姓绸”去映衬有许多人用“玛丽亚”，“婀娜”，“娜拉”这些美丽字眼译外国女人名字之不当，以“吾家ｒｋｙ”一语去讥讽有许多人将无论那一国的人名硬用《百家姓》中的字作第一音之可笑，只这两句话给我们的趣味已经够深长够浓厚了，而廖先生还说它是“最无聊”的文字么？最后我很感谢廖先生热心的给我指导，还很希望其他读者如对于副刊有什么意见时不吝赐教。

　　伏园敬复。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京报副刊》。

　　关于《咬文嚼字》

　　伏园先生：

　　我那封短信，原系私人的通信，应无发表的必要；不过先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就把它发表了。但因此那封信又变为无聊的通信了，岂但无聊而已哉，且恐要惹起许多无聊的是非来，这个挑拨是非之责，应该归记者去担负吧！所以如果没有彼方的答辩则已；如有，我可不理了。至于《咬文嚼字》一文，先生认为原意中攻击的两点是极重要且极有意义的，我不无怀疑之点：Ａ，先生照咬文嚼字的翻译看起来，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为什么是堕落？我不明白。你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音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是近来新发明的，因名之曰怪思想么？但我要问先生认它为“堕落”的，究竟是不是“怪思想”？我以为用美丽的字眼翻译女性的名字是翻译者完全的自由与高兴，·无·关·紧·要·的；虽是新发明，却不是堕落的征兆，更不是怪思想！Ｂ，外国人的名是在前，姓是在后。“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Ｇｏｒｋｙ的姓，并不是他就是姓“高”；不过便于中国人的习惯及记忆起见，把第一音译成一个相似的中国姓，或略称某氏以免重复的累赘底困难。如果照中国人的姓名而认他姓高，则尔基就变成他的名字了？岂不是笑话吗！又如，Ｗｉｌｄｅ可译为王尔德，可译魏尔德，又可译为樊尔德，然则他一人姓了王又姓魏又姓樊，此理可说的通吗？可见所谓“吾家ｒｋｙ”者，我想，是鲁迅先生新发明的吧！不然，就是说“吾家ｒｋｙ”的人，根本不知“高尔基”三音连合的字是他原来的姓！因同了一个“高”字，就贸贸然称起吾家还加上ｒｋｙ来，这的确是新杜撰的滑稽话！却于事实上并无滑稽的毫末，只惹得人说他·无·意·思而已，说他是·门·外·汉而已，说他是·无·聊而已！先生所谓够深长够浓厚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所在，究竟何所而在？虽然，记者有记者个人的意见，有记者要它发表不发表的权力，所以二号字的标题与四号字的署名，就刊出来了。最后我很感谢先生上次的盛意并希望先生个人认为很有意思的文字多登载几篇。还有一句话：将来如有他方面的各种的笔墨官司打来，恕我不再来答辩了，不再来凑无聊的热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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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颂

　　撰安！

　　十六，弟仲潜敬复。

　　“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Ｇｏｒｋｙ的姓，并不是他就姓高，”廖先生这句话比鲁迅先生的文字更有精采。

　　可惜这句话不能天天派一个人对读者念着，也不能叫翻译的人在篇篇文章的原著者下注着“高尔基不姓高，王尔德不姓王，白利欧不姓白……”廖先生这篇通信登过之后不几天，廖先生这句名言必又被人忘诸脑后了。所以，鲁迅先生的讽刺还是重要，如果翻译界的人被鲁迅先生的“吾家尔基”一语刺得难过起来，竟毅然避去《百家姓》中之字而以声音较近之字代替了（如哥尔基，淮尔德，勃利欧……），那末阅者一望而知“三个音连成的字是姓，第一音不是他的姓，”不必有烦廖先生的耳提面命了。不过这样改善以后，其实还是不妥当，所以用方块儿字译外国人名的办法，其寿命恐怕至多也不过还有五年，进一步是以注音字母译（钱玄同先生等已经实行了，昨天记者遇见钱先生，他就说即使第一音为《百家姓》中的字之办法改良以后，也还是不妥），再进一步是不译，在欧美许多书籍的原名已经不择了，主张不译人名即使在今日的中国恐怕也不算过激罢。

　　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京报副刊》。

　　《咬文嚼字》是“滥调”

　　伏园先生：

　　鲁迅先生《咬文嚼字》一篇，在我看来，实在毫无意义。仲潜先生称它为“最无聊”之作，极为得体。不料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对于这“最无聊”三字大为骇异，并且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种，为翻译界堕落的现象，这真使我大为骇异了。

　　我们对于一个作家或小说戏剧上的人名，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

　　在中国的文字上，我们在姓底下有“小姐”“太太”或“夫人”，若把姓名全写出来，则中国女子的名字，大多有“芳”“兰”“秀”等等“轻靓艳丽”的字眼。周家的姑娘可以称之为周小姐，陈家的太太可以称之为陈太太，或者称为周菊芳陈兰秀亦可。从这些字样中，我们知道这个人物是女性。在外国文字中可就不同了。外国人的姓名有好些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９〕是极多的，用中文把姓名全译出来非十数字不可，这是何等惹人讨厌的事。年来国内人对于翻译作品之所以比较创造作品冷淡，就是因为翻译人名过长的缘故（翻译作品之辞句不顺口，自然亦是原因中之一）。假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叫做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Ｔｏｌｓｔｏｉ，我们全译出来，成为“托尔斯泰伊丽沙白”八字，何等麻烦。又如有一个女子叫做ＭａｒｙＨｉｌｄａＳｔｕｗａｒｔ，我们全译出来，便成为“玛丽海尔黛司徒渥得”也很讨厌。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些名字称为托尔斯泰小姐或司徒渥得夫人，因为这种六个字的称呼，比起我们看惯了周小姐陈太太三字的称呼多了一半，也不方便。没法，只得把名字删去，“小姐”，“太太”也省略，而用“妥S禒丝苔”译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Ｔｏｌｓ－ｔｏｉ，用“丝图娃德”译ＭａｒｙＨｉｌｄａＳｔｕｗａｒｔ，这诚是不得已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