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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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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語
一、 大历史观
1、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在总结以往历次事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完备政变条件的。
《雾月十八》开篇就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只有把历史当做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过去、现在、将来这样一个线性的角度，才能准确地理解某一历史事件和人物（当然也不能忽视横向方面），才能明白波拿巴政变——这一历史倒退事件的原因。像文章中写道的：“在1848年-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获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训和经验，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部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以便使这次革命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事变，而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不遗余力地、详细地介绍波拿巴政变前的形势及变化。
2、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
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是有意地将拿破仑波拿巴与路易波拿巴进行比较的。还通过宏观角度比较两者揭露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表面上看，拿破仑波拿巴与路易波拿巴分别进行的两次政变就是扮演这样的两个角色。拿破仑波拿巴登上帝位的那次革命过程中，每一个政党的轮流出现其实都是一种不断进步的过程，“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是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然而在1848年的革命中，遗憾的是发展的趋势正好相反，“每个党派都是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注定了路易波拿巴登上帝位对于法国而言就是一次倒退和悲剧。但是“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因为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从深处考虑，这出“笑剧”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悲剧出现的，从六月起义之后，无产阶级被挤出了政治舞台。而“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也就是“找到革命的精神”，为它第二次作为喜剧出现铺平道路。同时，法国革命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被迫退出也揭示了阶级斗争的另一规律：“每当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
3、国家机器也愈加完备
从大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较为完备的国家机器是在法国革命的三个阶段中不断被加强的，“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个预言出现的。……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逃走时却随身散发了自吹自擂的广告。议会制共和国同资产阶级一起占据了全部舞台，尽量扩展”，而后“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昭示着“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其实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为了统一全国公民，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客观上已经“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直到议会制共和国前，都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到议会制共和国时，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化和集中化。总之“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
二、 随着局势的发展，各个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之间矛盾愈加激烈和复杂，特别是资产阶级。
马克思将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贯穿于整篇文章中。
在二月革命时期，社会主要分成两个斗争派别，反路易菲利普派与路易菲利普派，即“王朝反对派、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都参加了推翻路易菲利普的斗争。但是一旦革命取得了胜利，哪怕只是部分的，那些资产阶级政党都已经“心满意足”了。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资产阶级只要求“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自然地，力量弱小的无产阶级被排挤出当时法国革命的政治舞台。
六月事变后，共和派掌握政权，但是随着12月10日农村反对城市，共和派选举的失败以及包括军队在内的众多力量对他们的反对，共和派就渐渐消失了。在共和派下降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另一政党——秩序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逐渐进入到政治舞台。秩序党一方面与代表小资产者和工人的社会民主派和新山岳党对抗着，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又一分化；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党内的两大派别——代表大土地所有者的正统派与代表金融巨头和大工业家的奥尔良派相互对立着。这种双面的对立，最后也为波拿巴提供了可趁之机。在1848年12月20日就职之后，波拿巴不是立刻地显山露水。他表面上放任秩序党的活动，包括操纵议会以及与新山岳党进行斗争，其实在背后默默地关注各股势力，企图“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总之，路易波拿巴充分利用了一切形势（马克思应该是更倾向于认为是一切形势利用了波拿巴）。事实也正是如此，秩序党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定的能力，波拿巴最后在广大小农和资产阶级群众的拥护中复辟帝制。
纵观这段历史，资产阶级不断分化，究其原因是资产者的哲学就是庸俗的利己主义。“由于狂热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只顾及亲属而眷恋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他们最为无知，但是又是不会承认的，“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是他们自己造就了自己的死亡。
另外，《雾月十八》中提到的“阶级”，是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二月革命时期，整个社会主要是两个派别——反路易菲利普派与路易菲利普派，无所谓明确地阶级划分；六月事变之后，无产者退出政治舞台，同时，资产者内部分化，这种内部分化在之后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发生，各种党派接二连三地出现。每一次阶级之所以能够形成阶级的团结的合力，往往是因为受到其他阶级的明显的威胁。一个阶级的形成实际上只是在和其他阶级的对立出现的，并且为又通过这种对立才能强化阶级的认同。而一旦这种外部的对立消失，内部的新的对立就会立刻产生。小农阶级的出现、发展和秩序党获得政权之后的分裂足以证明这一点；而在波拿巴称帝之后，久久不能成真的正统派与奥尔良派的融合在1953年迅速在奥地利实现，这又足可以从反面再次证明这一结论。
三、 通过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来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起初先进的、进步的、对历史发展起正面作用的历史事物也会变成落后的、消极的，甚至阻碍历史发展。
“小农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
在第一次革命之前，“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使他们相互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由于这种“利益的同一性”和生产方式的隔离性，他们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当时拿破仑的出现就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通过颁布一些法律，解放了法国封建农民，使他们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同时，这种自由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并且“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促进了第一次革命任务的完成，为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同时，小农土地所有制得到一段时间发展之后，其内在固有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受制于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天生缺陷——有限的生产资料投入和微弱的抗灾害能力，农民大多负债累累，“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债息的总额”。于是，农民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就不可调和地对立了。
这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小农们要求的“强有力的和不受限的政府”必然带来庞大的官僚群体，并且这庞大的官僚群体把国家的行政体系带入一个恶性因果关系中，为后来波拿巴王朝的覆灭埋下种子：强大的行政权力将人们群众和国家权力直接联系起来，原本存在二者之间的贵族变得多余，成为“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他们被迫寻求官职，如此，庞大的官僚群体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贫困化问题愈加严重，最终波拿巴走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对立面去了。这也显示了马克思无比强大的语言能力。
通过小农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发展，还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著名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是人们常常容易注意到的一面，但是马克思还说过“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拿破仑加强和巩固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措施就足以印证这一点，没有拿破仑的这些措施，小农土地所有制也就不会产生，至少说不会在那时确定下来。
四、 波拿巴所代表的阶级问题
当波拿巴掌握独立的行政权力，他就把自己当做“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又把自己当做“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但他首先觉得自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其背负的充满矛盾的各种使命，使得他的政府制定出来的各项政策自相矛盾、甚至相互抵触，“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然而马克思灵活而熟练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波拿巴——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这一本质揭露出来。
马克思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做过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在《雾月十八》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波拿巴王朝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这些落后守旧农民的特点与流氓无产阶级的特征不谋而合。无论是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会，还是他的军队，他所召集的都是“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并且将其“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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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夜
题记：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无非是给自己理了理读这本书的思路。
马克思对法国1848—1851年革命的“摸骨”与“相面”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读后
作为老友，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恩格斯为本书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该段引文皆出此）。而这，是因为法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建立的纯粹资产阶级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边观察边评论分析，马克思写了很多关于法国历史、法国革命的作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便是其中之一。该书系作者在波拿巴第二雾月政变（1851年12月）后所写相关七篇文章的集合，评析了1848年2月二月事变至1852年2月期间所发生的事。从中，可见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及其对波拿巴政变与革命的认识。现略述如下。
马克思对于历史、过往特别看重。文章刚开始，他就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从此处开始，引文均出自本书正文）在这本书里，马克思便充分给1848—1851年法国革命“相面”，回顾了这段时期各党派的争斗。
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的法国革命，马克思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二月时期；
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
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在这三个阶段中，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和派、秩序党、保皇党（波拿巴派，十二月十日会）先后占据历史舞台。而无产阶级在刚开始不久便“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并且“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败”。
这期间，除各党派之间的争斗外，党派自身也有前后冲突、党派迷失、内部分裂等问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在本书中，马克思对此均作了详细分析，即在回顾这段历史的同时，从物质基础、阶级性的角度，对各种势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将这段革命作了“摸骨”。
对此种观念、方法，马克思在分析组成秩序党的正统派（忠于波旁王朝的大土地资产阶级）和奥尔良派（忠于七月王朝的金融资产阶级）二者之间的不同时表述非常明确。他说，“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各自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有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恰恰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合而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由此来看，在之前所说尊重过往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分析问题，重在事物的物质条件，并且要特别分析其阶级表现与阶级实质之间的差别。表现在本书，即在前几篇文章中，马克思对于该阶段资产阶级各派别的表现与自身实质及由于自身代表立法权而与代表行政权的波拿巴之间的冲突进行分析。而这二者之间，前者——各派别自身矛盾，与各党派之间的争斗是本书的分析重点。
就这时期的党派的斗争而言，马克思以新旧革命相区别，认为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不断取得胜利，“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它不得不背水一战，勇夺胜利。对于1848—1851年的法国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渐趋完备（马克思认为在秩序党统治时，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基本完备），马克思认为其是这种性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他现在的分析，正是革命中自我批判的一分子。
依生产力、阶级性判断各派的先进性，马克思比较了新旧革命期间各党派争斗的关系。1848—1851年期间，各派的前后承继，与旧革命不同。旧革命时，每一个党派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当该党派推进革命以至于自身跟不上革命脚步，不能领导革命时，它后面的先进党派便使其完结，从而获得革命的指挥权。而1848年革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和派、秩序党先后登场。前者依附、支持后者，待后者获得了统治权后，又将前者甩掉，转而以后自己的后者。即落后者在先进党派依附、支持下稳定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又将其抛弃，依附于更落后党派。就这样，各党派前后相继，革命一直在倒退。最后，秩序党统治时，又需要特别依靠军队（刺刀）。
而实际上，军队是整个革命阶段的刺刀，在保护的同时，又起到了破坏的作用。这在共和派与秩序党时期表现最为明显。马克思曾说，“‘正直的共和派’的先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做出了一项发明，这项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怀着永不熄灭的爱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项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没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急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
资产阶级各党派最初联合起来，袭用旧社会“财产、家庭、宗教、秩序”的格言作为军队的口令，以激励军队征讨无产阶级。这种维护秩序、安宁的要求，使得各党派不能放开手脚保护、扩大自身利益。故而面临各种问题时，各党派不敢过分实施符合自身利益的措施，反而与通过行政权来对抗自身立法权的波拿巴不断合作、妥协。最后，秩序党统治时，虽然资产阶级统治基本完备，但其现实考虑（维护议会制共和国以维护自身统治）与其过往历史背景（忠于君）的矛盾一直存在，故而畏缩不前，不能继续向前革命。同时，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渐趋完备，秩序党所代表的立法权与保皇党波拿巴派所代表的行政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秩序党在维护秩序的考虑下，不断退让，为波拿巴派和民主派利用，渐渐失去议会多数，对于代表立法权的议会渐失控制。于是，秩序党想借军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立法权力，但最终却被波拿巴派联合军队逼迫下台。
总的来看这阶段的革命，马克思认为“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法国人从事革命摆脱不了对拿破仑的追念，故而波拿巴得以担任总统；他们又害怕革命的危险（特别是这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故而一退再退，并最终导致了波拿巴的雾月政变。除此以外，马克思还从法国第一次革命，尤其是拿破仑统治下实施的各项措施展开，依旧从当时所承继的过去开始，批判分析当时的社会，解释波拿巴政变的内涵与意义。
旧革命时，封建制度崩溃，君主专制作为革命对象，逐渐为军事官僚政府统治所代替。由于“革命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公民的统一”，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中央集权得以发展，并且政府权力也得到扩大了。拿破仑最终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同时，革命解放被奴役的农民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在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后，小块土地所有制得到确立。而小农阶级分散无力，“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表现在旧革命时期，小土地所有制，是彻底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补充了城市中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是令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而此时，封建制度已然瓦解，资产阶级社会下的小农受到资本的奴役，与资产阶级相对立，而非协调。资产阶级各党派虽相互争夺，但其对小农则一味打击——既惧怕革命小农的觉悟，又害怕保守小农的对抗。这种打击，更加强了保守小农（革命小农终究是少数）对帝制的依赖。又因历史传统的缘故，他们迷信拿破仑会将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给自己。这些都被波拿巴利用之。波拿巴所极力宣扬的“拿破仑观念”更是显证。其中，小土地所有制便是波拿巴必须维护的第一个“拿破仑观念”。
除此以外，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还有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以及军队占压倒的优势等三个。这种不受限制的政府是维护小土地这种“物质的”制度、镇压革命小农的，宗教的安慰和军队的保护也是保守小农所需要的。故而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朝气蓬勃的小块土地所产生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只是它垂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种军事官僚政府机器是在封建制度的对立中锻造而成的”。
波拿巴第二雾月政变以后，基佐（属资产阶级）评论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而马克思则认为，“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么它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不讲空话的权力对讲空话的权力的胜利”。这可以算作彻底的革命的一部分。而这个阶段仍是革命“通过涤罪所的历程”。革命，19世纪新的革命，“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前一半准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臻于完备，使行政权以其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即马克思所说，该阶段的共和国，民主的议会制共和国，仍然不过是社会共和国的幽灵，尚未达到真身的程度。1848—1851年革命，是19世纪革命在自我倒退、自我批判，以便像波拿巴一样的，承继着过去落后的幽灵，“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如此，又经过自我反思而得以清醒，革命，在新的阶段，可以更加彻底地破除旧的事物。并在这些旧事物的基础上，破旧出新，展露新的面貌。
怀着这样的展望，马克思说，“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早先，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改造一旦完成，注重实际、理智的洛克便排挤了以诗一般热情的话语为人称道的《圣经》十二小先知之一的哈巴谷）。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新约马太福音》第8章第22节），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早先借助古罗马复活带来的英雄气概，以理想和艺术的形式蒙蔽自我，消解革命中的自我牺牲、恐怖战争的方式，需要由以积极向前看的、务实的观念来指导的勇于革命的方式所取代。波拿巴虽然置身于这样的地位，看起来像是扮演了类似旧革命中的英雄角色，但他只不过是处于自我矛盾处境的小丑。此时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农民，“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会推翻小丑波拿巴的统治，并更重要的是，摧毁其所代表的小土地所有制，以建立新的物质基础，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在1869年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提到维克多雨果《小拿破仑》和蒲鲁东《政变》。他认为这两部著作，在与自己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作品中，是值得注意的两部。其中，维克多雨果尖刻、机智地痛骂波拿巴，认为这个事变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蒲鲁东则“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本段引文均出自马克思为本书1869年第二版写的序言）。马克思以为，雨果在说波拿巴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了巨人，而蒲鲁东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也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对自己的著作，马克思说，“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通过这些，可以反映出马克思的充分自觉。而这种自觉与他将具体的事物抽离本身，以更大的视角来观察事物有关。这种广阔视角，给马克思带来的，是对历史的洞察，更是对未来的憧憬。精神是蓬勃向上的。
这在马克思对革命的认识中非常明晰。他说，“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这段话中否定表示的是旧革命，正面表示的便是新革命。马克思本书即在批判分析旧革命幽灵的同时，积极寻找新革命道路上的英雄气概。只不过，它不再半遮面，寄托于过去，而是勇敢地行动，向往着未来。
读完本书，笔者对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有些想法。马克思对于基于物质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的分析，视角确实宏大，给人很多的启示。马克思认为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会迎来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间的斗争必将是未来的主要斗争、主要矛盾。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以为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当是其前提条件。（当然，这点列宁同志给出了别的解答）可是，着眼于对立的两个阶级、两种不同革命，反而会让其他的方面依附、附属于它，从而使对于其他方面的认识是基于它而产生，有可能会忽视这些其他方面本身或另外的内容。当然，问题要抓主要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注意的一点。不过，在目不转睛地看一样东西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其他，由此带来的后果，或许会像马克思评论的雨果一样，仅仅是突出了这一方面，反而自己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摸骨”虽有“相面”的配合，自身骨子里的东西也在起作用。这时候，自觉是很重要的。再者，每个时代都会有些变化，身处其中，可能与之前时代或之后时代的人看法不同。即便物质基础的作用非常强大，但在世界运转中，不只是物质基础在起作用。或者某一段时期，这种作用并不像想象地那么明显，反而是其他方面的东西起了主要作用。另外，马克思本人对于革命新旧的认识，基于过往历史，基于自身观念，仍可看出过往精神观念对他的影响。比如，他对革命前进的认识，我想，孔多塞的历史进步观念，马克思是躲不过的。这并不是说是一个人的问题，整个时代的观念可能便是如此。毕竟马克思也是身在那个时代的人。而本书对于修辞、隐喻、暗示等的使用很多，或亦可见其时代特色。希望自己以后能多些书，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及其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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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一
1848年2月革命所建立的临时政府赋予了法国公民普遍的选举权，由此选举产生了国民会议，其中作为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山岳党在议会具有一定势力；1850年5月31日，秩序党（保皇派）通过议案，对选举权附加以3年居住权（实际上排除了工人阶级的选举权）以对抗该年3年10日国民会议补选再次卷土重来的山岳党，以期垄断议会的控制；而知1851年10月总统波拿巴又宣布恢复1848年普选权，借助民意以对抗议会，如此反复，分别挟民意自重。
但民意何谓？马克思在文中一再提及国民会议所建立并摧毁的一切最终埋葬了自己，所谓的民意，在文中，就是不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一切。
当然，马克思文中还提到了一个颇有玩味的问题：1851年法国宪法修改，根据宪法规定，修订案要至少500以上议会出席并3/4以上通过方可。在修订案时，400余人赞同，300余人反对（议员约700名），借此否决了修订案，马克思再次提出一个问题：议会的多数用户总统，而宪法却保护了少数，此时，如何理解少数和多数的关系？总统是否可以借助多数的表决来否认少数？或者直接诉诸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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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一
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在韦伯《论俄国革命》的编者导言所引诱，作者指出韦伯分析俄国革命不同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分析，因为韦伯试图揭示什么对“总形势”是重要的，以及总形势的趋势和动力；故而很好奇，马克思怎么解释法国的1848-1851年革命，所以找到马恩全集第8卷，耐心读了几遍，现在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当然韦伯和马克思都很注意用阶级分析法来看待问题，马克思在书中详细分析了1848-1851年法国革命浪潮中共和派、民主派、保皇派当然还有波拿巴派等诸多派别在革命大时代的表现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阶级之间以及内部的斗争是贯彻其中的。，多数斗争中，作为既得权力的恋栈者（韦伯语），多数派别是隐藏在幕后参加斗争，当然，随着斗争的深入，幕后者也逐步走向台前。
第一时期，1848年2月24日-5月4日
2月革命的爆发不期而至，成立的临时政府囊括了各个派别：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共和派的资产阶级、各种保皇派（后来的秩序党）。彼时，工人掌握政权，因此，此时真正落实了不加限制的普选权，成立了第二共和国。
第二时期，共和国成立和立宪国民议会时期
（1）1848年5月4日-6月25日
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意外得到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旧有的社会力量集合，而拜无产阶级民主派所实行的普选权而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居然支持旧有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共和派、民主派、保皇派）试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镇压了工人阶级的六月起义，从议会中排斥了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阶级，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
（2）1848年6月25日-12月10日
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实际上确立了议会制共和国，国民会议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并事实上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而作为行政权力代表的总统则被大大忽略了，此也种下了隐患，总统不会总受制于议会，总统作为民众的直接代表，或如韦伯所言，他可以直接凭借民意对抗议会，当然马克思的分析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2月10日波拿巴出于意料的挫败共和派领袖卡芬雅克将军，获选仅能任期4年的总统。关于他获选的原因，马克思的分析暗合了韦伯对1906年俄国杜马选举中立宪民主党的分析。
（3）1848年12月20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
一经取得权力，资产阶级内斗开始了。共和派、保皇派（秩序党）在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开始了权力的争斗。此时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制宪会议的问题，国民议会在垄断了最高权力之后，以秩序党为首（波拿巴派隐藏其后），借助民众请愿、彰显军权，开始对自己的太上皇“制宪会议”发起进攻，制宪会议遂于1849年5月28日宣告结束。历史吊诡的是，所有秩序党对付制宪会议的手段都被1851年的波拿巴用来对付国民议会。
第三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1849年5月28日-6月13日
代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山岳党向波拿巴发难，此时，波拿巴借助内阁和秩序党建立联盟，秩序党借助法军炮轰罗马事件击破了山岳党势力，从客观上保障了波拿巴的权势
（2）1849年6月13日-1850年5月31日
此时，秩序党建立了议会专政，当然，与波拿巴的冲突也日趋激烈，但1850年3月10日的补缺选举，使山岳党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此刻，波拿巴退让，秩序党再次确立对权力的垄断，为防止类似事件重演，1850年5月31日通过选举法，要求选举人必须在选区内居住3年，排斥了1848年的普选权。
（3）1850年5月31日-1851年12月2日
波拿巴以“维稳”为号召，分裂了秩序党中原本就存在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时，在安宁秩序的憧憬下，金融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小农阶层最后默认了帝制的复辟。
就马克思的分析和韦伯的分析而言，马克思的分析在注重阶级分析之时，理论还是建筑在物质决定论，如他所说，“社会民主派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p152）；而在韦伯分析1905年俄国革命各阶级之时，实际上是注重从经济、宗教、法律3个层面多向度的分析，这也难怪韦伯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的排斥。
但值得关注的是，两者都关注了农民这个阶层。在马克思眼中，法国的农民是典型的个体的小农，具有财产和个人意识；当然也具有传说中的拿破仑的情节，这都源于《拿破仑民法典》的恩赐；而俄国的农民是村社的农民，具有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情结。当然，二者也有类似之处，都有呼唤凯撒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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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舟
很早就拜读过马克思的这部“天才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偶然在书店看到这个图释版本，当时的心情不啻“旧友重逢”，而且眼见这位“挚友”“容光焕发”，自然立即捧回猛读一番。
我首先好奇地搜查到了主演帝国复辟“笑剧”的主角路易波拿巴的图像，也即拿破仑三世，才发现，即便是当时欧洲最炙手可热的宫廷画家温德尔哈尔特倾力而为，路易波拿巴的眼神还是混沌的，看来雨果所说属实，“像查理九世一样眼珠无光”。说到他的波拿巴家族的“帝三代”的身份，可以说他是幸运的，这种幸运不仅仅在于波拿巴家族的沉重使命感压垮了拿破仑一世的儿子，让他得以继承拿破仑的衣钵，也在于他天生就是一个野心家，因而他可以像个“小丑”似地屡败屡战，1840年，当他在布洛涅发动兵变未果，被关进坚固的哈姆要塞时（可以从插图中看出此要塞的坚固），他仍然蠢蠢欲动，在写完了企图唤醒法国人心中拿破仑一世的幽灵、并力图使自己冒充贫苦人们的代言人的《论消灭贫困》一书后，他将此书稿寄给了一个朋友，并附上一张短笺：“……你认为此书能否为我带来好处？”——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1846年，他仅仅借助一块抗在肩上的木板（书中插图所示）便在大白天守卫眼前逃出了哈姆要塞，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当然关于他的更令人大跌眼镜的事件还很多。
书中的插图及图说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有一张图片是二月革命爆发时拉马丁在市政厅前的讲话，可观察到法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真的是风起云涌，继1830年的七月革命后，仅仅过了18年，困苦的普通民众和被压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在一起举行了二月革命，所以这是一次用浪漫诗人拉马丁的华丽辞藻来形容都不为过的“超阶级”革命，整个欧洲都被感染得杀声震天。从此书中二月革命临时政府成员“大合照”就可以窥得，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共和派、民主派、社会主义者团结一致是历史事实。然而之后的法国革命，就如马克思所表达的：革命沿着下降的路线前进。
如果说1848年的普选中路易波拿巴的侥幸当选是因为法国选民没有选择的选择，那么，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就是路易波拿巴养精蓄锐后的突然一击，帝制就这样通过马刀和毛瑟枪骑在了共和国的头上。那么在这三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有当时意欲探寻此事的人都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共和派人士大文豪雨果愤怒地写了篇“讨贼檄文”——《小拿破仑》，这篇文章也是妙语迭出，很多关于路易波拿巴的险恶也是证据确凿，可谓是对路易波拿巴“究极鄙视”的小册子，因而私下翻印的数竟以十万计；另外，蒲鲁东写就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一书，却不小心为路易波拿巴做了“历史的辩护”。而马克思则说：（此书的内容）是法国的阶级斗争（如何）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所以，这本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才显得精辟、经典。阶级分析理论的运用和其唯物史观的广角切入，一切乱象都有了其清晰合理的脉络，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山岳党）、保皇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波拿巴派，其间的斗争、背叛、联合、妥协、屈服一幕幕接踵而来，建议看这部书时也仔细看看插图和图说，会有更多收获！附录一是马克思较早之前的也是分析法国社会的文章《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不妨前后对照来看。附录二是这之前法国革命的一个概述，对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来说倒是省却了查看史料的步骤。
当然本书的主角儿的历史功绩，如今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其在位19年法国基础设施建设搞得不错，国富民强，然而不能睁眼不见的史实是，路易波拿巴在位期间，频频发动战争来供养国内的民主，在亚非拉的四处殖民，给所在地的人民的苦痛也是漫长的，在欧洲的横冲直撞，也使得他在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成为法国屈辱的肇事者，所以，还是听听他的同胞戴高乐对他的的评语吧：法国所取得的胜利总是一时的辉煌，而遭受的灾难却是永久性的。”看到书中路易波拿巴在英国凄凉的晚境和孤独的归去，也可知道他在法国人心目中的位置了。
合上书后，除了马克思精妙的文字和精辟的分析，萦绕在脑海的便是这本书中那些历史的影像，那些图片和艺术作品在历史最关键处的定格，提醒今天的我们，一切还在继续，因为历史就是不停换装的悲剧和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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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5 0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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