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 《大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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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大国策》丛书，旨在为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份思想的盛宴，为治国理政者提供一份决策参考。丛书共四十多册，荟萃学者五六百人，其主题集中于大国之路和强国之鉴。我曾经主编《大国》学术丛刊，对于现代国家的法政建设有自己办刊的思考，今受嘱谈点感想，权且作为导言。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大国，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我们的自然禀赋、人口规模、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人文风情，等等，都注定了我国是一个大国。但是，大国不等于强国，更不等于优良的法治之国。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如何从内政上厘清一个大国与强国之间的本质性不同，在外交上构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责任关系，需要我们有一双“法眼”。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于古代，古代王朝政治的国家治理经验，例如被某些学者所褒扬的“德治”、“峻法”，以及“朝贡体系”，等等，在当今世界，已经失去了原初的功能和效用，现代社会迫使我们建设一个新型的国家，即法治国。一个社会犹如一个活的生命体，法治是其中的骨骼和精髓，其他的所谓国之“大”者，不过是一堆肉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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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看法，可以为对美外交做一个注脚。总体上，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方针是正确的和有效的，过去几十年取得了巨大成效。然而，我外交政策中对于超级大国美国制造的各种涉我麻烦的应对策略，以及对于美国主宰的现行国际体系的分析与解释，迄今为止还不太理想。中国公众以及外交、商务部门以外的一些机构和人士那里，存在着似乎不少的批评意见，比如，觉得中国的外交方位过分偏重这个超级大国，对美外交不够强硬，“投赞成票和弃权票太多”。

这与中国外交的实际能力以及专业机构的评估有很大的差距，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对美外交的公信力需要加强。的确，从实际操作层面观测，我方主动出牌的成分偏少，而接招应付的时候较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中长期战略规划的缺失。好的总体外交不光包含了政府外交、军事外交、民间外交、经济外交、非政府机构外交、公众外交、地方外交、外交培训等不同组成部分，更有着沟通、协调、统筹它们的机制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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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方面相比，我方可以借鉴和改进的地方很多，如两国军界接触过程表现的不同活跃程度（尤其是向对方发出倡议的主动性），两国议会交流时反映的不同灵活性（特别是同政府立场之必要的区别），两国大型企业公司在配合国家大局方面的不同成熟感，两国外交方面的教科书和培训体系之丰富性的差距，以及两国新闻媒体报道对方复杂事态时的精致娴熟程度的差别，等等。它们中，有的可算作美国的“发达、精明、老到”的一面，有的属于我方体制设置上的缺失或认识上的不到位。

中美两国不仅在硬实力上有很大差距，软实力方面（包括“总体外交体制’’的成熟、丰富和有弹性）距离可能更值得重视。美国的外交／内政体制是值得讨论的对象：不要光看布什团队在伊拉克问题上栽了大跟头，或只讲美国霸权外交在世界上受抵制的一面，还要注意美国政治体制（包括强力部门）各部分的复杂协调关系，注意美国国会外交、各州外交、企业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微妙平衡作用，注意美国国务院和主流媒体之公共外交的强大渗透力，以及注意美国特有的政治选举带来的“钟摆效应”。

面对美国超群的实力、有时蛮横单边有时善用多边的对外政策、它在全球范围的制度性结构性霸权以及它的国内体制的多元性多面性（包括政界、军界、学界、商界之间复杂的“旋转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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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界新秩序

21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对美国而言，在地位不分轩轾的国家间，协调不同的价值观与南辕北辙的历史经验，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与上一世纪的孤立或冷战时期的实质霸主地位都会大异其趣。其他主要国家同样面临适应新出现的世界秩序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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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键人物：西奥多·罗斯福或是伍德罗·威尔逊


在20世纪初之前，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倾向于孤立主义。但随着美国国力日渐强大，以及以欧洲为重心的国际秩序逐渐瓦解，美国逐步走向国际事务。在此过程中，老罗斯福总统与威尔逊总统是两位关键人物。在他们主政期间，美国不情愿地涉入了世局的漩涡。两人均体认到美国在世局中应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却是以相反的理念解释美国走出孤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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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由大一统到势均力敌：黎塞留、威廉一世与皮特


现今史家所称的欧洲均势体系出现于17世纪，随着大一统的观念衰微，在欧洲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在国家至上及权力均衡这两个观念上找到了依据，作为它们反正统的理论基础，并规范彼此的关系。最早提出相关理论的是法国，其主导人物是一位高阶教士，黎塞留。最重要的还是英国的出现，英国的外交政策明确支持维持均势，这强化并维持着欧陆的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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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欧洲协调：英国、奥地利与俄罗斯


当拿破仑在厄尔巴岛度过首次被放逐的岁月之际，拿破仑战争的战胜国代表于1814年聚集维也纳，规划战后的世界。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和平。众强国之间有40年未开启战端，而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后，又有60年未曾发生重大战事。权力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共同的价值观则减低诉诸武力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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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两大革命家：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


克里米亚战争后欧洲出现了混乱局面。设计欧洲新秩序是两个著名人物，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两人后来更成为针锋相对的敌人。这两个人以现实政治为政策基础，即国际关系纯由实力决定，强者掌控全局。两人相互利用，维也纳会议的安排完全被推翻。铁血宰相与高深莫测的法皇，给后人带来了深刻影响。后者留给法国的是策略上的动弹不得；前者留给德国的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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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现实政治自食其果


基于现实政治的外交政策促成了德国的统一。但德国的统一却使现实政治自食其果，造成与原意全然相反的结果。德国统一后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国势与日俱增，使欧洲的外交起了革命性的变化。欧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应如何应对这个位于中部的新兴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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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步向毁灭的政治机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
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时，曾维护和平达一世纪之久的欧洲协调已名存实亡。欧洲列强盲目地投入两极化的对抗，最后也像50年后的冷战期间一样形成两大阵营。多年来史学家一直在辩论谁应为一次大战的爆发负责。但我们举不出是任何单一国家导致如此疯狂地迈向毁灭。欧洲所有主要国家都有其短视与不负责任之处，而且想法很天真，正是它们一手造成了那场深植于欧洲人共同记忆中的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