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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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

     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9〕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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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2〕刘和珍（1904—1926）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杨德群（1902—1926），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

     〔3〕程君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4〕《莽原》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这里所说的“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5〕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召开“国耻纪念会”为名，强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下午，她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九日，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

     〔6〕偏安于宗帽胡同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学。当时鲁迅和一些进步教师曾去义务授课，表示支持。

     〔7〕学校恢复旧观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迁回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8〕张静淑（1902—1978）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受伤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9〕陶潜晋代诗人。参看本卷第73页注〔5〕。这里引用的是他所作《挽歌》中的四句。


空谈〔1〕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2〕，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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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3〕。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

     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4〕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

     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万生园多么近，而四烈士〔5〕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6〕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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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四月二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贾德耀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三一八惨案的凶手之一，当时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务总理。

     〔3〕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诬蔑徐谦等“非迫群众至国务院不可，竟捏报府院卫队业已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并公然叫嚷：“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也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4〕锻炼这里是罗织罪名的意思。

     〔5〕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时炸袁世凯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人。他们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约二里的万生园（即今北京动物园），在张、黄、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没有镌上一个字。圆明园在北京西直门外二十余里的海淀，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清咸丰十年（1860）被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焚毁。三一八惨案后，被难者家属和北京一些团体、学校代表四十多人，于二十七日召开联席会议，由民国大学校长雷殷报告，他认为公葬地点以圆明园为宜，并说已非正式地与内务总长屈映光商议，得到允诺等。会议遂决定成立“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处”，并拟葬各烈士于圆明园。

     〔6〕许褚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赤体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清初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卷首有假托为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些评语认为是金圣叹所作。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他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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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讨赤”〔1〕

     京津间许多次大小战争，战死了不知多少人，为“讨赤”也；〔2〕执政府前开2排枪，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人五，为“讨赤”也；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3〕，掷下炸弹，杀两妇人，伤一小黄狗，为“讨赤”也。

     京津间战死之兵士和北京中被炸死之两妇人和被炸伤之一小黄狗，是否即“赤”，尚无“明令”，下民不得而知。至于府前枪杀之四十七人，则第一“明令”已云有“误伤”矣；

     京师地方检察厅公函又云“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之行为”矣；而国务院会议又将“从优拟恤”〔4〕矣。然则徐谦们所率领的“暴徒”那里去了呢？他们都有符咒，能避枪炮的么？

     总而言之：“讨”则“讨”矣了，而“赤”安在呢？

     而“赤”安在，姑且勿论。归根结蒂，“烈士”落葬，徐谦们逃亡，两个俄款委员会委员〔5〕出缺。六日《京报》云：

     “昨日九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在法政大学开会，查良钊主席，先报告前日因俄款委员会改组事，与教长胡仁源接洽之情形；次某代表发言，略云，政府此次拟以外教财三部事务官接充委员，同人应绝对反对，并非反对该项人员人格，实因俄款数目甚大，中国教育界仰赖甚深……。”〔6〕又有一条新闻，题目是“五私大亦注意俄款委员会”云。

     四十七人之死，有功于“中国教育界”良非浅甚少也。“从优拟恤”，谁曰不宜！？

     而今而后，庶几“中国教育界”中，不至于再称异己者为“卢布党”欤？

     四月六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京报副刊》。

     〔2〕指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李景林、张宗昌所部直鲁联军在京津间的战争。当时奉系军阀称国民军为“赤化”，称他们自己对国民军的进攻为“讨赤”。

     〔3〕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一九二六年四月，在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国民军驻守北京，奉军飞机自二日起，连续三天飞临北京投弹（作者此文写于四月六日；此后奉军飞机还曾到北京投弹数次）。奉天，辽宁省的旧称，当时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盘踞的地方。

     〔4〕“从优拟恤”段祺瑞执政府国务院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开会后，发布“怃恤令”说：“此次徐谦等率领暴徒，实行扰乱，自属罪无可逭。惟当时群众复杂，互相攻击之时，或恐累及无辜，情属可悯。着内务部行知地方官厅，分别查明抚恤。”

     〔5〕两个俄款委员会委员应为三人，参看本书《可惨与可笑》及其注〔10〕。

     〔6〕此段引自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京报》（文中的“六日”应为“五日”）发表的《九校代表对改组俄委会意见》的新闻。九校，指当时的北京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医科大学、法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大学、艺术专门学校九所国立大学。下文的五私大，指当时北京的朝阳、民国、中国、平民、华北等五所私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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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花的蔷薇之三〔1〕

     1

     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

     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

     “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2〕（《现代评论》七十一，《闲话》。）

     这多么公平！原来我也是“今不如古”了；《华盖集》的销路，比起《热风》来，恐怕要较为悲观。而且，我的作小说，竟不料是和“人格”无关的。“非人格”的一种文字，像新闻记事一般的，倒会使教授“佩服”，中国又仿佛日见其光怪陆离了似的，然则“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的杂感，也许还要存在罢。

     2

     做那有名的小说《DonQuijote》的M．deCervantes先生，穷则有之，说他像叫化子，可不过是一种特别流行于中国学者间的流言。他说DonQuijote看游侠小说看疯了，便自己去做侠客，打不平。他的亲人知道是书籍作的怪，就请了间壁的理发匠来检查；理发匠选出几部好的留下来，其余的便都烧掉了。〔3〕大概是烧掉的罢，记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种。想来，那些入选的“好书”的作家们，当时看了这小说里的书单，怕总免不了要面红耳赤地苦笑的罢。

     中国虽然似乎日见其光怪陆离了。然而，乌乎哀哉！我们连“苦笑”也得不到。

     3

     有人从外省寄快信来问我平安否。他不熟于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当了。

     北京的流言报，是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章士钊“整顿学风”以还，一脉相传，历来如此的。现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闭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这是造给某校某人看，恐吓恐吓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虚，某人已逃走了。这是造给某方看，煽动煽动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检甲校，将搜检乙校了。这是恐吓乙校，煽动某方的。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乙校不自心虚，怎能给恐吓呢？然而，少安毋躁罢。还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达旦，将赤化书籍完全焚烧矣。

     于是甲校更正，说并未搜检；乙校更正，说并无此项书籍云。

     4

     于是连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4〕也住进六国饭店，讲公理的大报也摘去招牌，学校的号房也不卖《现代评论》：大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5〕之概了。

     其实是不至于此的，我想。不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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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直皖战争开手；八月，皖军溃灭，徐树铮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馆。〔6〕这时还点缀着一点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现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游说直派武人，请他杀戮改革论者了。终于没有结果；便是这事也早从人们的记忆上消去。但试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报》，还可以看见一个大广告，里面是什么大英雄得胜之后，必须廓清邪说，诛戮异端等类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广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无须提出。但是，较之现在专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却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

     我想，百年前比现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万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别在中国或者是确凿的。

     6

     在报章的角落里常看见对青年们的谆谆的教诫：敬惜字纸咧；留心国学咧；伊卜生〔7〕这样，罗曼罗兰那样咧。时候和文字是两样了，但含义却使我觉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时所听过的耆宿的教诫一般。

     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证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对于上一节所说的事，这也算作一个例外罢。

     五月六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九期。

     〔2〕此段引自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发表的《闲话》。他在文中先举《呐喊》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最初十年间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接着就攻击鲁迅的杂文。

     〔3〕见塞万提斯著《堂·吉诃德》第五、六章。关于说塞万提斯“像叫化子”的话，参看本卷第239页注〔39〕。

     〔4〕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指成舍我、蒋梦麟等人。据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同年五月一日广州《向导》周报第一五一期报道，自标榜“扑灭赤化”的奉军及直鲁联军进占北京，并采取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严厉镇压手段后，北京报界和学界一片恐慌，《世界晚报》成舍我、《中美晚报》宋发祥和“素号稳健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等均先后逃匿。

     〔5〕“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语见《尚书·胤征》，好坏同归于尽的意思。

     〔6〕指一九二○年七月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之间的战争。直系军阀以曹锟、吴佩孚等为首；皖系军阀以段祺瑞、徐树铮等为首。战事于七月中旬开始，不数日皖军溃败；北洋政府于七月底免去段祺瑞一切职务，并通缉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等十人。除李思浩外，其他九人都逃入日本公使馆。下文所说的广告，不见于《北京日报》；

     究系何报，未详。

     〔7〕伊卜生（H．Ibsen，1828—1906）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五四”时期它们曾被介绍到中国来，在当时反对封建主义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作品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反群众的情绪，也曾被胡适等利用来进行反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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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蔷薇〔1〕

     ——然而还是无花的

     因为《语丝》〔2〕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题目，所以破格地奋发，要写出“新的蔷薇”来。

     ——这回可要开花了？

     ——嗡嗡，——不见得罢。

     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听说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开过了。我没有见，我就不以为有杏花和碧桃。

     ——然而那些东西是存在的。——学者们怕要说。

     ——好！那么，由它去罢。——这是我敬谨回禀学者们的话。

     有些讲“公理”的，说我的杂感没有一看的价值。那是一定的。其实，他来看我的杂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

     假如也有魂。我的话倘会合于讲“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维持会”会员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余的一切会员了么？我的话不就等于他们的话了么？许多人和许多话不就等于一个人和一番话了么？

     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

     这回“北京城内的外国旗”，大约特别地多罢，竟使学者为之愤慨：“……至于东交民巷界线以外，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国国旗，以为保护生命财产的护符。”〔3〕这是的确的。“保护生命财产的护符”，我们自有“法律”在。

     如果还不放心呢，那么，就用一种更稳妥的旗子：红卍字旗〔4〕。介乎中外之间，超于“无耻”和有耻之外，——确是好旗子！

     从清末以来，“莫谈国事”的条子帖在酒楼饭馆里，至今还没有跟着辫子取消。所以，有些时候，难煞了执笔的人。

     但这时却可以看见一种有趣的东西，是：希望别人以文字得祸的人所做的文字。

     聪明人的谈吐也日见其聪明了。说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学生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她本不愿去而受了教职员的怂恿。〔5〕说“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6〕推开了甲而陷没了乙，原谅了情而坐实了罪；尤其是他们的行动和主张，都见得一钱不值了。

     然而听说赵子昂的画马，却又是镜中照出来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为“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于是自然要发生“节育问题”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7〕来华的时候，“有些志士”〔8〕却又大发牢骚，说她要使中国人灭种。

     独身主义现今尚为许多人所反对，节育也行不通。为赤贫的绅士计，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为莫如弄一个有钱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传授了这个秘诀罢：口头上，可必须说是为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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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俄的金钱”十万元，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发生纠葛了，因为大家都要一点。〔9〕这也许还是因为“老婆子女”之故罢。但这批卢布和那批卢布却不一样的。这是归还的庚子赔款；是拳匪“扶清灭洋”，各国联军入京的余泽。〔10〕那年代很容易记：十九世纪末，一九○○年。二十六年之后，我们却“间接”用了拳匪的金钱来给“老婆子女”吃饭；如果大师兄〔11〕有灵，必将爽然若失者欤。

     还有，各国用到中国来做“文化事业”的，也是这一笔款……。

     五月二十三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一期。

     〔2〕《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者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这里的“改成中本”，指《语丝》从八十一期起由十六开本改为二十开本。

     〔3〕《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时事短评栏有《北京城内的外国旗》一文，作者署名“召”（燕树棠），其中说到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国民军与奉军作战和段祺瑞执政府崩溃期间，北京“东交民巷界线以外”有人挂外国旗的事。文中空谈“条约法律”，把依附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客和普通民众不加区别地一概斥之为“托借外国国旗的势力”，说这是“无耻的社会心理”的表现。

     〔4〕红卍字旗当时军阀王芝祥等用佛教慈善团体的名义所组织的世界红卍字会的会旗。

     〔5〕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关于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诬蔑死难的女师大学生杨德群说：“杨女士湖南人，……

     平常很勤奋，开会运动种种，总不大参与。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们都去与会。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卫队一放枪，杨女士也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她，也中弹死。”但事实上，当日女师大并未“叫学生们都去与会”，而是学生自治会向教务处请准停课一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登有女师大学生雷榆、李慧等五人给陈西滢的辩诬信，说明杨德群平时“实际参与种种爱国运动及其他妇女运动”，当日与同学们一同出校，“沿途散发传单，意气很激昂”，揭穿了陈西滢造谣惑众的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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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等，是陈西滢诬蔑当时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发表的讨论“节育问题”的《闲话》中说：“家累日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没法可想，何况一般普通人，因此，依附军阀和依附洋人便成了许多人唯一的路径。就是有些志士，也常常未能免俗。……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也何尝不是如此。”

     〔7〕山格夫人（M．Sanger）通译山额夫人，美国人。自一九一四年起，她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出发，积极提倡节制生育运动。

     一九二二年四月曾来我国从事宣传。

     〔8〕“有些志士”指那些反对节育宣传的人。如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晨报副刊》载署名怀素的《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一文，曾引用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胡晋接的讲演辞，其中说：“最新潮流之结果，果如何乎。吾一推究之，不禁毛发森然，不寒而栗。盖其结果，乃一极凶之现象，即‘家破种灭国亡’是也。”“而又有山额夫人之制育方法，制育药品，以为其助缘。此种新文化，如不能普及，则亦幸耳。多普及一人，即灭此一人之种。多普及一家，即灭此一家之种。若真普及全国，恐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

     〔9〕关于教育部和教育界为“苏俄的金钱”发生纠葛，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北洋政府教育部以首都教育经费困难，特向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借拨十万元，并拟将此款按照预算平均分配给北京国立大学、公立中小学、教育部及其分设机关。而当时北京大学等国立九校教职员则反对这种分配方法，认为此款只能用于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因而和教育部发生纠葛。

     〔10〕清末，我国北方爆发了以农民、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他们采用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诬蔑为“拳匪”。

     义和团开始提出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后来一些领导人把口号改为“扶清灭洋”。一九○○年（庚子），俄、德、美、英、法、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织侵华联军，残酷地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并攻占北京，迫使清王朝于一九○一年九月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索取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就是所谓“庚子赔款”。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

     〔11〕大师兄义和团中较小的头领。义和团练拳，约以二十五人为一团，每团立一头领，称为大师兄。


再来一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