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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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买一本字典胡适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的《胡说（一）》中，说“近来翻译家犯的罪过确也不少了”，他指责王统照在翻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长诗《克司台凯莱的盲女》时不查字典，“捏造谬解”，“完全不通”。并说：“我常对我的翻译班学生说，‘你们宁可少进一年学堂，千万省下几个钱来买一部好字典。那是你们的真先生，终身可以跟你们跑。’”〔9〕青年何其多流产当时有些人把青年作者发表不够成熟的作品斥为“流产”。《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刊登江绍原《黄狗与青年作者》一文，认为由于报刊的编辑者不知选择，只要稿子，青年作者“就天天生产——生产出许多先天不足，月分不足的小家伙们。”随后徐志摩等人也发表文章应和。同年十月二日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副刊殃》一文，指责青年作者“藉副刊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属堕志”。鲁迅对这种论调的批评，可参看本书《这个与那个》第四节。

     〔10〕开风气之先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上激烈反对白话文。胡适在《国语》周刊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发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其中说到章士钊也是很早就写过白话文的，“同是曾开风气人”。章即在《甲寅》周刊一卷八号（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答适之》，其中也说：“二十年前。吾友林少泉好谈此道。愚曾试为而不肖。十年前复为之。仍不肖。五年前又为之。更不肖。愚自是阁笔。”


这个与那个〔1〕

     一读经与读史

     一个阔人说要读经〔2〕，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3〕那也许是确凿的罢，然而甲午战败了，——为什么独独要说“甲午”呢，是因为其时还在开学校，废读经〔4〕以前。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5〕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6〕中的两种《茅亭客话》〔7〕，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卢。至今还道“将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还是算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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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看宋事，《三朝北盟汇编》〔8〕已经变成古董，太贵了，新排印的《宋人说部丛书》〔9〕却还便宜。明事呢，《野获编》〔10〕原也好，但也化为古董了，每部数十元；易于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11〕，《明季稗史汇编》〔12〕，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13〕。

     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

     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得着她孙女儿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丰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帐的用处就在此。

     但我并不说古来如此，现在遂无可为，劝人们对于“过去”生敬畏心，以为它已经铸定了我们的运命。LeBon〔14〕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又据章士钊总长说，则美国的什么地方已在禁讲进化论〔15〕了，这实在是吓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进却总要进的。

     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

     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

     十二月八日。

     二捧与挖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老，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尝“读经”的，则凡有捧的行为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火神瘟神不待言，连财神也是蛇呀刺蹳呀似的骇人的畜类；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东西，则被捧而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终于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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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名目忘记了，也许是《笑林广讯》〔16〕罢，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作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道：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可就难于收拾了，无论金牛无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似乎不近情理罢，但这是我替他设想的法子罢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

     〔17〕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

     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护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18〕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十二月十日。

     三最先与最后

     《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

     〔19〕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拚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鍼了。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

     〔20〕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21〕的人们也一样。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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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四流产与断种

     近来对于青年的创作，忽然降下一个“流产”的恶谥，哄然应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现在相信，发明这话的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不过偶尔说一说；应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世事本来大概就这样。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22〕，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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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

     〔1〕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北京《国民新报副刊》。

     〔2〕一个阔人指章士钊。关于读经“救国”，参看本卷第131页注〔11〕。

     〔3〕“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语见《论语·学而》。“说”同“悦”。

     〔4〕开学校，废读经清政府在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后，不久就采取了一些改良主义的办法。戊戌变法（1898）期间，光绪帝于七月六日下诏普遍设立中小学，改书院为学堂；六月二十日曾诏令在科举考试中废止八股，“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5〕“钦定四库全书”清代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四库全书馆，把宫中所藏和民间所献书籍，命馆臣分别加以选择、钞录，费时十年，共选录书籍三千五百○三种，分经、史、子、集四部，即所谓“钦定四库全书”。它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存和整理文献的作用；但这也是清政府文化统制的具体措施之一，凡被认为“违碍”的书，或遭“全毁”、“抽毁”，或被加以窜改，使后来无可依据。

     〔6〕《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校刊，共五集，计三十六种。

     所收主要是掌故、说部、释道方面的书。

     〔7〕《茅亭客话》宋代黄休复著，共十卷。内容是记录从五代到宋代真宗时（约当公元十世纪）的蜀中杂事。

     〔8〕《三朝北盟汇编》宋代徐梦莘编，共二百五十卷。书中汇辑从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到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间宋、金和战的史料。

     〔9〕《宋人说部丛书》指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宋人说部书”（都是笔记小说），夏敬观编校，共出二十余种。

     〔10〕《野获编》即《万历野获编》，明代沈德符著，三十卷，补遗四卷。记载明代开国至神宗万历间的典章制度和街谈巷语。

     〔11〕《明季南北略》指《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清代计六奇编。《北略》二十四卷，记载万历四十四年（1616）至崇祯十七年（1644）间事；《南略》十八卷，与《北略》相衔接，记至清康熙元年（1662）南明永历帝被害止。

     〔12〕《明季稗史汇编》清代留云居士辑，共二十七卷，汇刊稗史十六种。各书所记都是明末的遗事。有都城留云居排印本。

     〔13〕《痛史》乐天居士编，共三集。辛亥革命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汇印，收明末清初野史二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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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LeBon勒朋（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他在《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一书中说：“欲了解种族之真义必将之同时伸长于过去与将来，死者较之生者是无限的更众多，也是较之他们更强有力。”（张公表译，商务印书馆版）参看《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15〕关于美国禁讲进化论，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再疏解轋义》中说：“田芮西州Ten－nessee。尊崇耶教较笃者也。曾于州宪订明。凡学校教科书。理与圣经相牾。应行禁制。州有市曰堞塘Dayton。其小学校中。有教员曰师科布JohnThomasScopes。以进化论授于徒。州政府大怒。谓其既违教义。复触宪纲。因名捕师氏。下法官按问其罪。”后来因“念其文士。罚锾百元”。进化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的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它揭示了生物的起源、变异和发展的规律，对近代生物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16〕《笑林广记》明代冯梦龙编有《广笑府》十三卷，至清代被禁止，后来书坊改编为《笑林广记》，共十二卷，编者署名游戏主人。关于金老鼠的笑话，见该书卷一（亦见《广笑府》卷二）。

     〔17〕民元革命即辛亥革命。S城，指绍兴；都督，指王金发。

     参看《朝花夕拾·范爱农》及其有关注。王金发曾领导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号称万人，故作者戏称他“出身绿林大学”。

     〔18〕“自求多福”语见《诗经·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意思是只要顺天命而行，则福禄自来。

     〔19〕“不为最先，不耻最后”参看本卷第110页注〔29〕。

     〔20〕“不为戎首”语出《礼记·檀弓》：“毋为戎首，不亦善乎？”据汉代郑玄注：“为兵主来攻伐曰戎首”。“不为祸始”、“不为福先”，语见《庄子·刻意》：“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

     〔21〕“锲而不舍”语见《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雕刻的意思。

     〔22〕宁馨儿晋宋时代俗语。《晋书·王衍传》：“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宁馨儿是“这样的孩子”的意思。宁，这样；馨，语助词。


并非闲话（三）〔1〕

     西滢先生这回是义形于色，在《现代评论》四十八期的《闲话》里很为被书贾擅自选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质上损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贱名也忝列于作者之列：惶恐透了。吃饭之后，写一点自己的所感罢。至于捏笔的“动机”，那可大概是“不纯洁”的。〔2〕记得幼小时候住在故乡，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我的父祖是读书的，总该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从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气，不但恩惠，连吊慰都不很愿意受，老实说罢：我总疑心是假的。这种疑心，大约就是“不识抬举”的根苗，或者还要使写出来的东西“不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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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3〕；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前几天早晨，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倒觉得脸有点热，心有点酸，颇近乎有什么冲动了，但后来被深秋的寒风一吹拂，脸上的温度便复原，——没有创作。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4〕。所以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称赞好，我终于是欢喜的。后来也集印了，为的是还想卖几文钱，老实说。

     那么，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虔敬的心么？答曰：有罢。即使没有这种冠冕堂皇的心，也决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调。被挤着，还能嬉皮笑脸，游戏三昧〔5〕么？倘能，那简直是神仙了。

     我并没有在吕纯阳〔6〕祖师门下投诚过。

     但写出以后，却也不很爱惜羽毛，有所谓“敝帚自珍”的意思，因为，已经说过，其时已经是“便完事，管他妈的”了。

     谁有心肠来管这些无聊的后事呢？所以虽然有什么选家在那里放出他那伟大的眼光，选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给他一个不管。其实，要管也无从管起的。我曾经替人代理过一回收版税的译本，打听得卖完之后，向书店去要钱，回信却道，旧经理人已经辞职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罢；我们可是不知道。这书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车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对于这等选本，私心却也有“窃以为不然”的几点，一是原本上的错字，虽然一见就明知道是错的，他也照样错下去；

     二是他们每要发几句伟论，例如什么主义咧，什么意思咧之类，〔7〕大抵是我自己倒觉得并不这样的事。自然，批评是“精神底冒险”，批评家的精神总比作者会先一步的，但在他们的所谓死尸上，我却分明听到心搏，这真是到死也说不到一块儿，此外，倒也没有什么大怨气了。

     这虽然似乎是东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实倒怕是因为我不靠卖文营生。在中国，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翻译呢，听说是自己不能创作而嫉妒别人去创作的坏心肠人所提倡的，将来文坛一进步，当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当初虽然很碰过许多大钉子，现在的时价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这样好主顾，常常只好尽些不知何自而来的义务。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费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骗来的；我实在不很擅长于先装鬼脸去吓书坊老板，然后和他接洽。我想，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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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所以我总用别的道儿谋生；至于所谓文章也者，不挤，便不做。挤了才有，则和什么高超的“烟士披离纯”〔8〕呀，“创作感兴”呀之类不大有关系，也就可想而知。倘说我假如不必用别的道儿谋生，则心志一专，就会有“烟士披离纯”等类，而产生较伟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于献出剥皮的狸猫罢，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头，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时时想政治活动”，简直并不很“干着种种无聊的事”〔9〕，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教育学概论》或“高头讲章”〔10〕的待定稿，藏之名山〔11〕。而马克思的《资本论》〔12〕，陀思妥夫斯奇的《罪与罚》〔13〕等，都不是啜末加〔14〕加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除非章士钊总长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编译馆〔15〕人员，以及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16〕作者，于谋成事遂，睡足饭饱之余，三月炼字，半年锻句，将来会做出超伦轶群的古奥漂亮作品。总之，在我，是肚子一饱，应酬一少，便要心平气和，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即使还写，也许不过是温暾之谈，两可之论，也即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书贾化作蚊子，吸我的一点血，自然是给我物质上的损害无疑，而我却还没有什么大怨气，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蚊子。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潮”呀，“谋做校长”呀，“打落门牙”〔17〕呀这些话。有一回，竟连现在为我的著作权受损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闲话》上发表出来；

     〔18〕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个女学生，与其被若干卑劣阴险的文人学士们暗地里散布些关于品行的谣言，倒不如被土匪抢去一条红围巾——物质。但这种“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是查不出；后来，因为没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

     虽然分了类，但不幸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头，实际上仍然无从辨别。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听人们的说话；又因为无话可说，自己也就不大愿意做文章。有时候，甚至于连真的义形于色的公话也会觉得古怪，珍奇，于是乎而下等脾气的“不识抬举”遂告成功，或者会终于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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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想起来，所谓“选家”这一流人物，虽然因为容易联想到明季的制艺的选家〔19〕的缘故，似乎使人厌闻，但现在倒是应该有几个。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去年，我曾向DF〔20〕先生提议过，以为该有人搜罗了各处的各种定期刊行物，仔细评量，选印几本小说集，来绍介于世间；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门之外”。但这话也不过终于是空话，当时既无定局，后来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这事业，因为我是偏心的。评是非时我总觉得我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里似乎是没有所谓“公平”，在别人里我也没有看见过，然而还疑心什么地方也许有，因此就不敢做那两样东西了：法官，批评家。

     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选家时，这事批评家也做得，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这不但对于文字，就是女人们的名誉，我今年也看见有用了这畜生道的方法来毁坏的。古人常说“鬼蜮技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这类东西当然不在话下，就是只做侍卫的，也不配评选一言半语，因为这种工作，做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而其实不公平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于其间的。

     书贾也像别的商人一样，惟利是图；他的出版或发议论的“动机”，谁也知道他“不纯洁”，决不至于和大学教授的来等量齐观的。但他们除惟利是图之外，别的倒未必有什么用意，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来没有受过更奇特而阴毒的暗箭的福人，那当然即此一点也要感到痛苦。

     这也算一篇作品罢，但还是挤出来的，并非围炉煮茗时中的闲话，临了，便回上去填作题目，纪实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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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版权和创作动机问题，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里说：“有一种最取巧的窃盗他家的版权。……鲁迅，郁达夫，叶绍钧，落华生诸先生都各人有自己出版的创作集，现在有人用什么小说选的名义，把那里的小说部分或全部摽窃了去，自然他们自己书籍的销路大受影响了。”又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的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

     〔3〕“创作冲动”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闲话》中说：“他们有时创造的冲动来时，不工作便吃饭睡觉都不成，可是有时也懒懒的让它过去了。”又说：“一到创作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

     〔4〕狸猫充太子这是从《宋史·李宸妃传》宋仁宗（赵祯）生母李宸妃不敢认子的故事演变而来的传说。清代石玉崑编述的公案小说《三侠五义》有这样的情节：宋真宗无子，刘、李二妃皆怀孕，刘妃为争立皇后，与太监密谋，在李妃生子时，用一只剥皮的狸猫将小孩换下来。

     〔5〕游戏三昧佛家语。这里是无挂无碍、泰然游戏的意思。

     〔6〕吕纯阳（798—？）即吕洞宾，名岩，号纯阳子，相传为唐末京兆（今陕西长安）人，隐居终南山。民间传说他后来得道成仙，为“八仙”之一。他游戏人间的故事如“三醉岳阳楼”、“三戏白牡丹”等在民间很流行。

     〔7〕当时有些出版商任意编选作品牟利，编校工作往往十分粗疏，又好妄加评论。如一九二二年由鲁庄云奇编辑、小说研究社发行的《小说年鉴》，其中收有鲁迅的《兔和猫》、《鸭的喜剧》等，在评论中竟说《兔和猫》是“进化论的缩写”，对这篇小说在《晨报副刊》发表时的排校错误不仅未予改正，还添了新的错误，如将“我说不然”排成“说我不然”等。

     〔8〕“烟士披离纯”英语Inspiration的音译，“灵感”的意思。

     〔9〕“干着种种无聊的事”等语，也见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闲话》：“一个靠教书吃饭而时时想政治活动的人不大会是好教员，一个靠政治活动吃饭而教几点钟书的人也不大会是好教员……我每看见一般有些天才而自愿著述终身的朋友在干着种种无聊的事情，只好为著作界的损失一叹了。”

     〔10〕“高头讲章”在经书正文上端留有较宽空白，刊印讲解文字，这些文字称为“高头讲章”。后来泛指这类格式的经书。