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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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5 00:15:13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回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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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的构架，以上千年的纵深探究历史，不但从中国文化中寻根溯源，还兼涉了西方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与过去强调“中华文化”的优点与特色不同，作者的着力点在发掘人类文化本源的共同之处，演变的结果和过程或许不同，但蒙昧初期的人类，却拥有几乎共同的规范。视野宽了，结论自然出现，如同在太空中看地球，不必用数学推导地球是圆的，就算原始人都看得出来，没有别的原因，站的高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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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远　　春秋的小国民主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战国、秦、汉的大国寡头乃至大国专制的，谈谈《春秋》及其相关的经典是如何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专制社会里发挥实际作用的，谈谈我们现代人所认为的这些 “ 迂腐的书斋学问 ” 在当初是如何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呼风唤雨的，谈谈一贯被当作中国精神的“春秋大义”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东西，谈谈道家的思想是否真的是我们一般认为的 “ 清静无为 ” ，谈谈一统天下的儒学究竟在怎样培养出忠臣孝子，谈谈我们对那段历史有着多少的误解和想当然。　　　　《春秋》就是侠客岛上的“奖善罚恶使”，以后的司马迁也好，欧阳修也好，都是侠客岛的传人。所以有人说过中国古代只有经学而无史学，这话虽然有点儿极端，却当真很有道理。　　　　现在人们已经普遍对儒家精神很陌生了，甚至包括不少鼓吹复兴儒家思想的人。有人以为儒家讲道德、讲做人，有人认为儒家讲究以和为贵、和稀泥、打太极拳，　　　　为什么觉得读历史应当经史并重呢?因为各部经书几乎都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经书的内容和古人的思想、行为是水乳交融的，所以，如果我们也能把经书读熟，再读历史就会有一种高屋建瓴、顺流而下的感觉了。即便从小处来说，古人说话、写作的遣词造句到处有有经书的影子，如果我们不熟悉经书的话，读史、哪怕是读话本小说，都会遇到不少障碍。　　　　看来儒家典籍既可以在审案的时候被援引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国家大政上发挥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嗯，儒学并不像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什么讲做人、讲伦理的哎 — — 不是的，儒学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像很多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主要体现在《论语》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的。《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经，仍非《论语》所能比。　　　　《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 ; 首恶者，罪特重 ; 本直者，其论轻。这就是董仲舒所谓的 “ 《春秋》断案的原则，一定要根据事实推究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的心理动机。 ”( 《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我们可以向董仲舒追问一下：您董老德高望重，深明 “春秋大义” ，判案公正无私，这都不假，可是，如果不是您来亲自判案，那么， “谁来原心 ” 和 “ 如何原心 ” 可就都成问题了。谁来原心?“《春秋》原心定罪 ”在没有公正的执法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先是把《春秋》剥离了出去，然后就变形为 “诛心之论” 了。　　　　“如何原心” ，这在近现代社会尚且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更何况在权大于法的时代呢。那些时代里，任何原则性的观点都可以被随意解释，并且解释得合情合理。很多时候，虽说有一套《春秋》作为宪法在那儿摆着，可最要命的倒不是宪法的条文本身，而是宪法的解释权落在谁的手里，这是否也算一种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情形呢? 　　　　一部脱离了教辅就无法让人看懂的教科书究竟能有多大意义呢，更何况三本教辅之间还常闹矛盾，更更何况教辅的解释还常有牵强附会的嫌疑? 无论如何，我们必然还是要看看教辅的。　　　　托克维尔解释说：“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 　　　　伯林评论说：“ 人们之所以拥护墨索里尼，是因为他们害怕无政府状态 ” 。　　　　就拿我们正在讲的这个儒家思想来说吧，他们会认为是儒家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从而深刻影响着世道人心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而事实上，并不全是这么回事，因为 “ 思想影响社会 ” 这句话还可以反过来说的。我们先来想想，什么 “ 君亲无将，将而诛焉 ” ，孔孟那会儿有这个道理吗?孟子不忠君，就连孔子也不忠君，因为先秦时代根本就没有后来那种忠君观念。　　　　封建时代的“忠”并非臣子单方面的付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相反，如果君使臣不以礼，那么臣事君也就自然没必要去忠。君臣关系更像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如果我们拿专制时代里君臣关系几乎等同于主人和狗的关系的那种标准来衡量先秦人物们，那只能觉得满大街都是奸臣了，就连孔孟也不例外。　　　　思想如果还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做出重大的改变才行 —— 也就是说，必须要向现实妥协。回想百家争鸣的时代，各派学者们各持己见，活跃在学术舞台和政治舞台上，而专制时代的学术生活却大不一样，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在专制土壤里是生存不下去的。　　　　虽然现在一提儒家，很多人立刻就反应出 “三纲五常” ，可 “ 三纲 ” 之说却不见于 “ 十三经 ” 这类的顶级官学经典。陈独秀当年解释过这个问题： “ 三纲五常之名词，虽不见于经，而其学说之实质，非起自两汉、唐、宋以后，则不可争之事实也。　　　　学者们要想活得好，就得摸准主子的心。我们就看汉代好了：皇帝想加强皇权的时候， “ 春秋大一统 ” 学说应运而生 ; 皇帝想削藩了，刚讲过的那个 “ 君亲无将，将而诛焉 ” 就被学者们捧出来了 ; 斩杀诸侯王的时候，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本着 “ 春秋大义 ” 而 “ 专断于外 ” ，惩处了好几千人，这真可谓把汉武帝的心思都给摸透了 ; 皇帝想打匈奴了，就有了 “ 《春秋》九世复仇 ” ;搞妥协的时候， “ 温柔敦厚，《诗》教也 ” ;想削弱权臣权力的时候，就出来了 “ 《左传》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 ” 的精神 …… 儒学这时候真可谓 “ 时代呼唤什么，它就应运而生什么” 如果是我来存心曲学阿世的话，就凭儒家这几部经典，我有信心从中论证出任何观点。是的，只要你足够用心，就可以不断挑战荒谬的极限，比如从《论语》中论证出奴隶制的优越性，用《左传》来支持纳粹，甚至从《诗经》里论证出外星人的存在 … 　　　　儒家式的答案：独裁也好，极权也罢，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在伟大领袖的无私胸怀里，权力只能是他造福人民的一个手段，他的权力越大，人民的福祉也就越高。　　　　汉朝以来的儒家思想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孔孟之儒，而是董仲舒之儒。这其实很好理解，孔子和孟子一个生活在春秋时代，一个生活在战国时代，那都是封建社会瓦解的时候，所以孔孟的思想是根源于封建制度、根源于宗法社会的，这两位老前辈既不忠君，又不爱国，拿老天爷也不太当回事，更要命的是，尤其是孟子，居然还宣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 —— 这句话见于《论语》，有名得很，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却历来都是有争议的。董仲舒把它引在这里，看来他所理解的意思是：道是客观存在的，就像一台功能强大的电脑，但电脑怎么用，这主要不是取决于电脑本身，而是取决于电脑使用者　　　　政治体制专制新格局是孔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里根本找不出现成的解决方案，一切全要靠董仲舒自己去想方设法。这可不止是董仲舒一个人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汉朝以后几乎所有儒家知识分子都要面对的问题。　　　　“孔孟之道” 这个说法是晚到北宋才有的，以前人们说的是“周孔之道”，是把周公和孔子并称。孟子是到了唐朝才经韩愈的“再发现”，后来又得到一些宋儒的推崇，这才有了后来的名满天下。　　　　人都认为“忠君”是儒家思想，其实原本不是的，孔孟不讲这一套，法家才讲，比如韩非子，谈忠孝一点儿不比后儒逊色。《韩非子》里专门有一篇“忠孝”。很多人以为是儒家思想的东西，其实却未必真是儒家，这就是随着社会进入专制时代之后，儒家思想开始与时俱进，法家的一些妙处就这么不动声色地融到儒家思想当中了，在“儒家”这个大标签下，其实是一锅大杂烩，而董仲舒就是以“君权神授”在传统儒家思想和法家的无条件忠君思想之间巧妙地搭了一座桥梁。　　　　各代王朝都是各不相干的，交接的两者之间绝对没有继承关系。如果这个逻辑在古代当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话，这就意味着：一个有着延续性的“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不存在的，秦朝就是秦朝，汉朝就是汉朝，唐朝就是唐朝，每个朝代分别是每个皇室的独立的私有财产。　　　　讲了讲主权，顺便就再来讲讲领土。现代人讲到国家领土，理所当然认为那是寸土必争、一寸山河也不该放弃的，可古人却没有这种观念，在他们看来，值钱的地盘当然该要，可不值钱的地盘大可以放弃，一切都是以利益为导向的。　　　　“汉奸” 也是一个现代概念，整个儿 “ 二十四史 ” 里根本就没这个词，直到《清史稿》里才出现了“汉奸”，它的意思其实是“汉人里的奸民 ”。　　　　赵构问岳飞国事如何可为的时候，岳飞回答了一句千古名言：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命。 ——可是对皇帝来讲，如果手下文臣武将全都符合岳飞的这个标准，国事反倒根本不可为了：奖励对他们没有激励作用。《老残游记》也有一段名言，正好适合拿来和岳飞的名言配对来读：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己矣。　　　　孔子感叹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原因很可能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孔子自己也清楚自己这种私家修史的做法是一种僭越行为。　　　　托克维尔很久以前就说过，政府和帝国的具体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这就是说，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 “地租”变成了“土地税 ” ， “盐赋”变成了“盐税” ，“徭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商号和行会的税款变成了执照费，如此等等。　　　　儒非儒、道非道，它们的差异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又为什么有了儒家取代道家的这次思想嬗变? 前边讲过，读书切莫以经解经，更不可刻舟求剑，如果我们真拿现在的《老子》和黄帝的什么书来了解汉朝初年的无为之治和黄老之术，是很容易看错事情的。　　　　道家思想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上所表现出来的核心精神就是 “ 因循 ” 两字。 —— 这时候再看汉初政治，政府建制和法律体系都是因循秦制，就连大儒叔孙通给刘邦制订的朝仪也是因循秦制的，为此他没少受到正牌儒家学者的非议。看，按照司马谈这一提纲挈领，道家的思想核心既不是小国寡民，也不是自由放任，却是一个“因循”。如果汉朝的 “无为而治”是因循秦朝的旧办法，老百姓可能更希望刘家政府能够“有为而治”呢。　　　　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温和的汉宣帝是何许人也，只对汉武帝崇拜得无以复加 ; 并不知道 “ 仁宣致治 ” 是个怎样的时代，却仰慕明成祖的无上光辉。也许爱德华 ? 吉本在描述古罗马那位 “ 极端好名 ” 的图拉真皇帝时所感叹的一句话直到现代依然适用： “ 在人类对自身的杀戮者发出的欢呼声仍高于对人类的造福者的情况下，对显赫军功的追求便将永远是最伟大人物的一大罪行。 ” 　　　　“…… 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 —— 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 　　　　明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减轻农业税的时期，汉文帝的时候也曾经一度干脆全部免除了农业税，董仲舒凭什么说田租过高，凭什么佃农要交地主百分之五十的收成呢?兼并导致破产农民变成佃农或奴隶，而政府的税收就不再直接落到他们身上了，而是落到了地主和奴隶主的身上。就拿三十分之一的税率说事吧，政府向地主征的税是三十分之一，但地主向佃农收多少粮食这却是地主说了算的。　　　　　　《管子》这一段的内容和儒家思想针锋相对，它虽然也承认尧舜的上古时代是黄金时代，但认为其原因不是在于尧舜的圣明，而在于当时特殊的社会阶段(地大物博人口少)。《管子》是休谟式的，儒家在某种意义上则是笛卡儿式的，相信圣人具有绝对理性，可以凭空创制出一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无缺的法典，并且，这部法典还将是永恒不变的。儒家的这种理想热情我们在历代井田制发烧友(比如张载和方孝孺)那里都可以看到端倪。　　　　《管子》的观念非常法家，强调君主的“势”和“位”，只要君主有能力保持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也就有能力、有合法性来统治国家、驾御臣民。　　　　可以从这里再来体会一下“无为之治”的涵义。嗯，现在我们把上述两个答案结合起来看：圣人，如果拥有了最高的权势，占据了最高的地位，拥有了足够的御下的权力，并且毫无私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那么，他当然应该拥有完全的立法权。　　　　统治者只有 “ 省心 ” 才能 “ 无为 ” ，而 “省心”的前提是：老百姓必须被驯化成老实听话的乖孩子。　　　　“为将者，必法孙吴 ; 法孙吴，必明申韩 ; 明申韩，必尚黄老，于武侯见之矣。 ” 看来黄老之学不但是申韩法家思想的根基，甚至还是孙吴兵法的祖师爷，而在黄老和孙吴之间起桥梁作用的却是令人心惊胆颤的 “ 申韩 ” ! 以现在我们对黄老一派摸清的这些门道来看，从中似乎必然会推出这个 “ 服从 ” 的观念来。君主只要牢牢霸住势与位，下边的人就不敢不令行禁止，当然，这还取决于君主高超的操控手段。　　　　《老子》重农抑商，可同属一派的这个《管子》不但丝毫没有“抑商”的意图，还提倡国民要以骄奢淫逸为荣，规劝君主以满足国民的物质欲望为手段来争取民心，以达到控制国民之目的，它的 “ 无为 ” 更像是自由放任主义，而 “ 无为 ” 中的 “ 有为 ” 则像是我们现代所谓的宏观调控。　　　　老庄为本，申韩为用。而在历史的发展脉络当中，道家在汉朝表现为黄老，在魏晋则表现为老庄，这两者间的区别同样也并不像我们现在看上去的那样小。我们现在只说汉朝人眼中的道家，其实，越往深里看，就越是觉得各派之间并非那么壁垒森严，这和春秋战国时代实在是大为不同了。　　　　《老子》在这个问题上尽出损招，比如什么“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从《黄帝四经》到《老子》，到《韩非子》，再联系一下《管子》，从尊君到卑臣，再到愚民，全是一个逻辑贯穿下来的，有黄老必有申韩。　　　　越是发达，阶级就越难以简单界定，因为一个人可以分别属于好几个不同的阶级。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社会分层只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它现在是复杂的，以前也是复杂的，从来都是复杂的，复杂到超过所有人的想像。马克斯 ? 韦伯经典地感叹于社会分层是如此地让人眼花缭乱，于是他不得不创造了一个 “ 理想型 ” 概念来研究它们 —— 如果不这样抽象和简化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入手分析。　　　　共同的利益和他们的同情心，使他们产生了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互相援助的信念。身分越是平等，人们也就越是明白这种互相支援的义务。在民主国家里，没有人会广为施舍，但可以经常帮助别人。每个人很少有效忠精神，但大家都乐于助人。　　　　《旧制度与大革命》里的两句议论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 ” ，再有就是：“ 于是，在已经存在的所有个别的不平等中，又加上一项更加普遍的不平等，从而加剧并维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　　　　我们试图以传统的儒家思想来教化出一个友爱的社会的时候，我们是在走着一条无数前辈们两千多年来都没有走通的道路，更有甚者的是，真正的那群拦路虎当中，儒家自己恐怕也是一个。 —— 这可一点儿都不荒谬，要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之一就是规范出严密的社会等级，我们几乎可以用 “ 官本位 ” 这个现代词语来解释 “ 礼仪之邦 ” 的真正涵义。　　　　我们应该会注意到：儒家和道家所一致推崇的那个古公亶父时代恰恰处在儒家和道家的诞生之前，古公亶父之所以饱含同情和友爱，恐怕更多的是因为氏族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当平等之故，领导人并没有被贾谊的台阶提升到九天之上，小弟们也没有被列在等级秩序的第十八层地狱。　　　　多年来，那些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恭敬地相信祭祀是真的在和鬼神打交道的人全都受骗了，看来学习儒学切不可只读一部《论语》就算完了。　　　　我们从疆域来看，以传统的标准(不妨就参照上文中陈天华的标准 ) ，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当时已经全在金朝的版图之内，而金朝与南宋又并不是对等的南北两个政权 —— 金朝是宗主国，南宋是藩属国，再看文化，金朝分明已经成为了汉文化的中原重镇，所以，无论从以上哪个角度来看，在通史的记载上，北宋以后不应该是南宋，而应该是金，南宋的地位约略等同于南明，尽管南宋地盘较大、历时较久。金朝当时也确实是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的，这个本该是 “ 夷狄 ” 的部落，如今居然也捧出 “ 春秋大义 ” 来论证自己的正统性了。详情发表于 2013-8-11 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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