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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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另一个共和国——写作的共和国。在那里，我们关注的是另一些权利：诗歌、艺术、思想和文学的权利。”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是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第一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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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亮

　　诗人能够做什么
　　——读阿多尼斯《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我对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了解，止于他的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有些诗句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直至两三年过去都还记得。只是那时看书有个不大好的习惯，不习惯看序跋后记之类，外国文学更是很少留意译者为谁。看阿多尼斯诗选时同样如此。所以，在当时就错过了一个叫薛庆国的阿拉伯语翻译家。
　　　　　或许，正像古代阿拉伯诗人的诗句那样：人如果久留一处，会令人司空见惯；/何不离开一段时间，归来让人另眼相看。我对阿多尼斯的另眼相看，即始于他新近出版的文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可能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段诗歌写作的体验，日常读书中读过诗人随笔不算少，除了寥寥几人的，让人司空见惯的实在太多；故而在面对《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时的另眼相看就显得尤其明显。
　　　　　这本主要包含文化思想和诗歌理论随笔的文选，让我看到了在诗歌之外的阿多尼斯。此时方知，原来仅通过一本诗集对一个当今世界杰出诗人的了解，是如此贫乏。也就是在看《在意义天际的写作》时，我从书架上重新翻找出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才发现诗选的译者也是薛庆国先生。两本书对应着阅读，才体会到译者所说的，阿尼多斯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诗人”。
　　　　　多年以前，荷尔德林就曾在哀歌《面包和酒》中问到：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在面对伊斯兰教文化背景，阿多尼斯问出了，在这样的社会中，诗人能够做什么。整本书的三十多篇文章，似乎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但阿多尼斯想要阐释的当然远远不止这些。
　　　　　作为思想家的诗人，阿多尼斯在面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不幸现状时的忧愤和哀伤缘于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爱，所谓爱之深恨之切。本书的第一辑诸篇，在写到阿拉伯文化、社会、政治的弊端时的字字珠玑和拳拳之心，老诗人终于在谈论同为阿拉伯学者的爱德华·萨义德时作了些许透露：爱德华·萨义德思想的独特性不在于他忠实于自己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属性，以及与这属性相关的事业，而首先在于他的世界性。他的思想首先照亮了人类和世界的生活，因而才照亮了阿拉伯人的生活。而在和译者薛庆国聊天时，又接着说道：爱德华·萨义德身处西方，却竭力为阿拉伯文化辩护。在人们看来，我似乎与他背道而驰，因为我一向批判阿拉伯文化的痼疾。其实，我们两人殊途同归，因为我们都反对权势，最终都旨在促进阿拉伯民族的进步。
　　　　　阿多尼斯在说这句话时，要比他在文章中写到的直白得多。或许，只有在和异国知己聊天时，才会无所顾忌，作为一个“生来即被流放”、“栖身之国皆为我国”的诗人、思想家，十二岁的阿多尼斯已经会背诵《古兰经》的大部分章节，阅读过许多阿拉伯大诗人的诗集，但他在流亡途中面对阿拉伯文化、政治，哀其不幸、恨其不争，却一直试图想要改变、以诗歌之笔、以政论之笔、以文论之笔来改变。到了老年，在中国和他的诗歌中文翻译者谈论时，终于忍不住叹息到：我发现一切都不曾改变，也很难改变。我真的感到疲倦了，也不愿总是重复自己。
　　　　　但，阿多尼斯没有绝望。
　　　　　此时，再回过头开看他的《有关阿拉伯文化原教旨主义的三个问题》、《异端与创作》、《要甘地，不要格瓦拉》、《诗歌的未来，未来的诗歌》、《<阿拉伯诗选>序言》、《同一片天空，许多个太阳》等文章时，才知道诗人的疲倦从何而来了。
　　　　　在这些文章之外，我还想谈谈阿多尼斯2009年中国之行后写的一篇纪行《北京与上海之行：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距离上次访问北京过去了三十年，诗人也已80高龄，但他行走在北京大地上，“而当随着人群行走在大地上，我却从不知疲倦”。此行给了阿多尼斯极深的印象和好感，他收获了友情和诗歌，即便如此在中国的近十天里，他依旧没有放松对阿拉伯文化的思考，并和在中国的见闻进行比较，从而抵达他在诗歌中写下的“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征服死亡：/抢在死亡之前改变世界”。
　　　　　作为诗人，阿多尼斯无愧；作为思想家，阿多尼斯无憾。再回到他关于“诗人能够做什么”的追问，答案一切尽在《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中。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叙利亚）阿多尼斯著，薛庆国、尤梅译，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定价：35.00元）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六日，伊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