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书评

清商

　　 秦汉开始，中国才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政府。秦代开始的郡县制，在汉代发扬光大，体系组织更加严密。所以说中国的政治，当从汉代开始。
　　
　　   钱穆先生从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等方面论述了汉代政治利弊。
　　    问题，是制度执行的延续。接下来，我们可以清楚看一下其利于弊了。
　　    首先说政府组织。从上面的层次结构可以看出，在汉朝，皇室和政府是分开的。皇室是皇室，政府是政府。 皇帝存在标志着国家的统一，政府则负责国家的政务。政府的首脑是宰相，宰相相当于副皇帝，或者职业经理人，皇帝更像是董事长。皇帝手下有“六尚”，尚衣、尚食、尚浴、尚冠、尚浴与尚书。而宰相的秘书处，则有十三个部门，称为“十三曹”，相当于现在国务院下边的各个部。中央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是三公、九卿。三公是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主管行政，是文官首领；太尉主管军事，是武官首领；御史大夫主管监察，相当于副丞相。地方政府有别于现在，共分为两级：“郡”与“县”，我们现在是三级：“省”、“市”，“县”。汉朝共有一百多个郡，每个郡有十到二十个县，行政区域较小，更加便于管理。
　　    有汉一代，虽然在形式上皇权和相权是分离的，但是我们是一个不太注重即成文法的国家。所以遇到雄才大略之主，如汉武帝等，相权被剥夺无疑。汉武帝死后，小儿子汉昭帝即位。汉昭帝年岁尚幼，为防止他母亲干涉朝政，武帝杀死了昭帝的母亲。以前，皇室的事情实际是由丞相来管，而汉武帝时，丞相权利全被剥夺，现在要死了，皇室总得有人来管。武帝临死之时，派大将军霍光辅政。霍光自然成了皇室的代理人。形成的局面是，内有将军，外有丞相。将军是皇室代理人，丞相是朝廷代理人。这样就形成了“内朝”和“外廷”。内轻外重的政治难题将一直延续。于是有王莽代汉而兴，王莽便是由大司马大将军而掌握大权的。
　　     总结汉朝的政府组织，虽然在设计形式上区分了皇权和相权，但是在实行过程中，却没有一种监督机制能够保证这种形式的延续，以至于出现了“内重外轻”等一系列问题。
　　     再说选举制度。组织搭建好了，接下来就“找人唱戏”。汉朝公务员的来源渠道有三种方式：无定期选拔，特殊人才选拔和举孝廉。无定期选拔，比如说今年大旱，那肯定是政府失职，老天生气了，下诏举荐贤人，来为国家百姓办事。特殊人才选拔，比如今年要出使匈奴，那得找一个懂外语的人来，这就是特殊选拔。而影响最大，来源最广的当属举孝廉。孝就是孝顺，廉就是廉吏。朝廷会下令各郡举荐德才兼备的人为国家办事。如果举荐不出来怎么办？那你作为一个堂堂的地方长官，连一两个人才都举荐不出来，肯定是失职，朝廷就会考虑给你一定的惩罚。所以每年每个郡总会举荐一两个孝廉。按照定制，郡国满二十万户得举荐一个孝廉。中央会对举荐的人的素质进行考察，举荐渐渐变成一种从政的资格，而孝廉二字也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政府中供职官员来自全国各地，可以保证其所代表的政权是全国性的。同事，读书人也获得了更多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或许有人会问，人才由地方举荐，举荐的人会不会是贵族或有权有势的人的后代？这种现象肯定是有，但是毕竟是少数。汉朝从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都是读书人，都是由地方官举荐而来，并不是因为其主上的血统或者与大官、皇帝的关系。这样的政府，称之为士人的政府或着读书人的政府或许更加合适。
　　    官员多从读书人而来，这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书。如果人人有书读，自然是公平的。但在汉朝，印刷术还没有发明，文字多写在竹简之上，普通人家要获得书是很难的。一方面读书可以入仕为官，一方面书又是如此紧缺的资源。所以每个郡可供选择的人才来源并不是很多，翻来覆去或许就是那么几家。这些家族随着在朝为官的人越来越多，门庭越来越显赫，形成“士族门第”，造成了客观上的不平等。魏晋时期的门第社会即滥觞于此。
　　     再说经济制度。其实主要是赋税制度。汉朝“三十税一”，也就是国家从弄明的收入里提成 3.33%，这个比例不算高。轻徭薄赋的理想基本实现。然而汉代税制的问题就在于土地政策。汉朝承认耕者有其田，不仅可以有田可种，还可以自由买卖土地。这导致了土地兼并的出现。有实力的人开始兼并土地，成为田主。而没有土地的则成为佃农。虽然国家征税很低，但是田主征收租金却很高，达到50
　　%。国家税赋很低，结果是便宜了田主，农民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为什么赋税这么低农民还要出卖自己的土地呢，这个问题以后详说。
　　    地分为两种，一种是耕地，一种是非耕地。耕地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税收归国库，这个我们已经讨论了。那么对于山林，河流这些非耕地呢？这些非耕地属于皇室，税收则归皇室，由少府征收。非耕地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禁区。但后来，非耕地经常有人闯入，砍柴渔猎，谋取私利。刚开始还要管，后边也难以遏制。那怎么办呢？设卡收税。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比如今天张三到湖里打了20斤鱼，路过关卡的时候就拿出几斤鱼来缴税。这便是最初的工、商税的来源。
　　    在非耕地收入较低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尚可。然而随着历史的前进，这种非耕地的收入逐渐高了起来。最为关键的两项收入便是盐和铁。汉武帝攻打匈奴，耗光了几代皇帝的积蓄。汉武帝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他又下令富商，主要是盐商、铁商捐钱。这些人不愿意捐钱。汉武帝一想，这不都是我的地方吗，让你们去开发，从中渔利，我为什么不自己开发。于是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国有。这便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盐铁政策。
　　    最后说兵役制度。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兵役分为三种：一是到中央做卫兵，一是到边郡做戍卒，一是在原地方服兵役。 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三种兵役。做卫兵为期一年，待遇比较优厚，国家付给来回路费，平时吃的穿的也是财政补贴，初到和期满还有皇帝设宴款待。戍卒待遇要差一点，来回路费、食物等得自备，不过期限很短，只有3天，来回也就5天。如果你不愿意去，交300钱便可免戍。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地方的兵役。每年秋天，凡属壮丁，都要集合操练一次。为期一月。这种地方兵役一般是以郡为单位。各地方根据当地的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如车骑（骑兵和车兵），楼船（水师和海军），材官（步兵）之类。兵役制的问题在于虽然全民皆兵，却由于训练时间太短，导致军队战斗力并不高。
　　     除兵役外，还有力役。每年一个月，给政府做义务工。修修路，修修水利什么的。如果不去，可以给200钱免役。
　　    除了以上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每个公民还需缴纳人口税。汉朝的人口税一视同仁，小孩，乞丐都不例外。也就是一个人，不管你有没有赚钱的能力，不管你有没有就业，都必须缴税。不缴税就是犯法，就要被抓去做苦工。而汉朝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奴隶的人口税由奴隶主来负担。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宁愿卖身做奴隶。国家为禁此风，规定奴隶的人口税翻番。即便如此，很多奴隶主仍然愿意，因为入山开矿等需要大批人力。而奴隶由于加入了这个发财集团，起生活水准还可高于一般农民。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公司，奴隶主是负责人，奴隶是员工，人口税和平时的工资是为这个员工支付的劳动报酬。
　　    我们再来看汉朝的制度：在政治组织上，已经意识到皇权和相权应该区别对待；在选举方面，也意识到评价人才应该有一个客观可行的标准，而且按户口比例推荐人才客观上使得政府成了一个全国性政府；在税收方面，轻徭薄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兵役制也做到了全民皆兵。所有制度设计之初的意愿都是好的，在具体实行过程种问题渐渐产生，例如君权和相权的区分终究引起了内朝和外廷的矛盾，察举制度则形成了不平等的“士族社会”，但不可以此抹杀其合理性，一律归之为专制或者黑暗。
　　
　　
　　
　　注：由于是读书笔记，很多内容只是原文的摘录与总结。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建议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原著。
　　

陈小乎

　　
　　
　　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历史教科书就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连带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在中国走不通，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一直觉得这是洗脑式教育。
　　打个比方，CET6，某人第一次没过，第二次没过，然后就说他能力不够目标不切实际么，或者第三次报了个新东方过了就是新东方的救了他吗？
　　钱先生讲汉唐，倒是颠覆了民众的想法。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历史就是一卷卷君主专制，唯一改变的就是君主的姓换了又换。说起来汉唐，倒真有一点君主立宪的味道。我就觉得，也许资本主义在咱们这儿还真走不通。
　　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如果太平天国胜利，才是中国政治的失败。
　　
　　
　　1.读到明朝，说为了防止动乱，宰相没有了，干宰相活的人给的官位都很低才五品。搞得人家没动力。这就像一个大集团，好多干实事的人你就给人家当个小组长，迟早是要乱的。
　　2. 以前都是学而优则仕，基本人才都在政府。现在也完全不一样了，学而优的人都不去政府了去搞资本主义经济挣钱去了，放在全世界都一样。
　　3.现在考进去当公务员的谁有什么政治抱负全是领张终身饭票早就没了当年王安石范仲淹那时的豪情壮志。
　　4. 还有简化政府流程，这真的是很大的一盘棋，不是想精简就精简的啊。
　　5. 其实说白了我们现在就是在汉唐的基础上改变了一下，还是他妈的君主世袭，只是略不明显了。谁不是有背景的，没背景的那位不是一会会儿就下来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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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近代为什么屡战屡败?为什么说五四反儒己经落后呢?这里先来介绍一个人。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他坚持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锐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
　　　　福泽指出，治与被治的，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
　　　　相比起福泽在1870年代对儒家文化文化的鲜明批判，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非儒反孔在1910年代才开始，这整整落后了将近40年，所以才说五四的非儒反孔已经落后了。儒人现在拼命地黑五四先驱，以为这样就可以显示儒家的高大全。然而，真正的反儒斗士早就已经出现了东洋，他还成功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就是早了这40年，中日两国在近代的差距就由此拉开了。而这1870年代至1910年代这40年，恰恰是中国经历了最多的苦难和屈辱的40年。
　　1999年，出版的《孔子消失国家才能复兴》一书提出想要解决韩国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痼疾，必须从儒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该书当年销量最高，儒教被扣上了危机主犯的罪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cf4c430102e13n.html

landco

　　我觉得本书内容有些偏颇。历史上存在皇权和士权的共治吗？我很怀疑。总感觉钱穆抬高了中国的士阶层、而且对元及清这二个外族朝代很是蔑视、好像这二个朝代一无是处。钱穆是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历史上存在皇权和士权的共治吗？我很怀疑。总感觉钱穆抬高了中国的士阶层、而且对元及清这二个外族朝代很是蔑视、好像这二个朝代一无是处。钱穆是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

梓淮

　　       在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其重点阐述的一部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伴随了整个封建社会政治史。那么根据钱穆先生在本作中的阐明，我们显然可见，钱穆先生认为中央权力对地方的深入过程乃是一个错误的过程。
　　       首先错误便在政区设置的进程。钱穆先生口中地方政治最为好的汉代，正是行行政层级相当简化的郡（国）县二级制，而其称之为“非常差”的自宋代开始的几个朝代，无不是三级制乃至虚四级制。正是政区层级划分的繁复，促成了地方政治的失败。
　　       汉以廉洁的吏治而冠绝我国历史，则其与高效的地方政府是分不开的，而其地方的高效，亦然得益于政区的简化。两汉疆域广袤，举国却只分百郡左右，郡的大小不一，领县二十如汝南者有之，领县不满五如真定者有之；户口二百万如颍川者有之，户口不过十万如敦煌者亦有之。所有郡国，统一直辖于中央政府，直接听命于中央号令。即使一僻远小县，一旦上奏急报，转经郡国之手，只需两道手续，即刻上达天听。不仅行政效率极为高效，而且有利于行政治监视。由于行政层级简洁，极少中层繁复阻隔，地方吏治，中央自可一览无余。武帝以后，削弱王国，扩大中央的直辖范围，又加广开三边，较汉初郡国数大增至一百以上，政府监察稍显吃力，于是设置刺史巡察地方。然而汉对刺史的权责限制极为精到，仅付六项监察权，其余地方权力一概不得随意涉及，无权过问。可以说，直至东汉末年遣九卿分做州牧，地方权力膨胀前，汉的地方政治依然是二级制，即使在东汉中后期，也不过是有虚三级制的影子。因此，在钱穆先生心中，汉的行政区设置堪称最为完美。
　　       唐至安史之乱前，仍行二级制。然而天下州数三百多，仍由中央直辖，事务繁多，即又以中央官员身份派遣黜陟使分巡各道，其本意原为效仿两汉刺史。然而唐的辖县单位——州的规模与实力，已远逊于汉郡，所以一旦监察单位开始向三级制迈进，以州的薄弱实力，根本无法制衡。故安史之乱后，方镇-道迅速成为实质的一级政区。所谓唐代地方政治不如汉代，在于其州级单位趋向空心化。
　　       宋之矫枉过正，对地方政治贻害颇多，钱穆先生在书中已有过猛烈的抨击。宋的行政区域制度，开行政区划分分散的先河，而其着手点即在第一级（或准一级）政区。宋行虚三级制，其基本单位仍为州（府、军、监）-县，于上再加一层路。路却非单一的行政区划，有帅、漕、宪、仓四路之分，一般按漕司为通用的路的划分，但四司之路划分多有不同。譬如陕西一带，漕司仅有永兴军、秦凤二路，而帅司则又分永兴军、鄜延、环庆、秦凤、熙河、泾原六路。从而使地方行政紊乱，行政效率不高，权责交叉混乱，这是宋代政区划分之弊。直至明清，承袭元代行省设置，始有“省”这一正式一级行政区，又承袭宋代传统，分设都布按三司。而政区的非理性重叠，地方统治机构的分散，致使地方一遇到重大情况便陷入瘫痪，中央只得又加派巡抚、总督，多层政区杂糅，政事混乱不堪。而于下级层面，又于省、府之间再加一层道。因此明清地方政治的失败，与其政区设置的失败有极大的联系。
　　       其次便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失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处理，始终是伴随统治者的重要难题。中央集权的加强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潮流，那么地方政府权力的日益缩小，同样是中国古代社会发  展的潮流。
　　       汉代郡国，自主权力较大，一郡政务悉决于太守，一郡军事悉决于都尉，各郡均有大量兵甲粮食储备，一般事务本郡皆可自理。所以中央无事，地方井然有序，吏治澄清，内外关系相对平衡，中央对地方的权力侵害并不严重。然而正因如此，在东汉末，大郡太守即为一方诸侯，群雄并起，东汉遂亡于地方军阀混战。唐吸取汉代教训，首先缩小州的范围，改山川形便为犬牙交错。然而毕竟两级政区下，一州刺史仍有较大权力，地方储备仍属充实。所以钱穆先生在书中所说，安史之乱中，各州储备充实，均有实力各自为战，所以终能克制叛军。不过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平衡只能勉强维持时，中央一旦控制力量减弱，权力天平就容易倒向地方，所以唐同样亡于地方军阀混战。
　　宋是地方空心化形成的朝代。宋代统治者深深忌惮前朝教训，自立国之始，即对地方大举开刀。宋代为防割据，只给地方最低的物资储备量，其余钱粮收入，一概运入中央。钱穆先生对此颇有微词，他说待金兵入境，所有州县全无抵抗之力，而一旦金兵攻克汴京，半壁江山即刻不保。文天祥言“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也是同样由此。而地方军权被完全褫夺，州官执政又要处处受四司节制，实际权力极为有限。四司虽为一级行政区长官，却因权责区分，权力同样非常有限，还要受多方制衡。地方权力渐弱，则中央权力渐强，天平已经倒向中央，地方只能一步步走向空心化。
　　       至于明清，专制皇权达到顶峰，中央对地方权力的侵略也同样趋于顶点。“省”的出现已经代表中央凌驾于地方，“省”即“行省”，既然已经让中央派遣机关成为地方常设机关，则地方还谈何权力自主。明设都布按三司，使地方政府权力一分为三，相互制约，便难成气候，实则地方大全俱归中央。而后督抚出现，中央派遣机关再一次成为实际地方一级行政机关，而后成常例，则中央政府已经直接统制地方大小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漫长斗争中，中央已然占据了完全主动的地位。
　　       由此可见，中央对于地方的权力斗争，主要手段便是先缩小地方的行政范围，继而分化地方行政权力，最后使中央行政机关取代地方行政机关，直接对地方进行统治。于是地方逐渐空虚，而中央集权过重。所以宋以前，政权多亡于地方军阀割据，自宋开始，政权多亡于外族入侵。
　　       地方在人事上的被动地位，钱穆先生同样认为是施政的一大失败之处。
　　       汉代太守，县令长，均有自由任命掾属的权力，虽一郡县首长的任免权在中央，但其下属皆由首长任命，中央不会干涉。且两汉地方行政长官属员庞大，属下对地方首长负责，戮力同心，责任明确，所以地方政治多有建树。汉代行政层级简洁，县令是亲民长官，太守亦是亲民长官，地方官无需应付过多的上司，官员便于体察民情。而汉官员品秩简，太守与九卿可以灵活调动。所以在钱穆先生看来，汉代地方政治是中国地方政治的典范。
　　       自宋开始，州府的名誉首长俱为闲职，领有节度观察之名，却毫无实权。另由中央派京官治理地方，此是夺去了地方的人事权。又遣京官分任四使，下压州县，但宋帅漕宪仓四使品级却常不如知州。中央为掌控地方，滥用人事权，使地方用人混乱不堪，一塌糊涂。明清行政层级众多，中央又掌控地方实权，地方官遇事大多无权决定，而下属吏员分化，并非直接对长官负责。督抚都布按道府县，若要奏事，层层转进，毫无效率可言。每日应付层层上级已是焦头烂额，大小官僚全非亲民之官，还谈何地方吏治？
　　       在钱穆先生看来，中国地方政治是在不断退化的，中央政府愈侵略一步，地方政治也就愈败坏一分。事实看来，大体如此。那么，按钱穆先生所言，良好的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秩序，需要拥有以下要素：
　　       一、拥有尽量简洁的行政层级划分，以求有较高的行政效率；
　　       二、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要保持相对的平衡，更要给予地方官一定的地位和尊严；
　　       三、地方在人事上要保证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四、中央对于地方事务，该管则管，不该管的应该尽量少插手，即不可过于深入；
　　       五、要稳固统治根基，就要给予地方一定的实力，不可尾大不掉，也不可过于空心化。
　　       地方政治对封建王朝的统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若地方政治过于衰败，则势必危害国家统治。故本书钱穆先生提及地方政治的看法，不可不谓精妙，真有大师风范。能否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才是政府施政大智慧的体现。

业界良

　　1、汉代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的意思。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和尚书。
　　2、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手，这个人就驻在皇宫里。那时凡具“中”字的官，都是指驻在皇宫的。
　　3、汉代事情的传达：皇帝到御史中丞到御史大夫到宰相。反之亦然。
　　4、汉代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全国分为十三个调查区，每一区派一个刺史，平均每一刺史的调查区域不会超过九个郡。
　　5、汉代入仕从政的途径：太学，到地方服务，察举到中央，考试后入仕。
　　6、汉朝一开始将山海池泽让给民间经营。武帝对外战争需要经费，于是收归国有。自此盐铁一直是国营与官卖。
　　7、唐代三省首长是三品官。
　　8、唐代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而由皇帝直接发出，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
　　9、唐代中央派出监察官分巡，全国分为十道。边疆的监察官称为节度使，全权印信，权力大而成为藩镇。因多用武人，形成了军阀割据。
　　10、租庸调制的基础是账籍。
　　11、唐两税制规定不收实物而收货币，导致若干年后实物价格下跌。
　　12、五代期间皇帝受军人控制，实无地位。宋太宗并非黄袍加身第一人，故建宋后，尊王成为当务之急，故有削弱宰相权力和削弱地方之举。
　　13、唐代谏官在门下省，成为宰相同皇帝之间的缓冲。
　　14、宋代地方实力很弱，所有财富全交中央。故金兵破汴梁，宋朝一泻千里。而唐代地方自有财富，故安史之乱虽两京俱失，却依然能平定。
　　15、到晚唐，大门第逐步堕落，科举考生多为寒窗苦读的穷书生，没有门第家训，对政治传统更是茫然无知，于是进士轻薄，成为晚唐一句流行语。宋代谏官有封驳权，谏官老是和宰相对着干，到后来谏官一味封驳使其失势，奸相权臣又出现了。（好悲催有木有）
　　16、汉代，中国本有地方自治组织，其首领称为三老，三老之下有啬夫、游缴。三老掌教化，啬夫收田租，游缴管警察盗贼。他们都代表地方，协助政府。这一制度，到了隋唐便没有了。
　　17、五代饱受军人之祸，文化不兴。宋重文轻武，虽国家无地位，但开辟了中华文化的新局面。所以中国还能维持，于是有了自宋后的下半部中国史。
　　18、明代，皇帝代宰相之职。六部尚书、七卿、九卿直属皇帝管理。但还是有廷推、廷议等。
　　19、明代皇帝的秘书处，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为五品官。常由六部尚书和经筵讲师担任。
　　20、皇帝久不上朝，皇帝与内阁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甚至有皇帝私下叫太监批红的。这种事情，只有明代才有。
　　21、元代创立行省。本意为流动的中书省，即所有地方由中央管理。就像英王直接管理香港总督。所以从源头上来说，“省”这个名字不吉利。
　　22、明代已有总督巡抚，但只是临时的。有事才去，事办完就回去了。
　　23、元代官、吏开始分流。政府长官为蒙古人，衙门工作人员为中国人。明成祖时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不准考进士。吏胥却是政策是实际执行者，却永无出头之日，于是慢慢地自甘堕落。
　　24、明代开始，科举分县试、乡试和会试。之前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
　　25、明代创设翰林院，只有进士及第再读三年后的佼佼者才能进入，只有进翰林院，才能当大官。
　　26、清代同之前历代（除了元朝）最大的区别就是清代是部族政权，是代表满洲人利益的。其他历代是士人政权——即读书人。读书人不是某一个民族的，也不是某一个氏族的。
　　27、其政权是全满洲人的而非皇帝一人的。所以后来康梁以为只要控制皇帝就能变法成功，是错误的。
　　28、西方的政权不为公众开放，聪明人都去经商，有了经济基础后再去夺取政权。中国与之相反。
　　29、清代的军机处，可以发寄信上谕，只有受命人才看得到。这是一种秘密政治。
　　30、太平天国的失败源于这一集团里，没有读书人（连名字都叫天国，水平好差）。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成功。
　　31、要拿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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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几个重要观点：
　　
　　1）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够有利而无弊，也没有历经百年而无需变革的。往往开始时行之有效的制度，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弊端都会逐渐暴露出来，此时需要新的办法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不应该否定开始时的进步性。
　　
　　2）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有自其存在的原因和具体情境，不应该用西方传来的现代标准来盲目评判。把中国古代政治武断描述成“专制黑暗”而全盘否定是不对的。
　　
　　3）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西方有许多不同的习惯、观点。如中国选拔人才采用“考试”的办法，而非西方的“选举”，认为少数“贤者”的观点能够代表众人的意见，而非“少数服从多数”，这些做法自有其合理性并且也为西方所借鉴，我们更没有理由完全否定。
　　
　　在1840-1940年代民族危机深重的一百年里，国人艰难求索，最终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是对生存危机的应激性反应。但因危机逼迫而起，难免急躁，思考欠缺周到和深度，许多原本是好的东西也给抛弃和否定了。我觉得对此不应该苛责那些“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传统的力量如此强大，他们如果不用非常激烈的言辞来批判来鼓动，而是说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含混话，虽道理决然没错，又怎么唤起民众来应对眼前的危机呢？
　　
　　不过，对武断的批判，学人用历史事实来予以纠正，也是十分必要。毕竟危机会过去，当我们有时间细细思索历史来汲取智慧时，不能再这样偏激和冲动了。
　　
　　本书的文字流畅，思路清晰，没有任何艰难晦涩的概念和论证，可读性极强。作者能把复杂的政治制度用大白话讲得清楚明白、饶有趣味，不愧为是史学大家。
　　

左云轩

　　1.        作者钱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钱穆出生于1895年，是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1949年迁居香港，1966年，移居台北市，1990年台北逝世。
　　2.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了些什么？
　　本书从政府组织、选举、经济、兵役四个方面，对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进行了政治得失分析。
　　3.        政府组织是怎样演变的？
　　大体来说，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过程。以下从两个方面总结，一为中央政府，以相权为着力点；以为地方政府，以地方权力为着力点。
　　汉代中央组织主要为三公九卿，设置丞相，为皇帝的大管家，权力极大（皇帝近似于董事长，丞相近似于CEO）;唐代中央组织为三省六部一台，宰相权力分散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等数人，另将检察权独立出来为御史台，不归宰相负责；宋代中央组织主要为两府三司一院，中书省为政事堂揽相权，但另设枢密院负责军事，设三司负责财政，设一堂负责人事，也就是说宰相的权利少了军事财政人事等权利，但仍保留有相权；明代胡惟庸谋反案后不设丞相，事实上皇帝兼职了宰相，另设内阁为秘书处，但国家大事仍会聚集大臣讨论，称为“廷推”等；清代继承了明代的格局，但是国家大事皇帝普遍实行密旨（“寄信上谕”），完全剥夺了大臣的参政议政权利。
　　汉代地方政府分郡县两级，太守、县令可独立设置掾属，权利很大；唐代地方政府为州县两级，刺史、县令没有掾属的人事权，权利下降；宋代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为路，第二级为府、州、军、监，最低一级为县，路一级长官分为帅、漕、宪、仓，地方政府权利被分割，权利进一步下降；明代地方政府为三级，省、州府、县，另省以下设置分司监察低一级政府，实际上为四级；清代地方政府更多，事实上有五级，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又小又少。
　　4.        选举制度是怎样演变的？
　　汉代选举为乡举里选，大概孝廉之类，后期北魏实行九品中正制；唐宋实行科举，但仅有一级；明代科举分三级，县试、省试、会试；清代与明代类似，但为愚人之策，大部分官位为满人所居。
　　5.        经济制度是怎样演变的？
　　税负大体分为 “租”（粮食）、“庸”（役）、“调”（土特产）三类，后来为收税方便，就统一收钱，可是之后又摊派役、土特产等，然后再统一收钱。经济制度演变大抵如此，税负是呈上升趋势的。
　　6.        兵役制度是怎样演变的？
　　汉代全民皆兵；唐代府兵；宋代最弱，是为禁军，多而不中用；明代卫所；清代八旗。
　　

上官景

　　      这学期选修了历史系夏维中先生的“明清史专题”，夏先生在讲明清史时说，现在的历史研究，往往注重细节而缺乏高屋建瓴的历史视角，譬如研究明代文人养兰花的习惯、江南城镇的消费情况等等，又说到，研究明清问题时不可割裂其与宋元之间的联系。夏先生的观点让我立刻想到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先生的书即是从一个完整的视角，纵向上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横向上涉及政治、经济、赋役、考试，短短160页就将中国的精要大义剖析的清楚明白，并在阐述史料中予以比较和评价，可谓言简意赅，开阖有度。
　　      读钱穆先生的书，我改变了以往关于中国古代的很多看法，譬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专制，更谈不上封建；又如多为现代人诟病的科举考试也并非扼杀人的创造能力而全无好处。在钱穆先生的笔下，我看到了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许多先进的、甚至令人敬佩的东西，近现代的中国人往往批判古代历史而崇尚西方民主，殊不知中国传统政治能在如此广博的土地上有效运转上千年，其中必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正如钱穆先生说的“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P.2）。因此，完全批判摒弃古代政治制度是不行的，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我们总可以感受到中国几千年来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对制度运转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正是这种扎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制度的特殊性。
　　
　　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
　　      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谓经历了很大的变革和发展，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政治制度所建立的根基，是中国传统的士族制度、文官制度，这种士族制度、文官制度的根本，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文化，而以选举制度的变化为表象。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自汉代孝廉察举而建立稳定运转的士人政府，因唐代的科举而富有生气，也因唐以后的逐渐僵化而导致制度的式微，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通过选举而进入政权的知识分子，以他们共同认同的文化维持整个国家的运转，极大程度上保持着统治阶层的稳定。我们看明朝中后期，特别是万历十五年以后皇帝不理朝政，官员空缺，但朝廷仍然平稳的运转了二十多年，就可以了解这个文官制度的稳定性。
　　      文官制度的稳定性，表现在士人以忠孝、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来要求自身，作为行事的准则，以自身修养而不是经济实力或者暴力来获得他人的尊重。这样的文官制度，也得到历代统治阶层的尊重和采纳。钱先生举宋丞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为例，就体现了统治阶层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和遵守。最后入主中原的满族，即使专制制度达到巅峰，也意识到必须吸收儒家文化，吸收汉人知识分子如朝为官，才能统治整个帝国。而整个社会对于士族的尊重也进一步提高了这一集团的社会地位，促使更多的人进入知识分子的行列。虽然这导致了冗官冗员，读书人成为政治的脂肪，但对行政效率的提高和对整个民族的道德观的提升上来讲，是有一定益处的。所以说，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是以道德而不是理性来维系的，虽然钱先生讲科举重法不重人（P.116），但仍然是建立在道德和文化标准上的选拔制度。这种以道德为基础的制度，我认为，便是中国古代与西方民主社会最大的不同。
　　      然而，文官制度的维持，却要以牺牲整个民族的工商业作为代价。自汉以来，中国不断鼓励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又抑制工商资本，即使宋以后商品经济繁荣，商人获利之后也往往购置田产，教育子女读书做官。再加上文吏分化，地方政治发展出大量的胥吏，自甘下流，玩弄花样文章，成为政治流毒，这便是文官制度发展腐化的结果。这种腐化的结果在现今似乎仍然存在。身为国家公务员不为民公仆反而自认高人一等；无数受高等教育的学子不愿从事实业，挤破脑袋也要进入公务员的行列；地方政府玩弄官样文章，夸大功绩而极力掩盖过失，种种丑态似乎都隐隐显露出古代文官政治积弊。几千年来士人修齐治平的自尊自重没有得到继承，反而自甘浊流的胥吏传统被发扬光大，实在令人慨叹。
　　
　　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钱穆先生说，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P.2）。中国历代朝代更迭，总是在总结前人的经验，指定各项制度规避前人的错误。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发展到后来导致中央有才，地方无才，官吏升降全由中正掌握，导致弊端，隋唐则创科举以改革这一弊端；唐代地方掌握军权，导致藩镇割据，宋太祖则极力削弱地方军权，提倡文治，导致积弱，明代则又仿唐创立卫所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朝所见制度，几乎没有凭空拿来的，都是对前朝的继承或为规避前朝的问题而建立的，这些经过多年的检验发展而来的，才可以称之为制度，而完全出自一个部族的私心建立的，只能成为法术、权术，是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尊崇的。
　　       因此，每一个制度的建立必是前有因，而后承袭发展而来，每个制度也必有其好的地方，但也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须知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是相互继承发展而来的，虽然里面不乏统治阶层的私心，但毕竟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历代的史学家也在不断的探索其中的精华，摒除其糟粕，对于古代政治的研究成果，正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精华的积淀。如果我们一味地批判历史的专制与腐朽，便是对中华文化的否定，是对历史的不尊重。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当今的政治制度，也需要继承与发展古代政治制度之经验，因为历史是有重复性的，如果不吸取教训并规避问题，同样的错误就会再次出现。
　　       而政治制度的沿袭还是反映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基础。可以说政治制度的变化是明线，而牵动这一明线发展的，是中国社会大众所共同信仰的精神，这便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制度扎根的根基。中国士人所坚信的忠孝伦理的观念，指导着他们践行祖宗家法，恪守前人指定的规矩，即使到了宋朝末年，政治凋敝，也没有废除太祖“非叛逆不杀士人”的祖训，便是一例佐证。正如钱穆先生说的，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P.152）。这种精神上的权一旦被推翻了，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便要建立一个新的精神依托，然而精神依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根植与中国人心中的士人文化、考试制度，也不是一日两日能改变的。因此钱先生提到孙中山先生变法之所以不能成功，便是因为西方政治制度从来不是在中国因袭沿革而来的，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尊重人民的精神信仰的重建，不扎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便永远只是空中楼阁，没有稳固的根基。
　　
　　一点存疑
　　      钱穆先生的书让我们感受到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的理解与尊重，对于两汉及唐代政治的推崇，对宋明两代政治衰微的理解，以及对清代只有法术没有制度的批判，反映了钱穆先生对于古代政治独到的见解。然而，我们也不得不考虑钱穆先生所处的时代，对于其历史观是否存在一定的影响？当时的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兼有民主宪政的思想与社会主义的理想的相互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批判传统专制社会的同时，吸收着西方民主思想与自由主义精神，也接受着苏联共产主义的熏陶，对于历史的看法，不免也带有时代的特征。虽然钱穆先生说，我们此刻要讨论历史制度，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P.19-20）。但我们看到先生对于汉代制度的“温情”，显然是要多过清代许多的，而对于清代的批判与其他朝代相比，则近乎无情了，虽然清代的腐败专制达到巅峰，但也不至于一无是处，而钱穆先生似有所指的批判清政府的部族私心，似乎有失公正，但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这样的“偏心”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从更加久远的目光来看待清朝政府，是否能在钱先生的批判中，也多增加一些“温情”的视角呢？
　　      另外一点疑惑，是钱穆先生所讲的五个朝代中，为何独没有讲元史。我们以往的历史学习中，元朝是相当辉煌的一代，也被理所当然的列入几大朝代之一。钱穆先生的著述里，仅在将明朝地方政治时，提及元代地区划分对明代的影响，而这一影响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而对于元代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均没有提及。是否钱穆先生对部族统治的“偏见”导致其对元代政治的否定？本书中明代对元制度的继承与沿革的缺失，对于几个朝代的连贯性，对于我们理解明代制度，不可谓不是一个缺憾。当然钱穆先生在序文中也说过，这本书源于讲稿，时间篇幅有限，而我对钱穆先生其他的著作也不甚了解，所以钱穆先生不讲元史，定有他的用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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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清感觉有点蔑视，叫满洲人，而把汉人规划为中国人，对汉唐宋明比较可观点，至于清朝为什么被革命推翻点，作者把认为是满人皇帝可以专制是因为满洲人支持他所以才可以专制，中国人所以只能革命而不能改革。但是为何法国，俄国是一个民族的而爆发了革命？我认为是包括中国都是因为专制所以只能推翻这个社会才可以进入新时代，日本已经英国是封建社会所以才可以改良，而不仅仅是因为清朝是满人建立的。哪怕最后一个朝代是汉人建立只要他是专制就会被革命。而且作者没有把人治和法治搞清楚，居然认为中国是个法制社会，欧洲是人治社会。其理由是中国人太固化，只会墨守陈规，不能改良，所以是法制，而欧美可以有选举所以法律是根据人来变化的。这个观点有点武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