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 《大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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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任何卷入现代国际关系的国家而言,对外事务在和平时期关乎利益的增减,而在战争时期则直接意味着生存与灭亡。套用中国古代的一句老话“兵者,国之大事”,我们现在可以说“外交,国之大事也”。经历了18 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今天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不断扩展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不断加深相互依存关系的国际社会融为一体,中国内部的变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冷战后的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同时,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大国,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中的责任和地位也正处于变化之中,中国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塑造自身的国际环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实呼唤中国外交要生发出更多的战略性理论思考。用基辛格博士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外交哲学”,而不能仅限于把外交事务当作“行政问题”来处理。

基辛格所著的《大外交》一书,可以说正值其时。亨利·基辛格是本世纪最负盛名和传奇色彩的外交家之一,而1994 年出版的《大外交》则是他的最新作品,凝聚着其长期从政经验和理论思考的结晶,堪称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经典之作。此书对中国国际问题学界的参考借鉴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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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纵论古今,视接万里,洋洋近70 万言。夸张一点说,读这本书可获读四本书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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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是一本国际关系史著作。时间跨度近400 年,从17 世纪初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和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首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外交之先河,一直写到20 世纪末混沌不明的冷战后世界秩序,读者有如对近、现、当代的国际关系历史进行全面通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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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是一本美国外交史专著。在对20 世纪前的美国外交进行一番简单回顾之后,基辛格着重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导致美国大规模卷入世界事务的威尔逊主义,以及此后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全球外交。在基辛格看来,威尔逊主义代表了美国外交思想的主流,其基本特征就是:强调道德主义,把外交中的政治问题法律化,对美好人性和世界和谐充满幻想。这种外交主流传统,来源于美利坚民族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而与世界其他人类(基辛格尤其着重于与欧洲旧大陆的比较) 的现实政治权力均衡观大相径庭。20 世纪美国外交的得失,以及深深打上美国烙印的本世纪全球政治的利弊,都与威尔逊所彰显的这种道德主义外交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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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这是一本政治学理论,尤其是国际政治方面的理论著作。本书的大量论述都超越了经验层次,极富哲理。比如政治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气质与政府政策的关系,传统体制和现代民主体制下公众与领导人相互影响的不同模式,历史经验与各个国家外交思想之间的深刻关联,权力均衡与观念一致的内在联系,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论断都有其独到的心得,给人以理论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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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是一本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和政治现实的书。除了第一章“世界新秩序”和第三十一章“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直接触及冷战后世界新秩序这个论题之外,基辛格在描述和分析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历史经验与当今现实相对照,其说明现实的取向是十分明显的。在这位亨利看来,今天的世界秩序类似于18 、19 世纪欧洲的由多个强国在权力均衡基础上建构的政治体系。美国虽然较之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力量,但并不能操控一切,只是“几个大国中的头一号”。其他大国包括中国、联合之后的欧洲、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它们在新秩序中的位置,与美国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整体性质还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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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大外交》在理论上定位,或者是说明此书与其他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著作的异同,也要涉及四个方面:

第一,在观念上,这是一本现实主义著作。一般认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大致划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流派,两者的基本差异来源于对人性本质的看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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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行为是由某些基本上无法改变的因素决定的,首先即是人类行为的本质,其次则包括地理等因素。他们断言,人性恶,深负罪孽而贪婪,没有天生的善良,也不可能变得完美无缺,有很多因素制约了用教育和政治制度改良来根本改造人性的可能性。人类能够做到的,只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把人类的冲突倾向和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国际政治层面,这就是符合势力均衡原则的制度安排。由于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现代的现实主义信徒都深信,每个个人和国家对自我利益的追求,通过亚当·斯密在形容市场规律时所说的那一只“无形的手”,可以同时造福于全人类。现实主义者还认定,抽象的个人道德原则不能适用于国际行为。他们强调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不同,即前者没有权威性的政治机构、法律制度和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而处于相似于国内有序政治结构和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某一点上。因此,代表国家利益行事的政治家必然体现一种独特的行为准则,它与文明社会内的个人行为准则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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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理想主义者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制度改良来加以改进的,在理论上看,还可能变得至善至美。理想主义者对人性的乐观信仰,在西方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并对现实政治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康德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性可以达到完美境界的信仰上,其实是一致的。在国际关系层面,理想主义者强调国际行为必须受到文明社会通行的道德规则的制约;通过国际法和国际组织,通过集体安全安排,人们可以抛弃冷酷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而实现永久和平。相对于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更强调内部政治结构与国际和平的关系,深信普遍的民主是消灭战争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大外交》与基辛格倡行于西方的“民主和平论”就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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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是西方学界公认的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之一,反映在《大外交》一书中,就是他在分析和评价任何历史事件与人物时,都是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的。在他看来,历史上理想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只是因其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

第二,在方法上,这是一本传统学派的著作。随着战后行为主义计量分析学派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 兴起,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在方法上分成了传统主义者和科学论者两大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