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 《大外交》

零点出发

虽然美国立国初期的领袖偶尔会用欧洲权力政治的手法，但他们依然信守使美国独树一帜的那些原则。欧洲各国为防止可能独霸一方的强权兴起，打过无数的战争。在美国，实力加上地理上的距离使它自信，只要美国展现自己，任何挑战都会被克服。欧洲国家生存的空间小得太多，因此结盟共同对抗可能发生的变局；美国则因为距离遥远，其政策是着眼于抗拒真正发生的变局。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告诫美国不得因任何理由缔结“永久性”联盟，便是基于如此的地缘政治因素。他说：

    “以人为的关系使我们涉入欧洲政治常见的变动中，或盟国与敌对国之间的分分合合‘非明智之举’。美国距欧洲遥远，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使我们得以走不同的方向。”
   

零点出发

当时的美国不把华盛顿的这项忠告看作是务实的地缘政治判断，而当作是道德原则。以自由原则守护者自居的美国觉得，把海洋所带来的安全解释为上帝的旨意，把自身的行为归之于更高超的道德体认，而非其他国家所欠缺的安全屏障，是再自然不过了。

    美国早期外交政策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认为，欧洲战事不断乃源于其外交运作的尔虞我诈。欧洲领袖相信自私的利益相互竞逐，最后会得出和谐，并据以建构他们的国际体系，美国领袖却预期世界会由彼此合作的伙伴组成，而不是互相猜忌的敌人。他们否定欧洲领袖的观念，认为国家的道德应根据不同于个人的标准来评断。杰斐逊主张：个人及国家只存在着一套伦理制度，要感恩，要在任何情形下信守一切的承诺，要开放慷慨，最终要促进两方面的利益。

    美国如此之理直气壮，有时令外国人深感刺耳，但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革命所对抗的不仅是与母国之间法律上的连属，也是欧洲的体制及价值观。美国把欧洲战乱频仍归咎于否定自由及人一尊严的政治体制当道。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曾写道：

    “正如战争是旧世界的政治规则，各国之间所怀的敌意也不过是政府政策所激起的，目的在维持这个体制的精神。虽然人类不是彼此的敌人，但在错误的政治体制媒介下却成为如此。”
   

零点出发

直到今天，和平最有赖于民主体制推广这个观念，仍是美国思想的要义之一。美国传统思想始终认为，民主国家不会相互争战。不过有一人物，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对共和国基本上要比其他政体爱好和平便颇不以为然：

    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全都是共和国，其中雅典及迦太基还是商业国，但它们打仗的频率，不论是侵略或防御，绝不下于同一时代的君主政体邻国，因此英国政体中有平民代表组成国会中的一院，商业也是英国数百年来最主要的目标。然而少有其他国像它如此作战频繁的……

    但汉密尔顿只代表极少数。绝大多数的美国领袖在当年跟现在一样，都深信美国负有传播其价值观以贡献世界和平的特殊使命。当时也如现在一般，有歧见的仅在于用什么方法。美国应将传播自由体制当作外交政策主要目标加以积极推动，还是应仰赖以本身为榜样所产生的效果？
   

零点出发

建国初期的主流看法是，新缔建的美国在国内实践民主最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杰斐逊的话来说，美国有“公正且巩固的共和政府”对全世界所有人民将是“活生生的标竿及模范”。一年后他再谈此一主题时说，美国事实上是“为全人类而从事新的政治实验，别人无法享有我们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令我们有责任证明，一个社会可允许其个别成员享有自由与自治达到何种程度。”

    美国领袖强调美国行为的道德基础及美国作为自由象征的重要使命，造成欧洲公认的外交理念遭到排斥：均势可将自私自利的竞逐导向最终的和谐；安全考虑超越法律原则；换言之，即国家为达到目的采取任何手段都属正当。

    推行这些前所未有的观念的美国，在整个十九世纪繁荣昌盛，其体制运作良好，其价值观获得证明。美国不知道崇高的原则与必要的生存手段之间会有冲突。久而久之，诉诸道德以解决国际争端的作法，产生了独特的进退维谷之感及纯美国式的烦恼。如果美国人对外交政策也必须像对个人生活一样讲究诚信，则国家安全应置于何地？的确，此一观念推至极致是否意味着道德比生存更重要？又或者以美国对自由体制如此之热中，是否自然而然便使其最自私自利的行为也披上一层道德外衣？果真如此，那与欧洲的政治理由观念，即一国行动的得失唯有以成败论英雄，又有何不同？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与戴维•亨德里克森(David Hendrickson)教授对此美国思想中的矛盾之处有精辟的分析：杰斐逊治国方略的两难在于，他明显否定各国素来赖以确保国家安全及满足野心的终极手段，但同时又不愿放弃导致国家使用这些手段的野心。换句话说，他希望美国鱼与熊掌兼得。既可享受权力的果实，又不致染患权力竞逐通常会造成的后遗症。

    迄今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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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八二○年，美国找到折衷之道而得以兼顾两方直到二次大战后。在此期间，她不断谴责两大洋对岸的局势是均势政治造成的恶果，但对其本身在北美的扩张却美其名曰：“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

    在进入二十世纪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十分单纯：实现国家天定命运，避免海外事务的纠葛。只要情况许可，美国一定偏向民主政府，但拒绝采取行动来支持这些政府。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于一八二一年说出了这种态度的要点：凡自由独立的标准得以施展或应该推行之处，美国会寄予关注、祝福及祈祷，但它不致向海外去寻找毒蛇猛兽加以摧毁。它衷心期盼全世界得享独立自由，但它仅拥护自己，只为本身奋斗。

    美国如此独善其身的另一面，便是决定将欧洲权力政治排除于西半球之外，必要时还使用一些欧洲外交的手法。宣示这个政策的门罗宣言(Monroe Doctrine)，起因于一八二○年代以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为主的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意图压制西班牙的革命。英国原则上反对干预内政，因此也不愿支持神圣联盟介入西半球。

    英国外相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向美国提议共同采取行动，以阻止神圣联盟插手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他的目标是不论西班牙的局势如何，切不可让某个欧洲强权控制了拉丁美洲。坎宁的想法是，没有了殖民地的西班牙就不会成为众矢之的，这会使他国打消干预之意或使干预失去意义。

    亚当斯明白英国的论点，但不放心英国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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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距一八一二年英国占领首都华盛顿还不久，很难让美国肯与过去的母国站在同一阵线上。于是他敦促门罗总统作出美国片面的决定，将欧洲殖民主义摒弃于美洲之外。

    一八二三年宣布的门罗宣言，将隔开美国与欧洲的大西洋当作明确的界线。在此之前，美国外交政策的至上原则即美国不涉入欧洲的权力斗争。门罗宣言更进一步宣称，欧洲也不得涉入美国事务。而门罗总统对美国事务的定义涵盖整个西半球，的确够广泛了。

    门罗宣言并不仅限于原则性的宣示，它更大胆地警告欧洲各强权，新崛起的美国为维护西半球不可侵犯的地位将不惜一战。它指出，美国认为任何欧洲势力伸向“此一半球的任一部分，均对我们的和平安全构成危险。”

    再有一点，不如两年前国务卿亚当斯所说的那么漂亮，门罗总统更为明白地指出不介入欧洲的争端：“我们从不参与欧洲强权为本身事务而起的战争，参战也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美国在同一时间，既拒斥了欧洲，又解除了在西半球扩张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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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罗主义的护卫之下，美国得以推行与任何欧洲君主美梦没有多大区别的政策：扩张商业及影响力，并吞领土；简言之，即在不必玩弄权力政治的情形下，让国家跻身强国之林。美国对外扩张的欲望，与自诩比欧洲任何一国更纯洁更有原则的想法，从未有过冲突。美国不把扩张看成是外交政策，因此可运用本身的力量征服印地安人、在得克萨斯州打败墨西哥，而且觉得问心无愧。简单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要有外交政策。

    坎宁跟拿破仑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的地位一样，有权自诩是他一手扶植起新大陆以抗衡旧大陆的均势，因为英国表示会以皇家海军为门罗宣言的后盾。但美国抗衡欧洲只肯做到使神圣联盟不得进入西半球的地步。除此之外，欧洲各国必须自行维持其权力均衡，美国不会介入。

    从此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便是扩大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一八二三年的门罗宣言警告欧洲强权，不要插手西半球事务。到门罗宣言届满百年时，其含意已渐次扩大为美国在西半球掌握领导权的理论基础。一八四五年波尔克(Polk)总统把美国并吞得州解释为，为防止某独立国成为“比其更强大的国家之盟友或属国”，以致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而不得不如此。换言之，门罗主义不仅是美国对已存在的威胁进行干预的依据，也使对可能的威胁采取行动变得合理化，这正是欧洲均势在美国的再现。

    南北战争暂时打断美国对领土扩张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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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华盛顿主要的外交政策考虑是如何防止南方联邦(Confederacy)获得欧洲国家承认，以免在北美土地上出现多国体系，连带带来欧洲外交的权力政治。但至一八六八年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总统又回到以门罗主义为依据向外扩张的旧立场，这次是购买阿拉斯加：外国拥有或控制那些社群迄今一直阻碍美国的成长，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当地长期的革命及无政府状态同样会伤及美国。

    此期间在美洲大陆发生了比领土扩张更重要的变化，但所谓的大国几乎不曾注意到这一点，此即有新成员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美国已成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工业生产在一八八五年超越当时公认的世界工业强国英国。十九、二十世纪交替时，美国消耗的能源超出德、法、奥匈、俄、日、意的总和。自南北战争迄二十世纪初，美国煤产量增加八倍、钢条增加五点二三倍、铁轨总长度增加五点六七倍、小麦产量成长二点五六倍。移民使美国人口成长一倍。而且这个成长过程很可能愈来愈快。

    任何国家的实力一旦如此大增，没有不想化实力为全球影响力的，美国的领袖也不免心动。约翰逊总统的国务卿西华德(Seward)，梦想建立包括加拿大及大部分墨西哥在内的深入太平洋的帝国。格兰特(Grant)总统的政府曾打算侵入多米尼加共和国，也想过并吞古巴。这些企图在当时的欧洲领袖如迪斯累里或俾斯麦看来，必能够谅解且赞同。

    但美国参议院仍专注于内政，否定所有扩张领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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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院仅维持小规模陆军（二万五千人），海军也很弱。直至一八九○年，美国陆军在世界排名十四，次于保加利亚；美国海军也比意大利小，虽然美国的工业力量是意大利的十三倍。当时美国不出席国际会议，并被当作二流国家看待。一八八○年土耳其缩减驻外单位，把驻瑞士、比利时、荷兰及美国的大使馆关闭。同时德国一位驻马德里的外交官，宁愿减薪也不愿被派往华盛顿。

    可是当一国的国力到达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水准，便无法永久抗拒借此在国际舞台上谋求一席之地的诱惑。一八八○年代末美国开始扩增海军，而直到一八八○年美国海军的规模仍比不上智利、巴西或阿根廷。到一八八九年，海军部长本杰明•特雷西(Benjamin Tracy)说服国会购置战舰，当时的海军史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还为此举提供理论基础。

    虽然事实上是英国皇家海军保护美国免于欧洲强权的侵扰，但美国领袖并不把英国看成是美国的保护者。十九世纪从头到尾，英国均被视为对美国利益最大的挑战，皇家海军则被视为最严重的战略威胁。无怪乎美国一开始奋发图强，便动用素来受英国大力支持的门罗主义，设法把英国势力赶出西半球。

    美国对此毫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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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五年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以门罗主义向英国提出警告。他写道：“如今美国在本大陆几已是最高主权，其命令对其势力范围内的臣属等于法律。”美国“无尽的资源加上隔绝的地理位置使其能掌控大局，且几乎不可能受其他强国个别或集体的侵害。”美国对权力政治的排斥显然不适用于西半球。至一九○二年英国已放弃在中美洲居重要地位。

    在西半球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美国，开始走向更广大的国际舞台。美国几乎是违反本身意愿地成为世界强国。在美洲扩张势力时，她已在四周海岸建立起强大无比的地位，却又坚持无意于施行大国的外交政策。等领土扩张大功告成后，美国发现不论本身的意愿为何，其所掌握的力量使她必然成为国际事务的要角。美国领袖或许仍执意主张，美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是要做全人类的“标竿”，但不可否认，有些人已感觉到美国的实力使她有权对当代的问题发表意见，也不必等全人类都变成民主以后再参与国际体系。

    对个中道理阐述最透彻的当属老罗斯福总统。他是首位坚持美国有义务让全世界感受其影响力，且应基于国家利益让美国与世界产生关连的总统。他跟以往的美国总统一样，都对美国应造福世界的观念深信不疑。但他与前人不同的是，他认为除去不介入的利益之外，美国还有真正的外交政策利益存在。老罗斯福的前提是，美国跟其他强国没有两样，她不是独一无二的道德化身。若美国的利益与他国相抵触，她有义务凭借本身的实力取得优势。

    老罗斯福的第一步是把门罗主义作最具干预意义的诠释，使之附和当时的大国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